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批评
从《罪与罚》到《天注定》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碎片化
毛崇杰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小说《罪与罚》与电影《天注定》作为跨时空的两个艺术文本，分别以现实主义的完整性、深度与后现代主义之碎片化、平面化模式，展现暴力革命终结信息革命勃兴之时代的社会危难。批判方式迥然不同，但都关注弱者的命运，展现“东方专制主义”下资本原始积累对人的异化。暴力作为一定历史时期不可避免之手段，其正义性决定于其自身终结之目的。在历史的不同时段，暴力从手段变为“目的本身”，形成一种唯暴力论支持下的暴力泛化。抗暴者胜出为王之后屡屡化为暴政。“恶”作为历史前进的“杠杆”，在正义与非正义的互换中陷入“救之途”倒置为“恶之源”的循环。后冷战和平时期社会日常生活中“微暴力”之泛化以对历史理性的挑战撼动着人性善。对这样一条特定历史长路的超越则为人类从暴力中挣脱之最终解放。
关 键 词 对话 暴力 超神性 索妮娅
本文所面对的这两个艺术文本，《罪与罚》与《天注定》，跨越大约一个半世纪，它们提出的问题贯穿历史直到眼下，其连接纽带在于以杀人犯为主人公之暴力犯罪主题凝缩着法与理、爱与恨、恶与善以及惩罚与救赎，与广泛的社会文本连接。罪恶之源何在，救赎之道何由——迥异的美学追求透露着同一提问。两个艺术文本除了时间的巨大跨度外，还有不同民族文化空间与文字符号到屏幕视觉图像艺术样式的差异。
一、《罪与罚》作为复调叙事
巴赫金以“复调小说”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欧洲传统小说“独白式”叙事特点为：“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由许多各自有价值的声音（声部）组成真正的复调”。作品中的许多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逐个展开，并不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宏观世界作者的统一意识”，而是各自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各自的世界“结合为某个事件的统一体，但并不相互融合”。[2]
复调理论不是一般的文学主客体通论，而是在特定的叙事中作者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巴赫金所论陀氏小说的每个人物“不只是作者话语的客体，而且也是具有直接内涵的话语的主体”。他们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起而与他抗争”。主人公的“意识”被当作是作者之外的另一个人的意识，也就是不变成作者意识外在化的单纯客体。这种复调叙事特点在《罪与罚》中充分展现出来。
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陷于贫穷欠费而辍学的大学生，患有癫痫和轻度忧郁症。他病态的内心世界丰富而敏锐，充满极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善良本性与犯罪的反抗意识相互撞击。爱与恨像烈火般奔腾。这种内在的善与爱的本性与他对社会现状的极度憎恨相龃龉。他进修法律专科，发表了一篇《论犯罪》的文章，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拿破仑式的超凡者，为实现自己拯救人类的理想可以逾越所有屏障，包括法律和道德。这种理念在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下化为剧烈冲动，驱使他用斧头残忍地砍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妇和她无辜的妹妹。小说以三个主要旋律展开如下：
第一，家庭。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一个没落贵族出身的单亲母亲与妹妹杜妮娅。贫穷使他钟爱的妹妹与一个比自己大20多岁的富有而卑鄙市侩式的七等文官订婚。拉斯柯尔尼科夫反对她为了帮助自己的学业屈就这一桩没有爱情的买卖式婚姻，使之破裂。
第二，“猫鼠游戏”。拉斯柯尔尼科夫犯案后在警察局突然发病，引起接办此案探长的注意，将其锁定为嫌犯，但并没有掌握确实的证据。探长是主人公好友的亲戚，在交往中对之引而不发。前者以为是对自己的嘲讽和折磨，歇斯底里地进行反击。实际上，探长怀着善意期待他良心发现，认罪自首以期减刑。
第三，爱与救。这是最终驱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投案自首的契机。他偶尔结识女主角索妮娅一家。为了维持这个由不可救药的酒鬼父亲、继母和一堆儿女所组成，在贫困中充满詈骂与怨怒的家庭，索妮娅沦为妓女。在两颗良善而负罪心灵的深度碰撞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自首伏罪。在西伯利亚的8年苦役中她始终陪伴着他。这种关系超越了世俗的性爱与情欲，凌驾于浪漫与感伤的诗意之上，上升为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之间的神圣的爱怜。
两个罪人，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女：一个充满着对现状的强烈憎恨和拿破仑式强者的冲动，一个唯身体可出卖；一个认为“没有上帝”，一个把上帝深深揣在心间……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他们一块儿读《圣经》，男主人公说：“我们都是被诅咒的，咱们一块儿走吧。”索妮娅说：“咱们一块儿去受苦，一同背十字架。”……
一对痛苦灵魂激起的火花带有宗教净化与狂热的双重意味，苦难化为符号式救赎偶像。拉斯柯尔尼科夫跪下吻着索妮娅的脚，说：“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
这三条主旋律线中的十来个人物，以“各自有价值的声音”构成巴赫金所说复调叙事“声音”，在小说中涵括了人物的行为与对话。对话是巴赫金所认为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的根本区别。作者不是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向读者讲述他的主人公故事，而是与之对话，大量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在篇幅上远远超过了交谈，属于整个作品对话中的一个有机部分。通过对话，在第一主旋律线上展开的是亲情、尊严与金钱、利欲的冲突；第二是法律、犯罪与人性善的冲突；第三是宗教、爱与无神论的冲突。区别于“全能式”独白主义叙事，对话主义的独白既是主人公热病中的呻吟，呓语，更是一个自我同另一个自我的对话与“干仗”。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拉斯柯尔尼科夫超出了同时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特有的贵族知识分子之“多余人”典型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见不到俄罗斯所特有，带着农奴制悲伤而忧郁牧歌式的田园诗——“恋爱中的俄罗斯人”（杜勃罗留波夫语）。俄罗斯艺术的黄金时代，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在农奴的呻吟中编织着抒情的美学理想之花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切都唱罢了，所余只是罪恶与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民主主义者，1847年参加了反对沙皇制度的拉舍夫斯基小组，1849年4月23日被捕，并于11月16日赴刑场处决，因文学界同仁的营救，在行刑的前一刻才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放弃了革命信念，以宗教为解救之途。陀氏的《地下室手记》中的一句名言是：“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在他的作品系列角色中，从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白痴等主人公群落中走过来，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要从“走投无路”状态“走出一条路来”，于是举起了斧子……
巴赫金所谓陀氏复调小说中的“微对话”及“大型对话”与存在的本体有关。在艺术与社会现实之“文本间性”中，作者从与作品中人物对话，到与读者乃至全社会对话。
二、文学叙事与音乐学上的复调
在巴赫金之前，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等以修辞意义上之“复调”来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巴赫金将之系统化为一种诗学理论。既然复调一词本于音乐，就必须在音乐学上正字。复调小说俄文为Полифониский роман，与英文polypony同构，与monopony（单音音乐）相对，在巴赫金诗学的有关的研究中被误作“多声部（multi voice）”的同义词。巴赫金的诗学中还用了另一个音乐术语“同音齐唱（unison）”与之对应的是多声部合唱（chorus）。“多声部（合唱）”即以和声及对位原理形成不同男女音高非整合配置区别于齐唱。非复调多声部音乐在于各声部都服从主旋律，一般为“根音”加和声“伴奏音型”，节奏齐整。复调之不同声部在同一部音乐作品中主次地位可交替更换，由两个以上声部既独立又不脱离调式与调性统一，在多声部基础上发展变化。复调之各声部不但在音高而且在节奏上也错位，但区别于无调性及十二音体系作曲，保持古典美学之和谐法则。
复调音乐始于中世纪教堂唱诗，在作曲技巧上成熟于欧洲18世纪巴洛克风格，巴赫将之发展完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直到当代仍然继承复调作曲富于表现力的优点。
某种时代形成的流派、风格可以在不同类型艺术之广阔空间施展，但也有艺术种类受到异质性特点限制。在音乐学中不可能找到对应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定义。[3]有的文章指出复调小说理论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对于罪过的救赎之道就是作者意识的“独白”。[4]
巴赫金理论出台正值旧的沙俄体制被苏维埃替代之社会转型时期，19世纪对旧时代的批判的历史使命把现实主义推至艺术峰巅。新体制下转向以突出正面英雄人物形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应地文学批评也告别了以别林斯基等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在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左倾教条主义所扭曲。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到巴赫金诗学的出现正是对这新旧交替语境下的一种应对。怀着强烈创新意识，巴赫金一方面既不甘屈就权力话语，也不追随建立在索绪尔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的诗学和叙事学；另一方面，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集中于作品及作者的本质论，对其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认识有所不足，巴赫金着意走出一条新路。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历史社会的批评，他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主要激情，无论从形式或内容方面看，都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化，人与人关系以及人的一切价值的物化进行斗争。自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充分明确地理解物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据我们所知，他没有在任何地方使用过‘物化’这个术语，但正是这个术语能最好地表达他为人而斗争的深刻意义。”[5]巴赫金在形式主义、本质主义、存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之间“打擦边球”，他赢了。
钱中文先生对巴赫金进行了长足的研究，于1980年代以来推出系列论文并主编了《巴赫金全集》，在“序言”中指出巴赫金体系的“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交往对话的思想”，“如果真有复调方法，那就是对话方法，就是认为人与人的本质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平等而相互依存的关系，到生活的对话性本质”。巴赫金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文艺理论家而是一个哲学家，钱先生指出，在理论上“难以定位”使巴赫金的思想具有“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6]正如巴赫金所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艺术立场，是认真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7]这种独特而彻底的对话立场突破了复调比喻之“蹩脚”，既彰显陀氏创作的客观真实性与创作主体能动的开放性之统一，也赋予巴赫金理论体系自由开放的精神。
由于文学艺术在“人学”意义上追问“恶之源，救之道”的总体历史使命没有终结，这种开放性对话成为连接相隔将近一个半世纪不同民族传统的艺术文本之纽带，在后现代全球化中构成富于张力的跨时空对话场域。20世纪历经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期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战争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至70年代中期历史掀开以“后革命氛围”与“对话时代”为定义的新的一页。国际与国内的大规模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军事武装冲突收缩在有限范围之内。除宗教极端恐怖主义袭击外，在和平时期，暴力在弱化的同时在日常社会生活泛化成为一种“微暴力”，在艺术文本上与后现代“万物碎片化”相应可作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碎片化，“Раскольник”即为碎裂之意。
三、从复调到拼贴，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碎片化
贾樟柯谈他的电影《天注定》说：“避免暴力，就要艺术地理解暴力。”该片由四个微电影连缀而成，内容都取材当前的事件，它不是一组简单的纪实性短片集锦，也不入先锋拼贴艺术之流。导演在片头制造了一个动作片的幻象：奔驰在公路上的摩托车手连续开枪击毙三个打劫的匪徒，以至被误为“暴力美学策略构成此片的最大特点”。[8]在著名的文学经典作品中凶杀情节的描写不同于畅销书及“暴力美学”之影视，如《奥赛罗》《美国悲剧》《复活》《德伯家的苔丝》《洛丽塔》等，这些作品不像《罪与罚》与《天注定》那样以凶杀为情节主线。
《天注定》的第一个故事，取材于2001年山西晋中县村民胡文海枪杀14人的案子。主角大海痛恨当地黑矿主与村长等官员勾结，霸占公共矿产资源，举报未果反遭毒打，出院后杀人复仇。2012年8月，重庆农村青年周克华在一家银行门前持枪抢劫，造成一死两伤，这就是第二个故事主角三娃的原型。第三个故事根据2009年轰动全国的邓玉娇案件改编。在酒店打工的小玉因拒绝性服务要求被掌掴，自卫反抗手刃土豪。第四个故事取材于2010年以来富士康公司员工接二连三跳楼惨剧，讲的是一位失业青年到南方找工作，路遇一位心仪的姑娘，后来发现她在色情行当从事性服务，在绝望中他纵身一跳……
凶杀题材从《罪与罚》古典现实主义走出，在后现代去深度化、平面化和碎片化，为大时代与微时代之叙事差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碎片化”不在两部作品中命案数量之别，也不在于后者没有单一的主人公。《罪与罚》主人公内心独白及对话所展开的复杂思想冲突与性格矛盾，在《天注定》中被外在化、单向化、直白化的叙事夷平。《罪与罚》中“罚”是重头，以“救”光明收尾；在《天注定》中则只见“罪”不见“罚”，更无所“救”。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有一种信仰、信念的支持；《天注定》的主角作案没有任何思考也谈不上信仰，本能的正义冲动化为非理性暴力。索妮娅的爱与救作为光明尾巴在《天注定》那里消失，待选的各色美女在大厅中穿过，冲击着嫖客们的眼球……
贾樟柯以艺术文本之外的社会文本思考阐明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碎片化：这些年突发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它有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以及笼罩在社会上的挥之不去的紧张气氛。这很难选择只讲一个故事……只讲述任何一个孤立的事件，会显得有它的偶然性。
《天注定》中没有“农家乐”，诸多“小城故事”中没有“充满喜和乐”，淋漓的鲜血，惨淡的人生，直接呈现。后封建人治的极权主义作为这些偶发微暴力泛化的必然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背景和根源”。[9]
跨越时空的两个艺术文本的创作主体批判方式迥然不同，有着共同的关注，陀思妥也夫斯基从《穷人》为开始到《罪与罚》，贾樟柯从影片《小武》开始到《天注定》，底层边缘人物的命运居于他们的创作之中心。《罪与罚》的创作也受新闻报导的启发，而有着更多创作主体自身的东西，角色的癫痫病也来自作者自身。在《天注定》“冷漠”写实中作者的评价被隐藏起来，以转喻方式模糊地提出了“谁之罪”问题。大海在气枪杆子上系着武松打虎的画布暗示“逼上梁山”。最后无缘无故开枪撂倒一名赶车的村民，事前大海曾在村口遇见他暴打一匹满载煤块不堪重负的老马，这个“无意义”情节是一个反抗暴力压迫的超现实隐喻符号。小玉除霸后满身鲜血，当街横刀，一副侠女英姿……
在后现代文本中“作者死了”，《天注定》导演在影片之外的大量思考中“复活”：
你看，最初这样的案件发生，我们会讨论一个月，再来第二个，讨论两个星期，再来了……叹气，逐渐地麻木，逐渐地我们以为很了解它，但真的了解吗？[10]
《罪与罚》被多次搬上银幕，最近也是最成功的一次为2002年美国/俄罗斯/波兰合拍、米纳罕·戈兰执导。该片基本忠实于原著，仅略有改编，男主角的表演贴近文学人物形象。故事从19世纪挪到20世纪60年代，彼得堡改为莫斯科。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探长路过红场，探长指着一座斯大林塑像说：“这个人的罪恶超过你百倍……”问罪指向了眼下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不为当时的新政看好，主要在于社会主义者们坚信前面会有好东西，然而等着他们的却是古拉格群岛……《天注定》开始有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主人公回到乡镇，街道中心矗立着“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巨大塑像，同时一辆卡车驶过，上面载着一幅圣母油画像……
巴赫金指出，对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中居于中心位置”，也在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成为核心，被赋予本体论（存在论）意义，“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结束终结之日。因此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11]对话不限于“你/我/他”，主人公大段内心独白也是广义对话，可以超越角色、作者与读者，拓向“人与人”更广泛的交往空间。这种开放性对话“未完成”之“无限性”之自由精神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文本向着社会文本开放，也使巴赫金自己的学说具有向着后现代之张力。《天注定》的主人公没有“杀死的是我自己”这样对“罚”的反思，在犯案前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无语、失声，[12]作为“有价值的声音”的“自我”早已被“杀”，不仅在经济、政治上没有自身利益诉求之代言者，没有作为社会文本之发声器官，完全失去了作为“存在”的价值，作为一种发声的艺术文本《天注定》也被滥权所窒杀。[13]
两部艺术文本的作者以同源不同流之人文精神把悲悯投向社会底层，而把他们超时空地联在一起的纽带即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下资本原始积累之社会状况。恩格斯也指出：“从印度到俄国，在数千年中曾经是最野蛮的国家形式的即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借助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经济。”[14]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后，封建暴政非但没有减轻，更叠加了资本对人的物化。中国被马克思称为“天朝帝国”、“中华帝国”，他指出，“正如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这一家长制权威”是“这个广大国家机器各个部分的唯一的精神联系”。[15]改革开放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延续至今，取得了新的民粹主义政治形态，拖着封建尾巴进入资本原始积累之野蛮。矿主与村长相携，后封建“梦魇”沉沉地压在人们头上，枪声起时，对话中止……
四、暴力论：拿破仑与大象
从命案到其他暴力，在艺术文本到社会文本中生发出种种有关话语。2004年，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写道：“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3万4千多人。平均每年是3千多人。美国，仅仅因为枪支泛滥，每年致死人数超过3万，按照两国人口比例换算，则等于40个文革。”[16]这篇“文革”暴力的辩护词虽拙劣却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思潮代表性，在这里我们不直接针对“文革”暴力的正当性作臧否，而引向眼下的暴力问题。在后冷战世界新格局中，无论几场局域性战争还是各地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以及美式枪击案等都无法与世界战争的灾难相比，然而和平时期“微暴力”之泛化对历史理性的挑战不仅是对人的尊严之践踏，更是对人性善的撼动。
2012年夏，《天注定》正在拍摄之中，各地举行“保卫钓鱼岛”游行示威并有砸日本料理店和焚烧日产汽车等情况，其间两起事件引起舆论哗然。9月15日西安一名泥瓦工蔡洋持摩托车U型锁打砸日系车辆，引起肢体冲突致使车主脑部重伤至残。三天后，在北京日本大使馆附近一位旁观游行的老人因当众批评毛泽东而被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韩德强掌掴。不同于蔡洋与《天注定》中的角色，韩德强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对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理论支持。事后，《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对他进行了深度采访：
“你觉得通过暴力制止（异见），是可以接受并且应该接受的方式吗？”
韩回答：“那没办法，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行动，它就是这样的呀，它不可能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呀。”[17]
较之凶杀，拳脚打斗堪称“微‘微暴力’”。而在暴力论上相隔一个多世纪的艺术文本与社会文本可以进行形而上之比较。拉斯柯尔尼科夫说：“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同一个瘦嶙嶙的、可恶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相比，这在美学上是不容许的。我从所有虱子中挑选出最不中用的一只，杀了它……”
有人从法学犯罪学层面研究《罪与罚》主角杀人的社会原因与个人心理原因。[18]由此分析，《天注定》的主人公远没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内省的复杂性，如果正义得以伸张，大海就不会去杀人，正如贾樟柯所说：“所有暴力事件的发生，都跟人的尊严被剥夺有关，也跟表达、沟通渠道以及事件的解决有关。没有地方可以诉说、没有办法倾诉的痛苦，是将他们推向暴力的主要原因。”[19]这些边缘人被剥夺对话的权利，无语对苍天，只能操刀向群魔。
作为暴力主体“拿破仑”和“大象”，都有一个伟大的目标支持其动机的正义性。拿破仑一世发动的战争与之前1870年的普法战争不同，不是领土之争而是以捍卫法国革命名义对抗欧洲封建国家的“反法同盟”。军中及一般民众当时对拿破仑的崇拜狂热，是较多折服于其军事指挥天才，而知识界则把这场战争与启蒙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之目的联系起来，连雨果这样的文学巨匠也曾拜倒在他的脚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如此取得心理平衡：如果他是罪犯的话，拿破仑也是罪犯；如果拿破仑杀人是壮举的话，那么他有什么罪？
韩德强也从动机上占据道义制高点来为自己辩解：“如果因为我爱国，因为我反日，因为我以后去参与和日本的作战，我死在战场上，很乐意，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豪语之下，“蚂蚁”和“虱子”同样都是“正当”暴力下的牺牲品。
从1908年法国索列尔把暴力作为历史的创造力，到1972年阿伦特对暴力与极权之间因果关系的论说，这个话题早在1877年恩格斯就与杜林有过一番论战。杜林把暴力看作是历史“本原、基础性的东西”，他认为应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其根源，而不应间接地从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恩格斯批驳他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归结为“非正义的原罪”，这样，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应该“由暴力来解释”。恩格斯指出，暴力是社会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政治形式的工具”，经济为其根源。[20]恩格斯与马克思都肯定了暴力是手段不是目的，其性质决定于其目的指向。恩格斯指出：“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使得“军队变成了国家的目的本身，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现代法西斯主义即源于罗马以权力与暴力作为帝国象征。恩格斯指出，军国主义“由于它自身发展的结果而趋于灭亡”，凡正义之暴力作为手段无不与恩格斯所说的这个历史的最终目的相联系，故尔历代用兵者无不以一个崇高的目的作为动机，然而，因为目的之遥远，暴力往往从手段化为“目的本身”，在特定语境中成为一种唯暴力论支持下的暴力泛化。
作为现实的非理性暴力行为源于人的自然状态，如恩格斯所说：“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21]正如贾樟柯所问：“有些人本来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最后却变成了暴力的实施者，这样的变化，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22]
惩恶之正义暴力难免误伤无辜，大象要前进就不可避免踏死蚂蚁，而“救之途”化为“恶之源”之历史悖论在于，取胜的抗暴者利用权力经营自身利益最大化，镇压异端而成为暴政，如一幕幕揭竿而起的宏大叙事。“恶”作为前进的“杠杆”，使历史陷入正义与非正义的互换的循环。对这样一条特定历史长路的超越则是人类从暴力中挣脱之最终解放。
涉及暴力之话语主体所处不同时代都有各自经济、政治及文化转型之社会语境。个体的幼年记忆、童年经验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的一生都起着重要作用，像乡音一样伴随终生。生于1967年的韩德强的“爱国”动机中有着更深层的根源，他说这来自“从小接受的教育”：“毛主席，在我看来就是基督教里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的先知……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他思想的光辉可以普照。”他解释，“这种神性其实就是思想性”。
五、超神性与人性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尖锐地质问韩德强，对毛泽东的感情“怎么会演化成一种宗教式的信仰？”
“神性（divinity）”作为神无处不在之状况（the state of being a god）。“胜过神”乃超神性，意味着人在对超出经验与理性、自身不能认识而为其支配之力量的敬畏与祭拜中异化。超神性，即超越一切，包括人性、兽性、物性。这种超越性只能是向着无限的虚无，“无法无天”即最彻底的虚无，也就是最完备的超神性，超越自然规律也凌驾于社会规律。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费尔巴哈就揭示出宗教是“人跟自己的分裂”，人“放一个上帝在自己面前，当作与自己对立的存在者”。人把人之为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爱、智慧的尊严，都奉献给了上帝，自身只剩下一个原罪待罚之躯。费尔巴哈说，上帝与人是两个极端：上帝是万能的，是“一切实在的总和”，而人是无能的，是“一切虚无性之总和”。[23]对于所有的宗教，“主”就是法，就是天，而某种极大化的权力能够把这种超越性发挥到无法无天的程度，拥有这种权力者就胜过了万能的主。由此可见韩德强的基于超神崇拜的这种“爱国”是怎样的一种情愫。
在极权之超神性与金银之超强光照耀下的“教育”扭曲了人类的人性、民族国家的国民性，经受权力与暴力洗脑，人异化为整日四处搜寻“敌人”的仇神，胸中充满恨。正如宗教极端组织统治下的教育，恐怖分子在封闭的环境下从小除了学习对异教徒的仇恨，怎样为圣战而杀戮之外，不学别的东西，所以他们能够毫不犹豫地把炸弹绑在身体上，毫无怜悯地去毁灭无辜者。一位在中国执教8年的德国教师西洛特离开中国前总结，中国儿童被灌输的东西，一是对敌人的防范，二是仇恨。他认为这种教育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是对人类的犯罪”。[24]超神对人的异化，一种是孔庆东、韩德强式丧失本真的自我；另一种是分裂为双面人式的两个自我。《天注定》遭毙杀后，有一个参审员对贾樟柯说：“私下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影片。”贾樟柯回他说；“这就是真实的你，你不应该有两个你。”[25]超神性必须靠这两种异化来维持其无法无天。
基督教早期以爱凝聚受苦的穷人，但在后来漫长的世代中为“非我教类”之异端的仇恨所充填。于是有了种种惩戒和酷刑的宗教裁判所，以及长达百年的十字军征伐……在启蒙思想萌芽中，经过新教改革，基督教逐渐放弃迫害异端，实现民主化、伦理化与世俗化，复归于爱。
拉斯柯尔尼科夫起初不信上帝，索妮娅以弥赛亚式的爱拯救了他，让他：
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也犯了罪，大声告诉所有人：“我是凶手”。
……此时他一下浑身瘫软了，泪如泉涌在地上伏倒了……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
在索妮娅的注视下，他走向警署……
“勿以暴力抗恶”，在托尔斯泰是以身体力行的贵族精英的道德自我完善作为救赎之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去“贵族化”的被侮辱被损害者之间出于爱的互救。这种宗教教义中的人道精神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时期起着消解被压迫者反抗的作用，逆动于历史，而在“后革命”时代，非暴力抗争以博爱精神被纳入人类普遍价值之中，取得新的意义。普世价值的核心是平等，阶级社会的金字塔结构谈不上正义、自由与博爱。各种宗教终极关怀都系于此岸无法实现的价值诉求，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大海的“罪”皆源于此。彼岸世界的梦想成真即普世价值之现实化。1963年美国人权主义者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说道：
有一天……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在历史理性的文明要求与非理性之野蛮的较量中暴力不可避免，然而暴力的终结是历史理性必然的趋势，唯暴力论则与之背道而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拿破仑/虱子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批判现实社会的鞭子，其碎片化为贾樟柯鞭挞暴力泛化告白，而“大象/蚂蚁论”则在其宏大叙事名义下为暴力泛化之非理性张目。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仇恨最后被索妮娅超世俗之爱所消解。“上帝死了什么不道德的事都是可能的”，在超神性之下，“救之道”与“恶之源”在因果互化中恶性循环。
“超神，你可知罪？”这“天问”在一片虚无中期待历史给出“后启蒙理性”的解答。
替代了拳脚的对话不是呢喃细语，不是“同音齐唱”，而包含着对立，分裂，争斗，充满与“大象/蚂蚁”及“超神性”的较量。这种斗争更不是权力话语式的意识形态“亮剑”。如果说，冷战时期，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不借暴力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梦想，那么可以认为，从“世界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到“只有扔掉枪杆子人类才有救”，历史正在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新时代的对话方式有望超越种种社会乌托邦与宗教乌托邦，通向索妮娅式的爱。这一前景与马克思后期最重大的发现相关：资本最后不是靠外部的暴力颠覆的，而是以利润最大化逻辑走向自身否定。
六、结尾
2005年，西班牙导演伊莎贝尔·科赛特推出的影片《言语中的秘密生活》似乎是从《罪与罚》到《天注定》的三部曲之终曲的完成：女主角被招聘到一座海上石油平台，护理一名在火灾中的伤员。他双目失明，只能同她言语交流。在她的精心呵护下，多日后他赴陆地医院治疗。临别前她坦露了深藏于内心深处的苦难经历：在波黑战乱中，她遭受过兽性的蹂躏，讲述中以他的手触摸着自己胸前的斑斑伤疤……他治疗康复出院后四处找寻她的踪影，终于见到了她的容貌，把她拥在怀里。在天使般的呵护中，作为爱的符号，索妮娅复活了。人类在仇恨、暴力与爱交织的生存状态中呻吟着，挣扎着，渴望将从种种现代丛林野蛮与“超神”烈焰中复归于“人”。
[1]作者简介：毛崇杰，男，1939年生，湖北钟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
[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29-30页；《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页。
[3]参见黄梅：《也论巴赫金》，《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张杰：《复调小说的作者与对话关系》，《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钱中文：《“复调小说”：“误解”与“误差”》，《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4]范晔：《〈罪与罚〉中的复调与独白问题初探》，《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02页。
[6]参见《钱中文文集》第1、3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03页。
[8]尤洋：《〈天注定〉叙事学分析》，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9]参见毛崇杰：《泛化封建观与后封建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10]解宏乾：《贾樟柯谈新片〈天注定〉：避免暴力，就要理解暴力》，《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期。
[1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43页。
[12]樊璐：《现实主义笔触下底层人物的话语缺失——评电影〈天注定〉》，《艺术品鉴》2016年第2期。
[13]张诗媗：《电影审查制度下中国“地下电影”的生存压力——以贾樟柯电影〈天注定〉管窥》，《视听解读》2014年第12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4-52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91页。
[16]西坡：《美国枪支泛滥等于40个文革？——跟孔庆东谈数据》，《新京报》2014年9月24日。
[17]张蕾、吴明敏：《对话韩德强》，《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0月12日。
[18]李焱：《〈罪与罚〉中的犯罪学思想》，《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3期。
[19]毛亚楠：《我关注的不只是暴力本身——导演贾樟柯谈〈天注定〉》，《检察日报》2014年3月7日。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1-52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1-528页。
[22]毛亚楠：《我关注的不只是暴力本身——导演贾樟柯谈〈天注定〉》，《检察日报》2014年3月7日。
[23]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7页。
[24]超级微微的心事：《西洛特，一个德国人眼中的中国教育》，百家号，2017年3月15日，http//baijiahao.baidu.com/s?id= 1561909313350279&wfr=spider&for=pc。
[25]毛亚楠：《我关注的不只是暴力本身——导演贾樟柯谈〈天注定〉》。
责任编辑：李艳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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