2009 年深秋，刘小枫老师到陕西师范大学讲学，首讲题为“哲人的幽微”，在古香古色的主图书馆 200 人报告厅举行，几层楼梯上都站满了人……第二讲，换到了 600 人大礼堂，主题“潘多拉神话”，座无虚席……结束后陪他走回校内宾馆，刘老师问起我的教学情况和学术兴趣，我说一直在开设两门西方古典语文课程，就是特别想搞清楚“这两门西方古典语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鼓励我说，这得从长计议。
刘老师离开西安当晚，陈越兄宴请，席间他们谈得十分投机，都是谋划如何编译学术丛书的事情。我郑重地问了刘老师一个问题：“您这些学术规划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他不假思索答道：“为中国学术留下几个读书的种子！”返京后几日，刘老师就寄来了几大卷训诂详尽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文选。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徐晔、陈越两位先生主编的“精神译丛”已蔚为大观，品质享誉学界，荣登模范。而我的初心也没有变，想搞清楚西方古典语文之究竟的愿望，算是推进了一小步。
[英]威廉·西德尼·阿伦著，黄瑞成译，“古音三书”
（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
《古典拉丁语语音》（Vox Latina: A Guide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Classical Latin）为西方古典学界使用最为广泛的重要古典拉丁语语音研究著作之一。作者从详尽分殊辅音和元音字母发音入手，深入分析了古典拉丁语的语音学特征，包括元音音长、元音关联、重音、音量等内容。本书对于从古典语文学、音韵学、语言学、语音学角度研究古典拉丁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古典希腊语语音》（Vox Graeca: A Guide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Classical Greek）是《古典拉丁语语音》的姊妹篇。该书在研究《古典拉丁语语音》基础上，从详尽分殊辅音和元音字母发音入手，深入分析了古典希腊语元音音长、元音关联、重音、音量，选用古代经典文献，系统修复了古典希腊语辅音、元音和音调重音系统，为西方古典学界使用最为广泛的重要古典希腊语语音研究著作之一。
《重音与节奏：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韵律特点》（Accent and Rhythm: Prosodic Features of Latin and Greek）。该书第一部分“理论背景概述”由韵律学历史背景入手，分别从音位学和语音学角度研究了古典拉丁语和古典希腊语音节，进而研究了元音和辅音的音量和音长、重读、音调、重音、格律和韵律。第二部分“拉丁语的韵律结构”和第三部分“希腊语的韵律结构”分别研究了古典拉丁语和古典希腊语的音节结构、音量和音长、词语关联、重音、重读等内容。本书为西方古典学界最重要的古典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比较音韵学著作之一，对于古典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诗歌翻译研究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清学开山顾炎武在《〈音学五书〉叙》末有言：“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亭林先生将“音学”提高到了“斯文圣学”高度！有见于“旧本之日微而新说之日凿”，他法言确确：“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可见，我国西方古典语文学研究，必须向古音学方向拓展。为此我们摭译前剑桥大学古典语文学家阿伦（William Sidney Allen）教授三部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古音学专论，仿顾炎武《音学五书》大题，名之“古音三书”，作为“爱言：古典语文学”（ΦΙΛΟΛΟΓΙΑ）丛书首批书目。
1888 年 9 月末，哲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致信友人福克斯（Carl Fuchs），陈说“古代节奏（‘时间型节奏’）与日耳曼语节奏（‘冲动型节奏’）之分野”，认为“按照古代的理解，节奏的性质是道德和审美，是对激情的约束。我们的节奏类型属于病理，而古代的节奏类型从属于‘伦理’”。尼采所言足见古今音律品质意趣之别大矣哉！然古今中西哲人精神实无隔阂，中国上古哲人早就将音乐与政治一以贯之了：“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记 • 乐记》）古哲所论，实为“全球古典语文学”视野中古音学研究之旨归。
世界著名汉学家何莫邪先生，20 世纪以“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7 卷《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蜚声海内外，慨允为“古音三书”作序，为方兴未艾的“全球古典语文学”张目，还拨冗翻译了插图中的希腊语铭文。剑桥大学古典系主任克拉克森教授，是阿伦教授原“比较语文学”教席当任者，他专文序介阿伦教授“古音三书”成就，重点介绍了近十年西方古典音韵学研究新进展。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前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已故著名语言学家莱昂斯爵士（Sir John Lyons），2006 年为阿伦教授撰写的长篇纪念文章《古音学家阿伦生平学述》，获英国国家学术院许可，译作分册，以飨读者。
古人云：“知音其难哉！”“爱言：古典语文学”丛书暨“古音三书”，承蒙西北大学出版社马来社长、张萍总编辑鼎力支持。尤为感念，从书名译法，到版式设计，陈越兄都视如己出，全程事无巨细给予建议。责任编辑任洁女士，校勘细致入微令人称奇，待人温润如玉令人感佩。西南大学我国古音学研究大家孟蓬生教授，对丛书翻译鼓励有加。译者所在重庆大学袁文全教授，对古典人文学术热忱支持始终如一。重庆大学古典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和全球古典
语文学研究中心同仁，都在支持我的工作，朱成明教授指正了梵文音韵学术语译法，肖馨瑶博士校正了西方大学教职教席译法。三位后学张鑫、贾士申、黄卓尔亦有贡献。
目力所及，“古音三书”应为国内学界首次译介西方古音学专门研究著作。于我而言，术语翻译难度极大，尤其“古代语法学家及其他作家语录”部分，鲜有现代译本参考，勉力按字面生硬直译，当然参考了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等古音学著作，以及特拉斯克《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等工具书。译稿从诸位前辈师友大家获益良多，然错谬难免，祈请方家指教，以俟来日完善。
黄瑞成
壬寅仲秋于渝州九译馆
小寒改定
附：译序二篇
中文版“古音三书”序一
语言首先由声音构成。文字书写固然重要，究竟是第二位的。语料的声音，极富深义。语言的韵律，更是如此。语言的声音及其韵律，构成了语言的音乐性。希腊语和拉丁语韵律事关重大，不惟就诗而言如此：作为语言实质的韵律，其影响无所不在。
中国（汉语）语文学，有极为悠久的语音学乃至音韵学分析传统。这种学术兴趣发生在西方，较中国晚近得多，但西方的理论音韵学和历史音韵学后来居上，发展成为一个体量庞大的学术领域，阿伦（William Sidney Allen）关于希腊语和拉丁语发音的贡献即属此列。他的理论尽管不可避免会引起争议，却仍然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经典，所有更进一步的讨论都必须参考。将他的著述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将使得东西方历史语文学的一项对话成为可能，这种对话是每一位有志于将语文学全球化的学者的兴趣所在。
黄瑞成教授独具慧眼，精心译成阿伦这三部经典著作，为中国的历史音韵学研究的全球化做出了贡献。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他对原作的所有前言和导论都给予恰当关注，这为进入西方历史音韵学史领域提供了极好洞见，也为我们就如何翻译相关古代文献展开有历史眼光的富有成效的对话开辟了道路。
应当强调指出，阿伦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与瑞典音韵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观点一致：他们都不关注抽象的音韵学系统，而关注在历史中变迁的音韵学系统在发音上的实情。所以，比较研究希腊语和汉语在音韵学系统和发音模式上的变迁细节，将是一项极具学术吸引力的工作，黄教授翻译的“古音三书”为这项重要学术课题提供了必要准备。我期待着一个时日的到来：能够对中国和希腊两千五百年间的语音变迁，着眼于其语文学和理论细节，作出深入比较研究。到那时候，音韵学史——这个长时段（longue durée）——将会变成一种全球语文学。黄教授愿为此富有雄心的未来学术课题铺路。但此时此刻，就目前而言，他为任何关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究竟如何发音的讨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出发点。
“古音三书”的翻译出版，是我们全球范围内依然太过狭隘的语文学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
丹麦哥本哈根
2022 年 12 月 19 日
中文版“古音三书”序二
阿伦（1918—2004）是过去一百年间为数不多能将发声语音学高水平专业知识，与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文学的渊博学识相结合的杰出学者之一。阿伦的研究涵盖范围极广：从对高加索阿巴扎语的详尽阐明（“Structure and system in the Abaza verbal complex”,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56, 127—176）——这是对一位母语为阿巴扎语的受访者（Major Huseyin Kumuz）超过 100 小时的语音研究成果——到关于梵语语音学和梵语语法学家的两部研究著作（Phonetics in Ancient Indi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1, London, 1953, and Sandhi: the Theoretical, Phonetic, and Historical Bases of Word-junction in Sanskrit, The Hague, 1962）。
读者面前的“古音三书”，是阿伦专门研究希腊语和拉丁语韵律和语音的著作。《古典拉丁语语音》首版于 1965 年，再版于1978 年；《古典希腊语语音》首版于 1968 年，再版和三版于 1974和 1987 年。这两本书至今畅销不衰，广为学生和老师阅读使用。它们为想要诵读古代著作家，如维吉尔或荷马诗作的读者，提供了简明易懂的指导，还广泛运用于古代戏剧的现代排演中。在中小学以及大学中，这两本书已成为标准参考书目。第三本书《重音与节奏：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韵律特点》，是为不同于《古典拉丁语语音》和《古典希腊语语音》的读者对象写就的。这本书不会出现在中小学图书馆里，也不大可能出现在本科生的阅读书目中。然而，如莱昂斯（John Lyons）在《古典语音学家阿伦》中所言：“这部著作因其对所有相互关联主题的权威处理而受到普遍认可，且很可能被各相关学科的同行专家评为他的遗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这三本书出版以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语音学领域已有了长足进展，我只能简单概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著作。按照阿伦作品的出版顺序，我将首先介绍研究拉丁语发音的新著，其次是研究希腊语发音的著作，然后转向研究拉丁语和希腊语音节划分与格律的著述，当然就这三个方面不可避免有相互重叠的著作。关于拉丁语发音，首先我要谈及韦斯（Michael Weiss）的《拉丁语历史与比较语法纲要》（Outlin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Grammar of Latin，Ann Arbor, 2020）第二版，这本书有一小节针对拉丁语发音（pp.61—70），其中包括对拓展书目的完整标注；这本书也对音变作了最为全面的考察，这些音变在历史上和上古都影响了拉丁语的发音。2021 年去世的伟大拉丁语学者亚当斯（Jim Adams），在其人生最后二十年间出版的主要作品中，同样探讨了拉丁语音韵学和正字法的诸多方面。对拉丁语方言差异（或拉丁语正字法练习）感兴趣的读者，推荐其参考亚当斯《公元前 200—公元 600 年拉丁语的区域多样化》（The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of Latin 200 B.C.—A.D. 600，Cambridge, 2007）一书中有关“拼写”或“元音”等条目的“索引”。亚当斯的《社会变异与拉丁语》（Social Variation and the Latin Language, Cambridge, 2013, 29—198）关于“音韵学与正字法”的长篇章节，也对我们认识拉丁语发音有重要价值。同样重要的是罗伯卡洛（Michele Loporcaro）对拉丁语元音和罗曼语系元音变化长达一本书篇幅的研究：《从拉丁语到罗曼语的元音音长》（Vowel Length from Latin to Romance, Oxford, 2015）。
关于希腊语发音，由吉安纳基斯（Georgios K. Giannakis）牵头的团队主编的《希腊语与语言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reek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eiden, 2014，也有在线版）中，有许多涉及希腊语发音的条目，包括“重音”“音韵学”“音节”“半元音”等。关于后古典时代的希腊语发音，尤为有用的是霍罗克斯（Geoffrey Horrocks）的《希腊语：关于这门语言及其使用者的历史》（Greek: A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its Speakers, 2nd edition, Chichester, 2014），以及维塞拉（Carlo Vessella）的《复杂巧妙的语言使用者：阿提卡词汇中的阿提卡式发音》（Sophisticated Speakers: Atticistic Pronunciation in the Atticist lexica, Berlin, Boston, 2018）。在此同样值得指出，阿伦将其作为希腊语字母 eta 在公元前 5 世纪演变为前高元音的例证所提到的一些学校课本（p. 74 fn. 22），如今可追溯至罗马时期，或许迟至公元 5 或 6 世 纪（ 参 见 Leslie Threatte, The Inscribed Schist Fragments from the Athens Academy Excavations, Athens, 2007）。关于希腊语方言的新发现和新研究，也在不断揭示细节：一个典例便是多苏纳（Julián Méndez Dosuna）最近与帕克（Robert Parker）合作的一篇文章（“The Pronunciation of Upsilon and Related Matters: A U-Turn”, in Robert Parker and Philippa M. Steele eds., The Early Greek Alphabets: Origin, Diffusion, Uses, Oxford, 2021, 119—145）。
《重音与节奏》面世以来，其所涵盖的研究主题，已由阿伦的观点获得巨大推进。这本书有一个不尽完美之处，或许会导致一些学者过于草率地轻视其结论，那就是它坚持由斯泰森（R.H. Stetson）提出的“肌动理论”（Motor Theory），这是一种解释音韵单位即音节的方法。斯泰森提出了一种理论（详见 Motor Phonetics, Amsterdam, 1951），认为音节有其生理基础，他所谓“胸部搏动”参与了单位发音的产生。20 世纪 50 年代，语音学家拉迪福吉德（Peter Ladefoged）领导的实验显示，斯泰森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语音学家通常已不支持肌动理论。阿伦知道拉迪福吉德对斯泰森理论的批评（见《重音与节奏》页 44—45），但仍认为这一模型具有强大的解释作用。阿伦之后，那些关于古代音韵学问题的研究，对肌动理论的充分性并不十分确信。在《希腊语言说中的韵律》（The Prosody of Greek Speech, Oxford, 1994）中，德瓦恩（A.M. Devine）和史蒂芬斯（Laurence D. Stephens）运用出自其他语言的证据，以不足一页的篇幅（p. 73f.）批驳了肌动理论，尽管他们也确实利用了阿伦这部著作很多方面的内容。《重音与节奏》还有其他方面，也为后续成果所取代，例如，阿伦认为罗马语法学家和研究拉丁语重音的作家“盲目地将希腊语系统误用在对拉丁语的说明中”，最近的研究（Philomen Probert, Latin Grammarians on the Latin Accent, Oxford, 2019）证明，这是低估了罗马人描述重音现象的复杂巧妙。
然而，在承认阿伦的《重音与节奏》不乏缺陷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部作品的洞见之深刻、阐述之原创和理论之大胆。这本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仍具争议，且尚无普遍认可的理论来解释。随着音韵学诸理论的变革，学者们也在依据不同理论基础来解释希腊和罗马的韵律证据。尽管如此，《重音与节奏》仍具有持久重要性，因为，阿伦的证据搜集和深刻分析，在新理论出现时，对检验它们仍具有重要性。
新的发现仍在使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韵律和语音学版图复杂化，同时也在增长我们的学识。举个简单的例子，阿伦在《重音与节奏》（页 268）中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公元 4 世纪以前，希腊语诗行中重音音峰与格律节拍相符合，后者是每行诗的强音位置。怀特马什（Tim Whitmarsh）最近的一篇文章 《少关注，多重读：一首来自罗马帝国的格律诗》（“Less Care, More Stress: A Rhythmic Poem from The Roman Empire”, The Cambridge Classical Journal, 67, 2021, 135—163），发掘了一首早期希腊语诗歌的优秀代表作，它明显具有“重读格律”，从而将希腊语重音性质转变的时期，推溯至比阿伦的设想更早的年代。
对希腊语和拉丁语韵律和语音的研究，仍将在阿伦等人打下的基础上推进。我希望，这三本书的中译本，会促进几辈中国学者更全面地研究这些引人入胜的主题。这些著作是他们最好的研究指南，且毫无疑问，这些著作的翻译将引领未来的学者重新思考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音和韵律，并为尚未解决的难题提出新理论和新对策。
克拉克森（James Clackson）
比较语文学教授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
（黄卓尔 译）
【作者简介】
黄瑞成，重庆大学教授，古典辞书编纂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古典西学翻译研究、古典辞书编纂，主持“圣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注疏集”“尔雅：古典辞书”“爱言：古典语文学”等丛书，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拉丁语汉语大辞典》编纂”。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