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会议综述
作为文化记忆、审美资本和艺术的时尚
——“当代美学与人类学：时尚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苏东晓 |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0期
2017年9月22日—24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人文学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上海艺术批评》杂志社等在杭州联合举办了“当代美学与人类学：时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爱尔兰、比利时、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及中国各地的1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多学科碰撞、多视域融合的语境下展开了广泛的学术探讨和争鸣。
一、文化记忆、资本与时尚的相互建构
“文化记忆、资本与时尚的相互建构关系”是与会学者关注的核心话题。各位学者普遍认为时尚的生成受文化记忆和资本的支配，同时时尚也成为现代人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
东欧学者较关注时尚的意识形态问题。斯洛文尼亚的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分析了俄国工装裤的流行与意大利未来主义和俄国建构主义的关系，指出20世纪之前，时尚的发展与衰落只是依赖于技术发明和新材料的引进，而20世纪以后的时尚记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时尚似乎成为了人们乌托邦期望的重要表达和表现方式。俄罗斯的亚历山大·V.彼得洛夫教授对文化全球化在俄罗斯的进程及俄罗斯消费社会和时尚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指出文化全球化为俄罗斯新大众文化的传播创造出新的象征系统，现代俄罗斯社会的时尚与娱乐业发展是市场化进程和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制度中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东欧学者不同，来自西欧的学者更关注时尚与资本主义新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他们更多地探讨了时尚现象中审美经济的基础与法则。法国的奥利维耶·阿苏利教授认为要在奢侈品的社会学概念和经济学概念的冲突中寻找启发。因为违背市场等价定律，铺张浪费，传统的经济学反对奢侈品，却忽视了纯粹的奢侈品在社会分化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传统意义上，奢侈品只能在市场边缘和社会观念中存在，但在消费社会，必然与过度支出联系在一起的奢侈品挑战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和效用范畴。德国的布丽吉特·比尔-米莎教授从管理学的视角分析了艺术与审美在市场营销中的价值与作用。她认为审美不仅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美丽外表和重要经济因素，也描绘着一种真实的包括“审美愉悦”和“审美操控”的社会权力关系。审美经济指向欲望，而欲望无法满足却可以被无止境地增强，这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基础。德国卡塞尔大学王卓斐助理教授指出，城市美学的中心焦点不在于如何观看和评估物理形式和城市空间结构，而在于如何通过整个身体去接收城市的特质，即城市空间如何安置我们的身体，从气氛维度探讨了城市审美环境的建设问题。
中国学者对国外学者的这两个关注点都有回应，并体现出了对如何利用时尚来增强民族文化记忆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浓烈兴趣，以及对审美资本主义进行理论阐释的意图。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探讨了从文化资本到审美资本的双重建构问题，强调在文化资本向审美资本转型的双重建构中，历史记忆、民族元素、审美习性、经典优化和时代精神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单世联教授阐释了消费文化、文化产业、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消费文化的形成以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前提。暨南大学赵静蓉教授从文化遗产到审美资本的话语转变语境出发，探讨了博物馆文化治理功能的形成机制，认为从作为物及“物化”的文化遗产开始，经过“教育”和“欣赏”，到人获取审美资本结束，博物馆的核心议题从“物”过渡到“人”。杭州师范大学李佩仑副教授认为，文化创意时代的审美资本应该重新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它将致力于一种公民社会和自由市场化的新消费主义，致力于社会整体以充满审美想象力和审美需求的形态来推动新的物质和精神的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邱晔助理研究员通过与以往经济学理论中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为资本、文化资本等经典资本概念相比较，对美学资本内涵进行了界定，考察了美学资本在供给层面、需求层面及在产品中的表现形式和影响作用。湖南科技大学李文浩讲师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科技、经济、文化、司法、政治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吴维忆助理研究员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关注的传统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各种新型矛盾是“非物质劳动”概念产生的源起，也是这一概念在突破西马“劳动—交往”理论困境之后，进一步回应现实的一个应然的推进方向。上海交通大学的连晨炜博士从当代美学研究的维度探讨了审美资本主义现象，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审美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规约，审美资本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便是不排斥商品与经济要素的交融，在审美与资本合流的环境下重新去把握新的美学现象。
二、时尚与艺术的关系
在谈及时尚与艺术的关系时，大家讨论更多的是时尚与先锋艺术的关联。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周韵教授考察了“新”之概念的现代谱系，分析先锋派理论话语中有关“新”的争议，认为“新”是与它所要超越的传统和体制紧密联系的，“新”的逻辑是自我消费，强调先锋派之“新”的大都市维度，揭示其对当下文化创意的启示意义。山东大学穆宝清副教授认为，西方后现代艺术颠覆并抛弃经典准则和惯例化传统，蔑视秩序，热衷“拼贴”和“混成”的策略，追求作品的自我指涉性等时尚元素，既孕育着病态的后果，又为我们提供理解和阐释流动的现代性范式，为寻找未来生活的方向敞开了自由想象的空间。陕西师范大学梁劲芸博士认为，在当代文化语境下，时尚与艺术存在跨界现象，以时装设计师为代表的时尚从业者和艺术家也出现身份界限模糊、属性差异趋于弱化甚至消解的问题，但只有那些具备反思和创造能力去超越消费文化的辖制及日常生活审美化泛滥的现实困境，其产品能为当代社会和生活提供精神支撑的时尚从业者才能被视为艺术家。
与会学者还探讨了时尚在各种类型艺术中的具体呈现面貌。西南科技大学周冰副教授阐释了网络文学的时尚化问题，认为内容上的时尚择取、叙事策略上的爽感诱导、表现手法上的空间侧重是网络文学时尚化的重要审美特征。丽水学院王拥军副教授从宝马艺术车的创作历程出发探讨了当代文化中时尚艺术化和艺术时尚化的融合趋势。东华大学叶长海副教授分析了纽约百老汇戏剧，试图揭示剧场艺术的时尚特性。更多的与会学者关注时尚与影视文化的关系。爱尔兰柯尔克大学吉尔曼·吉尔·库瑞尔教授探讨了亚历山大·麦昆的时装设计与文学、电影的渊源，认为他的时尚奇观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正是因为他的悲剧维度以及他从其他艺术，尤其是戏剧、文学、电影、音乐等的叙事和景观中汲取的营养，在时尚中创造了一种整体的艺术实践。浙江大学王杰教授从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和吴京的《战狼2》这两个社会反应截然相反的电影分析开始，力图把握中国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指出中国当代时尚的基本情感结构是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这种双螺旋结构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情感结构，在当代中国时尚的不同类型中都可以作出分析，并可以此建构当代中国时尚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点。浙江大学李咏吟教授认为基于先锋与时尚的冲动，全球化时代影像艺术的美学原则主要有探寻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以电子技术与科学技术意志实现影像艺术的先锋或时尚、通过图像变形构造现代生活的神话想象、正视环境的崇高价值等4个方面。浙江传媒学院钟丽茜教授通过考察电影中玻璃建筑的变迁，来讨论建筑时尚的变迁及其公共空间的审美关系，认为建筑物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载体，而且是人类属性的表现形式。中国传媒大学杜彩副教授分析了中国电视上流行的“儿童成人化”构建现象，指出它不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存在，而是当下文化泛娱乐化的症候表征。宁夏大学王琳琳教授阐释了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身体意识。湘潭大学雷云茜博士分析了《爱乐之城》中怀旧美学的建构。四川师范大学讲师米斯茹认为，从平面媒体到网络直播平台，“美女”身体经历从“仿真的身体”向“他者的身体”的转变，“美女”身体在媒介中的表征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维度。
三、文化遗产的时尚化
文化遗产的时尚化问题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热议。在理论建构方面，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文化遗产时尚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转化过程、形态及手段等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教授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和手工艺复兴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一种中国式文艺复兴的现象，是从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变成新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开始的。正是在人类社会再次面临新的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向中，这种中式生活方式得以回归，复兴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手工艺行业，提供了许多新的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其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样式的同时，也在带动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改变，进而促进中国的产业转型，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江西财经大学李旭副教授探讨了文化遗产转化为审美资本的机制，认为文化遗产不是直接转化为审美资本的，其中要经历文化遗产转化为文化资源，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符号，文化符号转化为审美符号，最后审美符号再转化为审美资本这一过程。浙江传媒学院苏东晓副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遗产现代转化与时尚的生成运作达成了同构，民族文化遗产进入时尚运作中，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作为“边缘”与“他者”，在挑战“中心”、确认“自我”的过程中是否得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民族文化遗产时尚化就是一则寓言，以独树一帜的民族传统标示来反抗全球化权力的凝视，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混搭隐喻对现实境遇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想象，追寻一种审美救赎。中国美术学院姜图图副教授以20世纪60—70年代法国高级时装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法国的时尚场域和运行规则，阐释符号生产的逻辑才是时尚生产的真正内核，试图为我国当下的时尚产业和创意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东南大学宋眉博士后则探讨数字语境下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问题，认为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综合文化景观，赋予现代生产和生活经验以意义，促使技术—主体生存—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生成、不断创新的有机系统，也参与到人与艺术的构造之中，不断创造着人与世界、人与艺术的新关系，所以，数字技术能为传统艺术、技术和语言的革新提供动力，也能为传统艺术提供营造视觉奇观和空间想象的新途径，能让观众获得奇特的体验，充分发掘了主体的能动性，还可以借助文字、视频、音频、照片、漫画、动画等各种媒介渠道，共同生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精密的叙事整体，极大地拓展传统艺术的叙事空间。
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很多学者提供了案例。中国美术学院吴海燕教授分享了北京法海寺文化遗产活化设计、南山路亮灯工程及《东方丝国》时尚秀等的设计思路及效果，认为时尚创造在于精英，流行在于青年，操盘手则有博览会等商业机构和政府机构，因此要多方联动充分实现时尚审美的价值。爱尔兰柯尔克大学阿米达·德·拉·加尔萨副教授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的服装风格如何因为其艺术家气质、博物馆展览等因素推动而成为时装系列为个案，探讨了艺术、博物馆和时尚的协同效应关系。西安交通大学—利物浦大学工业设计系萨拉·斯特林博士以中国苏州虎丘婚庆市场为分析对象，探讨了现代性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当下的文化发展与新娘时尚之间的关系，指出婚庆购买行为不仅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与自我形象建构相关的象征。武汉纺织大学郭丰秋副教授认为，荆楚汉绣“专于装饰”的审美特色与现代服饰时尚中的“装饰艺术”风格不谋而合，根据仪式观重新关照汉绣的传播，有利于把握时尚传播的本质，为重塑共同文化提供一些可操作性的路径或模式。武汉纺织大学陆兴忍副教授认为时尚创意、互文共生与文化传承是中国本土文化元素服装创新设计美的实现路径。武汉理工大学王美艳副教授从艺术创造的社会动因、作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出发考察了唐朝对外来植物纹样的吸收，试图阐释和理解艺术的跨文化交流机制。韩山师范学院洪晓讲师以央视春晚为例分析当代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演变，特别是主流、精英和大众三种趣味的演变，认为要进行文化习性的治理与审美趣味的建构。广州大学何艳珊博士后比较了中西音乐文化的审美特征，指出西方音乐表现悲剧精神，中国音乐具有超越立场和圆融智慧，这种差异恰促成中国音乐在当前文化交流中的实践应用价值。陕西师范大学李河成讲师分析了牛仔时尚中社会习俗的运行机理及礼制变迁，探讨新兴社会阶层在后极权主义社会中审美民主的公共趋向。湖南女子学院肖宇强讲师认为，服饰是时尚与美学的载体，它向我们诉说历史、现在与未来，中国女性服饰的发展体现出每个时代的社会特征、美学思潮和时尚文化，见证了中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转变。清华大学熊亦冉博士认为，中国时尚产品的创造与生产就是对民族身份想象的重塑，第一、第二代中国设计师的时尚策略是文化民族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两者是对东方的想象和表达，当代年轻设计师则采用新形式展现对中国特点和身份的理解，亚文化、反主流文化和怀旧被嵌入日常时尚之中。
四、时尚美学的建构
“时尚美学的建构”也是与会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大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探讨“时尚的本体论”和“时尚伦理学”的问题上。
在时尚本体论的讨论中，各个学者的出发点也大有不同，有的从重构美学范式的角度进行讨论，有的从时尚与现代性的关联切入，有的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他美学思想中寻找资源，还有的从当代媒介与人的关系来探讨，不同视角与观点的交锋拓展了时尚美学建构的思路。德国汉堡时尚与设计学院佩特拉·洛伊特纳教授分析了时尚与物质、时间及艺术的关系，认为时尚是一种文化制度，它使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身体的舞台上呈现，并为这种呈现找到混合的审美形式。浙江大学王杰教授认为，时尚作为当代美学现象，原来的美学研究方法对它已经失效，而用审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时尚问题有可能把握住时尚的流动性和极为辩证的审美现象。他还介绍了所带领的团队尝试用多学科、不同年龄、性别、信仰的人对当代最新中国电影的“田野工作”已经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惠敏研究员指出，时尚没有固定的内容，亦无固定的效果，时尚可以创造优美，也可以创造崇高，但这都不是时尚的本质，时尚的本质是创造差异和差异感，因此，差异化是在崇高与优美之间的第三审美范畴。中央党校范玉刚教授认为，时尚是变化的，是资本制造出来的审美品味，这是传统美学不能全部囊括的，因此需要探讨文化创意时代的时尚美学研究范式重构问题。浙江传媒学院杨向荣教授探讨时尚生产的悖论建构，认为时尚通过周期性的模式操作玩着“旧瓶装新酒”的游戏，这是今天时尚的生产隐秘，同时也表征时尚生产的吊诡：新奇与传统的博弈轮回。湘潭大学罗如春教授认为，时尚是典型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现象，是现代性碎片的最大寓言，时尚求新求变的本质使它的时间倾向更偏于短暂的过渡意涵，不具有任何尼采意义上永恒回归的意味，时尚植根于古老的偶像崇拜，是现代人的一个根本性的存在境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小平副研究员认为，“视觉文化转向”、“日常生活转向”、“身体转向”是时尚奇观产生的催化剂。北京工业大学杨华博士从反叛性的维度探讨时尚文化的哲学本源，认为时尚通过两个层面——借“陶醉”、“显现”状态在时间中的生成以及先锋与怀旧的时间性表达——在人类本真状态的归家之途中对“被抛”现状进行了反叛，因而时间性的存在就成为时尚反叛性的主要根源。浙江传媒学院郭文成副教授认为，时尚美学主张一种新的审美模式：游戏模式，区别现代美学所倡导的分离模式，时尚就是反叛的青年亚文化圈子、历史的一部分、语言游戏。武汉纺织大学杨家友副教授从黑格尔美学中寻找时尚阐释，指出时尚是人的精神的体现，时尚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能否与绝对精神的普遍性相一致。江南大学赵建军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确定了时尚价值的基础理论，肯定人的生命的普遍本质是时尚呈现的元始构成，肯定了“感性形式”、“美的规律”和生命存在的“感性化”对时尚呈现的价值规定意义，也注意社会存在、社会本质与时尚价值的内在联系，对于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时尚的深度创新，颇具现实意义。西北大学陈中雨讲师认为，时尚是媒介层的创新和区分，它具有符号、美学和消费倾向的价值导向，时尚的符号价值大于实用价值，这是一种媒介心理认同，时尚本身也是基于基础层的媒介建构和消费意识形态的认同。南开大学朱艳蕾博士认为，时尚是一种重要的身体空间，这种空间既是物理空间，也是梦想表达与身份认同的符号/精神空间，同时也是一种再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空间，一种异托邦。
在对时尚的分析中，与会学者也看到了时尚的矛盾与困境，认识到审美资本主义可能带来对审美自主权的伤害，试图从传统美学中寻找有益的解决方案，并提出了建构时尚伦理学的希望。东北大学宋伟教授认为，在商品过度丰盛的消费时代，符号消费的意义在于制造无穷无尽的需要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当符号消费溢出了真实需要的意义范畴，表现为符号泛滥、娱乐至死、生存焦虑时，人被符号操控，被符号异化。符号消费毫不犹豫地用商品来讲述审美，打破了审美与生活的界限，个体的生命需要迷失在大众传媒制造的审美幻象之中。夸示性符号消费中审美的功利性倾向，休闲性符号消费中审美自由的沦丧，视觉性符号消费中审美意象的消解，使审美陷入重重危机，走向迷失。山东师范大学杨光副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时尚活动瓦解了美学现代性的文化逻辑，具体表现为两方面的丧失：第一，现代美学张扬的“变化与多样性”的审美价值在艺术时尚化和时尚艺术化的双向运动中随着晚期现代社会中时尚“流变循环”的崩溃而丧失了现实合法性；第二，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现代美学力图营造的“审美共同体”理想被大众时尚的审美认同取代而丧失了现实合法性，沦为“审美乌托邦”幻象。湘潭大学王蕊讲师认为，身体的时尚包罗万象，但这不仅仅意味着身体的解放，也有可能带来意识形态操控下的身体异化。天津美术学院俞建文教授强调时尚具有民族性和开放性的情感结构，他以柴祖舜先生的心象艺术为例，强调用中国传统融通和美的境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人类审美高度，扭转人的异化。南昌大学刘毅青教授认为，中国美学与心性修养哲学之间有着深层的关联，中国美学的这种艺术观念提醒当代艺术，人类无法脱离人的精神超越与价值追求来创造艺术，艺术本身并不是目的，完美的艺术作品并不是人类追求艺术的目的。上海交通大学单世联教授倡议建构时尚伦理，认为时尚伦理的建构首先要从传统的宗教、伦理观念中汲取养分，其次要通过对话来解决冲突，最后需要每个人从自我做起。云南财经大学肖琼教授认为，我们在解读和阐释时尚的行为过程中，不仅仅是将时尚视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也不仅仅通过对时尚的审美模仿进行简单的社会学意义建构，更要看到其中的审美交流关系并有意识地进行培养审美品味的审美意义建构，面对当下时尚，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审美教育，以促成当代审美品味的形成。
除了上述4个比较集中的时尚话题讨论之外，从时尚的流行、时新的一般含义引申出去，一些与会学者也谈及了美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电影研究里的一些新话题，对综观时尚也多有辅益。
责任编辑：沈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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