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理论前沿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理论的
马克思主义取向探析
甄红菊 | 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目前学术界对于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分析霍尔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理论主题和研究方法，提出霍尔的文化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他在文化研究的关键时刻坚守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在西方文化学界重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关 键 词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取向
斯图亚特·霍尔是文化研究领域享有赫赫声名的先驱人物，他对文化理论的贡献使他无愧于文化研究大师这一称谓。然而，他的另一重学术身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却备受质疑。第一种观点是：霍尔的文化理论没有确定的谱系，有学者以为，霍尔的文化理论来源是多元的，他像一只喜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以至于他的文化理论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第二种观点认为，霍尔的文化研究前期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而中后期属于后现代主义谱系。学者们提出，霍尔的学术生涯初期还算得上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他接连吸收了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与墨菲的思想资源之后，就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彻底成为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了。笔者在考证大量英文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对以上两种观点的质疑，认为从思想基础、理论主题、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力几个方面分析，霍尔的文化理论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谱系，同时也增强了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霍尔的文化理论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向，他对重建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有重要贡献。
一、摆脱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英国学者产生较大影响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由英国共产党的成员陆续介绍、翻译到英国理论界。英国思想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经历了一个由崇拜、信仰、怀疑、迷茫、反思进而到批判、重建的历史过程，这一切当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跌宕起伏直接相关。英国共产党人见证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从理论变为现实，目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诸多想要改变资本主义统治秩序、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知识分子的信仰和追求，但是，他们的热情和梦想很快被后来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改变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对待兄弟国家的专断、粗暴使得英国共产党人陷入迷茫之中，原来被作为信仰支撑点的社会主义运动突然坍塌下来，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与追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路”在何方？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思想界，出于对“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抵制，许多学者都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求助于其他主义来支持他们的研究。但是霍尔并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使他站在反思而不是抵制的立场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进行研究。他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反复解读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再阐释命题，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对苏联教条化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霍尔正值青年时代。作为一位有着社会主义坚定信仰的年轻人，也有着同时代人的思想困惑，但他并没有因为困惑放弃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霍尔的吸引是始终的，也正因为如此，霍尔带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追求迈入了文化研究领域。在文化研究中，霍尔极力呼吁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误读，还原被各种假象遮蔽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虽然他的立场有些激进，但在当时对于矫正教条主义的影响还是非常有益的。
霍尔在回忆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曾指出，苏联出兵是对匈牙利人民的独立愿望进行压制和军事干预的行为，这在英国共产党中造成一种看法：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变成了“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的做法损害了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形象，并引发了英国共产党的退党风潮。一批激进的英国共产党人宣布要以“退党”这一方式宣告他们与苏联共产党划清界限的立场，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遭到了破坏，思想和行动上开始产生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匈牙利事件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具有阀限作用的’、划定边界的经历。它们象征着政治冰河时代（Ice Age）的结束。”[2]“斯大林主义”的危害在于，一是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信仰体系的基础，二是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当时英国共产党发生大规模的“退党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感到质疑，强调不再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要走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霍尔言辞激烈地明确了以下几点：首先，“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其次，社会主义者必须彻底反思“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在被“斯大林主义”破坏了的方面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二）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
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将自己打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代言人的现象，霍尔同样表达了鲜明的态度。20世纪50—60年代，霍尔解读了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写出《重新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比喻》、《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政治和经济》、《读马克思的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论文，更加支持了他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判断，坚定了他抵制教条主义的态度。首先，他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学说重要概念的所谓“坚守”其实是僵化的表现。例如，阶级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确实是一个从经济视角去分析的概念，但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却无视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不对阶级概念进行发展，使阶级分析方法没有与时俱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它的生命力。其次，他指出第二国际理论家封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它需要根据时代变化增添新的理论资源和话语元素，这样才会对现实保持阐释力和权威性。可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以自己为正统，拒斥自身之外的思想资源，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因而，霍尔呼吁文化研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周围进行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霍尔才将自己的立场描述为“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他说，通过这种立场的申明，是在向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告别。他反复重申，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霍尔认为，只有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才能了解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误读现象；同时要以文化为视角，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阐释，建构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的学说建构了霍尔文化理论的基础和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于霍尔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为后来他的文化研究事业所证实。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构成了霍尔文化研究最早、最深刻也最持久的理论渊源。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对霍尔文化研究的影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出将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点，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竖立于其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国家机器以及意识形态被称为上层建筑”。[4]社会的经济结构就如社会的“地基”，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建构起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上层建筑就是指建于其上并加固这一基础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经济基础决定并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外观”与“效果”，而上层建筑的“外观和效果”也会影响和制约“基础”。因而，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应当到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找解密的钥匙。“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晚年恩格斯针对当时理论界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的误解，反复进行澄清。他强调指出，经济是决定性基础和限制性因素，但不要将其绝对化理解。社会变化如此复杂，也要看到上层建筑的多样性和制约性对于社会结构发挥的“反作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充分解读启发了霍尔，使他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本来就有，但却被解读者忽略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成为霍尔理解文化现象的理论前提。无论是文化内涵的解读还是文化功能、文化使命的阐释，在这些文化发展基本命题的说明上，霍尔都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尤其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更成为霍尔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突破口，他驳斥了教条主义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法的“模式化”理解，认为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能动性本质抹杀掉了，从而使文化屈从于“经济主义”的束缚，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由此变得僵化，失去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阐释力。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霍尔开始了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尝试。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规划了霍尔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轨迹。
（二）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对霍尔“文化批判”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被称作批判理论，是因为针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统治秩序，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为此，他们运用“异化”、“意识形态”、“压迫”、“剥削”等概念作为批判的理论武器，以此推动人们的思想启蒙，认识到自身地位并行动起来，以革命实践打碎束缚在自己身上的锁链，从而走向新生。
纵观霍尔一生的作品，能够感觉到马克思的批判学说对他的重要影响。霍尔借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本质，他评论说，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领域的剥削和压迫在现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都“隐蔽起来”了，似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具有“完全自主权”的一个群体，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然而事实是这样吗？霍尔通过深入分析媒介文化、青年亚文化、种族文化等样态，揭示了“改头换面”之后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新形式。霍尔在媒介研究领域被称为“意识形态批判学派”，而且他基本遵循了马克思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到经济政治批判的文化批判路径，足见马克思的批判学说对于霍尔的影响有多么深刻。
（三）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对霍尔文化研究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这个阶级社会中，人民大众处于被统治地位，是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被压迫的阶级，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是和资产阶级相对抗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解放这些在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下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低下、境遇可怜的被统治阶级。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重要视角和突出特点。
“早期的文化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被压迫阶级的关注，从底层经验的视角来重新阐释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阶级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6]霍尔对阶级观点的坚持首先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与的一场关于“阶级是否消亡”的争论中。霍尔谈到，消费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只是掩盖了、缓和了阶级矛盾，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被消解掉，只要资本法则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支配原则，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就不可能改变。其次，霍尔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一直将阶级性作为文化研究的本质特征，尽管他后来的文化研究也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视角，倾向于以整体化视角和方法揭示文化研究的主题，但是，霍尔一直没有放弃阶级视角，甚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揭示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政治时，霍尔也坚持了文化的阶级立场。
（四）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对霍尔文化研究的影响
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充分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认同上，在霍尔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研究生涯中，他引领的文化研究转向都是为了寻找文化介入政治的出路。文化如何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相接合？文化应如何实现介入政治的策略？文化应当如何释放它的解放潜能，发挥思想启蒙的功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哪些因素？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霍尔对他的文化理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再造，以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承担起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时代使命。霍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焦虑和矛盾，暴露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后果，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必须仰赖于社会文明的制度动力更替，文化研究必须走出资本现代性的限定范围，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野和价值理想，才能有助于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霍尔文化研究的重大影响，西方学者也作出了相应的评价。社会学者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认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主概念——阶级几乎成为20世纪60—70年代霍尔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他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几乎都是从阶级概念中读取的，只不过他拒绝从政治读取阶级、拒绝把政治简约为阶级，[7]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给霍尔带来了很大的启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理查德·马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也认为，霍尔和他的同事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族”，因为他们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进行批判——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尽管霍尔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解读有同时代人的局限性，对“斯大林主义”的认识也有偏激之处，缺乏历史的、全面的评价，但是，从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来看，霍尔确实将文化命题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联结起来，为文化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霍尔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观的建构
作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开创者和发展者，霍尔的文化研究受到同时代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很深。在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题上，霍尔坚决捍卫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延续并发展了文化政治观的理论主题和研究范式，并在文化研究中一直贯彻下去。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重要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是真正产生重要影响却是在50年代。一批从事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前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充当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角色，他们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任务，力图从英国当时的现实语境出发，去“修正”马克思主义，以适应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他们以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旗帜，集结起一批重要成员，其中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理查德·霍加特等成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化研究主张被冠以“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称谓。这一学派在当时的英国承担起在文化领域重建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重任。他们以文化为旗帜，以建构社会主义政治为目标，形成具有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观，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批判“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破与立中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二是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但又突破文化批判理论的困境，把文化从精英主义立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赋予其大众的主体性和日常生活形式；三是确立文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范式，强调“自下而上”看历史，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四是将工人阶级价值观的培育、阶级意识的启蒙、革命能动性的激发作为文化研究的主要使命。
霍尔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成员，主要从以下方面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观：
（一）在社会主义政治观视域下分析文化内涵
文化到底是什么？霍尔不满足于威廉斯将文化阐释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解读，认为政治观视阈下的文化应当体现政治的内涵、特征与目标。首先，文化研究应当大胆突破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限制，以马克思主义新的分析概念和视角去界定文化，把文化作为观察和理解当代英国资本主义变化的重点场域，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体现文化政治观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守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并始终以创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去指导文化研究，并保持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坚定性。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视角、权力视角、意识形态视角和阶级视角等都被霍尔引入文化内涵的界定中，塑造了霍尔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他看来，文化的本质是政治空间的建构过程，文化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场域，是政治权力争夺的舞台，文化冲突表面是话语冲突，其实是霸权力量与反霸权力量之间的博弈。文化是斗争的场所，是为界定生产和生存方式而战的场所，暗含着解放这种宏大叙事的政治使命。
（二）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设定文化与政治的接合路径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观有着明确的价值诉求和现实指向。霍尔认为，马克思致力于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规划与设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追求是未完成的任务，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索。霍尔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观的目的不仅是赋予文化一个特别的含义，更重要的是，赋予文化以特别的使命。这就是将文化的自主性、能动性调动起来，使其成为连接、贯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桥梁，发挥文化的实践品格。霍尔由此提出了文化政治观的实现策略，即：（1）文化是政治目标得以实现的场域，应建构文化与政治贯通的桥梁，通过文化政治方式，建构体现独立、自由、民主和共享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支撑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此对抗资本主义主导文化对于工人阶级的麻痹、欺骗和控制。（2）文化政治不仅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变化，更应当体现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依托工人阶级，培育他们的“共同体”文化，以此重塑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3）文化政治的实现力量在于被资本主义主导文化所同化而又逐渐觉醒的边缘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产生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力图通过电视、广告等消费主义策略培育一批“顺民”，但却同时引发了地位不平等的文化之间的冲突，造就了一支颠覆性力量。
（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观新议题的开发和延展
依据文化政治观的理论主题，霍尔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围，致力于探讨文化与政治如何实现有效的结合。他将文化议题进一步延伸，开辟出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媒介文化、种族文化、他者文化和多元文化等多项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深入发展。霍尔的文化研究开始从书斋走向社会，从精英走向大众，从理论分析走向实证分析，这显示了文化研究从宏观视阈向微观视阈的总体变化。1964年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心宣布将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社会和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宗旨。1968年霍尔接任霍加特中心主任的职务，他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文化研究的个案当中，用翔实可靠的数据为文化研究理论提供佐证；他关注大众文化并对大众进行阶级意义上的解读，他将工人阶级青年作为个案去研究，分析社会教育制度如何造就他们的反叛心理；他将文化研究的视阈进一步微观化，形成阶级、种族、性别三大独特视角。霍尔的文化研究确实走出了书斋，他也倡导同时代的学者去做“有机知识分子”，致力于通过文化研究推动文化实践并引起整个社会的改变。可见，霍尔将实践性贯彻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观的拓展中，这些新议题逐渐成为霍尔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观的主体内容。
四、霍尔文化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
霍尔的文化研究跨越近半个世纪，理论主题不断变更，但始终有一条不变的主线，那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总体坚持。首先，霍尔的文化研究始终是面向大众、立足大众现实利益的实现。不管是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还是族裔散居文化的研究，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被主导权力边缘化、被媒介宣传妖魔化的“少数人”群体，充满了对社会底层人民的人本关怀，这一点，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大众的立场是一致的。其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引致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动力”等基本观点是霍尔极力坚持的观点，以至于每当人们对他作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读时，都再三申明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认同。最后，在文化研究的方法上，他极为重视文化研究的出场学分析，认为历史语境是文化得以变化的内在根据。他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他的文化研究始终是与“历史时刻”“接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霍尔文化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也是他研究的界限，使他不至于滑向其他什么主义。
针对具体的文化样态，霍尔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具体方法论，而这些方法论之间又是相互交叉、内容互涉的。例如，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分析，霍尔总结出社会历史发展在转型中的特征，由此引致文化研究理论主题的变化，具体体现为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是问题的基础，霍尔的“问题式”研究在哲学思维方法上表现为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在具体运作上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案例式研究。围绕这一研究线索，霍尔的具体“方法论”就有了“整体感”，就构成了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论总体，成为霍尔文化研究的全景式框架。
（一）运用辩证思维分析文化的内在演化规律
霍尔认为，辩证法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文化研究便是辩证法在现实层面的展开。文化研究中辩证法的运用应当着眼于揭示文化内在矛盾与冲突，因为这种矛盾与冲突是社会现实内在矛盾在文化领域的表现。霍尔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他反对将文化研究理论化的做法，因为文化是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的统一。原来的文化研究更多倾向于静态意义的研究，将其界定为“生活方式”；但同时，它又是动态意义上的，是斗争的过程，它的出场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斗争的辩证法。文化的动态研究应跟随社会历史变化，从中凝练理论主题；同时揭示文化内在形成机理，论证矛盾的形式，预测文化的发展趋势。其实，文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阐释和说明。从外在功能看，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既是相互区分又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而文化政治学本身就是学科融合之后的产物。霍尔的文化政治学致力于对文化变化的研究，通过发掘文化解放人的潜能，找寻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力量，他以“抵抗”为关键词，以青年亚文化、媒介文化、族群文化等为观测点，探索发现了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力量。这是文化研究运用辩证思维得出的结论。
（二）运用历史情境分析法揭示大众文化出场和变革的必然性
20世纪50—60年代，霍尔的研究重点定位于大众文化，他认为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消费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催生出大众文化这一新的文化样态，工人阶级的阶级感被消解，似乎成为现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支持者。但真的如统治阶级所愿吗？霍尔在大众文化的分析中发现它蕴含了大众的抵抗力量。由此，霍尔找到文化研究要实现的政治转向。7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信息化成为时代表征，这马上吸引了霍尔的目光，传播与媒介成为文化研究的重点，并将权力视角引入媒介研究，发现了媒介文化中蕴藏的抵抗功能。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呈现出新的特征，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形态转向知识资本为主导的知识形态，与此相伴生的是以文化为表征的全球统治结构、统治方式的转变。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差异、多元、分散、反控制等文化景象的出现，文化研究也迫切需要增添新的内容。霍尔做到了这一点，他引领文化研究关注族裔文化、多元文化、差异政治等新议题，与同时代的全球化研究形成一种呼应，并使文化研究走出英国，开始了跨国旅行。可以看出，霍尔对文化研究议题的动态调整，折射出他的思维方式的不断变化，而这一切的最终根据在于社会历史情境的变化。这一方法的运用使霍尔的文化理论隐含着一种逻辑，那就是理论主题与历史情境的对应性，有力回击了教条主义对他的误读和抨击。
（三）运用案例式研究法分析资产阶级统治方法的改变
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是霍尔文化研究方法的一个鲜明特色。对于霍尔来说，文化研究的问题是：各种知识努力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从事知识研究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缺乏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文化研究就成为理论领域的花架子（中看不中用）。这为在现实问题的关注成为霍尔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这为在社会科学领域用实证方法去捕捉个案、解剖麻雀提供了方向性的思考。例如，在《大众文化与国家》一文中，为了阐释英国这个国家如何通过文化调控实现向市民社会的逐渐渗透，他分别选取了18世纪国家通过完善法律框架使阶级冲突得以重新界定，19世纪新闻界成为国家、阶级和舆论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类型等实例。在他看来，表面上呈现中立立场、维护正义与自由的英国新闻界使“社会的不同阶级被赋予了发言权”，成为“民意的传声筒”，从而使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制度化。无论是法律制度的颁布还是新闻界的组建，都是为了借助这些新的统治方法达到国家—阶级之间新的平衡，以维护国家形象的权威性。霍尔的案例式研究方法为文化研究走出书斋，通过策略性地树立一个“约定俗成的终点”，使文化研究从书斋走入现实，重视对文化实践的研究，以此建构起理论与现实贯通的桥梁。霍尔对于案例的重视和研究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和开放性特征的重要体现。
（四）运用经验分析法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现实考察
“民族志”研究被称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独特人类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身深入某一社群的文化，并在其中长期生活，从‘内部’提供对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的叙述。”[8]霍尔虽然对研究者以单一的人类学视角研究文化颇有微词，但是对于“民族志”研究这种研究者亲自体察的方法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就是具体的历史分析，这种具体如何去感知呢？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典范，他们经常考察工人阶级社区，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没有这种亲身体验，恩格斯是不会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的伟大著作的。文化研究回到现实、介入现实就需要这样的“参与观察”，在体会被访者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作出分析和阐释。威廉斯将这种对某一群体生活方式的分析称为“经验”分析，认为这种分析使他发现了文化作为“情感结构”的独特性。霍尔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文化研究进程中一个大事件，为文化研究开辟了广阔道路。民族志研究法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霍尔正是在他的学生们深入工人阶级社区调研、接触不同青少年群体的基础上才写成了《仪式抵抗》的精彩文章，充分体现了他对民族志研究法的赞赏和支持。经验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体现了霍尔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立场。
可以看出，针对具体的文化现象，霍尔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具体方法论，而这些方法论之间又是相互交叉、内容互涉的。这些具体“方法论”围绕时代性和问题意识就有了“整体感”，构成了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论总体，成为霍尔文化研究的全景式框架。
五、结论
综上所述，霍尔的文化理论是具有英国特色、鲜明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纵观霍尔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理论主题和研究方法，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构成霍尔文化理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价值取向和思想特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宗旨的坚持构成文化研究不变的主线，正如他自己在评价中说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现时代是有一些局限性，但是他始终没有跃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范围。正是由于这种基本立场的坚持，才使得霍尔对他所借鉴的诸种理论资源进行了批判性的取舍，对于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进行了积极、主动的吸收，对于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做法进行了抵制和重新改造。霍尔的理论始终是开放的、变动不居的，但又始终是如一的。他的“如一”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追求增强了霍尔文化研究的使命感；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大众立场的坚持坚定了霍尔文化研究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继承和创新构成了霍尔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一直贯穿于霍尔文化研究理论的各个部分。霍尔超越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文化定义，他将文化表述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场域，关注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在文化领域发出的政治诉求，并对新社会运动寄予厚望，把它看作政治诉求得以实现的重要实践。实现文化对于政治的介入，成为霍尔文化研究的主旨。霍尔的文化理论一直隐含着一名“有机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追求。只不过他视野下的政治已经由宏观政治转向了微观政治，由阶级政治转向了青年政治、媒介政治、族群政治。
因此，可以说，霍尔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正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恢复和提升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阐释力，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创新性。可以说，霍尔接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价值、主体和个性自由等视角举起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这面旗帜，又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对其方向进行定位，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其文化研究方法进行纠偏。马克思去世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备受质疑的现实情境，霍尔采纳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和他的同事们一道，建构起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并奠定了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实际行动击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权威性的怀疑。当时的文化研究深受后现代社会诸多思潮的影响，在“反宏大叙事、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一元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阵阵棒杀声中”，[9]英国文化研究依旧坚持着其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坚守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文化政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得益于霍尔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始终如一的坚持。
[1]作者简介：甄红菊，女，1972年生，山东临清人。山东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左翼女性主义正义理论研究”（项目号：14YJA710017）和“埃里克·赖特的社会主义新规划研究”（项目号：16YJC710032）的阶段性成果。
[2]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派的生平与时代》，王晓曼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3]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Paula A. Treichler, Culture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279.
[4]田心铭：《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经典表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2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6]黄晓武：《马克思主义与早期的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7辑，2004年，第98-104页。
[7]Stuart Hall, The Told in the Garden: 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s, in Nelson and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pp.35-37.
[8]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 25页。
[9]董新春：《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关系的嬗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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