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莫伊西给出了另一套地缘政治学方案，即情感地缘政治学。在其著作《情感地缘政治学》中，莫伊西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学，尝试回答希望、羞辱与恐惧等情感是如何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在情感地缘政治的地图上，我们能够看出各地区的情感倾向，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找出症结，及时作出调整和必要的改革。从而超越羞辱，克服恐惧，保持着希望与信心。这种情感政治学，将对共建人类希望的空间提供极为重要的思想启迪。
关键词 希望 羞辱 恐惧 地缘政治学 情感政治学
从举世闻名的《荷马史诗》中，我们悉知特洛伊之战的起因，不过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走了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而已。更确切地讲，是二人私奔，并非出于帕里斯的诱逼，而是海伦自愿的。正是这种不伦之恋，严重地伤害了斯巴达王的尊严——作为一个男人，准确地说是国王与英雄的尊严，这是其治国领民的重要依据。绝对不允许他者占有自己的女人，绝对不允许他者抢走自己的爱人，绝对不允许他者挑战自己的权威。然而，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一个国王与另一个王国的王子之间，于是一场国际战争就酝酿了。这场人类早期历史上长达10年之久的残酷战争，竟然爆发于一场“三角恋”的感情关系，实在是匪夷所思。
由此可见，或者是这一神话式的史诗昭示着：情感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与战争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现实利益和理性固然相当重要，但是情感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美国政治心理学家科塔姆和迪茨-尤勒等人对政治人的心理与情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逐渐形成一些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其中，正如布朗（1987）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研究暴力的严肃的学者认识到，天赋倾向（随个体不同而有变化）和情境条件多半是结合在一起的’。”情景和政治人的情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通常，政治学在对冲突的解释中已经提出，心理因素是一
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在各种冲突中，心理因素的作用逐渐被发现，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例如，国家领导人正确或错误的知觉在避免或导致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已经在各种历史危机案例中得到了详尽的叙述。”有时，这些看似无关重要的情感因素，其实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还有人提出，在预防或导致冲突的过程中，政策制定群体本身的动力和构成扮演着重要角色。”就连政策制定群体自身的动力、结构、知觉和情感都会对决策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最后，领导人的人格和特征也被一些人认为在引发或阻止冲突中起一定作用。”作为个体的领导者，其人格和个性在冲突之中也有着无法预测的作用。
情感、人格和心理在政治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想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情感被媒体放大，它既反映着全球化，又对全球化作出反应，反过来还会影响地缘政治”。事实上，它们一直都对政治活动产生着或明或暗的极大的影响。正是基于此，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在其著作《情感地缘政治学》中，努力构建一种新[1]的地缘政治学——希望、羞辱与恐惧等情感是如何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
一、地缘政治中的情感问题
当那些被以往政治学家们所关注的重要政治因素——德性、理性和利益，如洋葱片一般，被一层接一层剥去时，人们才开始将目光转向那最为平凡却又一直都在影响着政治的情感因素。“情感，无论是宗教情感，还是国家意识形态，甚至纯粹的个人情感，当然都很重要。纵观19世纪和20世纪，情感总是在政治的最前沿。”不论是对个体自身，还是对民族国家来说，情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因为遭受了启蒙时代不少理性主义大师的贬低、否定与打击，才使得世人误以为情感是一个不重要的，甚至是一个坏东西。以至于情感是人无法割裂的部分，都被视而不见。然而，现实并没有因为人们对情感的忽视而变得简单、和谐与美好，反倒是血淋淋的战争和残酷的历史一再证明：世界的复杂性不会因为理论框架的简单明了、逻辑严密和自圆其说等诸种“科学性”与“合理性”而发生丝毫的改变。
就连那被誉为理性时代过着“钟表式”生活的康德先生，也会因为情感而临时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哲学家康德也被感动得停止了工作，是在1792年瓦尔密(Valmy）战役的那一天，法国革命大军击败了保卫旧政权的联军。只有两件事让康德打破了他极其严格的生活规律，这是其之一（据说另一件事是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出版）。”此外，他还因为邻居的公鸡鸣叫扰乱自己的生活，而一气之下将其宰杀了。情感对人的影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是富有情感的意识形态运动。情感控制我们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控制情感的程度，如果我们不承认情感影响在其中的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这段历史。”貌似情感不过是人的心理活动的组成部分，由人控制，但是不少时候是情感在掌控着人，左右着人的行为与决断。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因为情感失控而酿成的，或是因为害怕和恐惧，或是因为羞辱与尊严，或是因为仇恨与报复，或是因为狂热和希望而骤然发动战争、变革和政治运动。只有思及这一因素，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
而当今的世界，在科技化、全球化、网络数字化的进程中，金融市场、民族国家与技术不可避免地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整合状态，“使得个人、公司和国家相互之间的联系更远、更快、更深、更廉价”，而与此同时，这样日趋复杂的现实，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经济侵略、恐怖主义、文化冲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身份认同等给世人带来的极大痛苦与焦虑。因此，“要想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情感因素不可或缺。情感被媒体放大，它既反映着全球化，又对全球化作出反应，反过来还会影响地缘政治。用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话来讲，全球化可能已经使世界‘变平’了，但同时也使世界比之前更加情感化”。随着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与交叉学科的兴起，学者们逐渐地意识到众多的历史、政治事件中那些看似平淡而隐晦的情感的重要性。其中莫伊西较为突出，专门研究了情感在地缘政治学中的作用与意义。在他看来，“情感”研究将会带来一场地缘政治学的革命。这不仅是因为情感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而且根据情感的三种主要的类型，即希望、羞辱与恐惧，可以重新审视和区分这个世界，将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世界政治图景。
那么，为什么是这三种类型的情感呢？对这一问题，莫伊西给出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恐惧、羞辱和希望，可以看作是人类的三个天然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血液中的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因此，三者缺一不可，而且还要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任何一者过多或者偏少，都会对政治共同体产生不良影响。“毫无希望的人为的羞辱，则是毁灭性的，而过多的恐惧，过多的羞辱，以及希望不足，则对所有社会都构成极大的危险，因为这种状况将导致极大的不稳定与局势紧张”，并进一步影响世界的稳定。“情感的平衡对于‘世界健康’的重要性，差不多相当于‘平衡的’血液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⑥那么，这三种情感又将如何对地缘政治学产生影响呢？
二、地缘政治中的希望情感
“希望则点燃并驱动着生命的发动机。”希望是人生的动力燃料。它是人生存下去最为重要的精神动力，若无这种希望，生犹如死。“希望就是自信。在西方世界，希望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在灵魂意义上的希望，通过对罪恶的救赎带来人性拯救的信仰。但也有世俗意义上的希望，希望就是对一个人的身份的信任，对一个人与世界积极互动能力的信任。”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也是如此。而当今世界希望文化正在发生变化，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基督教区转向泛神论的地区。当然这种希望是世俗意义上的，带有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就像希望这个词的精神含义也在物质满足中逐渐弱化一样。”这是由共同体自身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等多方位的良性发展而生发的信心。在21世纪，希望意味着“此时此地在这个世界中做得更好，而不是总想着有什么今世或来世更好的世界”。现世报比来世报更为人们所接受，中国古代的“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三不朽”等儒家思想，不仅促使人们更加积极入世，注重现世，而且还激发了人们的担当意识，敢为天下先。“尽管传统的人世轮回信仰在整个亚洲非常强大，但越来越多的亚洲人现在都从个体上和集体上趋向于认为，要在今世做得尽可能地好。”这在某种意义上，与两三百年前西方的新教伦理精神甚为相似——“天职”（calling）观念，表明勿须执着于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方式来获得上帝的感召，反而更应该在世俗中，积极努力地完成职业上的工作责任与义务。在节制物欲的同时，还要自愿、自觉地劳动，切勿虚度光阴，“时间即金钱”；在劳动中创造财富，无私奉献，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这才是应有的职责。正如韦伯所言：“你要服从上帝的神诫，唯一的做法就是取得成就。你的信仰是否坚定的表现就在于现世成就的多少。信仰越坚定，成就越大。相反，成就越大说明信仰也越坚定。”正是这种新教伦理思想，导致了一场对人类影响深远的资本主义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莫伊西认为，当今世界希望文化的典型代表，无疑是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亚洲。“希望主要是关于经济和社会活力，而希望的主要栖息地在东方。”亚洲就是这样一头携带着希望，正在兴奋地奔跑与追赶的狮子。“而且，对于大多数亚洲人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他们努力追赶西方，还在于他们很自信自己能够赶上，也确实将会赶上。”所怀有的信心，就是无限的希望，坚信将会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如果信仰是‘一种看不见的希望’，那么亚洲世界正在稳步超越信仰，将他们的希望放在他们在周围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能够看到、感受到、听到、尝到、体验到的实实在在进步之中。”更为可贵的是，亚洲希望不仅仅是信念，而且已经在实践中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东西。
在亚洲诸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中国和印度可以说是这种希望情感兴盛的国度。以至于印度记者拉梅什（JairamRamesh）发明了一个新词“中印国”（Chindia），来指称这一气象，即两个正在迅速发展的亚洲人口大国。狭义而言，“中印国”指的是两国7亿的中产阶级人口，也就是“超过3.5亿中国新增的中产阶级人口，加上3.5亿印度新增的中产阶级人口，那就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巨人，是一个能够改造世界经济甚至改变战略秩序的超过7亿人口的实体”。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印国’指代了两个差异极大的文明，它们各自都认为自己很强大，也很自信地向世界开放，将各自文化中的精华展示给对方”。这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对本共同体的道路、制度与文化都有着不凡的信心，对他者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与文明古国深厚的底蕴。尽管经历了近代100多年的屈辱，但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在强盛中的大国，经济持续稳步快速发展，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这些使得中国充满了活力与希望。但是，这并不表明以中印为代表的亚洲希望地缘政治体就没有了隐患与忧虑。资源不断枯竭、自然灾害、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人口基数庞大、高失业率、高犯罪率、艾滋病不断蔓延，这些都给充满希望的亚洲笼罩了无法抹去的阴影。对于“中印国”来说，如果要战胜各种对希望之国的挑战，就要“让成百上千万人摆脱贫困，必须预防潜在的经济危机，必须防止艾滋病等传染病的蔓延，必须减少社会与政治之间的鸿沟”。要让公民们感觉到，社会的进步超越了贫穷民众的绝望、愤怒和饥饿，那么希望文化就能在“中印国”不停地延伸，而且不仅是在中国与印度延伸，还将点燃东盟成员国的希望火种。
三、地缘政治中的羞辱情感
如果说希望是自信的体现，那么羞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希望是自信，那么羞辱就是无能，从这种感受中推衍出来的情感，表达出来就是——无论是在集体上作为人群、国家还是宗教团体，或者是在个体上，你都已经不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命。”那就是一种无能为力感，也就是对自己、团体和民族国家的命运都无法掌控，处于失控的状态，甚至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你确信其他人已经闯入你的私人生活领域，使你完全依附的时候，羞辱就达到了极致。羞辱逐步释放出被剥夺感，这种被剥夺感折射出现在，还会影响未来。未来被视作与理想化的、光荣的过去完全不同的世界，未来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都将受到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他人操控，这种羞辱情感所呈现的是对现实的无奈和无助感，而且毫无尊严可言。
除了对当今世界羞辱情感的地理学描绘之外，莫伊西还深入考量了“羞辱”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他把羞辱喻为“胆固醇”，好坏参半。“羞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各种文化和社会之中。就像胆固醇一样，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在好与坏这两个维度之间，到底会向哪一极发展呢？其关键在于共同体如何对待这一情感。羞辱情感的积极作用是：“一点儿剂量的羞辱也能刺激人们做得更好”，对于共同体也同样有效。“一定程度的羞辱感能够成为社会奋发向上的动力：‘我将向你证明我确实能够做到’。”将羞辱转化为动力，“我要证明你不拿我当回事是大错特错”，使之成为发展的助力器，证明自己的实力，“我要为我受污辱和被剥夺的祖先正名”，从而实现国家的强大，洗刷历史上的屈辱。而世界近现代史中的中日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日本曾经给中国带来的羞辱，正是今日中国寻求发展与强大的重要动力之一。如此而言，“日本人带来的羞辱感对亚洲其他国家来讲，犹如一剂兴奋剂”。这种巨大的羞辱，不但没有导致亚洲国家衰败，反倒在超越的过程之中，使之“强化竞争的本能，也能够刺激活力和欲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希望的国家。
但是，若羞辱过度，甚至是丧失了最后的希望，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坏的羞辱。因而好的羞辱，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自信、有一定活力的经济环境与具有一定能力的政府，这样才能够承担最起码的社会责任，激励失望的民众，共克时艰。也就是说，那种能够将希望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的东西，是克服羞辱，走向辉煌的必备之物。要是无法保证这一点，那就会走向毁灭——丧失希望与信心，唯留绝望。“毫无希望的羞辱导致绝望，滋生复仇的欲望，很容易转向一种毁灭性的冲动。”一旦复仇之念渐生，那就会导致毁灭性的事情出现。“如果你无法达到那些羞辱你的人所达到的高度，至少你可以将他们拉下来，拉到与你一样低的位置上：‘我会教会他们什么叫作受苦受难’。”在绝望的深渊里，采取最疯狂的报复行动，发动战争，来个玉石俱焚。而震惊全球的“9·11”事件，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事例。对这一事件，莫伊西给出了一种有别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解释，即羞辱情感是引发该事件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四、地缘政治中的恐惧情感
在莫伊西所给出的情感地缘政治学方案中，恐惧是第三种类型的情感。这不仅是因为恐惧在政治哲学中备受关注，而且当前世界不少地区都被这种情感包围着，尤其是美国与欧洲这些发达国家竟然难以摆脱对恐惧的焦虑。他们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并且逐渐丧失其绝对优势与核心地位。“西方世界面临的身份危机，可以用恐惧的概念来概括。”曾经牢不可破的领导地位，正在遭受多方的挑战。
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当今最强的共同体遭受着恐惧的折磨。这不仅仅是因为“少量的恐惧，对于生存是必须的”，而且还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反应。要分析闻名世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不能不重视情感因素。犹如修昔底德所说的那样，“没有哪一方对地区权力均衡做过这样冷静而理性的计算。相反，恐惧和错误知觉的心理在起作用，使这两个民族走向了灾难性的血战。忽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起作用的心理因素将会遗漏掉这场战争的一个关键性的、潜藏的原因”。以至于他们后来被波斯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
霍布斯的丛林法则也指出了人性的阴暗面，人性犹如狼性。“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人们为了自保，抗拒死亡而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恐惧激发一个人对环境的专注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恐惧是一种积极的戒备，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人自我保护的自然本性。“出于恐惧，人们逃遁图生；假如认为无路可遁，他们就藏匿偷生；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拿起武器，实行自卫；由此，他们敢于拍案而起，彼此领略对方的精神气概。”捍卫自己的权利，公民可以不服从，甚至进行暴力反抗也具有合理性。此外，恐惧还能
够避免狂妄自大。“恐惧是对过分自信的危险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保护。恐惧是一种在十分危险的自然界中获得生存的力量。”这种积极的作用，可以使人或者共同体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常怀忧患意识，不断进取。那么，目前的世界强国为何会是恐惧的情感地区呢？除了忧患意识，还有现实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安然度日。虽然，“说恐惧将西方两大分支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也并不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说法”，它们的相似性在于：“在欧美，这种新一轮的恐惧包括对他国的恐惧，对正在侵入我们的国家、威胁我们的身份、偷走我们工作的外国人的恐惧。在欧美两大地区内，恐惧也都包括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两者又很容易联系在一起。还包括对经济不确定性，或者说经济崩溃的恐惧。又包括对自然灾害、环境灾害、生物灾害、全球变暖、疾病蔓延的恐惧。总体而言，这种恐惧包括对不确定
的受到威胁的未来的恐惧，人们感觉到自己对未来几乎没有任何控制力。所有这些恐惧今天都在欧洲人和美国人中间传播。”⑩但是二者的恐惧所指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对于欧洲而言，冷战结束并没有带来和平与繁荣，仍面临着后院起战火、东欧的贫穷与负性民族主义情绪悬而未决、经济遭受不确定性的长期困扰，严重的失业率所产生的脆弱感如瘟疫一般扩散……对他者的恐惧、对恐怖主义的恐惧等诸多忧虑，仍将其搁在恐惧的滩头。
对于美国而言，恐惧的内容与欧洲有所不同。“蓝色美国对抗红色美国，富裕美国对抗贫穷美国，乡村美国对抗城镇美国，中产美国对抗华尔街美国，白人美国对抗黑人美国。人们可以看到构成美国的各种差异形成的万花筒。”其内部就有众多分歧，或者说是多元并包，但这也隐藏着矛盾与不安。我们既可以说：“有一个被恐惧团结起来的美国”，也可以说：“还有一个被对恐惧的恐惧驱动着的美国，后一个美国已经聚合在希望的旗帜下”。尽管美国被看成是一片救赎、解放与新生的大地，有着光荣的传统，吸引着全球人，令全世界着迷。“不仅仅靠的是美国的成就，也依赖于美国梦的吸引力。乐观主义、理想主义、个人主义、
灵活性，对能力的崇拜，坚信自己独一无二，这些在传统上都构成了一个国家成功的基础，因为它视自己为一个建设中的大工程，而不是一种回忆或是一种需要保护和超越的传统。”然而，这个伟大的帝国也正在褪色，恐惧逐渐萌发。“美国衰落的现状正在悄悄呈现，并展现出几种形态：美国人在生理上的肥胖形态”，国民的身体素质下降，顽固与慢性疾病高发；“长期债台高筑的财政状况被忽视”，成为外债最多的国家之一；“在21世纪刚刚过去的几年中，债务市场关闭，股票市场萎缩，经济增长率比欧洲还低，美国人开始与欧洲人一样害怕经济衰退”。由于美国开发早，时至今日，从桥梁到铁路等基础设施不断老化，所隐匿的安全危机不可小觑。其社会问题更是突出，“越来越多的毒品滥用、暴力和年轻人的丧失目标”；枪支滥用也给市民造成巨大的恐慌，“个人持枪的权利导致社会上武器泛滥，这就犹如悬于无辜美国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校园枪击案频发就是明显的例子”。“失去控制的金融市场在2008年最终崩溃，给世界经济带来威胁”，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恐惧因素，这“就是美国从不受节制的行政权力的增长到过量金钱涌入选举的政治失调”。这些因素使得帝国不可避免滑向恐惧之潭。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文化的多元性、优良的传统与制度优势，再加之作为黑色混血人的奥巴马赢得了2008年的总统竞选，使得美国在恐惧之中又焕发出希望之光。
五、结语：
以“情感”为界的新地缘政治学从严格意义上探究地缘政治学，它是一门基于地理学与政治学交叉而成的学科，也被称为“地理政治学”。美国学者斯皮克曼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依据地理因素对于安全政策的统筹规划。”而另外两名美国学者佩尔蒂尔与潘赛则将其当成是：“运用地理学为政治目的寻求指导方针的艺术或科学。”这与地缘政治学的创始者——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哲伦在《论国家》一书中的主张一脉相承，“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着重研究国家的形成发展以及衰亡的规律。它把地理因素：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民族、资源，以及经济实力与战略军备等条件视为影响，甚至是决定共同体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并以此为依据，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国际关系、战略形势及共同体的政治行为。以这种最传统的地缘政治学为根据，如果用不同的色彩在一幅世界地图上进行涂绘，就能够根据区域的地理关系绘出一幅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地图。而亨廷顿则给出另一幅世界政治格局图景：文明的地缘政治地图。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性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对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政治格局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要是以文明冲突论为根据，用不同的色彩在一幅世界地图上涂抹，这样大致能够划分出七个或者八个文明政区，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对于亨廷顿这一广为人知的理论，莫伊西持保留态度：“为了在苏联帝国消失后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寻找新敌人，亨廷顿在研究中将广义的文化概念，也就是包括社会和宗教的信仰和行为在内的文化概念，与政治文化的概念混为一谈。”文化概念的混淆是亨廷顿理论的漏洞所在，他把政治文化等同于广义的文化。“亚洲不是也有很多人相信民主等西方价值观与实践的全球普适性吗？既然这样，这种文化分界线同样也必然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分界线的观点不是很矛盾吗？”在非西方文明之中，也有不少人信奉西方的价值观，文化分界线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之间并不一致，这是亨廷顿理论难以圆满解释的现实问题。“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之间，似乎也并不像亨廷顿所预测的那样，存在着什么反西方的同盟迹象。相反，在国际领域，印度和中国更像是舒服现状的维持派，而不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革命国家。”事实上，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也没有亨廷顿所鼓吹的那么严重可怕。现在，就连冷战时期的两个老劲敌美国与俄罗斯，也没有明显的冲突，“美俄之间的共同点，要比两国愿意承认的多得多”。反倒是各自在情感的驱动下，合作多于对抗。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从来都是剑与契约同行，“还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这一国际事务的最后仲裁者。霍布斯是对的，他说过：‘没有剑的契约不过是一句空话’”。没有剑的契约，往往是一纸空文，而没有契约精神的剑则是野蛮与杀戮。契约能够带来信心和希望，剑则能免于羞辱与蹂躏，维护应有的尊严，驱赶恐惧的魅影。眼下的世界形势，“为情感的繁荣甚至是急速扩张，提供了理想的沃土”。
这主要是因为冷战时期的政治格局已经瓦解，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引发了新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是谁？”、“谁是敌人？”以及“谁是朋友？”如何区分敌友，如何界定自我都成了一个无法给出确定答案的问题，那就更遑论展开积极有效的政治行动了。而莫伊西从情感的视域，为共同体的自我身份确认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线索。
根据情感，也可以勾画出一幅地缘政治地图。当然这种绘图行为不是臆测的，“这样的一种勾画，需要将包括民意调查、政治领导人的宣言，以及电影、电视剧、书籍等文化产品的众多广泛因素综合在一起。建筑特别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在空间上展示自己的方式。通过类似这样的展示，情感这个最主观的话题，就能够用一种即使不算是‘科学的’，但至少也是客观的方式，去把握和研究”。这是以大量的实证与调查为基础，广泛收集信息，结合心理学的知识与方法，对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观与爱好进行统计，并根据共同体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情况，作出一个综合的情感倾向评估。莫伊西自谦为这是一本叛逆的书，且不宣扬科学性。但是这貌似对传统不敬的观点，也是一个有益于当前国际政治的参照系，在情感地缘政治的地图上，我们能够看出各地区的情感倾向，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找出症结，及时作出调整和必要的改革，超越羞辱，克服恐惧，保持着希望与信心。一个充满希望的共同体，将是令人奋发向上的；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是一个使人幸福的世界；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就是人类政治的终极目标。这种情感政治学，能够为共建希望的空间，提供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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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东，男，1983年生，湖南衡阳人。哲学硕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哲学和宗教学
研究。
①传统的政治理念认为，在政治中，人们根据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而采取相关行动。
②马莎·科塔姆、贝思·迪茨-尤勒等：《政治心理学》，胡勇、陈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