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理论前沿
厄内斯特·拉克劳评析
大卫·斯莱特 著 | 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
于琦 译 |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8年第4期
内容摘要
作为一位高度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学者，拉克劳在跨学科理论实践方面尤为出色，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介入对众多知识领域都深具启发意义。本文集中评述4个内在相关的主题，力求为探讨拉克劳著述的某些重要方面提供一些线索。这些主题分别为重新架构马克思主义、明确政治的特殊性、挖掘新社会运动的意义和把大众与民主事业联系起来。拉克劳以杰出的理论与分析实践奠定了他在“埃塞克斯话语分析学派”中的不朽地位。
关 键 词 厄内斯特·拉克劳 重构马克思主义 政治 新社会运动 大众与民主
首次与厄内斯特·拉克劳相见是1976年春天，我们邀请他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拉美研究与文献中心举办两个讲座。第一个讲座是有关阿根廷政治结构的分析，第二个讲座则是对民粹主义新研究方法的探讨。我们很快意识到面对的是一颗学术新星，两个讲座均在学术界激起了大量讨论与持久兴奋。于是我们成为好友，几十年来友谊与联系从未中断。
拉克劳从事跨学科理论研究的能力尤为出色，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介入对众多知识领域都深具启发意义。身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思想家与杰出学者，他同时也是一个热诚宽厚之人，必将引起人们深切的怀念。
在接下来对拉克劳著作的评述中，我想集中讨论4个内在相关的主题。这绝不可能穷尽其学术贡献的广度与深度，但希望能为评介拉克劳著述的某些重要方面提供一些线索。4个主题分别为重新架构马克思主义、明确政治（the political）的特殊性、挖掘新社会运动的意义和把大众与民主事业联系起来。对于其近40年著述中所涉及的政治与学术，我会举出尽可能多的例证。
一、重新架构马克思主义
在拉克劳的全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与政治理论中的地位是贯穿始终的关键问题之一。的确，对某些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路向的知名学者而言，拉克劳是一个应受到谴责的典型，或者至少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路线可悲的、令人失望的背离。最清楚的证据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诺曼·格拉斯（Norman Geras）[3] 与拉克劳和尚塔尔·穆芙（Chantal Mouffe）之间的理论交锋，该交锋反映出重申马克思主义表面性基本真理的方法与一种更新的、旨在探寻更开放的分析领域的视角之间日益增大的裂缝——或者说分歧，后一种视角允许引入新观念而又不整体上放弃马克思主义。[4]
在此应当指出，拉克劳早期的一两种著作采用了一种更明显的正统方法。举例来说，在对安德烈·甘德·弗兰克[5] 关于发达与不发达的立场进行批判性评析时，他强调指出生产的中心地位，并且引用了马克思的论断——现代经济科学“只有在理论分析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时才真正开始”[6] 而结束了论证。
拉克劳1988年接受美国学术期刊《战略》访谈时曾简明地阐述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该访谈随后以《建立一种新左翼》为题，于1990年发表在《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一书中。当有人质疑其后马克思主义观点时，拉克劳回应称，他并不认为在他的思想演变过程中存在一个彻底的断裂。例如，把政治视为领导权与表达（articulation）的观点始终伴随在他的政治轨迹之中。他提到1984年他与尚塔尔·穆芙同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穆芙惊奇地发现他20年前发表在Lucha Obrera中的代表性论文中，居然有“社会主义斗争已经被表述为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领导权”（p.178）。但拉克劳从未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或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家园”者。而是如他在与此相关的一次访谈中所言，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并不必然在“拒绝”或“放弃”中两者择其一，而是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极端化特性渐行渐远”。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论证指出：“任何值得尊重的思想传统，都永远不能认为它已达到解释力的极限。”（p.203）
在这一语境中，拉克劳把他本人与穆芙所采用的理论方法界定为“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并且对为何使用这一特定称谓明确指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理论性的，并且关切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以及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特殊性问题，以使之不会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清楚自己与马克思、考茨基、奥托·鲍威尔或罗莎·卢森堡等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对当前的形势与差异性能够深思熟虑，那么他们对我们则具有更多更重要的意义。”（p.203）第二个原因是政治性的，即是说，在拉克劳看来，马克思主义并非足以明确我们整体政治认同的局限性的理论前沿。举例来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状态真理（state truth）”，它只会“强化左翼思想中最糟糕最根深蒂固的反民主习性”（p.204）。[7] 他指出，通过把他与穆芙置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可给予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尊严”，而这一尊严只有通过承认其局限性与历史性才能产生（p.130）。
拉克劳和穆芙在与格拉斯的论战中有一个重要方面，涉及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圈常遇到的一个公理，即对社会主义应当是民主的论点进行的回应。他们研究指出，对于并非在火星上生活的地球人而言，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确实不是不证自明的；他们反问格拉斯是否听说过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国家、新闻检查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军坦克入侵布拉格与布达佩斯等。拉克劳与穆芙为了反驳格拉斯的观点而指出，使社会主义与民主相结合（articulation）是一个政治规划，是长期、复杂的领导权建构的结果，而它始终受到威胁。他们进一步指出，当代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都是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就必然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基于社会化生产方式的经济组织形式，也可能是某种官僚主义实施的结果，如东欧那些前共产主义国家那样，就此类例证而言，社会主义则可能是外在于民主革命的。[8]
毋庸讳言，拉克劳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建设性的思考远远不止以上简略勾勒的内容，但受篇幅所限我只能提及这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指出与“重构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毋宁说，这也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内部差异性的地位与影响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这些差异性之中，我认为在当代最突出的是葛兰西式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与葛兰西的实质差异。我已经提到，拉克劳明确指出，必须通过认清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而回归马克思主义，并且要避免假定一种全能的、普遍性的革命这一历史倾向。同时，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并非同质的（homogeneous）思想体系，其分析框架内的不同理论方式对当今的想象力与调查研究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说，葛兰西式马克思主义这一特殊形态建构了一个新的起点，产生了一个新概念的宝库——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集体意志、有机知识分子、文化与道德领导权，而尤为重要的是领导权概念。根据这些观念，阶级决定论不再是必然现象——尽管如拉克劳与穆芙所表明的那样，葛兰西并未不顾一切地与阶级的中心地位彻底决裂。让我们从葛兰西著作中兹举一例，他对“集体意志”的概念化表述，以阐述我的观点。
葛兰西写于1917年讨论俄国革命的短文，征兆性地题为《反“资本”的革命》（Revolution Against“Capital”）。在文中葛兰西认为革命事件已经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发出一个批判性的蓝图，它决定俄国历史如何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加以展开。”在葛兰西看来，布尔什维克党有一种想象，认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并非冰冷的经济事实，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一种集体社会意志的民众”、“民众来理解经济事实，进行判断并使之适应其意志，直至它成为经济的类似一股‘火山熔岩’的推动力”。[9] 在此，葛兰西摆脱了阶级决定论的局限，并强调集体社会意志的开放性、不可预知性与动力作用，这浓缩在“火山熔岩”这一隐喻之中，用集体主体性的岩浆来紧密地类比政治概念（参见下文）。就此而言，还应当指出，拉克劳在晚近著作《社会的修辞学根基》（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2014年）中重新对葛兰西进行了肯定性的反思，并且提醒读者推进我们更好地理解集体认同的正是葛兰西的“新概念”。他指出，在葛兰西的同代人中没有比他更马克思主义的了，或者说在现时代也确实没有人能接近他的程度。[10]
二、分析政治的特殊性
坚持对政治的深沉关切与发挥在拉克劳的学术生涯中贯穿始终。举例来说，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二版“前言”中，拉克劳与穆芙明确指出，他们在书中所发挥的理论视角有助于重新确立政治的中心地位。[11] 在此他们所强调的是，政治认同并非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在公共领域进行论辩而建构和重构出来的。政治并非只关注既存利益，它在塑造政治认同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在此关键点上，我们来看拉克劳与穆芙明确声称与哈贝马斯等人有分歧的一个观点，表现在讨论“我们著作中对抗性观念的核心作用排除了最终调和的一切可能性，排斥各类理性共识”上。冲突与分化对于充分实现和谐而言并非各种扰乱或体验方面的妨碍。我们无法达成此类和谐，“是因为我们永不可能为了与理性自我保持一致而把自身特殊性彻底抛开”。除此之外，他们指出：“离开冲突与分化，多元的民主政治就是不可能的。”[12]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拉克劳与穆芙指出，他们著述的中心主旨之一即强调有必要在反对不同主从关系的各类民主斗争中创造出一系列等价物。例如，反性别歧视与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以及为保护环境必须与那些处于新左翼计划中的工人一起发出声音。他们的新《前言》以如下阐述作总结：如果我们着手创造民主斗争的一系列等价物，就必须建立一个疆界并明确对手。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弄清楚究竟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并且根据他们最后的分析，“这需要左翼充分掌握权力关系的性质与政治的动力学”。[13] 就在这一段与相关段落中对理论与政治的相互联系进行了清晰而又简明的阐发，并且两者间的这一相互交织贯穿在拉克劳与穆芙的全部著述之中，它有助于提供一个区分性、刺激性与启发性的边界——而这在众多学术著作中显然是未被注意到的。
让我们继续讨论大众立场与民主主体立场的意义与差异。拉克劳与穆芙注意到发达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具有一个重要的区分性特征，这一例证颇具挑战性。他们进一步指出，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对抗点的扩散容许民主斗争的增多。然而，这些各不相同的斗争并不导致建构出一种“人民”，即是说，它们并非倾向于“进入一个个等价物并把政治空间分割成两个对抗性的领域”。截然相反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帝国主义剥削与占主导地位的残酷的集权化统治，自始至终都倾向于给予大众斗争一个中心，给出单一的、界定明确的敌手”，并且，“政治空间分割成的两个领域是从一开始就给定的，然而民主斗争的多样性更大程度上被简化了”。[14] “大众主体立场”这一术语用以“指代通过把政治空间分割成对抗性的两个阵营而建构出的一种立场”；而“民主主体立场”则指的是“一种并不以上述方式对社会加以分割的、被明确划定界限的对抗性的场域”。
沿着拉克劳这一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民主可被视为围绕社会共性组织政治空间的意图，并努力建构出一个统一性的人民。反之则可以指出，民主还可被视为社会关系边缘领域之平等逻辑的延伸，诸如社会—经济平等、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空间平等之类——如此一来，民主涉及对差异性的尊重。因此，如拉克劳所指出的，“民主的含混性”可被明确表述成对统一性的需求但又只能通过思考差异性才能成为可能。[15]
在运用“民主的含混性”这一术语时，我们需要牢记对于发展中国家（the Global South）而言，民主的发展总是饱受西方干涉逻辑的侵害，并且这一因素经常是决定性的，举例来说，就像1954年危地马拉、1953年伊朗、1973年智利以及80年代的尼加拉瓜所发生的那样。这意味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的属性可被广泛地用三种逻辑加以概括：它们是等价的逻辑、差异的逻辑以及外来入侵的逻辑。此外，在全球层面地缘政治性影响力严重非对称性的背景中，我们可以认为，揭示出那些表面更“正常”事例非直接可见之物的经常是“次要的”事例。例如，在讨论南非反种族隔离的斗争时（p.159），拉克劳如此论述道，通过揭穿“种族主义的排他性逻辑，也揭示出这一种现实——在更隐含的层面——我们的社会也有着同样的逻辑”。
在20世纪中叶，暴露出西欧民主价值弱点的正是处在欧洲边缘的西班牙所发生的内战；到了80年代后期，在拉克劳写作本文时，美国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武装入侵暴露出自由主义民主制政权的终极局限。时至今日，西方反对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可鄙失败在正义与人权方面构成了欧洲—美国式的表里不一的核心成分。正是反对以色列国邪恶的殖民势力的斗争造就了巴勒斯坦不再只是一个特定的地理名词；它已经成为——正如马德里、马那瓜（尼加拉瓜首都）、索韦托[16] 过去那样——前沿地带的代名词，借助它我们自身的政治认同被建构起来。
拉克劳大大提升了政治前沿——或许还有地缘政治前沿存在的重要意义，他在论文《建构普遍性》中指出，“若不创造出政治的前沿，就不可能有政治的存在”。[17]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个主题，我先转向对新社会运动主体的分析。
三、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意义
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对描述拉克劳关于社会运动思考的理论基础不无裨益，即我们在当下如何思考政治、究竟哪些新社会运动是政治性的。
应当清楚，政治不存在单一性的固定功能。政治并非一个层面从其他层面分离并获得相对的自主性：尽管对此类层面的建构本身确实就是政治行动。政治有时被明确界定为国家权力的领域，而为了反对国家权力，社会必须组织起制度化与互动式的防卫机制。人们经常对政治领域与社会空间进行二元划分，前者限定在国家与政党范围内，而后者则围绕家庭、学校、信仰、个体及运动等组织。然而要消解这一二元分割（正如后马克思主义超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或者后结构主义者颠覆一切对体系与话语的预设性划分），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的起源本身即是政治性的。换一种表述来说，政治维度具有某种双重性，在此意义上它被铭刻在社会整体的不同空间之中，另外它对这一领域来说也是建构性的，社会整体的组织和命运正是在该领域被决定的。由此说来，是不是政治性的随着新主体性出现提出新的问题而始终都在变化——正如“个人是政治的”这一例证——还随着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提出新的问题而变化。但同样，“政治”并不消除催生问题的社会条件；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宗教信仰、环境与地区特征都可能成为政治，但它们不仅仅是政治的。
社会斗争的推动力具有不可预知性，并且新的社会运动代表一种相对更新形式的斗争，这被拉克劳置于“崭新”的背景中[18] 加以阐述。这一崭新性可用新斗争引发社会科学传统范式危机的方式进行定义。拉克劳指出，关于社会冲突传统的理论描述具有三种典型特征。首先，行为人身份是由社会结构范畴所决定的，因此每一种冲突的出现都能追溯其“经验—指示性的群体”：斗争属于“农民”、“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等；其次，任何冲突的性质与一切斗争的意义都是由与“有目的性的革命计划”的关系所决定的，历史的根本性运动，比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遮蔽了社会行为人的真实意识；再次，就那些冲突确实被政治化的例证而言，社会冲突空间的多元性被简化为一种统一的政治空间。
在拉克劳看来，新的社会运动的症状是，传统范式的上述三种特征从其表现看都已经被消解。例如，认为相关利益群体与“主体性立场”有序、连贯的系统相一致已经变得站不住脚。因此，以工人为例，我们不能断定他/她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立场与作为消费者、某个具体地区居民或政治体系中一位参与者的身份之间仍将具有确定的关系。这些不同立场之间的关系并非由预先给定的社会范畴决定而一成不变；而是变成一系列复杂政治结构的结果表现形式，这些政治结构不能单方面地从生产关系进行读取。与此同时，社会行为人的此类不同立场已经变得日益自主化，并且根据拉克劳的解释，这一自主性从根本上说即为新社会运动的特殊性所在。
同样，社会主体具有单一立场这一观点可参考如下情形来理解：不同阶段理性的、必然的更替被政治空间的增加所破坏，并且意识形态要素的共存根据“阶段”的历时理论，应当以不同发展时期的更替形式出现。由于社会行为人的身份不再由社会单一层面所建构，“利益表达”模式丧失了生命力，政治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由一切社会实践所表达的情况，而不仅是一个层面或单一维度。在拉克劳看来，政治想象不再由社会的“总体模式”所塑形，它围绕某些需求与具体社会关系被建构起来。新社会运动的激进民主潜能即存在于它们对社会彻底开放与非确定的观念或隐或显的需求之中；或者说，正如梯尔曼·埃弗斯（Tilman Evers）曾说过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对民主化的持续努力，而不是在某个神秘日子（D-day）、某座冬宫堆成、生产方式被国家主义化并且自由被公布出来的”。[19]
有了对这些观点的认识，我们可以强调指出，拉克劳是坚持不懈地对当今社会斗争的性质进行质疑。举例来说，在他所写的《身份与领导权》中，他以这一提问作结论：“单一主义的扩散就是……今日全世界人类解放梦想迅速消退的唯一替代品吗？”[20] 在同一著作的其他文章中他还指出，“我们现时代基本的政治僵局”就是“新社会角色的扩散将导致……更强的集体意志出现，或者说它们将融入纯粹的单一主义，以便体系更容易将它们整合并使之臣服”。[21] 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左翼面临的任务数量可观，在《建构普遍性》这一章的结论部分，拉克劳提出，假如左翼不能创造一种由几十年来单一主义的扩散构成的“广泛的普遍话语”，那么避免失败命运将变得更加困难。[22]
四、结论：把“大众”与“民主”联系起来
民粹主义的历史命运可谓跌宕起伏，拉克劳认为，传统上对它不加理会但简单化地认为它对政治避而不谈；保守主义者则主张：“社群管理是行政权力关切的问题，而行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关于什么是‘好的’社群的恰当的知识……”他提出自己的立场，并简洁地这样写道，“民粹主义相当简单，它是建构政治的一种方式”。为了进一步阐发这一主张，他提出民主与民粹主义都具有二元性的特征——并且是出于各种有联系的原因。[23]
因此，民粹主义可解释为它对既存状况既是颠覆性的，又是彻底重建新秩序的起点，特别是因为旧的社会结构中某种程度的危机正是民粹主义的必要前提（p.177）。换一种类似的概括，可以这么认为，向体系表达出的民主需求是由各种失败者表达出来的——或者说至少他们那里有一个平等维度，并且他们的出现本身是以某种排斥为先决条件的（p.125）。并且在这里应当提及拉克劳一个与此相关的观点，在大众与民主相关联的语境中，可以认为民粹主义正是当代表征系统中最主要的民主要素。就此而言，还应当回顾上文所引用的对民主与大众主体立场进行的对比，尤其是在南北差异方面，欠发达的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不同，民众斗争总趋于有一个中心，还有一个单一的并且界定清晰的敌人。这种斗争与大众自我—决定的观念以及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批判直接相关。此外，民粹主义在拉美已经与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呼声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参与联系在一起。
最后，请让我们记住拉克劳本人在2005、2014年出版的两部著作中总结的一些要点。首先，“人民”重新成为政治范畴可被视为对打开新视域的贡献，原因是它有助于我们把其他范畴视为偶然性的。在“全球资本主义”[24] 时代，当被局限在社会阶级范畴中解放政治的主体性已经逐渐消失，扩大视域是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投入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当前的世界形势揭示出抗议的形式扩大到超出一切明显的“制度性教化”的程度，诸如，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阿根廷的雇员上街阻路（piqueteros）、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这些社会动员都具有超越既存制度框架管束能力的倾向。”[25]
然而，这一横向的自主维度若不能以“领导权”这一纵向维度加以补充，将不具备带来长远历史变革的能力——即是说，无法带来“状态的彻底改变”。“自主性本身导致……抵抗运动衰竭与弥散。”然而领导权并非“伴随着市民社会层面的群众运动而来”，这导致一种“将很容易被当前势力的社团力量殖民化的官僚主义”。对于以民主未来为目标的人来说，在自主性与领导权两方面同时推进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而正是这一未来使经常倡导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26] 具备了真正的意义。
[1] 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年）， 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后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阿根廷，后长期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ssex）任教，担任政治学教授兼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拉克劳著述丰富，其中与尚塔尔·穆芙（Chantal Mouffe）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Verso，1985）被译为约40种文字，享有世界声誉。另著有《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解放》（Emancipations，Verso，1996）、《论民粹主义理性》（On Populist Reason，Verso，2005）等著作，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大卫·斯莱特（David Slater），英国拉夫堡大学政治地理学荣休教授，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曾长期任教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著有《政治地理学与后殖民》（Geopolitics and the Post-Colonial，2005）、《新社会运动与拉丁美洲状况》（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tate of Latin America，1985）等。本文译自David Slater， Ernesto Laclau，An Appreciation，Soundings：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2014，58，Winter，pp.136-148。
[2] 于琦，男，1974年生，山东菏泽人。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等。
[3] 诺曼·格拉斯（Norman Geras），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斯顿宣言》（Uston Text）的起草者，自称为毫无保留的马克思主义者。——译注
[4] 对格拉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详尽的批评，参见E. Laclau，C. Mouffe，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in E.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London and New York，1990，pp.97-132。（以下引用该书只标注页码）格拉斯的文章可参见：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1987，163，pp.5-6。尚塔尔·穆芙是拉克劳的伴侣及长期的理论合作者。
[5] 安德烈·甘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年），德裔美籍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先后提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著称，他曾把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观念应用到经济学方面，但明确反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译注
[6] 参见E. Laclau，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New Left Review，1971，67，pp.5-6。更多讨论阿根廷政治与帝国主义的文章，参见E. Laclau，Argentina-Imperialist Strategy and the May Crisis，New Left Review，1970，62。
[7] 拉克劳与穆芙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中持有相近的立场。
[8] 他们对社会主义与民主相容性观点的简明阐述，可参见《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第132页，脚注28，以及《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受到了一致关注，我们应当指出塞罗尼的一个有争议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可被视为“民主发展的极致”（U. Cerroni，Democracy and Socialism，Economy and Society，1978，7，3，p.248）。
[9]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pp.34-35.
[10]E. Laclau, 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Verso, 2014, p.6.
[11]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 Strategy），由Verso 出版，第一版1985年问世，2001年推出第二版。该著是拉克劳与穆芙的“共同事业”，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销售量高达6位数。拉克劳早期的一些著作也与此相关，特别是他对米里班（Miliband）与普兰查斯（Poulantzas）论争的评价，以及他讨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首部重要著作。
[12]E. Laclau，C.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 Strategy，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Verso，2001，p.xvii. 在“分歧”的语境中，此处可补充一点，还必须考虑有关反父权制与种族等级制的“解释权战争”（wars of interpretation），在此方面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视角至关重要。
[13]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 Strategy,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Verso, 2001, p.xix.
[14]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 Strategy, the second edition, Verso, 2001, p.131.
[15]E. Laclau, Democracy and the Question of Power, Constellations, 2001, 8, 1.
[16] 南非东北部一城市，因种族隔离政策而形成的非洲人最大的集居区，在历史上以1976年反种族隔离的大起义闻名。——译注
[17]E. Laclau, Constructing Universality, in J. Butler, E. Laclau and S. Žižek,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Verso, 2000.
[18]E. Laclau,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lurality of the Social, in D. Slater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tate of Latin America, CEDLA, 1985.
[19]T. Evers, Identity: the Hidden Sid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20]E. Laclau, Identity and Hegemony, in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p.86.
[21]E. Laclau, Identity and Hegemony, in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p.210.
[22]E. Laclau, Identity and Hegemony, in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 p.306.
[23]E.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p.x, p.xl.
[24]E.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p.250.
[25]E. Laclau, 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pp.8-9.
[26]E. Laclau, 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pp.8-9.
责任编辑：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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