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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
近现代西洋音乐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典型呈现
从历史层面来看，西洋音乐很早就传入了中国；从传播源头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文化活动。早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发展。康熙皇帝就曾请三位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徐日昇（葡萄牙）、德理格（意大利）做宫廷乐师，自己也学习西洋乐器。在这一传授与学习的过程中，徐日昇撰写了《律吕纂要》，德理格撰写了《律吕正义·续编》，而这成为最早介绍欧洲乐理知识的中文文献。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演进，在乾隆年间，清朝宫廷不仅有大提琴、小提琴、铜管等西洋乐器，而且还在宫中上演意大利作曲家皮钦尼风靡欧洲的喜歌剧《好姑娘》，音译为《切奇娜》。这是很早的西洋音乐的传入，从这一历史事实上可以看出西洋音乐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与交融的端倪。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随着炮火蜂拥而至。他们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国人眼中是“洋鬼子”，可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对于近代中国的“传教”与“教育”的双重身份，无疑是有重要的启蒙作用的。正如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有突出贡献的传教士狄考文在1877年5月于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所言：“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她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传教士在西洋音乐的中国传播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种作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传统风格的结合，还体现在对近代中国早期的音乐审美教育的重要启蒙方面。
清廷西洋乐队
当西方技法这样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曲艺的创作方法流入中国后，必定对国内的创作实践产生重要的启发，并由此衍生出许多兼具西方技法与传统风格的乐曲形式，而德奥曲调亦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在近代中国，学堂乐歌的兴盛就是一个两者交融创新的典型例证，同时学堂乐歌的传唱对西洋技法影响下的中国风格音乐作品的创造与传播亦是影响深远，其中德奥技法占了很大比重，这里举例加以说明。且看近代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沈心工，他被誉为近代乐界开幕之第一人。他根据德国歌调《离别爱人》作词的《体操——女子用》，歌词多用白话文编创，走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沈心工的思想曾有过转变，这点在他的传记中能够找到明显的痕迹：“先生热衷追求西学，一度认为旧日的传统都应抛弃……但是，当先生从事乐歌活动十几年后，渐渐感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未免偏颇，感到要振兴民族精神，就必须强化民族内部的向心力……就势必要十分注意发挥传统文化的力量。一味追求欧化，是没有出息和十分危险的。”（梁茂春：《音乐史话》）将西方的作曲技法与中国的作词手法相结合，“师夷长技以制夷”，创作出中西结合的音乐文化格局，沈先生早在百年前就体悟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一味推崇西方话语权的危害，这也是现今的音乐及文学研究需要学习与借鉴的。黄炎培先生对其有高度评价：“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先生是个纯正的教育家，是一个完人。”沈心工的音乐思想影响深远，同时其作品很好地阐述了中西方音乐甚至音乐教育思想的交融与创新，不仅如此，沈心工作品的广泛流传一方面展现了德奥技法与当时社会文化的结合，另一方面亦表明了当时国人对于西方外来文化的接受态度。
沈心工先生
说到学堂乐歌，除沈心工外，不得不提的还有另外三位代表人物，分别是编创早期音乐期刊的先驱者李叔同、撰写早期音乐论著的曾志忞以及早期音乐美育的启蒙者王国维。李叔同根据德国曲调《木马》填词的《春郊赛跑》，成为西方歌曲音调在中国社会早期流传的重要代表，其创刊的《音乐小杂志》开创了我国近代音乐刊物出版之先河，李叔同本人具有我国音乐期刊创始人的历史地位，亦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乐篇；上海的曾志忞是近代早期音乐理论家，有《教育唱歌集》《音乐教育论》等论著，创办“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是我国近代第一支由国人组成的西式管弦乐队，其后虽有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影响更为深远，但此支乐队却有着开山之作用，乐队首次公开演出就有亨德尔《进行曲》及莫扎特的歌剧《魔笛》选段和管弦乐曲《培特利亚》、管乐曲《金星幻想曲》。从演出的曲目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德奥地区的作品对于近代中国，尤其是上海地区音乐家的显著影响。史学大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我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是传统的音乐论著。先生在其《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对于音乐教育甚为关切，在《论小学校唱歌之材料》一文中对学堂乐歌的兴起亦给予了高度评价。
西洋音乐的传入是学堂乐歌产生的背景，这一时期学堂乐歌的典型特征就是运用国外的曲子，填上中国的词。其作品深受“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思潮的影响，确切地说是先效日本，而辛亥革命前后学堂乐歌开始趋向欧美曲调，德国歌调有重大影响。同时采用中国民间曲牌，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时代感，比如《中国男儿》。从乐理来看，此曲开始部分采取同音反复的手法，具有号召性，曲调大轮廓为模进，但转换处用四度跳进加强力度，形成气势，结尾处采用附点八分音符，在具有新鲜和结束感的同时表达感情，这充分表明了西洋技法对于作品创作的影响，以及在创作上情感抒发的作用。
《中国男儿》谱例
学堂乐歌是我国近代新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起点，它主要选用外国歌调和中国传统填词相合成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和艺术原则，作为当时社会和艺术相互作用的产物，学堂乐歌的兴起引发了西洋音乐对我国音乐生活的全面影响，这样一种适应时代而出现的爱国新声，以外国曲调抒发了拯救中华的信念，为日后西洋音乐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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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歌曲
德奥音乐的瑰宝及相关美学思考
艺术歌曲是德奥学派的瑰宝，它对催生中国早期音乐有着重要影响。艺术歌曲作为德奥地区音乐的经典体裁形式之一，研究其美学特质对于观照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亦可说德奥地区音乐在近现代中国的突出表现即是对于早期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影响。西方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碰撞，使得中国音乐家得以与西方音乐思想和作曲技法亲密接触，加之社会环境的推波助澜，德奥艺术歌曲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地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德奥艺术歌曲在作曲方面要求旋律优美和较高的艺术性，歌词都取材于优美的诗篇（多为著名诗人的作品），钢琴既是伴奏又有独立性，作品特征十分鲜明，这是一种由作曲家为某种艺术表现的目的，结合文学家的诗作而创作的歌曲。早期德奥艺术歌曲大多以浪漫主义文学诗歌为题材，习惯采用民族音调作为音乐创作素材，主要采用钢琴或弦乐器作为伴奏乐器，注重对踏板的使用；相比而言，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特征则是有选择地吸收了德奥艺术歌曲的创作理念，将钢琴伴奏、音乐创作和作品内容结合起来，借助西洋调性，运用古诗词题材创作，多选自唐宋名家的经典之作，踏板的作用不是十分鲜明，但在艺术风格上与德奥艺术歌曲非常相近。笔者认为，艺术歌曲是将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实现形式，这不是一种对比与差异，而是一种学科交融的共通性，在这里，文学对音乐的启发、音乐对文学的借用都得以体现。在德奥艺术歌曲的创作历史上，各类优秀的音乐家涌现，同时在德奥艺术歌曲的影响下，近现代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亦可谓群星璀璨，这里分别举出一些代表人物加以说明。
舒伯特是德奥艺术歌曲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近代中国介绍西洋音乐的期刊中，他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舒伯特的乐曲风格与创作形式亦被中国早期的音乐家所广泛借鉴。舒伯特以诗人的作品作为题材，赋以音乐的阐释，例如其代表作《野玫瑰》即采用了歌德的诗为题材，抒情性、歌唱性的旋律与朗诵性交替贯穿于歌曲中，听起来异常亲切。舒伯特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音乐新时代，将浪漫主义音乐的题材——艺术歌曲发挥到极致，将钢琴伴奏提到了与声乐同等重要的位置，把钢琴的表现力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赋予其新的生命。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舒伯特也是多产的“歌曲之王”。除舒伯特之外，还有具有高深文学修养的舒曼，他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歌德、席勒和海涅的诗，其作品《诗人之恋》即根据海涅的代表长诗改编。此外，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乐曲《摇篮曲》和《吉普赛人之歌》的勃拉姆斯亦是代表性人物。当然除上述三位，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德奥地区音乐家，这里不作赘述。在他们的影响下，在中国国内亦诞生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深受德奥艺术歌曲的影响，并充分结合当时国内的社会情状与传统的民族文化，创作了大量兼具西洋技法和中国风味的作品。这里举例稍作说明。
萧友梅是我国近代音乐家中“近采日本，远法德国”之第一人，他在德国学习多年，曾为《卿云歌》谱曲，歌词取自《尚书大传·虞舜篇》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现为复旦大学校歌，此将古词谱曲的技法深受德国艺术歌曲影响。萧友梅的音乐创作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德国、北京和上海。德国阶段创作的音乐形式为西洋音乐各类器乐作品，但目前多已失散，上海时期歌曲创作以“抗日救亡”为主，他亦将精力主要投身于音乐教育中，现在上海音乐学院徐汇校区还有先生的雕像，在最艰难的时期，先生致力于“国立音专”的事业，为动乱的时代音乐的稳定发展贡献出巨大力量。王光祈，把比较音乐学引进东方的第一人，他的研究与德国汉学界紧密相连，他1927年考入柏林大学接受“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代表人物霍恩博斯特尔的指导，在德国生活16年，其音乐学观念在当时的柏林比较音乐学派中也具有相当的前沿性，代表著作有《中国音乐史》等。王光祈的成就在比较音乐学研究中尤为突出，他对德奥音乐与中国乐曲的结合深有研究，是中西音乐交融创新在理论（比较音乐学）与实践（风格作曲）结合方面的先驱。贺绿汀，近现代音乐界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在“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评选活动中，以《牧童短笛》荣获头奖，这是一首具有“东方神韵”的钢琴曲，其旋律结构、复调手法及旋律转调取自西法，但艺术气质与音乐思维却蕴含着沁人心脾的中华音乐魅力。除以上三位在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外，德奥艺术歌曲对中国作曲家的典型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篇目的创作上，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元任与青主。赵元任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对“中国派”音乐语言的探索和实践，他从五声音阶的乐调、中国派和声以及调性感情入手，创作出鲜明的旋律，以西洋作曲技法，以“多声”与“多调性”的思维探索中国歌曲的创作，以熟练细腻的作曲技巧，融入中国特色的艺术情感表达，作品风格鲜明。赵元任借鉴中西古典叙事歌曲，将独唱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处理成有丰富“调性感情”的多段连缀结构的“通谱歌曲”，这种调性变换对比的方法，是一种创造性的中西结合的运用。青主是另一位致力于中西结合式创作的音乐家，取材自宋代词人苏轼的不朽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其留德期间的作品，也是我国第一首为古典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此曲写于1920年，10年后，青主在上海他自办的书店里出版了这首歌曲的带钢琴伴奏的五线谱乐谱。该曲中西合璧的特色鲜明，“歌曲将西洋歌剧中的咏叹调同我国昆曲中吟唱风味结合起来，歌唱性的曲调糅合进朗诵性的古诗词词汇，是中西音乐交融创新的典型呈现”。在近现代中国的音乐发展史上，不仅是以上的理论成就与作品实践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循着中国特色在发展，而且同样在音乐的审美教育层面上亦有着重要的启蒙与创新演变。
首先表明“美育”思想并将西方近代美育理论传入我国的是王国维，他在1903年《论教育之宗旨》中，即表明“美育”的特殊教育作用；民国时期，蔡元培系统地陈述美育主张，最早将“美育主义”作为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明确提出“体智德美”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并撰《美育实施的方法》，可谓是我国近代美育史上在美育理论和美育实践两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的第一人。王光祈除在比较音乐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外，在音乐美育方面亦有建树，其核心思想是“美育救国论”与“少年中国”理想汇合而成的“音乐救国论”。丰子恺是李叔同早年在绘画教育和音乐教育方面最得意的门生，他毕生致力于音乐等艺术的启蒙和普及教育，并注重艺术思想的童心、童趣和童真，指出音乐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这样一种艺术的安慰效用，使得“艺术精神”得以达到独特的效果，亦是其美育思想与美育实践的出发点。音乐的审美教育是音乐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西洋音乐在近现代中国的突出影响之一。音乐与艺术的独特美育作用是使人成为“完人”的重要手段，亦是西洋艺术思想传入中国的重要启发，对现今的艺术教育亦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讲到音乐的教育作用，这自然与音乐的情感显现功能密切相关，在这一认知层面上，笔者十分赞同叔本华的音乐美学观点，音乐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就在于乐感的享受在身体上为听众的感官带来了直接的愉悦，这样一种身体感官的舒适和意志相契合，故而产生了审美的快感。在叔本华看来，表象是用来直观的，而音乐艺术就是最直接的表象，而意志作为“自在之物”，其与情感的相互作用是音乐等艺术的哲学前提。叔本华给予音乐非常高的地位，在他看来，音乐是用一种普遍的语言诉说世界的本质。从笔者自身的音乐学习和演奏体验而言，我认为在基本的音乐调式、调性里，通常d小调给人以甜蜜的感觉，降E大调是一种悲怆的曲调，而b小调则具有黑色的、阴暗的色彩，这与叔本华音乐表达情感意志的看法不谋而合。在叔本华那里，不仅是曲调，连曲目行进的快慢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急促的曲调而没有多大的变音便是愉快的；缓慢的，落到逆耳的非谐音而要在许多节拍之后才又回到主调音的曲调则和推迟了的、困难重重的满足相似，是悲伤的。”“快板跳舞音乐短而紧凑的音句似乎只是在说出易于获得的庸俗幸福；相反的是轻快庄严，音句大，音距长，变音的幅度广阔，则标志着一个较巨大的、较高尚的、目标远大的努力；标志着最后达到目标。舒展慢调则是说着一个巨大高尚努力的困难，看不起一切琐屑的幸福。”不仅如此，笔者在文本阅读的经验中还发现叔本华举出大音阶、小音阶和半音阶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德奥的很多哲学家关于音乐美学都有精彩的论述，这里再举阿多诺一例。阿多诺给音乐赋予了社会批判的功能，他主张用社会学的思想去进行音乐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哲学。将音乐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思考，也可以联想到对艺术歌曲的解读。近现代中国为什么会诞生汲取德奥进行曲式曲调的铿锵有力的艺术歌曲？这自然与当时中国社会动乱不堪的情况紧密相连，在那样的社会境况下，音乐用自己的方式捍卫社会的尊严，启发民智，唤醒不知所措的国民，这未尝不能理解为音乐的社会批判功能，和阿多诺的观点不谋而合。德奥音乐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上海起到文化传播、作品交融与美育启蒙的三重作用，笔者认为这自然与上述音乐的情感启发作用和社会批判功能密不可分，同时与当时上海作为繁华的通商口岸，其传播西方文明的独特窗口作用相关。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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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近现中国西方音乐输入的窗口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演变的摇篮，同时也是受德奥地区音乐风格影响最深的地方，以上所涉及的西洋音乐传入、著名音乐家的创作都与上海息息相关。19世纪中下叶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危难时刻，中国有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努力求索救国复兴之路，其中就有远赴异国他乡学习音乐的有识之士。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大都市，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多都聚集在上海从事音乐艺术活动、开创音乐事业，成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的重要先驱，也使得上海成为西洋音乐在中国传播的良好窗口。他们把在国外学习到的西方音乐理论和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相结合，积极进行音乐创作，开展音乐教育活动，培养音乐人才，开创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近现代音乐。以下举例加以说明。
如前面提到的学堂乐歌，在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南洋公学等新式学堂中，就有近现代音乐的先驱者首先用外国作曲家的歌谱填上中文的歌词教学生习唱，这就是学堂乐歌早期的典型呈现。此外，上海亦建立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前身）；同时有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而开创工部局管弦乐队的第四任指挥柏克则是德国人，乐队在1908年到1918年首演的作品中，也是德奥作品居多。乐队在柏克之后进入了全盛的梅百器时代，梅百器亲赴德奥等地聘请著名乐师，乐团还同中国音乐家马思聪、王人艺等合作。乐队在当时无论从规模、水平还是影响方面都堪称亚洲一流。乐队作为最早广泛介绍西方音乐的阵地，探寻其与中国社会交往的历史轨迹，有利于观照西方音乐是如何影响中国，而同时中国又是如何接纳对方的。乐队承担了向中国传播欧洲古典音乐的重要渠道，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上海还是爱国歌曲的重镇，国难当头，无论是聂耳《义勇军进行曲》对中外优秀歌曲创作经验的继承，还是贺绿汀四声部合唱《游击队歌》的经典传世，此时期由上海开始的群众歌咏活动都是中国的一大创举，从上海唱到各地，把抗战歌咏唱遍了神州大地。此外，上海亦是中国艺术歌曲的首创之都，前面已经提到德奥作曲家对艺术歌曲这一音乐体裁的发展影响最为突出，以舒伯特的作品为代表的19世纪欧洲艺术歌曲，对五四以后中国歌曲创作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前面讲到的青主的《大江东去》是我国最早的艺术歌曲，也是中国艺术歌曲中的精品，其运用西洋作曲技法，充分描绘出这首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除赵元任、青主外，如萧友梅、黄自、冼星海等我国音乐界的前辈亦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艺术歌曲，但他们在创作中都不是简单地模仿或学习欧洲艺术歌曲的作曲特点，也没有把西方化当作是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是吸收欧洲艺术歌曲的积极因素，走出了一条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道路。笔者认为，这才是中西方音乐与文学结合、交融与创新的最高境界，不是一味地推崇西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而是将西方技法与传统文化完美契合，而以上音乐前辈们的文化活动范围多是聚焦在上海。最后，可以说上海是几乎当时所有中国电影歌曲的主创地和传播中心，也是华语流行通俗歌曲的发源地及活动中心。
国立音乐院
西方音乐尤其是德奥音乐在上海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了充分的交融与创新，以上海为重点，观照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是有趣的议题。德奥音乐之所以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与其音乐所蕴涵的“诗意”同中国古代诗哲性思想契合度高密切相关。“德奥学派是音乐艺术公认的引领者，在漫长的岁月里维系着音乐史和文化史中蔚为大观的‘德奥现象’，从美学的角度看，就其诗意而言，德语诗歌哺育和滋养着德奥音乐，典型体现就是艺术歌曲，作为一种承载这深挚情理和深邃品格的音乐体裁，其通过音乐对于诗歌节律和意蕴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读与开掘，通过作曲家的灵感激发音乐想象，使得音乐与文学的思维充分碰撞，彰显了音乐、文学与哲学的诗意气质。而‘诗意’亦成为德奥音乐的主导性美学观念之一。”（杨燕迪：《德奥音乐的诗哲性》）德奥音乐的诗哲性与中国古代音乐有很高的契合度，两者都是通过感性的声音艺术表达了深邃的理性感悟，故而音乐的交融与创新应该是无国界、无边界的，音乐语言是世界语言，它和文学又略有不同，文学需要依赖语言这一载体，语言不通则文学变味，而音乐则可以通过乐音带来的情感共鸣将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故而在共同且共通的“诗意”的影响下，人文现象与音乐之间达成了深邃的关联，在近现代中国艺术歌曲的实践中，更是充分体现了东方与西方、音乐和文学之间的结合是怎样深刻而又全面地影响并展现一个民族的心智生命和内在秉性的。音乐的“诗意”，音乐与文学的想象力，可以说具有形而上的性质，阿多诺、黑格尔及叔本华等对音乐美学更是有大量的论述。笔者认为，在现今的音乐学习中，钢琴等西洋乐器的学习早已进入“泛滥”的状态，如何将西洋技法与中国表达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比较音乐学在现今的意义，以音乐美学的视角观照德奥地区音乐在近现代上海的发展演变，探讨两者的交融与创新，对于现今社会的音乐美育事业亦有一定的启发。
（原载于《上海文化》2020年2月）
参考文献
1、张静蔚：《触摸历史——中国近代音乐史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
2、梁茂春：《音乐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3、余甲方：《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
【作者简介】
王奥娜，1995年7月生于安徽灵璧，复旦大学2017级文艺学博士生，曾赴德国科隆大学联合培养。研究方向：文艺理论、音乐美学。有文章见于《当代文坛》等刊物。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蓝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