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现代文学史研究
论语派对新市民文化趣味的培育
余娜 | 集美大学讲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20世纪30年代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有一定规模，市民社会初具雏形。而当时中国新市民阶层自我意识薄弱，多沉迷于传统文化趣味。以林语堂为核心的论语派文人为了建设现代市民文化，办刊物、写文章，致力于培养新市民的文化趣味，改变人们生活习惯、伦理道德、休闲娱乐方式等，从而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论语派从文化趣味入手，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延续了五四启蒙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五四新文化的虚浮高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新市民文化建设成就有限。
关 键 词 论语派 文化趣味 现代
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论语派，因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而得名。论语派以《论语》和此后创办的《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逸经》《西风》《古今》《天地》等期刊为依托，囊括了林语堂、周作人、俞平伯、老舍、简又文、邵洵美、潘光旦、老向、姚颖等众多知名文人。目前有研究将论语派视为现代市民的文化精英代表，肯定了这个群体文学实践的世俗性和现代性，但对他们的文化建构的思考和努力尚未深入研究。本文拟就论语派的现代市民文化趣味的建设问题展开论述，以期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
一
“市民”和“市民社会”是一个源自西方的社会学概念。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认为市民社会是人们在市场的经济交往中因相互的需要关心而形成的所谓“需要体系”，以及这一需要体系的保障机制。黑格尔的界定意味着现代含义的市民社会概念真正确立。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出现重大转变。20世纪30年代葛兰西首先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一个文化批判的领域。此后，大多数当代西方思想家将市民社会看作独立的社团及其活动所构成的文化批判领域。总体而言，市民社会是在商品经济关系的演变中，从整个社会中独立出来并逐步形成的一个私人生活领域。
在市民社会理论中，中产阶级是市民阶层的主体，市民文化相应地表现出高雅与世俗相结合的特点。市民阶层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审美理想和文艺追求。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在中国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有一定规模，市民社会初具雏形。但中国新市民阶层自我意识薄弱，当时流行的大众文化较低俗，混杂着旧文化和恶趣味。因此，摆脱传统文化趣味，建设健康的现代市民文化成为时代要求。以林语堂为核心的论语派文人意识到了新市民文化的需求，致力于现代市民文化的建设。他们从培育新的文化趣味入手，办刊物、写文章，以期逐渐改变人们生活习俗、伦理观念等，从而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
按照黑格尔的观念，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1]具体而言，市民社会应该具备“保护个人自由”、“反对政治专制”、“对市场经济的弘扬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2]等基本要素。以现代的市民社会概念观照中国古代城市，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20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城市得到很大发展。上海在1911年有48家工厂，1933年上升为3485家；“民国年间，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全国工业的50%以上（资本、工厂数、工人数及产值均是如此）”。[3]上海从一个贸易中心，成为一个制造集中地。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天津、汉口等城市。城市经济链条开始形成，金融业、服务业、娱乐业、教育业、出版业等形成了现代化的城市经济结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初具规模。
现代城市的崛起引发了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市民数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首先，工商业人口大幅度增加。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则把商品生产者和一大批急于求职的雇佣劳动者从乡村吸引到城市，扩大了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规模”。[4]其次，现代行业增加了更多的职业人口，如教师、律师、医生、编辑、记者、产业工人等。近代以来，城市市民的核心群体由三部分人群构成：一部分是接受现代思想的官僚阶层；另一部分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是现代知识分子。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拥有稳定的职业与收入的中产阶级成为市民阶层的主体，包括中小商人、医生、律师、记者、教师等分布于各社会主导领域的人员。新式的教育业、出版业和文化娱乐业等领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同于依附仕途的传统知识分子，能够独立谋生，成为新的文化精英群体。现代知识分子立足于城市，重视都市公共空间，将自身的观念介入现代市民文化建构中，并传播现代文化想象。
在20世纪30年代，尽管市民群体在数量和构成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现出现代性的特点，但市民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等都深受传统影响，现代文化尚未建设成型。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运动虽然引进了新的文化观念，冲击了传统文化，但旧文化的记忆依然深植于市民深层心理中，旧文化趣味的滞留则更为顽固。启蒙思想并未太多地影响中国百姓，大多数城市居民的人生观改变甚微。上海在当时是国际化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混杂。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新市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却普遍低级恶俗：富绅追求奢华排场，纳妾买婢，出入汽车保镖，打牌跑狗；小资产阶级讲究吃穿，打牌看戏，“男人们有时也喜欢涉足跳舞场或妓院，以及各种低级趣味的游戏场中。女人也喜欢在衣饰上较量，他们醉心于奢华，有时因为欲望的不满足而痛苦，这一类人，他们对于生活的享乐，常常感到不满足，因此精神上的痛苦，也占有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5]而且，文学阅读趣味也带有深刻的传统印记，以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为核心的“侠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新派的才子佳人小说广泛流行。
可以说，中国新市民群体渐成规模，但自我意识薄弱，现代市民文化尚未形成，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就需要通过新的启蒙摆脱传统文化趣味，建设健康的、现代的新市民文化。为此，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论语派在现代文化建设上致力于新市民文化趣味的培育，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二
文化包括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理性文化是观念层面，以科学知识、意识形态等理论观念为主，是对社会生活的概括性认识，较为抽象宏观。而感性文化则是心理层面，以感性经验和生活趣味为主，它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休闲娱乐、审美趣味等具体日常中。文化经验、趣味支撑着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又制约着文化经验、趣味，只有这两者协调发展，社会文化建设才能成功。在建构现代文化中，文化观念与文化趣味往往不相协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观念先行，主要致力于输入学理，抨击旧文化，意在改变人民的思想观念。但文化趣味方面的建设尚无暇顾及，未能深入大众的文化心理层面，也未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论语派的文化建设实践针对现代文化观念已经提出、现代文化趣味尚未形成的现实情况，他们通过饮食、服饰、阅读、音乐、电影、绘画等日常生活来审视普通大众的生活趣味，并用现代精神加以潜移默化的改造，力图塑造新市民阶层的生活格调和文化趣味。
论语派的文化建设是从认识“国民性”开始的。林语堂作为论语派的核心人物，他的思想看法具有代表性。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激烈抨击国民性缺陷，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6]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性的唯一出路就是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林语堂在30年代探讨中国国民性特质时，意识到必须结合中西文化，沟通传统与现代，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转为有所肯定，如他在《吾国吾民》中指出的，发现中国的唯一方法是“要搜索一般的人生意义，而不是异民族的舶来文化”。[7]他认为国人总体上有“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漫性及老猾性”，在《吾国吾民》中明确说到“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8]这里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显得更为客观全面。林语堂在展示国民性特质时，肯定了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生活的熏陶。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不无欣赏地书写中国人吟风弄月、赏花观柳的浪漫和谐的审美式生活，他说：“我深信中国人若能从英人学点制度的信仰与组织的能力，而英人若能从华人学点及时行乐的决心与赏玩山水的雅趣，两方都可获益不浅。”[9]林语堂在中西方文化平等比较中，一方面认识发现中国国民性，找到了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另一方面，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新文化的建设由观念领域转移到心理领域即重视文化趣味的建设。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市民阶层初具规模，但自觉意识不足，文化上仍保留着许多传统文化的恶趣味。由于中下层市民的文化教养不高，他们对文化观念的接受不敏感，其行为更直接地受文化趣味的支配。群体的趣味具有趋同性和社会性，“由相对一致的个体趣味所形成的群体趣味，亦即相当一部分人的趣味一致性……可以从经验角度或理论上归纳出群体的趣味类型”。[10]因此，论语派以“趣味”确立市民阶层的现代特质，也把文化趣味的改造和建设作为突破口，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化观念作为突破口大不相同，后者更富于实践建设性。文化趣味涉及市民的饮食、服饰、运动、阅读、音乐、电影、绘画等日常生活领域，因此要从具体的文化现象入手培育新的文化趣味。
论语派清醒地意识到现代与传统两种文化的冲突，也意识到两种文化都可以成为新文化建设的资源，应该在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完美融合点。论语派也认识到，新文化的建设不能依靠外来势力，不能通过殖民化来完成，而要由新知识分子作为主体。姚颖在《南京通信》一文中指出：“国家、社会、政治、礼教都在一种‘康白度compradore’（买办）的手掌中，自上而下都是洋行买办的身份，东堂西郊便只听得清算‘克姆爽commission’（佣金）的声音，‘康白度’的目的只是在赚‘克姆爽’，它决不会建树新礼教、新风俗、新习惯，在这种新情势之下，我们是决不会有一种新的群众现象来代替旧的群众现象的。”[11]以林语堂、章克标、老向、姚颖等作家为主体的论语派确立主体意识，决心融合西方现代文明，改变当时社会文化中理论观念与实践生活的分裂状态。
第一，论语派要改变国人的性格，故而倡导幽默、提倡小品文。论语派通过倡导幽默建立起现代文明的一个新视角。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品性是过于正经和过于不正经的两极，这样就容易流于古板、偏执或油滑、混世。他认为现代人应该有包容、开朗的胸怀，有幽默的品性。幽默可以化解矛盾，调节人际关系，是现代人应有的品格。幽默也可以用于政治领域，论语派的政治批评从国家大事到市井细闻几乎无所不包，超越具体党派来谈论政治，表达“老实的私见”，[12]主张避开“主义”的高深理论，形成了“论语体”，如姚颖《京话》、老向《吾民其为毛人乎》等以幽默的方式释放“政治郁积”。而且，幽默不仅是释放政治郁积的方式，还是生活智慧，一种睿智宽容快乐的生活方式。论语派大量的文章写生活日常、写幽默人生，其实是确立现代人应有的精神品格。
小品文的提倡则是为幽默找到了合适的载体。现代小品文有两大资源：一是传统小品文，不离风、月、雪、金鱼等生活趣味；二是西方随笔，不限题材。论语派提倡的小品文核心是凸显西方现代精神，更多取法西方现代小品文。林语堂提倡西洋杂志文，西洋人生之甘苦、家庭之生活、风俗之变迁、社会之黑幕都能反映在文章中。对小品文文体取法西方的倾向，郁达夫曾表达过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代散文以尊君、卫道、孝亲为主要内容，形式上行文必崇尚古雅，用字造句用典，成为创作桎梏，[13]所以小品文具有现代的品格，适宜于传播现代意识。
第二，论语派要改变国人的旧的生活方式，建立健康的新生活方式。他们的文章里常常谈论新市民的吃饭、穿衣、交际等生活习惯，批判盲从西方文明的细枝末节，认可适合人性自然的生活方式，赞同适度保留合理的传统行为，由此确立新市民生活方式的现代特质。
论语派也在大力倡扬平等，这是现代市民社会主要的价值诉求。林语堂在《阿芳》中写家里的佣人阿芳，聪明懒散，时而给人惊喜时而惹人愤怒，读罢全文令人忍俊不禁，通篇流露出家庭和睦、主仆平等的现代观念。
对于盲目追求西化的倾向，论语派也多有纠正。林语堂的文章多次论及穿西装、握手等西式生活行为的荒谬，肯定中式长衫的舒适，批判了西方文明存在的束缚人性违背自然的一面。他还写过买牙刷、牙膏时被广告宣传诱导的困扰，批评了现代文明的扭曲发展。林语堂的《我怎样过除夕》、徐的《论阴阳》都在讨论着新旧历法对社会、人民的影响，讽刺国民党政府不顾文化传统粗暴废除旧历法。
论语派认可中国新市民的现代生活方式可以吸取合乎人性的传统行为。林语堂、姚颖在文章里都写到处理书籍摆放的自然方法——“把书籍随手置放的方法”，[14]妙处在于舒适亲切，讽刺暴发户的书籍收藏和所谓高效率的现代图书分类法。
对于现代社会的理想生活，林语堂反对金钱至上主义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提倡自然、质朴的生活方式。他在《言志篇》中发现“现代人实在欲望太奢了，并且每不自知所欲为何物”，其实理想的生活状态应如是：一间自己的书房“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总体而言，生活的美好在于——“一套好藏书，几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15]这样的生活状态享受中西文明创造的便利和自在，自由依然是其最核心的本质。
第三，论语派要改变人们的旧的休闲娱乐方式，建立新的休闲娱乐方式。休闲娱乐是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新的休闲娱乐方式还没有形成。20世纪30年代的新市民休闲娱乐方式丰富多样，新旧混杂，旧的娱乐方式多有存在，如赌博、麻将、狎妓、跳舞等。论语派面对这种状况，从现代观念出发，谈旅游、聊电影、说读书、话传奇等，引导人们从事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建设重人情、合人性的市民生活。林语堂有不少文章写生活的休闲与娱乐：春天游杭州、夏日去避暑，看电影感动流泪，欣赏米老鼠卡通片，喜欢滑稽画片。在他看来，这些对于人心更加有益，“文学的作用，便是使我们带了一种更真的了解与更大的同情把人生看得更清楚，更正确一点……文学最要紧是必须打动人心，只要它把生活描写得真实”。[16]而且，林语堂充分肯定生活的闲适艺术，以游戏精神培养健全的人生观。在《论玩物不能丧志》里，他否定复古思想里的“玩物丧志”说，也批判了盲目效仿西方玩乐“只许人踢足球，不许人看花赏鸟”的说法，指出山水花鸟是中国人游乐雅趣所在，“在初夏晴日，趁夕阳西下，沿堤散步，看柳浪，赏荷花，观池鱼……乃为成年人之玩赏乐趣”。[17]
论语派提出了高雅的生活理想。林语堂倡导精致的生活，努力实现生活艺术化，“以艺术为消遣，或以艺术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游戏”。[18]他饶有兴趣地介绍苏轼、李渔、沈复、袁枚等人有关衣食住行的艺术，指出：“生活的艺术是他们的第二本能，是他们的一种宗教。如果有谁说过中国文明是一种精神上的文明，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谎言制造者。”[19]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详细地介绍了李渔热爱美食和畅游、听戏写文、改进或创造舒适的日用器具，生活充满情趣，显现出爱生活、爱审美的情怀。
论语派也重视普通市民的文化生活。通俗小说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鬼故事与言情、黑幕、侦探等同为通俗小说最常涉及的题材领域。论语派意识到鬼故事以及鬼文化蕴含丰富的民间性、世俗性，在《论语》杂志上曾推出“鬼故事专号”，篇幅超过平时一倍，周作人、老舍、陈铨、曹聚仁等诸多名家为之撰稿。对于发起鬼故事专号的原因，邵洵美曾说过：“我们编这‘鬼故事专号’，虽如施蛰存先生所说，是为‘正在对于西洋文学中的鬼故事发生很大的兴趣’，但事实上，那动机还要早。因为我们每次谈到文学总会讲起‘通俗小说’。我们常想，那所谓礼拜六派的小说，的确曾经继承了红楼、水浒等在通俗文坛上的位置……但是这一只势力似乎中断了。《红杂志》般的刊物也不再能继续它的生命了，通俗文学是决不会绝迹的……以纯文艺的地位说，通俗小说当然要不得的，但是以一两著作界，出版界而言，通俗小说自有它存在的理由。”[20]在专号中，除了一部分写刺激猎奇的鬼故事外，还有许多文章以启蒙者身份来写与鬼有关的内容。周作人《谈鬼论》和《再谈油炸鬼》、曹聚仁《鬼的箭垛》、马子华《鬼与女性》等文章站在人类学角度分析鬼文化；章克标《邻家的鬼》、徐《鬼戏》、老舍《鬼与狐》、老向《乡人说鬼》这类文章则影射现实，借鬼讽今；而陈绵的小说《小站》在叙述中弥漫着强烈的西方悲剧色彩和忏悔意识。尽管鬼故事专号内容、主题不统一，但反映出论语派看重通俗文学，试图借重通俗文学改造市民文化趣味的用心。
第四，论语派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趣味的继承和改造。五四以来，尽管传统文化深受现代知识分子诟病，但在文化情感和审美趣味上，包括论语派在内的许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依然趋向传统。关于中西文学、艺术的优劣对比，论语派在理性分析中显示出充分的文化自信。林语堂的《论中西画》指出中西艺术起源不同，“中国艺术的冲动，发源于山水；西洋艺术的冲动，发源于女人”。[21]让他气愤的是，中国艺术效法自然，呈现曲折之妙，追求浑然天成，而工业文明影响下的现代中国仿效西方艺术，舍本逐末，美术建筑皆学西方，“上海有几万个中国富翁，却只有一二座中国式的园宅。此上海所以为中国最丑陋最铜臭最俗不可耐之城”。[22]徐的《谈中西艺术》则从饮酒品茗吃食等生活细处入手，分析中国艺术的精妙特点。在《谈中西文化》里，林语堂批判卖弄名词、脱离人生地谈文化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指出“东西方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秤上一称，才稍有凭准”，[23]以人为中心的中国文明也值得西方学习。
论语派曾经书写过不少关于中国传统意象的文章，表达的情感矛盾复杂，既有怀旧，也有告别，这从“家”和“灯”的专号就可窥一斑。《论语》的“家的专号”里的许多文章表现出怀旧的文化情感。盛成的《家在陶然亭》将京郊的陶然亭视为文人心灵的栖息地。丰子恺的《家》写了搬家的过程，也是从都市到故乡的心灵回归。宋春舫在《从“家”忽然想到搬家》中，一直念念不忘幼年曾经生活过的旧家。这些文章里的“家”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情感的皈依，在惆怅伤感中对中国文化之根的留恋和探寻。和《论语》的“家的专号”一样，“灯的专号”也流露出怀旧情感，但后者立足民间立场，从民俗、历史的角度书写中国人关于“灯”的文化记忆。观今的《灯节小考》、梧生的《上元灯话》、殷紫震的《灯与趣》、蝶媒的《龙灯花鼓在民间》等文章引经据典，介绍民间的奇闻异俗，摘录有关灯的趣闻轶事。而陈铨的《回忆》、种因的《扬州春灯》、李短侬的《天下太平》、司徒京的《逛灯》则在今不如昔的感慨里表现出传统文化失落的惆怅。对于“家”的留恋和“灯”的守护，都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深处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理想的新市民文化趣味的培养应该是确立现代精神内核、合理吸收传统文化的过程。在林语堂看来，“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24]享受着悠闲生活的中国人的精神特质能够协调西方现代文明愈加剧烈的精神矛盾，当然西方现代意识仍是中国需要学习的。在中西方文化平等比较中，林语堂发现中西互补才能有理想的现代国民性。林语堂所代表的论语派在建设新市民文化趣味中，可贵之处在于努力契合中国新市民文化情感，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融汇西方现代文明，逐渐改变人们生活格调和审美趣味。
三
论语派从疏离政治的民间立场出发，关注日常生活，用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批评潜移默化改造新市民文化趣味，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他们将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传统文人趣味与西方的重视个性自由、思想解放的现代精神结合，提升了市民文化品位，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论语派对新市民文化趣味的改造、建设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也弥补了其不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要是在观念和理论上灌输新文化，反对旧思想，具体的文化建设尚未顾及。胡适致力于建设科学的人生观，其含义广博：“我所谓‘人生观’，依唐孹黄先生的界说，包括吴稚晖先生所谓‘宇宙观’”，[25]他在“科学的人生观”的十条宣示中，从生物学角度回答了人是什么的问题。风行一时的问题小说、哲理小诗也都在关注着人生观的核心问题，探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忽视了现实人生。胡适后来反思：“我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曾说文学必须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那就是悬空谈文学内容了。”[26]曹聚仁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曾总结道：“我们回看‘五四’时代的散文，在当时似乎觉得很有意义，写得很起劲，看得很痛快。其实，所布的都是堂堂正正之阵，所谈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大问题；说得好，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大议论；说得坏，便是千篇一律的宣传八股，久而久之，大家都有些厌倦起来。”[27]因此，五四文学革命仅在理论层面上批判传统文学思想，但不能改造大众的文学趣味和心理。论语派回到生活回到新市民的心理层面，从文化趣味入手，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五四观念建设的虚浮高蹈。
培养新市民文化趣味，是论语派对五四启蒙传统的延续。启蒙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深刻的和文化的变革。而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启蒙任务，中国人已有的生活行为、思维方式并没有实现现代化。20世纪30年代，社会革命兴起，启蒙不再是社会变革的重心。这时的文化潮流多元化，一方面是政治化，如左翼文学强调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另一方面反现代化，以新儒学为代表的复古潮流，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再一个是商业化，海派文学带有浓重的商业色彩，缺乏对现代性的反思；再一个是精英化，京派文学具有过多的士大夫气，不接地气。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缺乏社会力量的推动，也没有深及社会文化层面。论语派在纷繁复杂的30年代，立足于现代市民社会，触及社会心理和文化趣味，从事融合雅俗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批评，为现代市民文化建设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文化趣味的建设缓慢而深及社会心理，社会变革激烈而触动社会结构，两者并不同步。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论语派的文化建设成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流。时代主流在于社会变革和民族解放方面，而不在文化建设方面。因此论语派的文化趣味建设很快被社会变革遮掩。此外，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比较薄弱，中产阶级规模太小，难以提供新市民文化发展的条件。因此，论语派的文化建设成果并不丰硕，效果并不显著。但是，论语派对新市民现代文化趣味的建设，毕竟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应该予以肯定。在今天，现代文化建设已经提上了日程，借鉴其历史经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4页。
[2]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3]乐正：《城市功能结构的近代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4]乐正：《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5]倪锡英：《民国史料工程·都市地理小丛书·上海》，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6]林语堂：《给玄同的信》，《林语堂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30-231页。
[7]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8]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9]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越裔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10]周宪：《当前文化趣味的社会学分析》，《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5期。
[11]姚颖：《南京通信》，《论语》第11期。
[12]林语堂：《且说本刊》，《宇宙风》第1期。
[13]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影印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12页。
[14]林语堂：《我的书室》，《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5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15]林语堂：《言志篇》，《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第82页。
[16]林语堂：《米老鼠》，《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5卷，第74页。
[17]林语堂：《论玩物不能丧志》，《人间世》第7期。
[18]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344页。
[19]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
[20]邵洵美：《编辑随笔》，《论语》第92期。
[21]林语堂：《论中西画》，《论语》第30期。
[22]林语堂：《论中西画》，《论语》第30期。
[23]林语堂：《谈中西文化》，《人间世》第26期。
[24]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278页。
[25]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41页。
[26]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27]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56页。
责任编辑：沈洁
作者简介：余娜，女，1981年生，福建福清人。博士，集美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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