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文化聚焦：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专稿
十月革命是两种夺权方案妥协的结果
施用勤 | 中国艺术研究院译审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6期
内容摘要
十月革命前，主张革命夺取政权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夺权的时间和方式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列宁从9月中旬就开始不断催促武装起义的发动，而实际领导武装起义的托洛茨基却坚持要让夺权斗争迁就苏维埃代表大会。托洛茨基的本意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后再逼迫临时政府下台。他将起义日期定在俄历10月24日，即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这可以视为他对列宁的一种妥协。
关 键 词 列宁 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 武装起义 民主革命 苏维埃代表大会
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前，主张夺取政权的列宁和反对夺取政权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有矛盾的。但不为人知的是，在同样主张夺取政权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何时以及用什么方式夺取政权的矛盾。在列宁身后展开的党内斗争中，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所有（真的和假的）矛盾几乎都被巨细无遗地发掘了出来，并被上纲上线。唯独他们两人在这个事关革命命运的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却被托洛茨基的反对者故意忽略，因而至今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不为人所知。
两个时间表
打开《列宁全集》第32卷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之前，从俄历9月14日开始，列宁就开始催促武装起义的发动，从此时直到起义前夕，这个主题成了列宁所写的全部文章的核心。他在9月14日写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文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建议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在第一篇文章中，列宁所指出的必须现在夺取政权的理由是：“因为彼得格勒眼看就要被放弃，而这会使机会减少百分之九十九。军队既然是由克伦斯基之流领导，我们就无法阻止放弃彼得格勒。”[1]在写于9月29日的《危机成熟了》一文中，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该立即夺取政权，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就是背叛国际主义，背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2]他在这篇文章中严厉地指责说：“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如果这样，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就是背叛国际主义，背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农民的叛徒……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民主自由的叛徒。”[3]“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因为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4]在这一页上的注释是这样说的：“主张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同愚蠢地‘规定’起义日期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现在夺取政权是可能的，而到10月20-29日，就不容许你夺取了。”列宁在10月8日写了《局外人的意见》，他指出：“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5]在同一天的《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他继续抨击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做法，并强调：“我们的革命正处于万分紧要的关头……我们党负责的领导人员肩负着一项巨大的任务，不完成这项任务，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目前的局势是：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6]
从所引这几句话来看，列宁是主张立即夺取政权的，并且越早越好。还有另一种意见，就是等待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对后一种意见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批评的是托洛茨基，这在当时知情人的眼中，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实际夺取政权的活动，既不是在10月8日后的两三天内完成的，也不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进行的，而是在代表大会的前夕，10月24日晚。托洛茨基的“拖延”并没有像列宁所宣称的那样，导致革命的失败，而是凸显了苏维埃民主革命的性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称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暴力革命，并因而对暴力革命称颂不已。后来，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又因其暴力而备遭诟病。这种情况一是表明革命在后革命时期的尴尬，二是因为十月革命的本质——苏维埃民主革命——长期被人忽略。[7]
众所周知，列宁的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想法在党的最高层中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并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泄露了起义的计划。当时，斯大林是中央委员会和正在躲避通缉的列宁之间的联络人，他对夺取政权的斗争消极怠工，甚至毫无理由地缺席了10月24日早上的那场决定发动起义的会议。在这关键的一天中，他没有在起义的司令部（斯莫尔尼宫）露面。列宁之所以在起义已经发动之时还在他的藏身处写信敦促起义的发动，原因就在这里。
在党的最高层中，除列宁外，最坚定地主张夺取政权的人就是托洛茨基，因为他早就摆脱了革命三阶段理论[8]的束缚。在1904年他就提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将直接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此即“不断革命论”。但他显然有他自己的夺取政权的时间表和方案，虽然列宁一再（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他仍不为所动，有条不紊地推行着自己的行动计划。
看到托洛茨基依然如此我行我素，列宁曾打算绕开他和他所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发动起义。他还直接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苏维埃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写信，让他率领芬兰的陆军和海军进攻彼得格勒。[9]但所有这些计划都落空了。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指责越来越严厉。
从列宁的批评中可以看到，托洛茨基的夺权时间表是与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托洛茨基为什么“相信”、“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什么一定要把夺权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结合在一起？这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和讲话中都没有提到，他只是在为1924年出版的《十月的历史酝酿》一书所写的前言《十月的教训》中简单地说了一句：“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在形式上迁就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从这句话中，读者只能看到他的夺权时间表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却无法判断到底是迁就到代表大会前夕，还是迁就到代表大会之后。虽然在实际的起义日期（10月24日晚）夺权与在代表大会之后再夺权，从时间上来讲不过是相差了几天，但这短短的几天，使十月革命的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此之后，甚至在他流亡国外时所写的《俄国革命史》和相关文章中都没有谈过这个问题，这也许是为了避嫌。从党内斗争开始之后，他的主要罪名就是一贯反对列宁，他和列宁之间的所有矛盾和分歧（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被无限夸大、无限上纲上线。他不愿重提他在起义方式上与列宁的分歧，是不想加强人们对他与列宁之间的关系的误解。另一方面，如果把这个问题说明白，就等于是说十月革命基本是按照他的方案进行的。就他当时和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处境来说，这无疑是不明智的。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他在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写了一篇总结德国革命失败教训的文章，其中专有一节讨论规定日期对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既是对当时德国革命教训的总结，也可看作对列宁当年的指责的答复。
关于这一点，他后来的对手也同样清楚。他们不惜编造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谎言，但没有利用托洛茨基与列宁在革命关键时刻实际发生的矛盾。列宁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如此激烈的指责，他们却无法加以利用，他们肯定会感到遗憾。但若加以利用，他们就会面对一个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这些自称唯列宁马首是瞻的忠实学生们为什么不坚决贯彻导师的主张并立即领导起义，而听任托洛茨基的拖延策略得逞？这等于就承认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而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们只能忍痛割爱。
两个不同的夺权方案
如果说托洛茨基的夺权方案同样是武装起义的话，那就太书生气了。既然是武装起义，就要靠武力、谋略乃至行动的突然性来决定政权的归属，为什么非要把它和代表大会结合在一起呢？列宁的主张似乎更合乎起义的要求，也显得更加务实。但如果托洛茨基原来的方案是等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再夺取政权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托洛茨基有没有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之后再合法地取得政权的计划？读者在他的相关著作中是看不到答案的。仅根据上引那句“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在形式上迁就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无法判断托洛茨基是否有另一种夺权方案的，因为在代表大会前夕（10月24日夜）发动起义是对代表大会的迁就（与列宁主张在9月初、10月初、10月中旬、10月20日发动起义相比较），而等到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后再夺取政权，也同样是对代表大会的迁就。
但是，在列宁著作中的一段话可以证明，托洛茨基确实有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再夺取政权的方案：“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10]列宁的这句话明确地表明，曾有人提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之后再逼迫临时政府下台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制定者是托洛茨基，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样一来，事实就十分清楚了：托洛茨基“迁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本意绝不是把起义定在代表大会的前夕。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迁就代表大会，就太过于形式主义了。既然要发动武装起义，就要选择对起义最有利的时间，而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有可能对起义有利，也可能对起义不利，两者不可能完全吻合、一致。所以，判断托洛茨基的方案是否合理，主要应该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是否能够通过。
事实表明，即使不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发动武装起义，这个决议的通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历史上的就会是另一种形式的革命，套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不用强力，而用表决来解决政权的归属问题，即彻底的苏维埃民主革命。
对形势的不同判断
托洛茨基和列宁在起义时间上的分歧，主要源于他们对时局的不同判断。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都这么说：七月事件标志着双重政权的终结和革命和平发展阶段的结束。实际情况正如笔者在对七月事件的注释中所说的那样，它只是一度中断了双重政权的局面和革命和平发展的进程。在科尔尼洛夫暴乱[11]之后，布尔什维克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多数，托洛茨基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选举失败后拒绝与新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作，并退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在这之后，双重政权的局面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在与临时政府的对峙中，苏维埃占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这时，仍在逃避临时政府通缉的列宁是感受不到这一变化的，而负责与列宁联系的斯大林也没有看到这一变化。因此，列宁认为时机对反革命有利，所以主张立即发动起义。而身处事件中心的托洛茨基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变化，他深信时机对革命有利，所以不顾列宁的再三敦促，信心十足地以和平手段推动形势向更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害怕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为了延缓自己的失败，他们将大会一再延期。这一拖延正中托洛茨基下怀，他认为大会的拖延会使形势进一步向有利于革命派的方向转变。读者如果认真回顾这段时间中发生的事件，就可以理解他的从容和淡定了。
列宁在上文中所说的“我们就无法阻止放弃彼得格勒”最终没有成为事实。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宣传攻势下，临时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革命首都放弃给德国。经托洛茨基的工作，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转向布尔什维克，这使临时政府感到极大的不安。于是，临时政府在10月初通过司令部下令将卫戍部队调往前线，但在苏维埃的反对之下，这张调令成了一纸空文，赤化的卫戍部队仍驻守在彼得格勒。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次无声的起义：“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握政权以后，只是继续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12]托洛茨基在这段话中明确指出，在科尔尼洛夫暴乱之后，双重政权不仅重新恢复，而且还不断深化。确实，既然在妥协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能与临时政府形成双重政权，那么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真正主人之后，双重政权必然会进一步深化，而且朝着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方向发展。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别章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实际上是成立了一个与政府司令部平行的苏维埃的司令部，形成了军事上的双重政权。10月16日，托洛茨基命令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给赤卫队发放5000支步枪，兵工厂的工人执行了这个命令。这引起了临时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极大恐慌。10月11-13日，托洛茨基主持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活动的报告、关于时局的报告，致闭幕词，为会议撰写决议和电文。所有这些的主旨只有一个，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起义的前两天，他还在彼得格勒举办了苏维埃日，本意是进行广泛宣传，为苏维埃报纸募捐。尽管敌对力量扬言要让彼得格勒在这一天血流成河，但这并未影响广大工农士兵群众踊跃参加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没有一个前苏维埃领导人敢于发表反对意见。所有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对支持苏维埃的力量的检阅，它们表明，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独享政权，战役已经取得了胜利，接下来所要做的只是对犹如幽灵一般的政府给予最后一击，实现政权的过渡。在现实中，这最后一击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的，但它也完全可能以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的形式来实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临时政府的软弱和无能。在面对布尔什维克起义的威胁时，临时政府企图征调私人车辆，但连一辆车也没有征上来。在奉命前往彼得格勒保卫政府的部队之中，步兵第17师在途中得知他们的目的地和行动目的之后，选择了拒绝前往。在温登，有两个团不愿意去镇压彼得格勒。[13]克伦斯基所能调动的军事力量只有两所士官学校的学生、零星部队，再加上一个主动前来的妇女突击营，总共只有3000多人。十月革命之所以是一场几乎不流血的革命，原因就在于此。政权无非是对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支配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克伦斯基政权早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就垮台了。
军队和地方政权也一样。此时，海军司令部已经失去了对舰队的控制。军队不愿意充当镇压人民的工具，地方政权也开始迅速崩溃。特派员们害怕丢掉性命，纷纷弃官逃跑。
由此看来，苏维埃革命的胜利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托洛茨基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相信”和“等待”就是建立在此之上的。正如他后来在党内斗争时期所写的《我们的分歧》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9月接受了列宁的立即起义的建议，那么这虽然会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但也会使起义的结果因自己人的准备不足、仓促上阵而变得难以预料。一个多月的拖延不仅没有使革命付诸东流，反而使革命稳操胜券。即使起义不是在代表大会前夕发动，而是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之后再逼迫政府下台，结果也依然如此。显然，在对时局的判断上，正确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宁。
两人性格上的不同
他们在革命前后的一些问题和重大决策上的分歧，不少是源于两人性格上的不同：列宁更加务实，而托洛茨基则会为了理论和其他方面的考虑而不惜牺牲实际利益。在此只提两件事：一是关于临时政府的通缉，二是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署。在七月事件后，临时政府通缉列宁，列宁认为临时政府不仅不会对他进行公正地审判，甚至还会谋杀他，因而选择逃亡国外。托洛茨基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列宁应该利用法庭审判进行光明正大的斗争。他自己的做法与列宁截然不同。临时政府的通缉令中本来没有他，他主动向政府挑战，声称他与被通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观点和立场完全一致，因而没有理由把他排除在通缉令之外。因此，司法当局不得不把他关进牢房。他充分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驳斥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造谣中伤，把法庭变成打击敌人、争取群众的战场。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列宁在性格上的反差十分鲜明：列宁是绝不会像托洛茨基那样行动、那样冒险的；托洛茨基也绝不会像列宁那样选择逃避。众所周知，在布列斯特谈判中，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其结果是导致苏俄签署了条件更加严苛的合约。其实，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在何时签署和约的问题上，这与以布哈林为首的反对和谈的、主战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不是一回事。列宁主张，一旦谈判破裂，德方提出最后通牒，就立即签署和约。托洛茨基不反对签约，但主张要在德方重开战火之后再签。列宁的主张是为了减少损失，因为如果等到重新开战后再签定城下之盟，对方的条件肯定会更加苛刻。托洛茨基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等德军发动实际进攻后再签约呢？他在这个问题上更多考虑的是对欧洲和本国无产阶级以及人民群众的影响。如果只收到德方的最后通牒而没有发生实际的军事行动，就可能会使部分欧洲无产阶级和本国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及其盟友所散布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奸”的污蔑信以为真，这可能会对欧洲和本国革命起到负面的影响。只有在德军的实际进攻开始之后，才能雄辩地揭穿这个谎言。这虽然会导致苏俄签署条件更加苛刻的和约，但它有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声誉，有利于争取欧洲的无产阶级。显然，在实际利益和革命声誉及世界影响的天平上，托洛茨基更看重后者。当然，列宁也不是无视后者，但他把他自己的砝码完全放在前者一边。对于此举所可能会引发的敌人的污蔑，他大概会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具体到十月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他们两人不同的方案，除了对形势的判断差异之外，无疑也有两人性格差异的因素。列宁注重的是夺取政权的实质，他不在乎使用武力，不在乎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还是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当他看到夺取政权的机会和可能性之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敦促立即发动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当然也以夺取政权为最终目标，但除了赢得政权之外，他还要考虑怎么赢得更漂亮、更合理。上引托洛茨基所说的“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在形式上迁就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指：利用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使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最大程度地朝有利于苏维埃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这一斗争始终是在苏维埃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的，并以此“确立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他迟迟不响应列宁立即发动起义的号召，最后仍把起义日期定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夺权与苏维埃民主之间的联系，把政权转变过程中的暴力因素减到最少。
结语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是两个时间表和两种夺权方案妥协的结果。严格地说，列宁并没有主动妥协，由于他在逃避通缉时无力使他的党接受并实施他的立即起义的主张，他只能在催促和指责中无奈地等待托洛茨基的行动，也就是说，他的妥协是消极的、被动的。虽然在时间上看，托洛茨基坚持了自己的时间表，用他的话来说，则是“迁就苏维埃代表大会”，他的妥协仅仅是把行动日期从代表大会之后提前到代表大会前夕。但实际上，他做出的妥协是巨大的，几天的时间变更使得苏维埃民主革命在最后时刻变成了武装起义。虽然如此，仍可以肯定地说，决定起义结果的，并非“强力”本身，而是之前的民主斗争的过程，是这个民主过程决定了起义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注释：
[1][2]《列宁全集》第3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3、275页。
[3][4][5][6]《列宁全集》第32卷，第274-275、276、375、376页。
[7]施用勤：《重温十月革命》，《博览群书》2007年第12期，第4-11页。
[8]革命三阶段理论是指，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首先应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一直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信条，布尔什维克也不例外。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张遭到党内上层人士的普遍抵制，其原因亦源于此。正是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或是积极反对十月革命，或是对它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10月期间的斯大林）。即使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仍不能清除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阶段理论的影响，它后来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再次表现出来。托洛茨基对这个理论的突破是他在1904年底所阐述的“不断革命论”，该理论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无力领导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权历史性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由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所以革命不会在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后止步，而必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部分——土地革命就是在十月革命后完成的。
[9]《列宁全集》第32卷，第258-263页。
[10]《列宁全集》第32卷，第431页。这句话摘自10月24日晚上列宁在离开他的藏匿处前写的一封名为《给中央委员的信》。
[11]1917年8月，被克伦斯基任命为全俄军队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将军率领军队进攻彼得格勒，旨在镇压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军事独裁。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求助布尔什维克，力图保卫彼得格勒并粉碎科尔尼洛夫暴乱。暴乱平息后，双重政权的局面再度出现。
[12]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35页。
[13]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 т.2, часть1, ст, р.134.
责任编辑：孙页 沈洁
作者简介：施用勤，男，1949年生，上海市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译审。主要从事托洛茨基著作翻译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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