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毛时安老师在新世纪初对于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的深度思考。毛时安老师曾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长期关注国内外文艺思潮，对戏剧舞台艺术有深入研究。他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是当代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此文虽自有其时代语境，但其论题论点如今依然具有现实性。后继者以史为鉴，不忘初心，才能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完成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文学界生发、扩大开来的文化寻根热以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临近尾声之际，中华大地再次出现空前广泛的文化热潮。如果说，前次文化热主要是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民间力量推动的话，那么，这次文化热的主要推手是政府，动用的主要是行政资源。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倾尽全力、摩拳擦掌，争相打造文化大省、文化强省。与此相呼应，不惜巨资、不择手段地组织创作大作、力作，建造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争抢修建从曾有的历史真人到虚构的文学形象在内的各类文化名人故居，甚至闹出三地争抢西门庆故里的荒唐笑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文化热潮，我们有必要作些冷静的思考、冷静的提示，多提几个为什么，以便这股文化的热潮能在健康的河道里积极发展，真正成为中华文化新世纪复兴的有力起点。
《野百合的春天在哪里》，毛时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
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化
在很多人眼里，文化是能够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开发出来赚大钱的行业。文化赚钱论者经常举的例子是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音乐剧，是好莱坞电影大片，是欧美的流行音乐。殊不知，音乐剧除了大名鼎鼎的《猫》、《西贡小姐》、《歌剧院魅影》、《悲惨世界》等少数经久不衰的作品几十年下来赚得满坑满谷，多数音乐剧不仅没有赚钱而且血本无收。申遗的本意原来是抢救保护人类濒临危险的历史文化遗产，可现在申遗的背后，争夺名人故里的背后，并不是着眼于保护，而是一个利益驱动。通过申遗和名人故里的开发来赚钱。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文化仍然是直接服务政治的工具，甚至是增加政绩分量的砝码。毫无疑问，文化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为政治为政绩服务。但文化本质上，既不是赚钱的摇钱树，也不是记录政绩的功劳簿。文化有商品和政治的属性，但文化最根本的属性是它的精神性。这些年文化发展的最大误区和盲目性，就在于我们始终在它的商品性和政治性之间摇摆不定，而忽略了它最根本的精神性。
最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2次常委学习会上学习讨论文化建设文化发展问题时，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确实，就实际功能来说，文化既不能御寒保暖也不能裹腹充饥，为什么在我们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物质财富，还要建设文化发展艺术呢？就在于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性的品质。
文化艺术从宏观叙事的功能来看，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源泉。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了几千年严酷的自然灾害、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完整保留下来的文明古国，中国能傲视太平洋的万顷碧波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其所依赖的正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积健为雄的中华文化。抗战八年，正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的激越旋律，《放下你的鞭子》的街头演出，抗战戏剧、诗歌等，凝聚激励起亿万中华同胞，与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60年代“黑云压城城欲催”的艰难岁月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走在大路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的旋律，一直像精卫鸟一样盘旋飞翔在我们的心头。中国改革开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也滥觞于文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话剧《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小说《伤痕》、《班主任》，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文艺正名》，以及那些承载着沉重民族记忆的谢晋电影，最后汇聚成了改变当代中国历史进程，改变13亿中国人命运的时代进程，成为激励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冲决思想牢笼的精神风暴。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苍白悲哀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根基没有力量没有前途的民族。中国21世纪走向大国强国的征程，既有巨大复杂的内忧，也有连绵不断的外患，既会有天灾，也会有人祸。克服战胜这些困难，需要文化唤醒我们内心力量，也只有文化能凝聚起我们共同的力量。
同时，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精神源泉。如果说，能源和资源是制约我们发展的硬件瓶径，那么创新能力的不足就是限制我们发展的软件短板。创新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自由腾飞翱翔的想象力。而人类最丰富最伟大的想象，都集中在那些流传千古的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中。试看屈原的长诗《天问》就像宇宙本身一样浩瀚壮丽。2010年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先生去世。国人长歌当哭，深情凝望“三钱”最终消失在茫茫历史中的背影，回顾他们留下的博大丰厚的精神遗产，除了家园意识、担当精神、对祖国终生不变的赤子情怀以外，就是他们对文化艺术的高度热爱。钱伟长自幼受其四叔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熏陶，奠定了作为大科学家的人文基础。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其父亲是中国五四白话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受家庭影响，他终生热爱音乐、美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年轻时就喜欢贝多芬，学习钢琴、管弦乐。他说，自己搞火箭时萌生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交谈时产生的。
文化艺术从小型叙事的功能来看，它作用于每个人的心灵，滋润、雕刻着我们的心灵。它像水滴石穿，从童年到青年到老年，用寓教于乐的审美的形式，润物无声地对精神境界、思想情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当下物欲横流、心绪纷扰的国人来说，文化使那些冷酷的心变得温暖，无动于衷坚硬如铁的心变得柔软充满爱意，平庸琐碎的心变得诗意盎然，贪婪的心变得节俭，荒芜的心变得丰饶，空虚的心变得充实，浮躁的心变得沉静，脆弱的心变得坚韧，阴暗的心变得光明。文化能抚慰我们的心灵，净化我们的灵魂，提升我们的人格。尤其是在当下我们的价值观极其混乱的这个时代，文化是确立一个人健康积极向上价值观的良师益友。对每个人的一生，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和定位的作用。
我们伟大的先哲老子说过，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就是说这世界上，看得见的物质的“有”都是冲着利而去的。而我们真正用的恰恰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文化和具体的物质相比，就是一种“无”。文化的“用”，主要不是直接生产物质、增加财富的功利之“用”。文化的“用”，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讲是“无用之用”。用文化人类学家的话来讲，文化让人在智力、精神和审美方面变得更有“教养”。文化解决的是心灵的问题、精神的问题、伦理的问题、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内心的基本问题。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与否，从宏观层面来看，决定着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民族能否振兴发展。从微观层面，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和人生态度的健康与否。
文化的战略目的，不是为了赚大钱，也不是为了给官员眼前的政绩增添光环。我们需要文化，是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文化，没有文化的人是单调乏味“单向度的人”，最终会成为“文明的野蛮人”，一切现代社会谋生的科技文明都会，就是没有文化，粗俗粗鲁粗野。我们需要文化，是因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必需文化。没有文化的社会，是短腿的没有发展后劲的社会。中国劳动力中国公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国民文化素养精神面貌的提升。
《单向度的人》，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近二十年来，当代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追根溯源都是精神世界的价值观问题，是文化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艺术能为国民心灵的健康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的精神粮食，在我看来比文化艺术赚多少钱都重要。对精神问题的漠视和对价值体系确立的几乎无所作为，就是最近十几年来一方面文化维持着表象的繁荣，另一方面面临深刻危机的原因。也是我近十几年来一直对文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提法，抱着清醒、警觉、疏离的态度的原因。正是我们对文艺功能的误解，忽视了其最本质的精神性，而只是在文艺的商品性和政治要求乃至政绩需要之间摇摆，使其迷失了方向，走了不少的弯路。须知这些属性和功能，只是文化艺术精神属性的派生物。倘若我们在文化艺术的最核心的精神属性上无法形成共识，始终无法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健康生长，对民族精神的向上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无法提供真正优秀感人的精神产品，那么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再如何的轰轰烈烈，文化建设再如何的红红火火，也只能是本末倒置南辕北辙而已。
当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少了些什么
当下中国的文艺创作，从数量上看，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每年中国新出版的实体长篇小说3000部，新创作的电影500部，电视连续剧15000集，舞台剧4000台。现在每年每个种类的文艺样式，其创作总量都几倍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总和。而且均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以舞台剧而言，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不惜重金，延请知名导演、编剧、舞美、灯光、音乐和演员，挖掘本地文化素材，全力打造“史诗性”作品，催生精品力作。可是，坦率地说，举目四顾，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几部真正具有史诗性质和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那么，问题症结在哪里呢？
德国诗人席勒在谈到文艺创作时曾经指出，艺术家创作必须具备三个冲动。首先是感性冲动。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以感性的形态使艺术家直觉地产生感性的愉悦，有一种强烈的不可遏制的表达感性内容的冲动。也就是说，他创作的第一个冲动是来自于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物的感性冲动。第二是形式冲动。感性冲动并没有作为艺术在舞台上固定下来。艺术家要为自己的感性冲动寻找、创造一个既适合感性生活素材，又接纳自己创作个性的载体，一种独创的完美的艺术形式。用这个形式使人们多少有些熟悉的生活，激发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样，不仅生活题材在艺术形式中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而且，艺术形式本身的美也是最有想象力的，是读者或观众所没有或很少见过的。最后是游戏冲动，当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结合完成后，艺术家就进入了一种超越功利束缚，像孩子游戏一般，让想象力、创造力，无拘无束驰骋的审美境界和冲动。这就是清人王国维赞美李后主词所说“赤子之心”。
现在舞台形式的创作中，完全出自审美的“三个冲动”的作品越来越少。在相当多的剧作中，我们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冲动，却可以一眼看出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显痕迹，看到赚钱捞钱的强烈欲望和非审美的功利欲望冲动。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指令下，在高额酬金的驱动下，把艺术创作的过程变成了按编剧技巧剪辑素材的技术加工。去年，我参加一次全国的剧本评审活动，其中不少剧本写的是当地的好人好事、模范人物，基本上都是新闻报道的舞台再现，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感动。还有一些热门的写社会题材的剧作，从中也可以感受到编剧纯粹出自题材决定论的影响，艺术家本人则无动于衷。
在我看来，当下舞台创作的弊病有“四浮（肤）”。
首先是创作动机的浮躁。创作中急于求成，急功近利，领导和创作者心中都充满了焦虑感。每一次创作都冲着大作、力作、精品之作而去，冲着即将来到的各种大赛评比而去，冲着打造本地艺术名片而去，冲着各种重大庆典而去。从上到下充满了精品焦虑症。每创作一部作品都期待打造成一部获大奖的精品力作，成为一方领导的文化政绩。唯有功利心，太少平常心。与此同时，各地急切地要把本地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打造城市文化名片，而丝毫不顾这些资源和人物，是否具有戏剧性，是否具有艺术化的空间，力邀名编名导创排。不少舞台剧剧本尚未成熟，连起码的故事都未编圆，甚至有明显硬伤，就匆忙开排，匆忙演出。到处可以看到闭门造车胡编乱造的痕迹，可以看到艺术上的不虔诚、不严谨、不踏实的做派。许多创作避实就虚，回避现实，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矛盾绕道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很少一些所谓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或歌舞升平，或浮光掠影，或胡编乱造，或无聊逗笑。既看不到生活沉重的真实，也看不到支撑生活和时代前进的心灵的崇高。毫无疑问，文艺的浮躁集中体现了时代的浮躁。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文艺完全跟着时风，与狼共舞，丝毫无法为我们的内心提供我们急需的精神力量，提供我们抵御外部世界诱惑的定力，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呢？如果我们的艺术始终无法创造出令人沉醉其间的具有高度审美愉悦的艺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呢？人类历史上真正传世的艺术精品，都是心灵沉静的结晶。艺术作品有其自身发生学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任何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所能替代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其次是内容上的浮夸。以电视剧特有的散漫、随意来处理戏剧。戏剧结构松散，缺乏主线，多头并进，很少再能看到集中浓缩，令舞台上下演员和观众互动共鸣，令人灵魂为之震撼剧场艺术。唱词台词通篇是味如嚼蜡的水词，很少有让人沉浸其间反复吟咏久久回味的经典台词。两个多小时的一出戏看完，走出剧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人物、情节、命运、性格，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有些戏，粗看什么都有，细想什么都没有。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完全停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生活表层，是生活表层众所周知的现象的罗列和铺陈。缺少把艺术推向生活深处才能显现出来的细腻的生活肌理和可触摸的质地感。因为灵感、才华和生活的枯竭，大量的作品反复改变经典，或乞灵于虚无缥缈的史前传说。记得1997年我初到文化系统工作，观摩全国舞剧调演。有五、六台舞剧都取材于当地远古洪荒年代。内容空洞，硬编出一些不成故事的故事。为了表现当地先民生命力的顽强延续，有五、六台舞剧不约而同地生下了孩子。其想象之贫乏、构思之雷同、内容之空洞、情节之断裂，令人难以置信。演员的表演也因为内容的浮夸而失去在舞台上表演的心理、性格和场景的依据，停留在情节的表层，随便而做作，同样显得浮泛。在剧场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台上声嘶力竭，台下无动于衷，台上嚎啕大哭，台下哄然大笑的极为令人尴尬的场面。内容和表演的浮夸已经使许多新创作的剧目失去了舞台剧最重要的现场感人的能力。
三是形式浮华。因为在浮躁心态下创作的剧本。总是内容空洞贫乏，于是不能不借助浮华的舞台形式来加以包装、掩饰。就是1997年的那次舞剧调演，当时雪灯刚发明不久，运用在舞台上。于是，六、七部舞剧不约而同地用雪灯制造了大雪纷飞的舞台气氛。以视觉效果取代艺术的情感和心理感受。时至今日，舞台剧的浮华愈演愈烈。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演出都是穿金戴银，满台电脑灯光闪烁不停，音箱其响无比震耳欲聋。台上人头攒动、人满为患。不管是否艺术需要，都配上几段不伦不类的群舞。灯光、LED、大场面、大队形、变化复杂的推拉台升降台转台，各种华而不实的舞台技术和手段堆满了舞台的角角落落，不少大腕级导演除了玩耍这些浮光掠影的科技手段，除了调动人海战术，已经完全失去了在戏剧中精细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失去了在戏曲中运用写意手段简约明快塑造人物的能力，失去了在舞剧中根据人物情感情节变化设计编排优秀动人的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的能力。这种浮华的舞台陋习最早出现在那些一次性的大晚会中，后来是舞剧和音乐剧，再后来就蔓延到了戏剧舞台。艺术本质上是以内容为核心的，技术只是服务于内容的手段。这些年，一部舞台剧投入上百万上千万，已经司空见惯。而其中绝大部分投入到了舞美灯光和服装之中。这样内容空洞的大制作如何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如何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如何有票房回收的可能？严重的问题在于，时至今日，这种浮华之风不仅没有一点收敛，相反，已经成为当下艺术创作的主流，有蔚然成风愈演愈烈的趋势！
最后是思想艺术的肤浅。这是创作动机浮躁、艺术内容浮夸、表现形式浮华造成的必然结果。许多舞台剧要么停留在生活的表层堆积一些似是而非的生活现象，要么廉价逗笑，要么谈性说爱，要么胡编乱造连一个起码的故事都编不圆的结构。始终看不到思想的烛照，看不到思想像闪电划破夜空般地穿透我们的心灵。这些年，我们在现实题材的戏剧中遇到的被歌颂的当代英雄，几乎全是发家致富、赚钱有方的企业家，是万众瞩目头顶光环的精英人物，很少有在奉献他人中得到内心快乐的让我们感动的艺术典型。我们看到的从来是对金钱和强者的崇拜，却很少看到对普通人的歌颂，对真正时代英雄的歌颂，和对弱者的发自内心的真切理解，更遑论是对金钱和拜金主义的批判了。其实1840鸦片战争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时代巨变，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艺术素材。比如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沉浮，又比如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精神风采，又比如两弹一星功臣的人格力量和爱国情怀。说来很悲哀，今年我看到的真的好戏，除了极少数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大都是翻译过来搬演的外国剧作，比如最近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并引起轰动的《十二个人》、《怀疑》。前者通过十二个陪审员对已经定案的死刑案的争论直至翻案，表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对生命的高度珍视。戏的开始，十二个来自社会各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男陪审员同坐一室，只有一个人主张重新审理此案。戏的结束是一个人说服了十一个人，推翻了死刑的结论，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编剧极其艺术地让十二个男人枯燥无味的辩论充满了舞台艺术特有的艺术美感。特别是十一个人在辩论中立场、思想转变的过程，不仅令人信服而且个性凸显。我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和分裂，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我不能不信服的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对生活的穿透力度，以及艺术表达的完整完美。就是在那样严肃激烈的辩论过程中，还不时有冷冷的幽默的火花擦撞出来。为什么我们的艺术一接触思想一表达主流价值，就变得那么寡淡无味，充满说教，失去了对观众的亲和力了呢？《怀疑》则通过一个固执己见自以为坚持原则的修女在对别人莫名的怀疑中，终于以猥亵男童的理由赶走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主教，揭示了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怀疑”的存在、霸权和力量，具有强大的概括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戏都有生活的原型。用我们的艺术理论来说，都是艺术家深入生活的结果。可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艺术创作屡试不爽的规律。
就我本人近十多年因工作关系大量密集观剧的体会，近年我国舞台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准，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落后集中体现在戏剧的文本创作上。受艺术观念文艺思想严重滞后的制约，我们的艺术视野狭窄，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广泛发掘，和对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很多极其珍贵的生活素材被我们拒之门外。大家仅仅把文艺创作视作一件工作，等同于物质生产，没有把自己生命的激情燃烧起来投入作品。观众在艺术作品中听不到艺术家心的跳动、灵魂的呐喊。在艺术上，我们现在无论严肃的还是唯美的，暂时都拿不出真正令人为之叹服耳目一新的好作品。
唯一还可聊以自慰的是，我们的舞台美术科技还不那么落后，甚至在大制作方面我们的娴熟程度还超过了欧美的同行。因为我们不考虑回收。只要影响大，我们不怕烧钱。可以说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戏剧创作，依然迫切需要一次思想和观念的解放，来推动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人民群众正在日益疏离戏剧，疏离舞台艺术，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艺术疏离了人民群众，疏离了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思想。现在，我们的许多创作主要是面对领导、面对专家、面对强者、面对精英、面对成功者的。没有普通的观众愿意欣赏与他们无关痛痒的“四浮（肤）”艺术。同时高昂的票价自身也已经把他们拒之门外了。
文艺创作和金钱是什么关系
几年前我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创作会议。某地一位文化领导，作为经验，介绍了当地一个地级市推出的一部大型舞蹈作品。后来我了解才知道这个地级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当时只有一、二亿，而打造这部“史诗”却花了上千万。演出结果也只是在当地和北京形式上的“汇报演出”了几次，并不理想。最近，我参加一次会议。会上一所著名国家重点大学的著名教授慷慨陈词，呼吁政府大幅度增加投入，培养学术大师。此外，这些年在文化艺术界出现的大量怪现象，都迫使我重新思考文艺和金钱到底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今天花几百万、上千万创作、排演、打造一部舞台剧，早已是没什么稀奇的普通事情。许多地方政府分管文化的领导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钱不是问题，就看你有没有好的作品。恕我直言，这种看似重视文化的言行，更多地表明了我们某些领导对文化的无知，表明了他们内心急于求成的工作焦虑，甚至不无一点发了财以后有点变形的心态，误以为有钱真能买来一切，包括文化和艺术。
确实，一些综合性很强的优秀大型的文艺作品创作，需要政府有力的财政资助、文化投入。但是，金钱投入的巨大并不简单等于艺术上的精品力作。众所周知，曹雪芹写《红楼梦》，贫病交加，身无分文，潦倒西山。他用的是心，“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经历、目睹了本人和家族刻骨铭心的沧桑巨变之后，他有着一股强烈倾诉内心深处人生和情感沉重记忆的不可遏制的冲动和期望，“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那么强烈地期待着世界和人们对他的理解。同样，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一路颠沛南下，最后落脚在西南边境的春城昆明。它的财政投入，它的校舍、它的规模、它的设施，它的所有的办学条件，它的教授的收入，都远不如今天的一所普通大学。联大的许多教授贫困到经常揭不开锅子，靠家属上街摆摊，典当衣物谋生。然而，就是这座校舍寒酸、破落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几十位的两弹一星功臣、“两院”的院士。
文化、艺术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态度，一种对文化精神的执着坚守，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再现。它本质上与金钱无涉。相反，处理不当，金钱的诱惑还会消磨、吞噬艺术家的才情和想象。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舞台上真正还能传得下去的艺术精品，大抵都是艺术家尚未成名时的厚积薄发之作，呕心沥血之作，精雕细刻反复打磨之作。大抵闪烁着艺术精神文化理想的光彩而不是炫人心目的金钱的光芒。我亲眼看到一些大腕大牌艺术家如何市侩气地漫天要价，其身价已经远远超过欧美大编导的价格，却最终创作出一个个自以为是而其实毫无生命力和艺术美感的作品。亲眼看到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经不起市场经济和金钱的诱惑，从行星到流星，艺术和人格迅速坠落的惨痛轨迹，令人扼腕叹息。艺术史文化史的无数事实、所有大师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用金钱培养艺术大师文化大师完全是无稽无聊的天方夜谭。恕我直言，今天的文艺界弥漫着一股毒化艺术和灵魂的拜金主义气息。
千万不要以为有钱就一定有文化，有艺术，就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精品力作。马克思曾用人类童年的古希腊艺术为例，提醒过我们文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
单凭大把的金钱是堆不出好作品的，相反，还会异化我们的灵魂、人格和艺术。文化官员要保持对文化、艺术的敬畏之心，艺术家要保持对艺术的虔诚之心和全身心的投入。唯其如此，才可能产生我们期待中的真正的精品力作。
政府如何推动文艺繁荣
这几年各地方政府推动文艺发展、繁荣的热情，空前高涨。大家急切的引进人才，寻找大师。身体力行出题目，组织创作，推出作品。拿出市中心最好的地块，建设标志性文化建筑。领导和政府重视文化，是件好事。因着中国的特殊国情，凡事一有领导和政府重视，往往一路绿灯，各方支持，容易资源优化配置，得到成功。
但是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化不同于经济，软件不同于硬件，精神不同于物质。后者往往只要财政投入就会有明显产出，容易见效。甚至可以通过人为的科技、经济努力，有快速的增长。而文化不能靠大跃进来催生。据了解，现在全国各地仅在建的大剧院不下几十座。不仅省级市在建，地级市县级市也在建。而发达的美国华盛顿也仅仅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造了第一座大剧院。一座大剧院投资往往数以十亿元计，日常开支成本每月不低于十万元。几年前我曾经去考查过周边一座小城市的大剧院。那座圆形大剧院外墙坐落在一片环形的水道上。因为长久没有合适的演出，门可罗雀，连剧院大墙下的水面都冒着气泡，发黑发臭了。对于各地政府来说，建造大剧院易，维持大剧院难。天长日久，创作、寻找维持大剧院正常演出的软件剧目难度，远远超出硬件剧院的建设。又比如，全国争建文化大省、强省，固然体现了对文化的重视，但都当大省、强省可能吗？都是强省大省，还有没有文化弱省小省呢？如果没有文化弱省小省，又怎么体现文化强盛大省呢？其实，文化本身并无强弱、大小之分，关键是建设富有个性特色的区别于其它地方的文化。
政府和领导首先要克服大上文化、快见成效的文化焦虑症，转变大干快上的文化大跃进思路。中国文化的特殊国情决定，党和政府与文化艺术的特殊关系，既不能不管但也不能统管。在文化艺术上，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为了更好地有所为必须有所不为。除了研究有所为，也要研究哪些必须有所不为。换言之，政府管文艺也要研究不管些什么。通过不管什么，改善、突出、强化管什么。
邓小平明确指出，领导对作家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政府和领导一定要在具体创作上有所不为，让艺术家和表演艺术团体真正成为创作主体。即使是重点创作，也一定要充分发挥艺术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不要去耳提面命越俎代庖。而政府的主要作为，除了适当必须的财政投入资助、设施建设和保障服务，要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文艺创作必须的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土壤的培育上来。那么文化繁荣需要什么土壤呢？植物学告诉我们，沙质土太松散，不利于庄稼生长，只能生长骆驼草、胡杨树、仙人掌。同样，过于板结的粘土也无法让庄稼植物自由茁壮地生长。最好的土壤是由大大小小颗粒组合起来的团粒结构。团粒和团粒之间，可以有空气的流通，有营养水分的积蓄。植物和庄稼可以在这样的土壤中得到茂盛的生长所必需的营养、空气和水分。同样，我们经常说，文化要放水养鱼。但究竟引什么水，放什么水，大有讲究。水至清，没有任何养料，无鱼。相反，水至浑，一片泥沙也不利于鱼儿自由生长。养鱼需要的是介于清、浊之间，不清不浊而浮游着各种微生物，漂浮着水草的水。通过土壤和活水的培养，激活艺术家奔放想象自由创造的能力。当政府提供了有利文艺创作的各种良好的生态条件以后，能否出大作力作，则完全取决于创作中其他各种因素合力的作用了。
所谓的文化生态，很重要的是对文化艺术的宽容，用什么心态什么标准看待文化。试想，今天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有一部《红楼梦》一部《安娜·卡列尼娜》，会遭到什么命运呢？可能在某些人那里，一个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和一群女仆调情，一个则是第三者插足而女主人走上不归之路。用今天的文艺标准，它不仅无法进入精品之列，甚至还有遭到批评封杀之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让艺术回归艺术，让艺术成为审美的艺术，成为让人感动让人愉悦让人思考的艺术。
唐代中国诗歌和书法的鼎盛和唐太宗本人对诗歌、书法的激赏和修养，是分不开的。意大利文艺三杰的出现都有赖于佛罗伦萨大公梅第奇家庭的大力赞助。几年前我考察佛罗伦萨，当时住的宾馆就是四百多年前美第奇家庭提供给艺术家们的创作之家。200年前徽班进京，京剧能在花雅之争中脱颖而出，固然有其艺术上新陈代谢等原因，但和当时满清宫廷近乎狂热的爱好推动大有关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至今我们没有花时间去深入研究而自以为解决了的问题。二者的关系，远比我们追随时代风尚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要复杂的多。邓小平的文艺和政治“既不从属，也不脱离”，不失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极为智慧的提法。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剧照
文化建设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基础，着眼于建设。没有长远基础的建设就不可能有发展。这些年有些错误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文艺的健康发展。比如简单地提“养事业不养人”，“人才不求于所有但求所用”。须知事业是靠人来做的，没有人何来事业。大家都但求所用，不求所有，用的人是哪里来的呢？大家都用而不养，培养人的地方和单位不是吃亏了吗？正是这些急功近利的想法和做法，导致了今天文艺各类人才的严重匮乏，青黄不接，导致了各地对文艺人才的无序竞争和争抢，导致了少数优秀导演的价格疯涨。
如果大家都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基础，着眼于建设，努力学习、理解、掌握文艺规律，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办事，少做不做拔苗助长、竭泽而渔、饮鸩止渴那些急功近利的事情，我们就一定能迎来当代中国伟大的文艺复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掀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伟大目标。
2008年8月30日初稿，2010年9月7日改定
（本文刊于《中国戏剧》2010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毛时安，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曾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化研究室主任、《上海文论》副主编。并历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协副秘书长、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著有《毛时安文集》（四卷）等。主编和共同编有《上海文化通史》、《海上风艺术文丛》（12卷）等几十种。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榜首)、中国戏剧奖评论奖、上海文学作品奖、上海文学艺术奖、上海哲学社科奖等奖项。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大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