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上海城市文化
国际文化大都市语境下上海文化产业转型发展
胡霁荣|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
张春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6期
内容摘要
本文从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的语境下来分析当前上海文化产业转型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进一步探讨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上海文化产业在发展观念上应树立“文化产业是价值观产业”的上海文化产业新发展理念；发展目标需树立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目标；发展动力要从习惯于刺激需求，切实转变到改革供给上来；发展主体应从以政府规划、政府推进为主，转变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展机制要尤为重视“数字经济”对上海文化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推动作用；发展布局应加强不同功能区域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发展战略应着眼于为国家整体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新经验。
关 键 词 文化产业 转型发展 国际文化大都市语境
当前，正值“十三五”时期，上海文化产业面临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如何促进上海文化产业转型发展，本文试图从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趋势的视角提出几点思考。
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一）全球文化格局去中心化的发展机遇
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呈现多极化和权力的分散化趋势，这带来全球文化格局的去中心化倾向。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称，“不会有任何霸权主义的强国。权力将会转移到一个多极世界中的一个网络和联盟之中”。美国世界性霸权或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力大大削弱，全球范围内将出现更多力量中心。此外，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呈现东移趋势，从大西洋两岸转向亚太地区。这意味着亚太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发动机，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东方国家的影响力也将大幅上升，比如中国和印度。因此，我们可能正在迎来“超越霸权”的时代与东方文明的复兴。长久以来称霸全球的以美国为首的欧美文化霸权或将终结，从而使其他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于欧美的东方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获得更大发展的空间和机遇。这有助于这些国家话语权的建设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也将使全球文化变得更为多彩和丰富。
此外，在全球文化格局的去中心化以及重心东移的发展趋势下，发达国家及其文化大都市势必会更加注重自身的都市文化建设，确保已有国际性的文化大都市地位。因而，未来将会出现守成文化大都市与新兴文化大都市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其实也就是守成国与新兴国之间的较量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映。当然两者的关系将是复杂而微妙的，既包括愈发激烈的全球竞争，各种资源、人才和文化优势地位的争夺，也包括经济全球化下不可避免的依赖与合作互利关系。
（二）非国家权力增长与文化产业治理的新要求
权力变化，除了全球政治的外部格局变动之外，国家内部的权力格局也发生调整，出现国家权力下降和次国家权力、跨国家权力的崛起和扩张。次国家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在都市文化建设和治理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会增加都市文化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地方政府不仅需要面对来自国家及本土民间的权力，还需要妥善处理好与非国家权力的关系。
次国家组织，指诸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学术机构，甚至是富有的个人、财团。而新技术的出现赋予了个人、小型组织和特别联盟以更大的权力，增大了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和影响力。次国家权力正在崛起和扩张的现象已非西方专利，将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这对于那些只沉浸于发挥主导作用、确保中央政府控制的政权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它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愈发难以运作。西方一些灵活、小巧的国家，城市社会精英基层更好的团结，将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关键行动者”，起到比中央政府更有效和更具决定性的作用。这意味着高度全球化、专业技术、影响力和灵活力占优势的非国家组织，如私人基金会、非官方学术机构、民间团体乃至个人将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超国家权力，如联合国、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等，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影响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欧盟（1993年前为欧洲共同体）从1985年开始推行“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计划。该计划是由欧盟统一组织的高规格文化活动，旨在让成员国之间通过不同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分享，拉近欧洲人民的关系，进而营造一股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欧洲共识”。这项计划与活动的实施，在本质上助推了“以文兴市”的欧洲城市发展的序幕。自1986年希腊雅典首开先例至今，已有来自27个国家的48个城市承办过“欧洲文化之都”活动。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目的在于促进成员城市的地方创意力，以实现全球经验分享。“创意城市网络”共分为7个大类，包括设计、文学、音乐、民间艺术、电影、媒体艺术、烹饪美食等领域，接受并批准世界各个城市的加盟申请，并授予其相应的创意城市称号。现有19个国家的34个城市被授予相应称号，其中包括被授予“设计之都”的上海。
这些超国家权力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和权力运作的经验，往往更容易形成“共识性”的话语权和评价体系，因而不排除未来这些超国家组织对国际大都市更直接与更深入的影响。因此，与这些组织保持联系与合作，积极介入，加以利用，可能是今后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和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争取国际事务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无论是次国家组织，还是超国家组织，此类非国家权力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内和国际的精英群体。因此，政府需要转变思维，超越以往中央集权下的都市管治和“收编”的思维定式，取而代之的是寻求与这些组织或个人的积极合作以及博弈，并以一种更合适更多元的文化治理方式确保这些“关键行为体”的可控性、安全性，以及为都市发展发挥正面积极作用的有效性。
（三）新技术不断发展的机遇
国际大都市不仅是文化产业聚集地，往往也是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文化产业与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相互融合与促进，已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的新潮流和趋势。新技术变革被视为未来变革的力量之一，将对今后国际大都市和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一方面，新技术催生新文化生产方式、文化产业发展新业态和新型文化市场。信息技术迈向大数据时代，社交媒体和网络产品构成庞大的新型市场。这可以为城市更新不断提供动力与活力，抓住技术变革的机遇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竞争力，也给文化产业加快传播速度、扩大传播范围、促进跨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技术和智能传感、卫星定位等技术的进步与扩散对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提出新的重大挑战，促使政府和社会必须找到方法去管理和利用好新信息技术，并作好应对其带来的新问题，诸如保护个人隐私、商业诚信和国家信息安全等。
此外，新技术将有助于都市环境更加绿色和宜居。“绿色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已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战略表述的新的关键词，这也是都市发展和全球发展的趋势。纽约于2006年提出《纽约2030规划》，将文化发展和生态因素统一融合在一起，勾勒了未来25年纽约要建成为一个更大、更加绿色的纽约的图景。由此可见，在全面充分地考量客观实际条件的基础上，将文化发展纳入整体性的都市发展目标、国家发展目标，乃至跨国的发展目标中综合评估，从而制定更科学和有远见的文化政策、建设更合理公正的文化制度将十分必要。而结合并应用现代高科技的潜能，将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稀缺资源，从而创造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都市环境。今后，精英群体更加具有流动性，而能够吸引他们的城市，必然拥有良好的文化氛围、宽松的人文环境和适宜居住的都市空间。因此，想要在全球人才和资本市场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推动都市环境的绿色、可持续化与宜居化建设将是今后全球文化大都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文化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无疑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全球产业转型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当前全球面临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周期性调整时期，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加快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使得文化产业和都市文化生产呈现以下几种新特征与趋势：（1）从福特式的产业经济向后福特式的更加灵活的信息经济的转变，这使得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成为可能；（2）生产物质财富让位于生产意义，符号消费的后工业时代已经来临；（3）信息和传播新技术使组织“瘦身”，高科技产品的新产品周期随之启动，并不断挑战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观念；（4）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中心成为资本与人才全球流通和定价的节点；（5）研究、发展、设计和营销日益成为发达世界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6）制造实物的体力劳动者被推向世界上的贫困地区；福利国家制度削弱、社会民主受到损害，在新的全球环境里人们被置于愈来愈多的不确定性、意想不到的危机与自我认知的困境中。
综合来看，这些新特征与变化趋势，都指向文化产业在都市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而这一不确定性很可能将成为未来的常态，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文化要素的高流动性与不稳定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文化生产逐渐呈现出后福特主义特征，即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这种转变使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与多区位生产和全球市场开拓紧密结合在一起。但与此同时，这种生产模式也容易造成文化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更集中地流向各方面条件更优越的地区，从而造成全球文化生产结构的不平衡。而灵活性和流动性也会使文化生产的稳定性降低，短期的文化投机行为将不断涌现，文化产品也将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变得越来越短命，不断需要创新和周期性更新的产品加以替代。而人才作为资本要素，流动性也将加剧，因而人才的忠诚度不断下降，人力资本培育的成本上升将给大都市的发展带来潜在压力。
（二）跨文化风险与不可预测性
由于文化活动的特殊性，涉及意义、意识形态和社会风俗等因素，它与一般的物质生产活动有所不同，因此在跨文化的活动中，尤其是跨国的文化产业面临投资风险。跨国活动使经营者面临东道国文化与母国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的差异直接影响着管理的实践，构成经营中的文化风险。在一种特定文化环境中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应用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也许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比如香港迪斯尼乐园刚开园时的管理混乱与几年后的巨额亏损，就是西方游乐园文化经营模式水土不服的典型案例。文化因素是各个层面的主体特别是跨国经营主体走向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具备识别和处理文化风险的才智和能力将成为全球化运动中的一种必要素质和能力。
（三）数字时代对知识产权和国家文化贸易的挑战
当前的数字化时代，科技进步对文化版权贸易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新技术使受保护的作品传播到公众，散布的领域扩大到整个世界；图片、音像制品、广播、电视、录像带、光盘成为新载体，传播者受保护的作品，衍生出新的应受到保护的作品。因此，版权贸易的经济利益不断受到挑战，这也大大增加了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不确定性。尽管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都有相关的版权法律和法规，但每个地区对于版权的认定和保护并不一致，因而增大了国际文化贸易中版权保护的复杂性。
（四）地方特性、地方认同弱化与文化安全问题
大都市身处全球与本土张力的最前沿，需要平衡和应对全球压力与本土需求。如何在城市层面解决及平衡全球与本地之间的互动将是今后大都市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转型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
尽管当下文化受到重视，但是全球的都市文化仍然面临危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自身内部的原因，即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分化，社会内部充满了复杂的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地方多重利益诉求间的紧张关系；二是文化全球化带来文化多元化、思想多元化，以及生活方式多元化。受到文化商品的全球化传播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影响，各种各样新的文化内容与思想观念涌入人们生活之中，文化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已经成为文化生态发展不可逆的前进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特性受到冲击，面临被边缘化和被替代的危机，甚至可能在外来强势文化面前，难逃成为“剩余”文化的命运。所以，现代化的发展，以及文化全球化浪潮和新媒体的崛起、网络社会的出现，既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也是城市发展的机遇，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城市特色的重要性，呈现出城市景观、城市文化的同质化，地方独特性和地方认同的丧失，以及对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安全管理的挑战。
（五）文化资本化与文化民主诉求的矛盾加剧
随着全球大都市文化产业的崛起和“以文兴市”战略成为全球大国城市复兴与应对经济危机的“解药”之后，文化的资本化、商品化进一步加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文化为手段来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获得政治及经济利益的目的。然而，这种文化产业化、资本化加剧的趋势与来自都市内部的对文化民主、文化正义的日益凸显的诉求呈现出愈发矛盾的对立关系。当前市场已经成为主导西方大都市文化发展的主流价值取向。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都由市场来界定。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只是与资本、利润、财富增长相关联，与真善美并不相关；并且，资本扩张会带来异化、剥削和垄断，以及与权力联姻所造成的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这些都是文化资本化的负面后果，对个人、国家和公共权益造成极大损害。如何协调好文化资本化和文化民主正义诉求两者间的关系，是未来国际大都市的一大挑战和艰巨的任务。
此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愈来愈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贫富差距日益严重，使得文化民主和文化正义议题在人口多元而复杂的国际大都市更加无法回避。如何使各类文化相容共处，如何维护各类人群在城市中的文化权益和文化表达将是在发展文化产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同时需要考虑和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欧美国家的大都市已经呈现出比较严峻的文化民主问题。[1]自2015年法国的《查理周刊》事件以来，欧美国家的大都市接二连三地遭遇恐怖袭击，显示整个西方大都市正陷入文明冲突的危机之中，任何突发的文化事件都有可能触动一部分人的神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将使城市陷入失序状态。这一方面使得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审视及反思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但同时也导致“反全球化”浪潮与部分民众激进、自傲、封闭和僵化的文化心理生成。[2]
上海文化产业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面对全球文化格局东移的趋势，上海应当把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命题与建设新兴国际文化大都市这一时代机遇有机结合在一起。所谓“新兴”国际文化大都市，它绝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守成文化大都市，它应当为世界都市文化发展贡献独特的话语与文化形象。上海应当成为生产和传播“中国话语”与“海派形象”的文化产业重镇。而上海能否在全球文化去中心化的格局中耀世登场，成为引领新时代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关键还在于上海的文化产业能否生成和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引领性与辐射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与文化产品。
第二，当前的上海文化产业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产业生产与经营，以及单纯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社会整体发展与文化治理的大命题。上海文化产业发展至今，走过了一条从1.0的产业型、2.0的经济型到3.0的社会型的演进路径。目前的转型升级必须思考产业发展转型与城市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关系，从而制定更具前瞻性的转型发展战略。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空间维度上的要求是向城区发展，在产业维度上的要求是打造品牌，在政策维度上，制定开放性、长远性、战略性、系统性的社会环境政策是一定时期内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要求。上海作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领先发展的城市，对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产业发展的层面、产业发展的聚焦点等应具有前瞻性的战略。[3]
第三，正确应对文化产业发展不确定性成为新常态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同时更是发展转型的重大机遇，上海应当把握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
文化要素流动意味着它们可以从原先要素优势地区向非优势地区流动。这增加了非优势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上海可以通过更多的政策与制度优势吸引更多的文化要素，向自身积聚。同时，上海也要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积极有效联动，形成文化要素的长三角辐射区。这一方面可以解决上海人才培养与引进的成本问题，同时也能带动周边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以上海为引领的城市集群效应。上海应把握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将文化产业作为促进上海在长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取得分工优势和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
跨文化风险与文化输出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对“文化走出去”提出了新要求。文化不仅需要走出去，也需要与输入国增加互动与融合，真正使我们的文化产品从全球化发展至全球本土化，即站在他者的视角与思维框架来演绎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传播好我们的文化内涵与价值理念。上海作为处于中国发展前列的城市，应当成为“文化走出去”的先锋和具有全球文化产业辐射力及影响力的核心之都。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体现在制定吸引投资的一系列优惠措施、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等方面。上海需进一步加大与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合作，制定适用于不同地区和具有共性的知识产权规则与法律。
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下凸显上海文化产业和城市本地的价值、特色与重要性，以及如何增进认同、凝聚共识，将是增强上海全球竞争力与提升自身优势的关键，亦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战略发展任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的“欧洲文化之都”项目，已经成为推动欧洲共识与凝聚力工程的重要内容。以文化重振欧洲的复兴和团结将是未来欧洲主要国家城市以及彼此间加强联系与合作的核心。欧洲的大城市，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将会更注重和努力用好手中的文化遗产牌，以“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驱动城市复兴与国家振兴的王牌，一方面抗衡美国文化持续不断的强势入侵，另一方面乘东方文化崛起之际，做出文化交流合作的共赢姿态，同时巩固欧洲文明的文化地位，至少与古老的东方文明平起平坐。欧洲城市及民众间的欧洲贵族精神与文化自豪感不会因为东方文明的崛起而降低，相反会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合理布局，塑造更加良好的文化氛围。上海可以吸收欧洲城市的做法，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上谋篇布局，形成“‘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创建“‘一带一路’文化之都”的长期战略项目。一方面宣传上海的都市文化，扩大文化产业市场，另一方面也增进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互鉴与合作。
面对文化正义和文化民主需求的日益增强，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绝不能只重经济效益，而更应当重视并合理有效分配及使用社会文化资源。这需要通过不断推进文化政策的民主化决策，完善文化司法体制建设，强调社会力量和民众的文化创造力、话语权和监督权，防止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所造成的损害，谋求更为公正合理的文化资源的配置，实施符合社会发展的都市文化发展规划。其目的就是使都市文化资源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有效降低城市精英群体、中产阶级与底层群体、流动人群、移民等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矛盾和利益冲突，从而维护大都市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当然，除了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外，这也要求大都市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文化心理和心态接受人口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与新问题。
思考与对策建议
作为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上海应保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态度，反思文化产业领域如何进一步适应经济新常态。从这个角度看，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观念上应树立“文化产业是价值观产业”的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新理念。文化产业是价值观产业，不是价值量产业。价值观产业重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重在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向社会提供价值观和思想；价值量产业重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重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向社会提供更多的GDP增加值。前者属于文化发展，后者属于经济增长。上海的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应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以价值观发展为导向，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GDP增加值的同时，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价值观保障。
第二，发展目标应树立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新目标。文化产业是精神和意识形态产业，作用并服务于人的真善美的精神需求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功能。上海文化产业应从以追求数量、规模、比重增长为主，转变到以讲求质量、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更加注重文化产品的价值度为主；从注重资金、项目、硬件建设逐步转变到以培养人才、鼓励创新、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为主。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丰富文化产品与服务（“十三五”规划），实现从金融资本向文化资本转移，应成为上海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升级换代的主要目标任务。在对各个领域进行文化产业布局规划时，文化硬件设施的建设，不仅应当充分考虑满足上海当地人、当代人精神文化的需求，而且能够满足全国人民和后代人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文化资源支持；切实提高文化消费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着重提高社会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自觉参与度。
第三，发展动力从习惯于刺激需求，切实转变到改革供给上来。上海文化产业需要深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海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立足于真正的市场需求，依靠企业家的创新，依靠社会资本，提供能够被市场接受的丰富的文化产品，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上海文化产业需要思考和把握的问题。文化产业领域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以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原则，确定上海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重点对象和重点领域，为上海文化产业转型发展腾出战略空间。
第四，发展主体应从以政府规划、政府推进为主，转变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如何协调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与政府宏观调控“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是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长期命题。目前上海文化产业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但文化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必然要求各类主体的共同参与。因此，需要给予民间资本等其他主体更多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与支持。
第五，发展机制要尤为重视“数字经济”对上海文化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推动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按照《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G20杭州峰会）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构成的三大内容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互联网+”，是未来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方向，在促进信息包容、推进模式创新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前瞻性。这个新动能、新方向应是未来上海文化产业升级转型的最重要的动力机制。上海应该围绕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全面推进数字经济意义上的数字文化经济和数字文化产业的创建与发展。数字文化版权是文化资源化与产业化的重要基础与保障。如果没有数字文化版权的存在与有效法律保障，数字文化产品及其资源化的问题就难以落实。因此，上海文化产业要在数字经济进程中实现文化产业转型与升级，就一定要重视数字文化版权问题，包括确权认证、鉴定鉴证、估价定价，以及法律保障、行业监管等问题。
第六，发展布局应加强不同功能区域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上海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开放市域，面向区域，分类布局，协同创新”，制定各个城区文化产业空间发展策略。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文化产业，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大规模机械复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文化产业与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新兴文化产业共同构成了上海文化产业体系。应根据三种不同文化产业形态发展规律分别制定不同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实现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和多元一体化。从而有效克服上海各个功能区域内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情况参差不齐，主题化、特色化不够明显，产业载体功能未能充分体现，集聚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有效克服文化创意园区布局集中在中心城区，没有充分满足郊区县市场需求，配置相对较少的不协调状况。
第七，发展战略应着眼于为国家整体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新经验。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上海承担着率先落实国家战略，更加主动承担国家使命，充分发挥服务全国、联系亚太、面向世界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流域等地区的城市协同发展，形成区域合力，共同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因此，首先，上海文化产业要充分承担起这一角色，与长三角城市群文化产业进行联动与合作，在产业链上实现优势分工、资源互补与共享，同时发挥应有带头引领作用。其次，各项重大战略还需要依托和落实到上海具体的各个城区，即在上海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思路的框架下，“面向区域”制定上海各功能区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空间发展与转型规划。以功能提升为出发点，以结构性优化调整为核心，从市域层面对上海文化产业不同城区功能和空间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格局优化，合理调配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资源消耗。
注释：
[1]关于城市化问题，据美国国家情报局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达到49亿。中心城市预计将产生80%的经济增长。除了从乡村和小城镇向大都市迁移的人口外，发达国家还面临来自非洲、亚洲等落后地区国家的大量难民和偷渡者。这些非法移民的滞留带来城市安全的潜在危机，经济压力加剧，贫富差距扩大，也造成原有民族文化和现居地文化的冲突。移民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是一大挑战。
[2]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将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未来一二十年，欧洲大多数国家，以及中国、韩国及台湾地区等将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大都市将是老龄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不仅面临劳动力短缺，还将面临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及文化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压力。
[3]张迺英：《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升级路径》，《东方早报》2016年11月22日。
责任编辑：李艳丽
作者简介：胡霁荣，女，1982年生，浙江上虞人。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及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张春美，女，1963年生，江苏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课题《建国以来上海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与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EDS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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