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理论前沿
媒介生态学视野中的工具与方法
——剪切、复制与粘贴的文化与美学蕴涵
兰斯·斯特拉特 | 美国福德汉姆大学教授
胡菊兰 译 | 河南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正像我们的祖先使用石头进行狩猎、采集和加工食物一样，我们使用数字工具搜寻和采集字母数字型数据，并且对文字、数字、图像和声音进行加工处理。剪切、复制与粘贴即是人类在其活动中所用工具的典范形式；在媒介生态学视野中，它们是巧妙处理环境的方法，在对人类环境进行修改与处理的同时，还激励新的实践，创立与抽象拼贴画、蒙太奇以及后现代的模仿画等有关的新型美学。那些不显眼却又普遍存在的工具，往往构成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从石刀到口头文字到书面作品再到数字编辑，我们使用工具修改和操控环境，新的环境反过来又塑造和影响我们自身的发展。在此意义上说，剪切、复制和粘贴的蕴涵远远超越了电脑屏幕、鼠标和键盘，这些工具对于生物技术、形象政治、后现代的艺术、文学和音乐等，也都具有意义。总而言之，剪切、复制和粘贴对于我们的未来具有重要性，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理解那些决定人类发展方式的工具与方法。
关 键 词 媒介生态学 剪切 复制 粘贴 新型美学
在过去的几乎300万年里，高科技呈现出工具箱的形式，主要由锋利的石片组成。这些工具箱里装有三种类型的石刀，一类用于剥皮，处理肉之类的东西；另一类用于处理蔬菜与水果；第三类则用来以木头或骨头为原料，制作出其他工具。打磨石头之技术，用于制作锋利的刀刃，很可能是由更新纪灵长类动物开发的，但是能人以及随后的人类成员，诸如东非直立人、直立猿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以及最早的现代人，也都经常使用这一技术。而且，工具箱在史前时代就普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因为工具箱可以存在于大范围的气候条件下和栖息地，可以跨越遥远的隔离人群。更奇特的是，还存在于不同种类的原始人类中。另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是，石器工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没有多少创新或演变，为现代技术社会打下基础的创造性大爆发，直到大约3000年前才开始出现。
从原始人类的石片到家庭电脑的硅片之间的间隔之长，似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与几百万年史前工具箱一直充当人类种群的生存与成功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相比，这又几乎只是瞬间而已。而且，石片与硅片的时段之间由一个“缺失的环节”即书写技术衔接起来。以前用于削尖、雕刻和改变其他木质和骨头工具之形状的石刀，也可以在其表面上做标记，这一标记可能是意外的，也可能是有意的，即可以是审美的，同时也可能仅仅就是个符号。结绳记事、雕刻、碑文，以及其他标记符号，构成了书写和其他符号系统的一些主要前驱。而书写，则依次提供巩固计算机革命的编码，以及逻辑运算的基础概念。
正像我们的祖先使用石头进行狩猎、采集和加工食物一样，我们是使用数字工具搜寻和采集字母数字型数据（alphanumeric data），并且对文字、数字、图像和声音进行加工处理。当然，在我们的数字工具箱里，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工具，但是我认为，其中有一种当代工具等同于这三种史前石刀，它们是：剪切、复制与粘贴。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三种指令是文字处理和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原型，而且它们或许是理想的，当然，它们是人类在其活动中所用工具的典范形式。就其本身而言，剪切、复制与粘贴的基本功能就是对人类环境进行修改与处理。这些数字工具影响和改变我们的信息环境，这与史前工具箱被用来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几乎是一样的。在这三种工具中，剪切明显是石刀的直系后裔。用来表示剪切的图标是一把剪刀，毕竟剪刀就是把两把刀连接在一起使人们能够进行剪切这一动作。不过，切仅仅需要一个锋利的物体，一个可以找到而不是制作的物体，因此，切这一动作要在如石刀之类的切割工具的开发之前已经存在。作为最古老的行为之一，十分恰当地说，剪切首先存在于当前操作系统的编辑菜单之中。
乍一看，复制似乎完全是现代的，援引瓦尔特·本雅明的经典研究，它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品。但是，复制这一行为的出现早于通过印刷技术所实现的复制机械化和随之而来的标准化时代。抄写员对手稿的抄写往往具有讹误和多样性的特点，其结果仍然是一个文本有多件抄本。尽管民间艺术家不能制作出完全相同的人工制品，但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仍然是刻板的、模仿的，因此可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复制品。但是，在口传文化中，一字不差的背诵是不存在的，所以每一场口头表演都是独特的；不过，故事歌咏者确实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唱出同样的歌，因此每一场演出又被认为是对前一场的复制。在数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石刀的普遍存在本身就是对复制行为占主导地位的确切证明。无疑，切割这一行为最初来自人们发现的自然物品。但是，复制意味着对切割工具的蓄意制作，不只是把自然物品作为工具使用，而是模仿自然物品制造出新的工具。这标志着在生物进化以及技术开发方面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至于粘贴，与石刀相比，它是一种其踪迹一直被湮没在时间海洋里的一种工具，石刀数百万年来一直在向我们述说着它的作用，但是对于粘贴我们却很难进行确切的探讨。不过，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进行推断，我们的祖先在逐渐进化的过程中，早在创造性大爆炸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一些物质的粘接性能，并且以有限的方式进行利用。因此，粘贴恰如其分地被列为编辑菜单中三个项目的最后一位，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说粘贴的发展是基于对动物和蔬菜产品的加工过程，而且这些加工过程又基于石刀的运用。
那么，它们到底起源于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即剪切、复制和粘贴是作为史前技术活动开始的，它们都是巧妙处理环境的方法。而且，这三种工具涵盖大部分基本的技术操作类型：剪切意味着获取一个整体而后将其切成小块儿；粘贴意味着将独立的部分连接在一起，使其成为更大的一个整体；复制意味着为了获取类似的结果而对其中一种或另外两种行为的重复。此处，我们还可以看到算术运算的开始：剪切代表减法，因为你只是从整体中拿走一部分，剩余的部分并未消失，而是仍然作为整体的一些部分，剪切还代表除法。粘贴代表加法，因为你把各部分粘接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整体。而复制则当然代表乘法。有趣的是，这种技术视角偏离了算术的标准视图，在算术的标准视图中加法被认为是最基本的运算方法，依次是减法，而后是乘法，最后是除法。相反，我们则可以理解最自然的操作方法是减法和除法，它们最接近人类的生活世界——要达到加法和乘法，我们需要开发一种更高层次的技术。同理，计算机程序设计的逻辑在一些重要方面也不同于标准的运算逻辑，即数据的分离与运算。
当然，我们可以在文字和数字的帮助下展示，而后巧妙地控制环境，语言技术包含有与剪切、复制和粘贴工具相当的作用。例如，在描绘一次经历的过程中，我们剪去或者省略我们认为不切题或者不合需要的信息，我们或是粘贴，或是详细说明，同时我们还要对描述进行润色；而且我们向不同的观众，在不同的场合复制或者重复同一个故事。语言允许我们编辑现实，但是语言本身只要一直处于语音形式就很难进行编辑。直到书面语言引入，我们才有可能把语言以空间的形式固定下来。把口头语言转变成视觉形式，从而使我们既可以回归我们本人的言语以及他人的言语，同时也能够使我们与我们本人的言语以及他人的言语保持距离，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观察语言，最终对其进行批评和校订。书写孕育了重写，在重写的过程中，言语可以增加、移位、删除或者复制。在书写的早期历史中，剪切、复制和粘贴在普通的编辑活动中是含蓄而且包容的，但是，这三种基本功能对语言现实的编辑留有余地，即对经由口头语言编辑之后的现实进行的第二次编辑。总而言之，剪切、复制和粘贴的基本功能是对符号环境的修改与巧妙控制。
从书写到印刷再到数字媒介，言语的技术化，用瓦尔特·翁的话说，就是加强了编辑的功能。数字工具箱已经使我们能够对我们的语言创作进行完善，拿起书面文本，使其变得更加完美。因为语言赋予我们对完美之概念的基本思路，随之而来的文字技术降低了我们对不完美的容忍度，改变了我们的期望值，由此也改变了我们对完美的认知以及对完美的观念。所以，剪切、复制和粘贴引出了完美的新标准，而且当这些新标准从数字媒介环境中出现时，我们仅仅是刚刚开始认识它们。当然，在电子文本时代，我们变得对印刷错误少了一份宽容，而且更有可能要求学生或下属进行重写。当然，当完美主义迫使作者无休止地进行修正时，其结果很可能会变得事与愿违。有了剪切、复制和粘贴之工具，重新编排文本会变得如此容易，以至于反而使写作本身变成无法承受之重。迈克尔·海姆认为，“在电脑上写作的直接性，甚至可以使一点小小的不满就成为作者从创作转向无价值编辑重组的借口”。在此，即便把电子编辑描述为无价值似乎过于苛刻了，但是海姆的观点不无道理。相反，我们也可将其视为超编辑，从暗示文本可以无限度地进行重排的角度，超编辑又预言了超文本。换言之，互联网超文本就是剪切、复制和粘贴的终极表达式。
超文本代表一种自由，即读者所体会到的一种多维性自由。剪切、复制和粘贴所带来的是另一种自由，即作者所体会到的自由，也就是说，作者工作时可以对媒介进行无限度的重新编排。就这一点而言，数字工具包已经改变了文章的写作过程。先前创作主要是嘴与心的事情。在口传文化中，创作与表演是不可分的。当书面文字出现之后，书面文字被认为是记录话语以及纠正抄写本中错误的一种方法。当书写内在化之后，正如写作是一种言语记录一样，写作也成了思想的直接表达。尽管如此，自动书写仍然与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形式联系在一起，通常人脑中所进行的写作前构思与组句行为形式，要早于把手置于纸张之上，或者把手指置于打字机键盘之上开始写作的行为。但是，数字工具箱允许一种不同的、更加直接的写作形式，正如海姆所提示的：“先前称之为写作前构思的思维过程可以在屏幕上进行，因为手写和在打字机上打字的身体感觉已经从即时的工作环境中消失。当写作变得流畅而形象，写作就不再让心灵感受到雕刻在石头上时的那种凝重。写作的预备阶段不再那么让人怯于写下一些初步的想法。没有必要认为在文字处理器上输入的第一个句子在逻辑上或永远就一定是第一个句子。”
正如书写本身的出现使心灵摆脱了记诵的必要一样，文字处理使心灵摆脱了写作前构思的需要。由此，剪切、复制和粘贴促成了更加纯正的书面写作形式。电子编辑使我们能够采用更加自然的、更直接的方式写作、分发，至少此刻是这样的，尽一切努力使文本迎合挑剔的观众，不过这实际上是作者虚构的观众。
无论怎样，剪切、复制和粘贴的意义不仅仅只局限于书面写作。正如史前工具箱中的一把石刀，可以用来以木头、石头以及其他材料为原料制造其他工具一样，书写技术可以用来开发无数的其他技术。电子编辑用代码编辑计算机程序，该代码与机器语言和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一样有着种种的不同。数据库也可以用数字工具箱进行修改。实际上，在传统的书面文件与二进制代码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区别，即便在语义上和语用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在使用像剪切、复制和粘贴之类的指令进行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使用数字工具创建和改变其他数字工具。从这层意义上说，剪切、复制和粘贴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修改和操控技术环境。
但是，把文本和代码、言语和数字仅仅看作数字工具箱的原材料是不够的。剪切、复制和粘贴的另一个基本功能是对视觉环境的修改与操控。书写的引入表示把声音媒介如演讲，转换成了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印刷机，在布局的美感和排版空间方面，甚至更加强调文本和信息的视觉编排。当然，印刷提供更加标准化的复制形式，虽然活字印刷的使用与剪切和粘贴程序有关。但是，终归是胶版印刷和静电复印之更近的创新，导致了利用实际的剪刀和胶水进行的剪切和粘贴之布局的普遍实践，而且胶版印刷和静电复印两者代表着在复印方面的进一步改进。不过，这并非要取消抽象拼贴画的艺术实践，这种艺术实践先于剪切和粘贴程序，并且提前使用了剪切和粘贴程序，但是，抽象拼贴画与一种独特的艺术作品相关联，虽然剪切和粘贴被用来为机械复制创建出原创。此外，通过剪切和粘贴之方法制作出的文件意味着透明而且直接，无法区别于更加传统的印刷形式。与之相反，抽象拼贴画却有意地要唤起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注意到其结构，因此是超媒体的。通过剪切和粘贴程序，用打字机打印出的文本和手制插图，连同从其他印刷媒介剪切而来的艺术品，为了更加容易复制，可以一起粘贴在主控文档上，使印刷媒介的制作更加大众化。人们把传单、时事通讯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剪切并粘贴在一起，而后把它们送至复制中心进行再制作，这样的情况直到最近都是相当普遍的，甚至小学的孩子们都会做。当然，剪切和粘贴程序还可以用于单纯的书面文件，作为一种编辑形式，期望影印之后粘贴缝隙不会显示出来。无论怎样，剪切和粘贴具有名副其实的革命性，因为剪切和粘贴使非专业人员能够控制布局，控制文本、图像等的视觉编排，并且能够顾及文件的创建，这类似于专业人员制作的平面广告和期刊。
把剪切和粘贴之操作，引入电脑的电子环境要涉及自动化和虚拟化（因为此时操作的客体不再是纸，而是二进制代码）。而且，如上所述，允许剪切、复制和粘贴成为纯粹的书写工具。但是，剪切、复制和粘贴的基础是视觉组织和再组织，而且对于所有形式的桌面出版系统和数字设计，剪切、复制和粘贴是主要工具。就此而言，对于任何形式的计算机绘图制作，剪切、复制和粘贴都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剪切、复制和粘贴具有一种视觉偏向，这种视觉偏向是其编辑能力的源泉，但是这种偏向也涉及它们与图形用户界面的强连接。
曼诺威克还证明，剪切、复制和粘贴不仅仅只是数字编码的一种表达，而且激励新的实践，创立与抽象拼贴画、蒙太奇以及与后现代的模仿画有关的新型美学：把已经存在的一个媒介对象，其来自商业上已经发布的媒体要素，与旧的媒介组合在一起，这种实践已经存在，但是新型媒介技术进一步使这一实践标准化，而且使其更加容易实施。以前需要剪刀和胶水才能做的事情现在仅仅需点击“剪切”和“粘贴”就可以了。而且，通过把选择与组合的操作程序编码成写作和编辑软件的真正界面，新媒介就使其合法化。况且，直接从数据库和函数库调出材料逐渐变成默认行为，从零开始却变成了例外。网络充当了这一逻辑的一种完美的具体化。网络是一个庞大的图像、照片、视频、音频、设计布局、软件编码和文本等的数据库。而且每一种资料都是免费的，因为网络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鼠标点击就能把材料存入用户的计算机。在20世纪80年代GUI的开发并非偶然——就在这同一个10年，当代文化成为“后现代”，GUI使剪切和粘贴逻辑以及诸如Photoshop之类的媒体处理软件合法化，Photoshop使插件架构普及化。
随之而来的，是剪切、复制和粘贴与当代人强调消费、怀旧、自我指涉、超媒介性、讽刺模式相一致。数字工具箱不是培养对原创性媒介要素的创新，而是鼓励对商业扩散性媒介要素的购买（或盗用），从而把焦点从生产转移至消费。既然已经获得的元素一定会比刚刚制作出来的旧，那么就又存在一个从现在到过去的转移问题。剪切、复制和粘贴使人容易循环利用（或重新使用）旧材料，从而唤起一种怀旧意识，即对过去的渴求，但是这种怀旧意识针对的未必是历史形式中过去事件的一个清晰图像。同时，来自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现成品的并置，导致对形成鲜明对照之风格的强调，而不是强调对现实的再现。这就有一种自我指涉的特性，因为形式的混合使我们意识到形式本身，尤其是剪切和粘贴程序。在这层意义上，循环利用的元素失去其意义，而且我们专注于媒介元素本身，而并非媒介可能携带的信息。由此，不同媒介元素的相互混合摧毁了交流过程中的直接性和透明性，从而支持了超媒介性，即作为程序的中介（和再中介）意识。这种深度和意义上的缺失仅仅为具有讽刺意味的表达模式留有余地，给我们一种无论做什么都无需认真的感觉，因为我们所目睹的一切只不过是对现存元素的自由摆弄而已。
马克·吐温曾经注意到，当你手里有一把锤子，你会开始感觉到你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像钉子。沿着相同的思路，我们可以想象，对于手里握着石刀的早期原始人来说，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是可以切割、刺穿或者雕刻的东西。就我们自身而言，当我们拥有了数字工具箱，难道我们不是也开始把电子环境中的一切都看作是可以进行剪切和粘贴，尤其是可以复制的客体吗？显而易见，剪切、复制和粘贴已经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剽窃与漠视的增加，这是当代文化所特有的。至于学生，现在已经非常容易从网络里复制整个文件和整篇文章，并把它们粘贴到自己的论文里（虽然检索引擎能够同样容易地查出剽窃者）。但是，更广泛地讲，电子文本和数字工具箱正在挑战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接受的版权和知识产权概念。就这一点而言，PDF格式提供了被保罗·莱文森所称的补救功能。从表面上看，PDF格式是一种穿越各种不同的操作系统、浏览器和首选项设置保存格式和布局的一种方法，其文件的内容不能复制，因此对剪切和粘贴操作有免疫力。无疑，对于能够抵制剪切、复制和粘贴的文件格式，将来会有越来越大的市场。
剪切、复制和粘贴常常消失在背景中、编辑菜单中，变得看不见，却又仍然是背景，不过这恰恰正是剪切、复制和粘贴为何如此强大的原因。那些不显眼却又普遍存在的工具，往往构成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从石刀到口头文字到书面作品再到数字编辑，我们使用工具修改和操控环境，新的环境依次塑造和影响我们自己的发展。剪切、复制和粘贴的蕴涵远远超越了电脑屏幕、鼠标和键盘。这些工具对于生物技术有其意义，表示基因重组与克隆。对于形象政治它们也有意义，形象政治无非就是一系列可以重新编排而且可以更替的议题与候选人。剪切、复制和粘贴对于信息经济中的日用消费品生产也有意义，信息经济强调的就是品牌化与需求生产。剪切、复制和粘贴对于后现代时代的艺术、文学和音乐也有意义。在21世纪，伴随着人的身份与意识日益增多的分裂、重组和易变性，剪切、复制和粘贴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总而言之，剪切、复制和粘贴对于我们的未来具有重要性，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理解决定我们人类发展方式的工具与方法的原因。
[1]作者简介：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1957年生。现任美国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终身全职教授，新媒介计划专业研究中心主任。为媒介生态学协会创始人及第一任会长，曾经担任学术期刊《媒介生态学探索》（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主编6年之久。主要从事传播理论、媒介生态学、新媒体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在全球媒介生态学史论和新媒体研究等领域卓有建树，曾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近20种。近5年出版的专著有《时间偏向论及普通语义学和媒介生态学论文集》《娱乐至死，重访尼尔·波兹曼的美丽新世界》《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等。现被特聘为河南大学国家高端外国专家。这篇文章是其2017年5月为国家高端专家项目“媒介生态学与当代中国传播学建设”而写，翻译成中文后首次发表。
[2]译者简介：胡菊兰，女，1959年生，河南周口人。河南大学外语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中西文化比较、跨文化交际及翻译学。本译文为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媒介生态学与当代中国传播学建设”（项目号：GDW2016410004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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