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海上观澜
张謇与1916年反袁护国运动中的南通惨案
龚郑勇 |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1916年反袁护国运动中，以张謇为代表的南通强势地方官绅，主动出击，将上海的革命党人诱骗至南通杀害，作出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政治选择。该事件所涉及的政治人物范围较广，但因其规模相对较小、延续时间较短，故常为人所忽略。
关 键 词 反袁护国 南通 地方官绅 革命党
一
在1916年全国如火如荼的反袁护国运动中，南通惨案常为人所忽略，但其中所牵连到的政治人物及所反映出的地方官绅的政治态度却很值得后人思考。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蔡锷等人开始组织护国军反袁，各地纷纷响应。据《不朽的丰碑·纪念益林战役胜利六十周年》一书第3章“益林籍将军大校伏龙将军”记载：“南通张謇与通海镇守使管云臣密谋设陷阱，托名以响应独立，派员到沪邀革命党人至南通计议。”[2] 又据《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护法讨袁的顾息疚》介绍：他们派代表陈葆初、徐由白赴沪邀请革命党人至南通计议，陈、徐和驻沪革命党要人张泽霖、严诚都是南通人，又是姻亲关系，所以一拍即合。在这种情况下，伏龙、顾锡九、沈岭南、张一同、张廷桢、吴梁成、李世卿、李子洲、刘崇山、龚士芳、万鹏、梁峻泉、赵亚杰、凌桂森等14人及随行人员4人共18人由沪至南通。船至天生港码头，南通官绅列队欢迎，奏乐鸣炮，优礼有加。后被迎入宾馆，伏兵齐出，南通官绅对他们的软硬兼施皆未达到目的，“气坏了南通的土皇帝张某，他令管云臣及其部下将18人全部杀害，张泽霖、严诚以当地人幸免”。[3]
除了《不朽的丰碑·纪念益林战役胜利六十周年》外，其他直接点明张謇主导此次惨案的史料，如江苏阜宁教育网（2013年5月9日）《“二次革命”烈士——伏龙将军》。[4]
或以“南通土皇帝张某”代替张謇名字的，如同盟会会员江苏启东施方白（1887—1970年）在《中华革命党始末》一文中提及顾息疚：“顾振黄，号息疚，阜宁人，时年约三十五六岁，后来同伏龙、龚士芳，万鹏等十三位同志赴南通举义，悉被土皇帝张某令镇守使张仁奎（当为管云臣——笔者注）枪杀。”[5] 《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辛亥革命烈士伏龙传略》（该文作者陈恩沛采访过伏龙堂弟堂侄孙子孙女——笔者注）[6] 也有同样的记载。另外《阜宁文史资料》第3辑《二次革命烈士伏龙传略》记载：“北洋死党，南通的张某与管云臣等阴设陷阱，捕杀革命党人。”[7]
也有只提通海镇守使管云臣而不提张謇的，如台北出版的《革命人物志》第9集伏龙及顾息疚条目、[8] 《江苏省志》90卷“人物志”“伏龙”[9] 《盐城人物志》“伏龙”[10] 等史料。
这些史料对于反袁护国运动中南通惨案的记载基本相互吻合，[11] 即便有些史料只提通海镇守使管云臣而不提张謇，但鉴于张謇在当时南通的实际影响力，他不可能置身事外，下文将详细分析。
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惨案是南通方面主动邀请上海的革命党人来南通，而非上海革命党人潜入南通起义所造成的。
第一，顾息疚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是证据之一。当时顾息疚还认为“党人方与冯国璋商谈江苏全省独立事，不屑于州县之末。后来，在伏龙先生等错误估计南通政势的劝说下，息疚继念南通官绅既以来使，而管又是淮城人，回乡井，宜推诚相与，重拂之不义”。所以，才答应伏龙等人来南通。[12] 上海革命党人所创办的《民国日报》在伏龙等人来南通的当日即4月18日还发表了《促江苏独立告冯将军》的社论。[13]
第二，上海革命党人来南通时都受到了官绅有组织的接待，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潜入，这也证明他们事先沟通过。
第三，这14名革命者与4名随从，如果是潜入南通想发动起义，在南通这样一个绅士阶层占绝对优势、社会秩序良好的地方，其胜算几乎没有，1914年8月18日孙中山“委派韩恢、程壮等人负责通海一带起义。是日晨韩、程率80多人从上海来通，因内应被捕遭伏击，起义失败”。[14] 即便如此规模尚且失败，更遑论微弱的18人小组。
第四，以张謇在南通的影响力，南通城如果要有重大政治变更，他绝不可能被蒙在鼓里。现在有学者认为：“由于张氏兄弟在通州光复中的重要作用，使得通州在光复以后的局势更加为其所控制。他们的势力日益坐大，甚至进而将通州变为其私有的独立王国，并发展到抗拒上级政权指令的地步。这一点是晚清以来地方势力逐渐坐大，中央政府权威日益丧失的一个具体实例。”[15] 1920年3月，荷兰两艘巡洋舰途径南通，官兵想上岸参观游览，熟谙南通内情的荷兰驻沪总领事虚而满直接致函南通保坍会副会长陈葆初，由其转呈张謇请求允许，而非致函地方当局。[16]
第五，在张謇日记中也有端倪可寻：1916年3月14日（阳历4月16日）：“有图扰南通之沪讯，语甚诞。地方会议戒严事归军事。”1916年3月15日（阳历4月17日）：“地方议筹饷预备，图扰通之讯中具名人。张泽霖与严某（严诚——笔者注）来，皆卤莽少年，好勇疾贫人也。见退翁（张謇三兄张詧——笔者注）后见镇守使。”1916年3月16日（阳历4月18日）：“乱人顾某等、剧盗伏龙来，为镇守使所获。”[17] 张謇日记中提及张泽霖与严诚来与其见面，虽未详记其交谈内容，但在上文引顾息疚的史料中提及这两个人为“驻沪革命党要人”，否则何以张謇一方面鄙薄其“皆卤莽少年，好勇疾贫人也”，另一方面却又要在面子上敷衍接见？所以，“乱人顾某等、剧盗伏龙来，为镇守使所获”，但张謇未给我们点明的是这“乱人”“剧盗”从何而来，更未解释这“乱人”“剧盗”何以会被南通的官绅“奏乐鸣炮”迎接进来及究竟犯了什么罪行。这说明南通事态的发展都在以张謇为首的地方官绅的掌握之中，而非革命党人偷偷潜入所为。
三
1916年4月20日南通的《通海新报》这样报道：“连日在港捕获党人及炸弹已有数起之多，均系暴力分子来捣乱者。内有早经密饬通缉之伏龙一并在内，于前日捕获，由警备队送往镇守使署讯，当于昨日早晨将伏龙、沈岭南、张廷桢、赵亚杰、顾锡九、吴良臣、张一同、万朋、刘崇山、李子洲、龚士方、梁峻泉、李式卿、凌桂森等十四名一并押赴刑场一律枪毙矣。”[18] 这里面的信息现在读来有几点是值得玩味的。首先，伏龙此前并未来过南通，这个“早经密饬通缉”的罪名只能来自南通的上级，如当时主掌江苏政坛的北洋实权人物冯国璋或者更上级的北京袁世凯政府——无形之中暴露出南通官绅与袁世凯政府的密切关系；其次，18位被地方官绅高调迎入的座上宾在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十恶不赦的刀下鬼，在这一巨大的政治急转中，地方官绅前一日高调的欢迎都被有意识地掩盖过去了。当然，鉴于《通海新报》是由陈琛（葆初）等4人合办、张謇题名的事实，[19] 尤其是陈葆初在此事件中的角色担当，造成此种舆论的原因可想而知。
同日的《通海新报》还刊载了上海革命党人周应时、徐涛、张泽霖致函南通官绅要求独立及南通官绅回复周的双方信函，周等要求“一为保护诸乡先生生命、资望起见，由应时等归通组织独立；一秩序稍定，即当公推三先生（为张詧——笔者注）为首领，主持一切；一编连军队，以便保卫地方；一新政府未成立以前，军饷由当地捐税项下拨充”。并希望南通派人到上海的法租界洽谈。南通的官绅方面则回复强调“通海人心理始终未忘共和……以表面言，不必标帜独立；以内容言，实已无异独立”。署名为管云臣、张詧、张謇、孙儆等9人。可以看出当时的革命党人及社会普遍要求南通独立的舆论，尤其是共和乃大势所趋，否则南通官绅也不必以始终心向共和、实质上已经独立为理由来答复。但是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等限制，上海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获悉南通的政治紧急翻转，在惨案发生的当天还在《民国日报》上刊出了《江阴通州镇江等处均已独立》的消息。[20] 只是同日的《民国日报》上又刊出了《南通军警维持地方》的消息，似乎有某种不祥的预兆。直到4月23日上海方面才获悉南通真相，刊出了《通州党人失败》的新闻，[21] 但部分事实依然有误，如人数变成了“伏龙率死党百数十人”，估计其来源并非革命党人内部。到了4月28日才以《通州党人杀身成仁》为标题刊出了遇难者的具体信息（但“龚士芳”名字依然沿用南通《通海新报》上的错误，写成“龚士方”——笔者注）。[22]
1916年5月1日上海《申报》上刊出了4月29日《冯将军齐巡按致张季直电》：“犹之南通本无事变，而伏龙等欲图乱于前，周、徐等又要胁于后，幸仗贵邑官绅深识大体，于伏龙等之图乱，则与众共弃之；于周、徐等之要胁，则公函严拒之。”[23] （季直为张謇字——笔者注）接着5月8日《申报》上刊出张謇5月3日复冯国璋、齐耀琳的电文：“南通之事，謇于周、徐、张等来函，正言劝导，冀乡里多一卒为善士之人。至执法处断，自有军政长官主持，何敢掠美？”[24] 可见包括冯国璋在内的社会各界都不认为张謇置身于伏龙等人事件之外。张謇既是此次南通惨案的知情者，更是参与者，甚至是发动者。
综上所论，当时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的革命党人希望以张謇为首的南通官绅响应独立，这影响到了南通官绅的利益（既包括政治价值取向，也可能包括实际的经济利益），故南通方面主动出击，以响应独立为名，派人前往上海洽谈，将上海革命党人的代表诱至南通杀害。但由于顾及到社会舆论，便在接着的《通海新报》《申报》上反复申明：“通海人心理始终未忘共和……以表面言，不必标帜独立；以内容言，实已无异独立。”南通当局以实际行动向革命党人宣告自己拥袁、附袁的政治立场。由于南通地方当局对于袁世凯政府的忠诚，使其获得了袁世凯政府勋章和1万元物质奖励，1916年4月29日《申报》载：“日前拿获伏龙之兵士经中央给予六等嘉禾章以示鼓励”，[25] 1916年4月27日《申报》载：“日前枪毙党人伏龙等十四人曾载昨报经冯将军转电中央颁发赏款一万元分给军警以资激励。”[26] 这撕破了南通地方官绅标榜心向共和与独立的幌子。
《民国海门县图志》提及此次惨案受害者之一的龚士芳的遇难原因，“为是地官绅诱害”，[27] “诱害”一词有不可言说的顾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观明《二次革命后南通的起义受挫》说：“第二次在民国五年三月，伏龙等挟弹乘轮到通，在港被警员陈璜查获。这次据传闻有驻通苏军中部分兵士谋内应，管云臣密商苏军旅长张鼎勋，捕杀了这班内应的人。”[28] 现在《南通市志》写成“革命党人伏龙、顾息疚等与北洋政府驻通部队一些士兵约定里应外合谋取南通，抵通时被捕遇难”。[29] 后两个说法是不完整的，至少它还遗漏了南通的官绅因对于袁世凯政府的忠诚而利用了这个事件并趁机进行了一场起杀鸡儆猴作用的屠杀。
而且，南通地方当局当年对待本地与外来的革命党人态度是不同的，从上海来的14人（4名随从被释放——笔者注）第二天就被残暴处决了，其间的审判流于形式是毋容置疑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审判；而张泽霖、严诚皆未被处决。张泽霖与南通乡绅孙儆为世交，他被捕后，经孙儆甚至韩紫石等人多方奔走，“直至最后经孙中山先生出面转电南京，怎奈附袁势力甚嚣，复电：其死不可赎，但为照顾不使‘贻羞乡里’之情面，他与严庆澄被押南京，缓至端阳节必须行刑，伏龙等十三人则在通城遇害”。[30] 不过按照当时的通讯设备和交通状况，从1916年的4月18日到4月19日早晨仅仅一天时间内（甚至不满24小时）是不可能完成上述全部步骤的，只能说明南通地方当局并没有及时将他们与由沪来通的14人一起处决的打算，而对其网开一面。
四
此次南通惨案中，14位遇难者中可考生平的目前只有3位：伏龙、顾息疚、龚士芳。
伏龙（1884—1916年）原名伏维锦，字云程，江苏阜宁人，同盟会会员。袁世凯称帝后，伏龙“随革命党领导人返沪，共谋反对帝制。居沪期间，中山先生爱其才，命侍左右，遇有军国大计，辄呼伏龙曰：‘云程意见如何？’”其牺牲后，孙中山闻噩耗手书一纸，大意：“仇，革命成功，一定要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追授他为中将军衔，发抚恤金2000元，25年内每年补助其遗孀遗孤生活费700元。[31]
顾息疚（1885—1916年），学名振黄，讳恩龄，字锡九，号汰白。江苏阜宁县花园头人（今射阳县）。牺牲后，柳亚子写诗悼念：“一斛包胥泪，秦庭泣鬼雄。如何苌叔血，终遣洒南通？乱世无人道，群凶有狗功。凭谁问遗恨，鸣咽大江东。”《大风报》主笔血痕在《民国日报》上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名士戴培之写了《顾烈士息疚先生事略》。后有友人将其收尸运回故乡安葬。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并书赠“杀身成仁”的匾额一块，给烈士的遗孀予以生活照顾，每年发给抚恤金200元。烈士唯一的儿子顾汝骥，就读于东南大学时还受到免费待遇，校方每学期还补助其生活费50元。[32]
龚士芳（1890—1916年），江苏海门三阳镇人，1906年入伍，编入南洋九镇33标赵声部，不久提升为副目，徐绍桢检查内务时发现其笔记本上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兴汉灭满”语句，为保护龚免遭横祸而将其开除了事。该事件影响极大，前几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这件事情又被提起，现在研究徐绍桢就不能不提及龚士芳的反清文字事件：陶短房《徐绍桢：光复南京的“开国元勋”》、[33] 龚春英的硕士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的徐绍祯》，[34] 但其资料来源是引自解放后季方的回忆文章《记辛亥革命前后的新军第九镇和保定军校》，[35] 而非更早的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海门县图志》，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忽略了该事件在当年的实际影响力。笔者至少还看到过3部网络小说提及这个事件：《大上海1909》（第278章“升任协统”）、[36] 《清末英雄》（第89章“稻草”，这段文字中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龚士芳与赵声的交往，文中有“龚士芳是军中反清的积极分子，赵声对他还是很信任的”等文字，不过将龚士芳描写成带镇江口音，说其籍贯未知）、[37] 《民国狂人》（第164章“等待”）。[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龚士芳被追认为烈士。
南通方面受到此次惨案牵连的人物有：
张泽霖（1887—1928年），字植平，通州骑岸人。1911年12月，张泽霖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曾救出因劝降而遭受拘押的战斗总指挥陈其美，胜利后又奉命劝导江苏督军程德全反正，革命军攻打南京城时他亲率敢死队与守城清兵展开血刃战，回南通任南通警察局警务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北伐战地委员会参谋，后任宁省（南京）铁路局局长。病逝于任上。[39]
严庆澄（即严诚），具体生卒年不详，当年也是隶属南洋9镇33标，1911年11月8日通州光复时，率先推掉旧总兵衙门公案。[40]
张謇派往上海的代表为：
陈葆初（1885—1955年），名琛，南通市人。是与张謇合办大生纱厂的陈维镛的儿子，还被张謇收为义子。1913年，参与创办《通海新报》。日军占领南通城，即按陈提供的名单，组织了伪南通地方治安临时办事处，陈为委员之一。1951年陈被南通市公安局捕获，1955年9月3日，南通市人民法院以叛国通敌，组织、操纵南通伪政权，恶霸等罪行，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41]
徐承业，字由白，具体生卒年不详，1904年3月30日受聘在张謇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任教师，教授算术体操。[42]
五
从规模上看，1916年反袁护国运动中的南通惨案与其他地方如火如荼的军事运动相比要小得多，但事实上，无论从伏龙之死还是营救张泽霖，都可知这个事件还惊动了孙中山等政坛要人，其在当时的影响也是较大的。但非常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对此忽略掉了；不仅如此，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张謇在此次惨案中的作用，包括以研究张謇著称的章开沅写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43] 中也忽略了这个事件与张謇的关系。事实上，这个惨案有几点值得反思：
一是此次惨案暴露出张謇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与张謇一生中奔赴朝鲜、大魁天下、实业救国等重大经历相比，这个事件因其微小而被人们忽略了；还有一种可能，许多研究者会将张謇日记中的“乱人顾某等、剧盗伏龙”误认为是一般的江湖盗贼而忽略了其事件的性质意义，再加上张謇在1916年3月17日（阳历4月19日）即此次惨案发生当日“去沪”，[44] 很让人产生他不在历史现场的感觉。事实上，如上文分析，这件事最能看出张謇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当时南通地方政府与张氏兄弟为代表的绅士间在地方领导权上的微妙关系。在南通，张謇研究是一门显学，尤其是他在实业教育方面的业绩很能够体现出其先进性的一面，而对于他的政治态度尤其是与袁世凯的微妙关系往往有所顾忌。但从此次惨案可以看出，以张謇为代表的南通官绅当年对于反袁护国运动的态度，尤其是这个惨案是发生在袁世凯已经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各地特别是南通周边如江阴等地纷纷独立、袁世凯政府土崩瓦解的大背景下；况且是南通官绅主动挑衅上海的革命党人。这些不能不窥出一点南通官绅的内心世界。事实上，这个做法并不明智，因为宏观上它逆历史潮流而动，现实中“诱害”也很容易激怒一江之隔的上海革命党人，更加剧了南通的紧张局势，以至于不得不求救于南京冯国璋。惨案发生后的1916年4月21日《申报》就有“通州管镇守使昨来急电请兵”[45] 的新闻，甚至一度还出现了革命党人向南通派遣暗杀队的《南通大启杀机》新闻。[46] 当时韩恢在沪获悉后就想率军到南通，后从全局考虑，暂时忍下心头之恨。但即使如此在地方上早已弄得草木皆兵，1916年4月29日《申报》报道南通时称“防范之严密”。[47]
二是此次惨案暴露出南通作为近代第一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短板。一日之间14人从被诱捕到被杀害的全过程，与我们多数人想象中的民国司法经典案例如宋教仁案、陈独秀案被反复多次公开审判大相径庭，与我们日常概念中披上现代文明曙光的近代第一城概念也大有出入，须知即便在古代司法中，十恶不赦的江湖大盗也不会从被抓捕到被处决仅仅花费一日的时间。近代第一城从“硬件”到“软件”的提升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
三是此次惨案影响了未来的南通政局，并为未来的张氏家族埋下了祸根。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通，张謇之子张孝若及其兄张詧的财产一度被查封，张詧还因所谓“通敌”被冠以“土豪劣绅”之名，他因被通缉而被迫逃往上海租界，后又移居大连躲避，经多方周旋，直至1931年才被赦免，而赦免时所用的法律依据是政治犯大赦条例。[48] 所以，不难设想，张謇如果不是在北伐军占领南通前的1926年去世，参与、主导此次南通惨案且与北洋袁世凯政府关系密切的他的际遇能够好过他的兄弟吗？
[1] 作者简介：
龚郑勇，男，1975年生，江苏南通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文史、近代史。
[2] 周正雄主编：《不朽的丰碑·纪念益林战役胜利六十周年》，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3] 盐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内部刊物，1984年，第136-137页。
[4] 《“二次革命”烈士——伏龙将军》，阜宁教育网，2013年5月9日，http：//www.fnjyw.net/lsmr/6114.jhtml，凤凰网转载，http：//js.ifeng.com/yc/humanity/history/detail_2014_11/13/3146825_1.shtml。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10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6] 盐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内部刊物，1984年，第7页。
[7] 阜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阜宁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刊物，1985年，第65页。
[8] 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9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第338页。
[9]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90卷“人物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88页。
[10] 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盐城人物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5-48页。
[11] 另有季方的回忆文章对惨案经过的陈述与以上史料有诸多不同，笔者认为此回忆有所保留，不作为据。季方：《正成脚印（八）：坎坷反袁、国民党人贸然来到南通、丙辰反袁、事泄坐牢》， http://blog.163.com/jiye_chayuer/blog/static/2247910332013419113356241/。《正成脚印（九）：迷惘与求索——老庄佛学、狱中读老庄、监牢即天堂、回乡悟大乘，众生创极乐》，http://blog.163.com/jiye_chayuer/blog/static/224791033201342074645790/。
[12] 血痕：《顾烈士息疚行略》，《民国日报》1916年8月30日。
[13] 《促江苏独立告冯将军》，《民国日报》1916年4月18日。
[14] 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15] 周新国等编：《江苏辛亥革命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7页。
[16] 庄安正：《张謇与虚而满1920年一次交往史事管窥——以南通〈通海新报〉报载资料为主要线索》，《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
[17]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15页。
[18] 《枪毙党人》，《通海新报》1916年4月20日。
[19] 何秋红：《民国时期江苏地方性商报特征分析——以〈通海新报〉为例》，《中国出版》2013年18期。
[20] 《江阴通州镇江等处均已独立》，《民国日报》1916年4月19日。
[21] 《通州党人失败》，《民国日报》1916年4月23日。
[22] 《通州党人杀身成仁》，《民国日报》1916年4月28日。
[23] 《冯将军齐巡按致张季直电》，《申报》1916年5月1日。
[24] 《张季直致冯齐电》，《申报》1916年5月8日。
[25] 《防范之严密嫌疑之被捕》，《申报》1916年4月29日。
[26] 《南通犒赏军警》，《申报》1916年4月27日。
[27] 《民国海门县图志》卷10“人物志”，影印本，具体出版时间不详，约20世纪30年代左右。
[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内部资料，1981年，第151页。
[29] 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上册，第36页。
[30] 赵万泉：《孙儆与张泽霖》，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0d906401010ied.html。
[31] 盐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9页。
[32] 盐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8-140页。
[33] 陶短房：《徐绍桢：光复南京的“开国元勋”》，《新京报》2011年6月28日。并被2011年8月29日中国网、2011年6月30日新华网转载。
[34] 龚春英：《辛亥革命前后的徐绍祯》，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2页。
[3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31页。
[36] 最后的烟屁股：《大上海1909》，http：//www.kanshu.la/book/dashanghai1909/5339570.html。
[37] 贰零肆柒：《清末英雄》，http：//www.kanshu.la/book/qingmoyingxiong/6359500.shtml。
[38] 斗气刃：《民国狂人》，http：//www.kenwen.org/cview/12/12505/3035715.html。
[39] 赵万泉：《孙儆与张泽霖》，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0d906401010ied.html。
[4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70页。
[41] 南通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下册，第2574页。
[42] 朱嘉耀主编：《南通师范学校史》第1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43]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4] 据张謇日记记载：1916年3月18日（阳历4月20日）即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至沪。住静仁戈登路二十一号宅”。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第71页。
[45] 《通州管镇守使昨来急电请兵》，《申报》1916年4月21日。
[46] 《南通大启杀机》，《民国日报》1916年4月26日。
[47] 《南通犒赏军警》，《申报》1916年4月27日。
[48] 李军：《张詧遭通缉事件始末探究——以张敬礼〈养性室日记〉为中心》，《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沈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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