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王安忆的《天香》是一部上海现代的“史前”传奇。它叙述了晚明时代上海快速发展成形的历史生活状貌；塑造了小绸、希昭、蕙兰、申儒世、柯海、阿潜等许多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语言典雅、含蓄、隽永，细节充盈、饱满、精致，其诗词歌赋、书画刺绣、园林建筑、服饰美食的运用，更使作品气势恢弘。本文对天香园从繁华到衰落、从闺阁女子到退场男人以及典雅艺术等，都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关键词 长篇小说 王安忆《天香》艺术
王安忆获得第四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首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的《天香》，是一部“文字婉约而深情，境界幽远而圆通”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叙述了晚明年间上海一个申姓大家族从兴旺奢华，到繁花将尽的历史过程。它既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也是一部上海的异变史；既是一帧艺术文化史，也是一曲人性心灵史。它明丽清新、绵密疏朗；典雅华美、情趣高洁，是一部细腻、冷静、理智、思辨的学者型长篇小说。
一、天香园的繁华与肃杀
《天香》描绘了一幅烈火烹油、美轮美奂的崭新园林景观。天香园那百花争艳、蝶舞蜂喧的繁华景象，就像苍翠欲滴的绿叶之间，晶莹的露珠正在滚动、闪光，披着茸毛的蓓蕾正在轻轻地颤动、绽放，刹那间一朵朵薄绢般的花瓣都纷纷舒展开来了，有的俊俏，有的浓艳，有的清丽，有的妩媚，有的端庄，有的妖冶，各各以其缤纷的色彩和迷人的姿态，仿佛在丽日和风中浅笑絮语，扣人心弦。天香园的旖旎风光、诗情画意，既是那种“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的千姿百态，琳琅满目，又是那种天工造化，“浑成精当”的别致格局，新颖构想。它是作者描绘的一个绚丽多彩而又细腻逼真的人间天堂，又是一个焕发特殊光彩的古典园林建筑。随着作者的生动描写，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楼阁迤逦”的豪华气派。“几重庭院，几处厅堂”，“几层过廊，几条甬道”，规模宏大，气势不凡。那“汩汩水声”，溶溶汤汤，曲折萦纡，或如晶帘般奔入小溪，或潺潺出于石洞，似闻水声琤琮作响，如见飞瀑白练倒悬。那“山峦”，或如猛兽，或如鬼怪，白石崚嶒；或“乱云飞渡”，或“为霄之上”，纵横拱之，有“形制翻卷搅缠”，“犹如迷津”；也有“镂空中两相面对”，小山点缀。这里的房舍，或楠木为楼，釉砖铺地；或团花蔓草，大红大绿。或雕甍绣槛，崇阁巍峨；或飞楼插空，层楼高起。有“平房院落”，半宅数楹茅舍；也有青藤“爬墙”，一个三间小院。“这一殿、一堂、一阁、一林”“竟觉得是个人间仙境”的禅房与莲庵。偌大景致万千气象，竟然无一重复之笔。王安忆描写的天香园深得曹雪芹《红楼梦》大观园的神韵与意趣。它们丝毫不游离于主线之外，而与作品的意趣浑然一体。
王安忆对天香园的描写，还不仅仅止于山、水、树、径、亭台楼阁。这些毕竟只是大体的轮廓，为了不致使人一览无余，王安忆又用传统绘画的“横云断岭”法虚实结合，伏下了许多胜景，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反复皴染，留下了无限的空间。甚至那些不同时空的景致特色，也显得糅合穿插、变幻多姿。园林建筑的新颖别致与人物活动交织在一起，相互衬托，构成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写白天，“天地间全让颜色和光线填满了”，犹如五彩缤纷的花的世界；写夜晚，一派皓月清风，是万籁无声的夜景；写宴请，“宾客分三处就座”，是何等妖媚、流光溢彩；写设市，一幅《清明上河图》，鲜艳、绮丽、繁华！那耀眼夺目的景色，奢靡张扬的气象，再加上沁人的荷花，拂鼻的桃香，把天香园衬托得分外娇艳明丽。难怪“举城议论，众声喧哗‘香云海’，刚消停下来，倏忽又来一景。前一出是雅，后一出是俗，可谓天上人间，却都是惊人的别致”。这正是申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极盛时期。
天香园的景物描写，也是随着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四季景物的转换而不断变换，逐步加深的。于是，申府的坐吃山空与内外矛盾的不断激发与扩大。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盛，墨香题咏、笙歌饮宴的欢乐都迅速闪过去了，形势急转直下。柯海的纳妾，引发与小绸的矛盾，像一块巨石投进水中，激起的情感波浪，动荡反复，影响深远。申明世虽“太奢华”，“富豪风气”不知节制，但仍有他的全力维护。而孙辈的逛窑子，押娼妓；输钱被骗，赊账游玩；开店贴钱，卖地卖陪嫁，其锋芒所向，已使申府人人自危。原来固有的矛盾没有平息，新的纷争又不断激化，先前的无忧无虑渐渐变得空前紧张。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留后路，为自己作盘算，都在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分崩之势铸成，衰败之象已显。
在申府人人制造欢乐、享受繁华的气氛中，小绸出现了，她是第一个敏感意识到申府繁华过后是凄凉的人。“如今自己年过四十，柯海还要长两岁，公公已是花甲之年，护这一家子还能护几时？再说，天灾人祸全是命运，又是谁能护得了谁？小绸心里不禁阴郁起来。”虽然这个家“轮不着她发愁”，但“天有不测风云”，她不得不对景感怀，倚窗忧伤。申府的一串变故，这个“局外人”自然格外地敏感。作者正是通过小绸的眼神与“漫想”，把这个纵有锦衣玉食，姹紫嫣红；击鼓传花，饮酒赋诗，或有仆佣福哥的繁忙竭力撑持着虚假的繁盛表现出来，但那凄凉的心境，凄冷的爱情，凄楚的前景，交织成一片凄暗的氛围。真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而到了“停船暂借问”，作者笔锋一转，通过描写闵师傅在天香园不同寻常的“走走看看”，以这样一组节奏徐缓的慢镜头，扫过天香园大大小小的院落水榭。从而把天香园的凋落、申府的式微，用饱含诗意的笔触，描绘出园中景色的凄清：“颓圮的竹棚木屋；杂乱的草丛；水面上的浮萍、残荷、败叶；空落落的碧漪堂；伤了根的桃林……”
寥寥几笔，竹棚、草丛，和着幽怨的风声，又仿佛曹雪芹《红楼梦》大观园的境界，但又是另一番情调，像一幅光与影组成的画。
小绸的敏感，闵师傅的所见，莲荷、百花、厅堂、窗扉、竹子、木屋、桃林，一段话有多少组对照，将人物神情、画面、音响、色调融为一体，又反衬出笼罩在日光之下这广阔空间无边的寂静来。这使小绸触景生情“不由得要想到将来”的忧思，闵师傅“心跳着”、“惶然着”的悲戚，顿时使整个天香园的凄凉气氛达到饱和。这种江河日下的申府现状，连小绸这样一个孤僻冷寞、才高八斗的知识女性，都不愿它这样下去，并力图出来止住它的下滑。但是，天香园的滑落已经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最后闵师傅“绕园子一周”，“踌躇片刻”，“脚停在一幢玲珑的小楼前”听到“冷冷的动响，似乎是钗环的丁当声”。这是以有声衬托了无声，把天香园这种不祥的寂静扩大到了无边无际。
最后，王安忆以点睛之笔，多层次多视角描绘出了天香园一草一木、一枝一叶，一砖一瓦、一鸾一簪的百卉凋零，秋风肃杀。的确，天香园在众目睽睽之中扭曲了、变形了，往日的魅力荡然无存，过去的迷人土崩瓦解。不仅“坊间都在传闻”，为了“几项人情往来”，“柯海早在卖地”了。“俗称‘刀切豆腐两边倒’”，申府的家底已经“抖搂得差不多了”，其哀痛愤激莫不至于极点。即使“蕙兰回来一看”，也“看出了凋敝。不仅仆人李大觉能看出破绽：繁花绿柳的天香园，已是“莲天衰草”；就是在专从钱塘赶来吊丧的杨知县眼中，“申家终究是落魄了”，“灵堂设在府上，青莲庵早已倾圮，碧漪堂也四壁漏风，墙倒楼塌，池子淤塞了，花木凋零，家中人都不大去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已是人去楼空。两处楠木楼还算完整，在一片颓败中尚留些生气，却又显得突兀，而且不可靠，早晚都会被瓦砾堆掩埋。不仅“蕙兰心中感慨，大家败落也是大败落，非市井小户可比，竟加倍触目惊心”；就连“阿暆回来”，也不认识自己的家了，“门上的竹签子断的断，朽的朽，铁钉子也锈完了，门脚下生了青苔，显见得长久不开”。真是屋宇楼阁，“空廊寂寥”，“曲终人散”。作者把这种衰败写得惊心动魄而又意味深长。这块人间乐土的衰微破败，世外桃源的理想幻灭，正是一曲繁华表面深层悲剧的成功艺术抒写。
二、钟灵毓秀的闺阁女子
《天香》女性人物形象的人生智慧与创造精神，既是兴旺、发达、成功的标志，又有典雅、婉约、聪颖的美感。王安忆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因为“城市更适合女性生存。她们卸下了农业社会对于体魄的苛刻要求，这个崭新的场所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灵巧和智慧”。《天香》中“最有生气、最生动的人物谱系是一系列女性形象”。正是她们那“灵巧与智慧”的闪光，才让“天香园绣”逆势而长，最终达到出神入化、天下绝品的境界。
小绸聪明美丽，勇于担当，卓尔不群。她世袭贵族出身，有姣艳柔润的容貌，有诗书画艺的脉承。但却性格倔强，嫉恶如仇，心气高傲。她嫁给柯海，就把自己的乳名和身家性命全部交出。惟其用情极专极深，所以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情感亵渎。当丫头没出生多久，柯海就纳闵女儿为妾。这在小绸看来，既是一种背信失义的行为，也是一种无法被原谅的背叛。于是，她既断了与柯海的交情，也不与全家人往来，“平时连一日三餐都着人送到院子里，娘俩自己吃”。“没有丫头伴在身边”，她就一个人在那作“璇玑图”以自寄。其实，小绸与妯娌镇海媳妇之间，并没有什么过节，完全是由于小绸把自己对柯海的怨恨与愤怒发泄并转移到镇海媳妇身上。镇海媳妇为人大气，从不计较，当别人都对小绸敬而远之时，她却不怕小绸的冷脸，敢于与之周旋，终于感动了小绸，消除了她们之间的罅隙，并凝成割头也不换的情意。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她的巧妙安排与沟通，还消除了小绸与闵女儿的误解。而闵女儿在被冷落之后，也以绣作为生命的寄托：“这一幅睡莲图是漫天地撒开，闵女儿好像看见了自家庭院里那几口大缸里的花，停在水面，机房里传出走梭和提花的声响……好了，睡莲的影铺满白绫，从花样上揭起，双手张开，对光看，不是影，是花魂。简直要对闵女儿说话了，说的是花语，惟女儿家才懂……”闵女儿把从苏州世代织工中的上乘绣艺带进了天香园，恰巧又遇上秉承书香渊源的小绸，绣艺融入诗心，就有了天香绣的成型。因此，“天香园绣中，不止有艺，有诗书画，还有心，多少人的心！前两者尚能学，后者却决非学不学的事，惟有推摩，体察，同心同德，方能够得那么一点一滴真知！”所以，如果小绸与柯海的夫妻矛盾写出了小绸的刚烈、决绝，那么，在镇海媳妇早逝后她毅然以伯母的身份承担母亲的责任则表现了她的担当精神；如果小绸与闵女儿的罅隙表现了小绸的任性、高傲，那么，“天香园绣”第一代更上层楼的关键则是她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沈希昭清秀可人，心性高卓，钟灵毓秀。她出生在杭州一个“诗书传家”，既是南宋遗民，又通“桃花源”。沈老太爷从小就把“希昭是当男孩养的”，“念书”、“临帖”、“学女红”。什么都学，一学就会，因而在她身上积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她从杭州嫁到上海申府，与小绸本是侄媳妇和大伯母的关系，由于沈希昭的丈夫阿潜实际上由小绸带大，情同母子。希昭与小绸本应是亲密的婆媳关系。可围绕着到底是学绣还是学画她们发生了争执，也在暗中较量。对此，作者描写道：“这婆媳二人从开初起，之间就植下了罅隙，先是柯海的夙怨，后是阿潜这个人。这还在明里，内里更有一重原因，在于这两人的秉性与天分……要说相知相识，就是这两个人；相怨相嫉，也是这两个人；相敬和相畏，更是这两个人。结果呢，通着的就是隔断的，近着的就是远着的，同道的就是陌路的，这两人就越来越生分。”这似乎就是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因为小绸与沈希昭都属于出色闺阁女子，所以，当这两位女子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必然会有一些未必和谐的火花碰撞出来。它确实准确地道出了两位出色女性之间隐秘的内在关系。相知相识，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没有共同能够抵达某一人生高度的人，实际上是很难真正互相理解的。然而，也正因为这种相知相识、相互理解，会使得她们心生嫉怨。既然相互了解、相互忌惮，那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相敬相畏了。于是，“天香园绣”要再往上走，发展到极致，自然落到第二代沈希昭身上了。天香绣在小绸、闵女儿手中还只是消磨时间、寄托情感的闺阁之物。而沈希昭之于天香绣，是“见过于师，方堪传授”，独辟蹊径，得灵感于宋汴绣的绣画，使天香绣自成格局。所以她能“集前辈人之大成”，褪去闺阁之气，升华为一门艺术。在开绣之新境中，推天香园绣而至鼎盛，达到“天下一绝”之境界。不仅被以香光居士为代表的男权社会肯定、认同，就是申家老爷要一幅上好的棺材木头，还是希昭首次落款“武陵绣史”的四开屏绣画换来的。
蕙兰憨厚敦实，心地善良，意志坚韧。她出生时正值申家鼎盛之际，自幼学绣，聪明灵秀。但出身高贵却命运多舛。到了该出嫁时，申家却办不起嫁妆；嫁到张家不久，又面临丧夫之痛。但她仍刚烈淡定，拒绝再嫁；奉养公婆，抚育稚子。而且，当乖女生存无着，祈求跟她学绣以觅活路时，在是否收徒传艺上，蕙兰踌躇了。因为申府有规矩，“天香园绣”的绣艺不能外传。蕙兰虽是大户人家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使她拥有一颗高贵的心灵，但悲悯情怀同样也是贵族文化的基因。而身为败落中张府的媳妇，蕙兰也切身感受到了底层生活的艰难不易，体察到乖女心境的悲凉。于是，她毅然违逆艺不外传的规矩，决定收乖女和戥子两个无以自立的女孩为徒，将来让她们以此安身。其实，蕙兰要了“天香园绣”的名号做嫁妆，就是她打破常规的一种深谋远虑。这种打破常规不是绣品本身技艺、境界上更加精进，这一点在她婶婶希昭那里已经登峰造极，蕙兰做的是把这项工艺与生活、生计、生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给了这项工艺更踏实、更朴素、更宽厚的力量。也就是说，她以手中的针线将“天香园绣”另辟天地，从雅到俗，从艺术到实用，不仅撑起张家倾塌的门户，让婆媳在相依为命的艰难日子里，用绣品支撑起稳定的生活。还正如希昭对蕙兰阐释“天香园绣”的来历时说：“莫小看草莽民间，角角落落里不知藏了多少慧心慧手……大块造物，实是无限久远，天地间，散漫之气蕴无数次聚离，终于凝结成形；又有无数次天时地利人杰相碰相撞，方才花落谁家！”起自民间，经过闺阁向上提升精进，又回到民间，到蕙兰这里，就完成了一个循环，没有这个循环，就不通；不通，也就断了生机。希昭把“天香园绣”推向了极高处，而蕙兰则设幔收徒，让“天香园绣”由殿堂走向民间，莲花遍地。真是去尽丽华，却一颗锦心犹在，在民间重获勃勃生机。
“天香园绣”的历史也是一部上海女性的心史，它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凝聚着申家女性的心血、生命和感悟，从中可以见出申家女性精细、坚韧、勤劳、雅致的精神气质。因此，当农耕文明逐渐中落，继之而起的商业文明使女性的弱势转化为优势，新兴的商渎上海也为女性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凸显女性的价值与地位、成就与贡献。
三、萎靡虚浮的退场男人
《天香》男性形象的担当与责任、避世与萎靡，既财才雄厚、意气风发，又天性自由、喜爱享乐；既婉而不迫，出手大方，又不事稼穑、玩物丧志。虽然浸润着风雅、儒雅、俊雅的贵族气质，却充耳不闻北方金戈铁马、西域蒸汽远航；虽然都是“大隐于市”的性情中人，却挥金如土热衷造园为乐、痴迷器物为美。最终他们都一一凋零衰败。类似于《红楼梦》“楼起了，楼塌了”悲凉凄惨，又是王安忆小说“可爱的男人”必然的人生宿命。
担当的男人。男人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的主体。担当就是责任、奉献和才干。它既是履职的尽责，也是宽阔的胸怀；既是执着的追求，也是无畏的勇气。《天香》“名绅”申府就是男人的担当而积聚了丰厚的财富：“祖产极丰，经营盐业，就很可观，又有大片田地，苏州地方上顷的棉田，松江则是稻麦，浙一带又有桑林与竹山。”到了兄弟一辈，申儒世在“西南地方做太守”，且固守读书人之道，喜欢低调，生活端肃，喜朴实不爱奢华。申明世在“江西道清江县”做官，后又“调往京师”。他们兄弟又将申府的“田产增了一倍多”。而被誉为“神童”的申柯海，可惜“开蒙早，闭蒙就也早”，但他办事认真负责，在“造园子的二年里，他就好像监工一样，日日到工地点卯，看劳役挖池子，堆山石，栽花种苗，建堂筑阁，章师傅都不如他到得勤”。天香园的精致华丽，“一夜莲花”都有柯海的辛劳。再到晚辈，阿暆是一个会办事的“务实”人。他虽是叔叔，却与蕙兰年龄相差不大，两人自幼就交好，蕙兰出嫁后遭遇种种变故，他一直勉力照应，蕙兰的绣活就是他找龙华寺一位名叫畏兀儿的朋友接来的，蕙兰也因此以绣像而得名。然而，申明世的担当，并不是儒家传统意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取向，而是一种“现世的乐趣”、俗世的喧哗。因为他自小喜爱华服美食，声色犬马，挥霍张扬，豪华奢侈，性情丰饶。他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等级观念，十分关注、向往乡野民间。比如，在天香园的建造伊始，他就青睐极富乡野生趣的荞麦，并以此效仿纳菜农之女为妾，赐名小桃。而到了晚年，他又旷达起来，凡事不管不问，无所牵挂，面对生死也很淡定。如果说，申明世的担当立足于上海地方文化品格的通俗、消费、享乐的特点的话，那么，书中大量出现的能工巧匠、市井奇人，如大木匠章师傅、能人赵伙计等，尤其是织工世家闵师傅，他到申家走亲戚时，借小绸之口赞他不卑不亢、出语大方、很有见识，又借他之眼指出希昭的不可小视，并因此改变了他认为申家气数将尽的看法，而是有更大的势不可挡、摧枯拉朽的气数，这其实亦是他有见识的体现；而在希昭的成长过程中，从开蒙、读书、临帖、临画到日常游冶，都有着沈老太爷希望孙女长成才女的悉心调教等，就都是一种责任精神的担当，精彩生命的张扬。
避世的男人。所谓避世，就是避开喧嚣的世俗，远离人群的喧闹，隐于清静悠然的居所，不与外界接触。《天香》中的申儒世就是典型的“避世之人”。他“勉强做了三年”官，因“丁忧卸任”，“就再不去了”。倦于仕途，遁居以自适。这既是元末文士越来越看重个体心性自由的一种反映，也是传统文人一种“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因为封建社会后期的人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忘怀世事。申儒世的这一个体行为，正被作者赋予普适化的价值，从而概括出了一种地域性的文化现象：“上海地方，多是居着赋闲的官宦人家，或悬车，或隐退，或丁内外忧。说起来也奇怪，此地士风兴盛，熏染之下，学子们纷纷应试，络络绎绎，一旦中式做官，兴兴头地去了，不过三五年，又悻悻然而归，就算完成了功业，余下的便是游冶玩乐，久而久之，酿成一股南朝风气。”对此，王安忆给出了多重解释：即“总体来说，上海的士子，都不太适于做官。燕飞草长的江南，特别助于闲情逸致。稻熟麦香，丰饶的气象让人感受人生的饱足”。而且，新兴的上海别有天机：“地场大，气象大”，“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它的最初文化定位：“俗”、“民间”。所以，申儒世的避世是“器与道、物与我、动与止之间，无时不有现世的乐趣生出，填补着玄思冥想的空无”。而申镇海的避世是皈依佛门。在“镇海丧妻的次年春上”，他“先到三重院内给父母磕了头，再到嫂子处托了阿昉阿潜，最后上了西楠木楼见哥哥柯海。”就去“莲庵守志”了。为此，申明世不仅扩建了莲庵，还“新建一进天王殿，一进观音堂，一进读经阁，阁后种一片柳林”，使莲庵又成了个“人间仙境”。申镇海的避世，表象是因镇海媳妇去世，实则为疯和尚的出现、龙华道士的算命。它似乎是一种寓言式的象征，为镇海出家抹上虚无空幻的色彩。于是，申镇海的存在，就成为一种坐标式的参照系统，在申家男人中，他成为哥哥申柯海的对立面，以跳出红尘外对照世俗中的申柯海，以“色”、“空”的佛文化反观熙熙攘攘的上海世俗民间。但作者并没有将红尘写成苦海，佛门所谓净土，龙华道士箴言的“同根生”的“苦果”与“乐果”并没有重复传统意蕴指向，相反，她更着意于凸显民间世俗的勃勃生机与繁华，这才是王安忆一直探索的上海的底蕴。《天香》中镇海的避世不是类似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启示，而是王安忆致力构建的上海文化品格中的一种外在参照。
虚浮的男人。申府历经四代而衰败没落，就是“没有一个读书求仕，没有一个经营桑麻”的男人。他们或浮而不实，贪玩求乐；或意志消沉，放荡不羁；或精神颓丧，情绪低落；或兴趣减弱，思维迟缓。申柯海“为情所苦”，但经过诸如远游、制墨、再纳妾的几番消沉、几番折腾，天香园的奢华就逐渐颓败、消散，他乃至申家男人的身影也就逐渐虚浮、萎靡。接着，是与柯海同父异母的阿奎。他虽“胆小，不敢有大作为”，却捅下不少“纰漏”，也让申家经不住折腾了。他娶了媳妇，有了儿女，还在“小秦淮”有另一个家。那些卖笑姑娘“伺候阿奎并不难，几句奉承，一些儿温柔。再加酒菜弹唱一番热闹，就够他心甘情愿，往外掏银子的了”。而且，他愚蠢无知，容易上套。“狐朋狗党”耍他，拿出一幅唐寅《李端端图》赝品骗他为真迹，他竟信以为真，心头一热，一步步入了套，还以五百两银子定夺了买卖。为此，惹上了官司，还欠了一身债。“柯海先还清阿奎的高利贷”，申明世则去拜托杨知县。结果，为答谢杨知县，从申府“插一批桃枝给杨知县……后来，杨知县把桃枝栽到南门外数十里的义田，第二年即成树，第三年挂了果。但天香园的桃林自这一回大批的插枝，狠伤了元气，结出的果实色香味都淡薄了”。再是阿昉，“家中人向以为阿昉稳重沉静有自律”，却不料“阿昉成了豆腐房主”，豆腐店就开在大王庙集上最热闹的一条街上，店名为“亨菽”。其实，“做豆腐是福哥带几名伙计包下，阿昉专司卖豆腐，买家多半是自家人，还有亲戚朋友。称盘、戥子，都是玩意儿和摆设，说是卖不如说是送”。结果，“鸭四一走”，“‘亨菽’
便关门了”。阿昉开豆腐店亏蚀的钱，只能让柯海感叹，“该轮到阿昉花银子了！”而阿潜比之叔伯更加“羸弱缠绵”，在光彩照人的沈希昭的对照下愈显苍白虚浮，贾宝玉式“精致的淘气”下是不成熟的人格意志。连最疼他的小绸也叹气：“想这阿潜并不是自己要长成人，而是让岁月逼上来不得不为之。”甚至蕙兰也觉得在叔叔婶婶中“叔叔（阿潜）是女，婶婶（沈希昭）是男”。于是，“阿潜在外游荡赊欠的账”，“阿暆驯鹰养狗，一条大黄就是十数两黄金”等，终于把雄伟而旖旎的天香园及其申府给彻底挥霍了，湮没了。
四、精致美妙的典雅艺术
《天香》是王安忆“上出一层境界，扩出一种格局”的创作，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图画”。它虽描写的是一个人工建成的天香园，却像天造地设一般，天然浑成，又无雕琢痕迹。作者凭借对小说与诗画的卓越才华，使她能在《天香》中创造出一种古韵精工、晶莹剔透的艺术意境。其广博的知识、浓烈的诗情、典雅的语言，无不给人深邃的意蕴，无穷的魅力。
《天香》是一部形象的百科全书。它深入社会肌理，刻画细腻精粹。因为“百科全书式小说的书写传统，是发现或创造知识的可能性，而不是去依循主流知识、正统知识、正确知识、真实知识甚至知识所为人规范的脑容量疆域，而是想象以及认识那疆域之外的洪荒”。小说中的五行、官制、民俗，木石、器物、书画，美食、花草、节令等，这些知识考古无疑是以苏、松上海一带为底座，并用朝廷权争、海上倭扰、土木之兴、婚丧嫁娶、园林墨绣，以及张居正、海瑞、董其昌、徐光启等名流为事件。据此而可以通古与今、雅与俗、贵与贱、上流与民间，向上成为古、雅、贵、上流的渠道，向下吸收今、俗、贱、民间的“蛮横得很”的风俗。所以，“疏浚吴淞江”大小河流，上海“大户人家全都十分踊跃”；“忽又兴起捐桥”，“一条黄浦江繁衍出多少”“纵横穿越”、“街巷交汇”的桥。既描摹了上海的地势、河流特点，又表现出上海的世态风习及精神风貌。甚至由河写到桥，由桥到人。于是，上海富人那追求生活奢侈、铺张扬厉、高调炫耀等，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然而，虽上海富户纷纷建桥不乏炫富的心理，却也为上海的发展奠定了必备的物质基础。海河路通，市肆兴隆，此时的上海才显出轰轰烈烈的气象来，才形成大都会的基本格局。王安忆说：“落笔前，我先列一张年表，一边是人物的年龄推进和情节发展，另一边是同时间里，发生的国家大事，上海城里以及周遭地区发生的事情。看上去似乎是背景和气氛，但实际上却是和故事有潜在的关系。比如疏浚、造桥，促进上海城的繁荣，市场勃兴，产出丰富，给天香园绣走出闺阁而成商品，面向消费开拓了道路。”因此，捐桥、建桥的描述使小说既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感，又在推动木匠、石匠、烧砖、商铺的繁华中展示了知识的广博性。就是对造园过程的抒写，也透出了一种文化的韵味。江南贵族在家里造园以显示自己的德政，这是中国的一种“耀祖”文化。“传统中国人经商致富一定不忘回乡置产，安享晚年。”①如果做了官，更是晚年告老还乡，叶落归根。园子不但显示主人的富庶，更表现主人的精神、气质与个性。彭家园子以石为主旨，叫作“仁者乐山”，“奇石”、“玉玲珑”、“三生石”、“含情”石等，就传达出主人以“仁义”立人的高尚；申家园子以桃林取胜，亦称“智者乐水”，“红云悬浮”，“如同花蕊”，粉蝶飞舞，“碧绿缠绕”，就寓意申明世的待发之势。它们虽然都透视出一种奢靡的生活，家产的丰裕，确也是一种文化的标志，知识的总汇。
将诗词文赋融入作品，使小说更具诗歌的意境与美感的魅力，是《天香》突出的艺术特征。这些诗词，都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揣摩人物的身份、思想、性格、文化修养而引用和创作的，不仅表现了人物的志趣，也往往隐寓着他们的命运。在描写石、园、桥、巷时，她有意识地利用对联、匾额、诗词来启发和调动读者的想象，以扩大意境，加深印象。在明末清初，匾额对联之类是封建社会文人雅士常用来托意寄兴的笔墨，虽属点缀小品，却往往借景抒情，以情衬景，平添意趣，耐人寻味，而且兼有指路和装饰的实用意义。直接引入旧体诗词，借用古典诗词的文采、意境、氛围，来描写环境，刻画人物，既形象生动，也是王安忆诗化小
说一个非常现成的手段。比如小绸和阿潜谈“杭城”、“宋人后裔”、“宋徽宗体”后，插进几句“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的诗，很能勾起人们对沈希昭显赫家世的联想，又透出一种门当户对的高雅气息。又借南宋词人王沂孙咏物词《天香》所写到的“孤桥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借用词与园的景致与神韵，突出了建筑的特色与作用，别有一种遥相呼应的暗示，耐人寻味。特别是《武陵绣史》中沈希昭与阿潜的几段古文的引用与辩白，更是怀古喻今、今强于古的繁花胜景：“上古六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说明古时的蛮荒；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虽“是折腾人”，却是“人间之大德”。而那“食之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使天香园蒙上一层文化的色彩。这种生活状况，与申府的享乐、奢华的情趣追求相一致，流淌着一种优雅活泼的气息。而化古诗的意境与情感入小说，更能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它不是呈现词汇的表面，而深含在内里，既自然流畅，又波谲云诡。作者描写桥上题词，就是这样一种化境。她写“九峰列翠、重镇桃源早发，三泖行帆、鹤荡渔歌晚唱”，借用了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的意境，形象地表现了渔夫荡浆归舟，乘风破浪前进的欢乐情绪。它除了指路，也呈现出一幅江南水乡晚霞辉映下载歌而直至月光如水、万家灯火的动人画面。另一桥上“遥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既说明这是传说中的西王母住的地方，堪称美池，也借用了陆扆《禁林闻晓莺》诗：“绣户惊残梦,瑶池啭好音。”此外，作者代书中人物拟作诗词、文章、对联，不仅要符合人物的性格和经历，而且要符合当时的文风和习惯。比如张陛父亲张老爷请乔、陈二位老爷做客，饭后二位作了“室内姬粗丑，夜饭减数口，暮卧不覆首，所以寿长久”，就很准确地表现了张老爷“惧内”的性格，也反映出这类文风的特征，是骈体而又不那么严格，符合当时士绅文人的风尚。作者把握住了这些因素，因此仿作得很像。既丰富了人物刻画的艺术手段，也表现了其独特的艺术成就。
语言典雅明畅，精美醇厚，含蓄细腻，隽永纯练，是《天香》另一艺术追求。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没有一部在艺术上称得成功的作品，不首先在语言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天香》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着墨深细，层层皴染；骋其笔势，一片神行，把语言提高到了美学的、诗意的境界。而且它表现在全体，并不在一枝一节。在语言的密与疏或详与略上，它追求对立统一，互相结合的整体的审美效果，发挥彼此衬托、映照生辉的辩证的艺术把握，从而达到浓淡得当、粗细协调的艺术境界。小说一共写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丧葬过程，申老太太去世时，申明世正在京城做官，值兴旺之势。小说详细地描写了丧事的过程，精雕细琢，绘声绘色，形神俱现，毫发无遗，细到不可再细，密到不可再密，可以说就是“密”或“详”。申夫人得到申府上下的尊敬，她去世时丧事办得很隆重，小说叙述得却很简单，但就其所用笔墨来说，是着笔不多，所以又可以说它是“疏”或“略”。镇海媳妇中年多病，过世得早，她的丧事就篇章描绘之少来说，是“疏”。如此密中有疏，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物用不同的笔墨，显示出一种艺术的节奏感与整体美。在语言的色彩描写上，是通过形象化的语言，画出更加鲜明强烈的立体雕像，产生状貌传神的艺术效果。比如写“杭城”美景的色彩，是“蒹葭杨柳，菱叶荷花”，“桃李林荫，飞檐翘脊”，“烟波浩淼，水天一色”。这不仅画出“杭城”的色彩鲜艳浓烈，而且使它更显得气贯长虹，光彩炫目，既像海市蜃楼，又似蓬莱仙境；既妩媚秀丽，又蔚然壮观。她写“广富林”的“葱茏”，是“细林九峰”，“花团锦簇”。既不见“青”、“赤”二字，也不见“红”，“绿”二字，却给人以青翠、鲜红的色彩感。尤其是一个“林”、“峰”字，一个“花”、“锦”字，更给那青翠、鲜红般的色彩增添了活力，仿佛把人们引入那“草木”、“茉莉”竞相争艳、生机盎然的画境。在语言的生动性与准确性上，它“使文章增添活气”，是真理的暗示与譬比。正像严羽说的：“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小说中“丫头……喊一声‘娘’，娘已经闪出门去”的“闪”；“镇海不说什么，跟了柯海，在人丛中挤着，往龙华荡过去”的“荡”；“一朵花或一叶草在绫面上浮出”的“浮”；“说着拨了一下弦子，就有一声颤音漾起来”的“漾”等，形象、生动、准确，既精炼，又贴切；既绘形，又传神。真是字字玑珠，简洁精到。
责任编辑：饶先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