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6年第10期，总第141期
【内容摘要】在崇拜金钱和财富、崇拜自由市场、幻想经济的无限增长的社会环境中，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从社会共识慢慢演变成了世俗的公共信仰，这直接导致了我们无法建立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理想和信仰。关于信仰缺失的讨论，也许无法给出终极性的答案，但却延续了一个希望：重新思考人性，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和未来。
【关键词】信仰 资本主义 商品拜物教 文化逻辑
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缺失问题，离不开最近30年来中国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如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作为机构还是个人，中国所释放的购买力正在演变为影响全球经济政治的能力，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的直接后果，也是中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直接后果。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面貌，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精神世界。中国成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使得消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全球化、消费主义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链接，已经把中国社会带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与大循环，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已经表现出与当代西方社会非常大的相似性。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建立了世俗的共同信仰，这就是对于商品拜物教的信仰，对于资本主义的信仰，这种共同信仰已经非常根深蒂固了。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是：这一世俗的共同信仰，究竟是构建一种良善社会的信仰的障碍物，还是它本身已经成功挤占了信仰的位置，成为了一种信仰的替代物？
“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众生危亡”，托尼·朱特以18世纪英国剧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的作品《荒村》（1770年）中的句子作为《沉疴遍地》一书的题记，指出了我们当下生活方式中的某种根本性谬误，这构成了我们思考信仰缺失问题的社会背景。“三十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样东西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①我们同时也很少会这样去思考：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在托尼·朱特看来，“当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性，并不是人类生存条件中天然固有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自然’的现象，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迷恋创造财富，对私有化和私营部门的顶礼膜拜，贫富愈加分化。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现象的那些聒噪说辞：对不受约束的混乱的市场的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利益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②这些社会现象同样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之上。
托尼·朱特
托尼·朱特认为，在崇拜金钱和财富、崇拜自由市场、幻想经济的无限增长方面，当代社会的观念其实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年轻人的想法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与他们也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少有人预见到他们的世界将会崩溃，但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人都有这种共识，我们生活的世界可能面临种种危机，我们会面临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或者是社会方面的灾难，或者是难民的危机等。所以大家累积了非常多的负面情绪，日益加剧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不公正、经济剥削、腐败和特权、阶层和社会流动的固化等一切现象，使得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变成了这个时代大的特征：经济上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等。不安全感滋生了焦虑的情绪，滋生了恐惧。恐惧有各种方面的，有对变化的恐惧，对于衰退的恐惧，对于陌生人的恐惧，对于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而这些焦虑和恐惧正在腐蚀着构建一个良善社会的信仰的基础。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超越问题，已经丧失了思考的环境、氛围和空间，而让位给了更现实的谋生和发财问题，让位给了焦虑和恐惧的情绪。与此同时，市场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从社会共识慢慢演变成了世俗的公共信仰。正像托尼·朱特认为的那样，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我们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了，因为这样的话，这个社会会越来越进入动荡，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想象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这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近百年来欧美经济发展，导致人们把追求经济增长，理所当然地看成是自然的，几乎是唯一的一种欲望，一种冲动，这样使得我们考虑所有的问题都会用经济学的方式去思考。
当市场经济演变成市场社会时，优先得到满足的肯定是那些容易被简化成商业标准或者经济计量标准的需求，而不是一些价值方面的需求，因为它们没有办法简约化，这包括幸福、公正、公平等。所以说，我们很容易习惯从GDP等经济指标角度考虑问题，很容易忽视伦理、道德、哲学层面的思考，我们已经习惯于经济学的思考。30年来，我们的消费习惯和支付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现金交易到信用卡，再到电子支付，中国人已经从不愿意负债，演变到习惯于透支未来了，这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生态、社会和思想观念方面，我们都已经过度透支了。如果有机会退回到10年20年前，也许大家都愿意主动争做房奴，而坐享楼市暴涨的红利。在这历史过程中，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价值标准其实已经被重塑了。这样一个社会，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形成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的公共信仰。
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这一世俗的公共信仰，其实具有非常大的宗教性。本雅明《著作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6卷中的《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的断片，是1985年问世的本雅明未公开出版的论文，这些断片由3至4页组成，包括一些笔记和参考书目。本雅明的断片明显受到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启发，但是，本雅明并不认同韦伯“价值中立”的立场，而是旗帜鲜明地采取了反资本主义的立场。本雅明认为，必须将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宗教，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基督教并没有支持资本主义的确立，它将自身转变为一种资本主义。本雅明列举了三个理由来说明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具有完全的宗教性质：一是资本主义有纯粹的偶像崇拜，也就是商品拜物教。功利主义者的资本主义实践（资本投资、投机、金融操控、股票交易、买卖商品）都包含有宗教崇拜的意味。资本主义虽然在思想方面并不要求认同一种信条、教义或神学，但是行为方面，资本主义却采取了宗教崇拜的实践方式。二是这种崇拜的持续时间是永恒的，资本家们的统治行为从不知道停歇，资本永不眠，对资本的追求，对价值最大化的追求，是一种永不停息的追求。在资本主义宗教中，无论是股票交易仪式，还是其他金融仪式，每天都见证着“神性般的壮丽”，崇拜者们极端痛苦并极度紧张地遵循着共同价值观的兴衰。三是资本主义可能是宗教当中唯一一个创造了负罪感而不去赎罪的。这是通过负罪、负债和责任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勾连的，对资本的拥有者来说，是被商品拜物教选中的选民，并对资本承担着无穷的罪责，对穷人来说，他们赚钱失利，举债于人，他们是在经济活动中的失利者。负罪是普遍的，责任也被普遍化。由于一切行动和行为都被用金钱来表达，因而这种经济上的不幸已经变成日益严重的大众债务，并被压在下一代的身上。根据资本的宗教，唯一的拯救存在于制度的强化、资本家的扩张以及越来越多的商品积累之中，但是这种“拯救”同时也导致了绝望的加剧。③
卜正民
卜正民在《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一文中认为，从20世纪开始，资本主义不仅成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的观念也影响了中国人甚至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社会和历史的认知，这“既非西方殖民主义的单纯产物，也非中国人思想上无安全感的佐证；而是他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陲知识分子之经验的结果。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理论中所占的地位，只是中国与资本主义间多重样貌关系中的一小面相而已，而且与其说是它揭示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之间广泛的真实互动，毋宁说它反映了中国暴露在资本主义下所产生的思想上的影响”。④如果说这种思想观念层面上的文化逻辑，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变而曾经被中止过，那么在最近3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文化逻辑不仅重新得到了延续，甚至变本加厉地蔓延和滋长，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公共信仰，已经成为根植于当代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逻辑。目前的问题也许不是在一个空白的背景中创建一种信仰，也许不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群当中创导一种信仰，而是要强迫人们改变一种信仰，这个难度可能远远超出了重建一种信仰的难度。
迈克尔·桑德尔
迈克尔·桑德尔认为要切断这一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文化逻辑，首先必须回到问题的原点，那就是：金钱不能买什么，“当我们决定某些物品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也就决定了（只是隐晦地决定了），把这些物品视作商品（即谋利和使用的工具）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适用于进行这样的评价……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或贬低。所以，为了决定市场所属之地以及市场应当与什么领域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就必须首先决定如何评价相关的物品——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义务等。这些都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⑤桑德尔提醒我们“拥有一种市场经济”和最终滑入“一个市场社会”，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市场并不是中性的，市场会影响在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并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常常会误导公众，使公众误以为市场价值观和非市场价值观可以和谐共存。作为一种组织生产活动的工具，市场经济无疑是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而市场社会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营建了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影响社会关系的社会，会把市场价值观带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会排挤掉一些值得人们关切的非市场价值。
罗伯特·莱恩在《市场经验》一书中认为，“在一个市场社会中，任何市场外的东西都能很容易地在市场中找到相应的替代物”。⑥但是，市场机制并不能真正激发那些不与货币奖赏联系起来的才干，比如工作给人带来内在满足感这类重要的东西，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应有的地位，得到应有的重视。莱恩认为市场具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市场无法把握内在的东西，二是市场能够创造一种幻觉，使人们相信只要在金钱方面取得了成功，也就抓住了幸福之门的钥匙。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成了一个危险的破坏者，它的存在对真正的幸福构成了威胁。那些无法处理好与金钱无关但非常重要的人类关系的人，往往倾向于在市场上付出最大努力，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就能拥有已经远离他们而去的幸福。
莱恩认为，我们必须扭转市场居于优先地位的社会格局，因为“在交换的边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满足与动机的世界”。⑦这真是创造性能量之所以宝贵的原因，因为这些能量屏蔽了市场机制的影响。他确信，幸福的非金钱要素（或维度），比如说，家庭生活、朋友、对自己生活的方向感和支配感、自尊等，远比物质因素（或维度）更加重要。
莱恩呼吁，我们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经济制度需要一个“轴心的转变”，即从“经济主义轴心”转变为“幸福发展轴心”，从“消费者经济”转变为“生产者经济”，从而关注“整体生活的幸福”。⑧乔伊斯·阿普尔比和莱恩一样希望促成社会的这种转变，但他不像莱恩那样寄希望于价值体系的自发变迁，而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发展历史，揭示资本主义所引发的无情革命的偶发性。阿普尔比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体系，这两者的结合，赋予了资本主义建立政治秩序的新方式。他希望“探查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变了政治，同时在习俗的约束下，又如何改变了社会的主流行为、思想、价值观理想”。⑨在阿普尔比看来，探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就像讲述一个侦探故事一样，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犹如一个巨大的谜题。贸易的蓬勃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却一直严格局限在传统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框架之内。“直到16世纪，商贸才大胆地在新方向上迈开了步子。资本主义——这个以个人投资为基础，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的体现——逐渐取代了满足社会物质需求的传统惯例。从早期的工业化到如今的全球经济，一系列革命无情地改变了人类的习惯和栖息地。”⑩阿普尔比的突出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告诉我们，作为普世发现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其实是历史发展的偶发现象，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的惊人特色不是其不可避免性，而是其前所未有的创富能力，正是这些财富的力量使得出现在17世纪历史舞台上的资本主义，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习俗，侵蚀了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并持续推动人类社会取得非凡的成就；二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制度，同时也是文化制度，从物质要素的角度无法真正诠释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是一般惯例，而不是自然系统。“资本主义是深植在经济实践中的文化体制，这些经济实践围绕着私人投资者的要求展开，从而获取利益。逐利通常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比如推动劳动分工，产生规模经济，提升专业化，扩大某个商品市场，尤其是发起创新。”⑪资本主义的创富能力裹挟着文化体制的力量，演变成了一种内在的自我驱动力，推动了一场资本主义的无情革命，而文化、威权和偶然性在这无情革命的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托尼·朱特认为，物欲横流的时代特征，昭示着当代社会是一个沉疴遍地的社会，昭示着我们身处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他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经历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身负重任的知识分子与这个时代的思想道德困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关系？正如卜正民认为的那样：“自1980年代起，旧有社会主义体制的不断转型似乎只是印证了黑格尔式对现代性的信念正如同‘历史的终结’；正如西方资本主义概念在整个20世纪中的情况一样，到了21世纪之初，它仍将会主导中国人要如何建构认识他们自身历史的各种方法。只有当‘西方的兴起’开始日益像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而不再是一种全球的宿命时，或许中国的知识分子才会从这种观点中跳脱出来。”⑫正像桑德尔所关注的那样，讨论信仰问题的缺失与否，讨论信仰的创设与重建问题，讨论究竟应该信仰什么的问题，都是在试图探究有关良善社会和良善生活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想，我们也许无法给出终极性的答案，但是这种讨论延续了一个希望，那就是有关信仰问题的公共讨论，将为人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理论框架，通过深入探究人们有关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性，来促使人们重新从个人的角度规划自己的人生。
注释：
①托尼·朱特：《沉疴遍地》，杜先菊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②托尼·朱特：《沉疴遍地》，第1-2页。
③有关本雅明的观点及其阐释均来源于迈克尔·罗威、孙海洋：《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本雅明与韦伯》，《国外理论动态》 2013年第2期，第17-24页。
④卜正民：《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李荣泰译，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台湾“国立”编译馆主译，古伟瀛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
⑤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XVII-XVIII页。
⑥Robert E. Lane, The Market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p.555.
⑦同上，p.382。
⑧Robert E. Lane, The Market Experience, p.594.
⑨乔伊斯·阿普尔比：《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宋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⑩同上，第1页。
⑪同上，第25页。
⑫卜正民：《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第194页。
责任编辑：沈洁
作者： 包亚明，男，1965年生，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都市文化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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