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刊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学界普遍将其视为文学革命发生的标志，却较少有人注意到，胡适在《新青年》上的初次亮相，是一篇翻译的小说《决斗》，发表在1916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此前，在与《新青年》渊源颇深的《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出版）上，胡适还发表了他翻译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柏林之围》。可以说，彼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最初是以一个文学翻译者的形象，出现在民国初年的言论界的。为何胡适的文学翻译未能在当时产生影响，乃至此后亦被长期忽视，而他的文学革命观点却产生了巨大反响，引发了一个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追溯胡适与《新青年》的相遇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将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线索，同时也会为我们思考文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一个新的背景和视野。
胡适译《决斗》（《新青年》第2卷第1号）
一
1910年胡适赴美留学，最初是在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但他自幼便对文学有浓厚兴趣，入学不久便萌生了转读文学的念头。在给二哥胡觉的信中，他强调自己的天性“于文学为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从事于文学和哲学研究，欲以“文学发挥哲学之精神”。1912年2月，胡适转入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在农学院的时候，胡适就修习了大量英、法、德等国文学的课程，进入文学院后，对西方文学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在研读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胡适也开始动手翻译，1912年9月，胡适翻译了都德的《割地》（即《最后一课》），随即寄给国内的友人叶德争，托其刊载于《大共和日报》。1914年8月，胡适又译出了都德的另一篇小说《柏林之围》，寄给当时在日本出刊的《甲寅》杂志，不久即发表在11月出版的第1卷第4号上。同年，胡适还曾译出拜伦的《哀希腊》，亦有意投给《甲寅》，后未果。
胡适曾经读过《甲寅》主编章士钊在《民立报》上的文字，加上胡适的同乡汪孟邹与章士钊关系密切（《甲寅》第1卷第5期始即搬到国内，由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发行），他将译稿投给《甲寅》是很自然的。章士钊对这位年轻的作者也很重视，1915年3月，他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在小说之外，能为《甲寅》写评论文章：“稗官而外，更有论政论学之文，尤望见赐，此吾国社会所急需，非独一志之私也。”《甲寅》是一种政论性刊物，虽设有“文录”、“诗录”、“文苑”、小说等栏目，刊发文学作品，但更像是正论之外的一种点缀，一个借以抒情遣兴的相对独立和自足的空间，不足以承担思想启蒙的重任。章士钊不加重视，良有以也。
陈平原曾注意到，晚清以降的报刊，在新闻和论说之外，大多设有容纳诗文小说的文学类栏目。《甲寅》之前的《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等政论性刊物，莫不如此。这实际上表现出对文学自身之独立性的某种认识，通过“文苑”一类栏目的设置，这些刊物以最直观的形式，将文学类内容和非文学的论说、新闻、纪事等内容区分了开来。如果说1897年谭嗣同《报章文体说》仍在传统“文章”的视野中，表彰报刊杂志之文包罗万象、“备哉灿烂”的优长，那么文学类栏目的出现乃至程式化，则显示了报章文体自身的分化。后来人们谈论以“新文体”为代表的报章文体，大多着眼于其论说文字，文学类栏目则不与焉。
不过，章士钊对胡适的期待却没有得到胡适的积极响应，1915年7月，胡适在给章士钊的回信中写道：
前寄小说一种，乃暑假中消遣之作，又以随笔迻译，不费时力，亦不费思力故耳。更有暇晷，当译小说及戏剧一二种。近五十年来欧洲文学之最有势力者，厥惟戏剧，而诗与小说皆退居第二流。名家如挪威之Ibsen、德之Hauptmann、法之Brieux、瑞典之Strindberg、英之Bernard Shaw及Galsworthy、比之Maeterlinck皆以剧本著声全世界。今吾国剧界正在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Doll’s Family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
胡适对章士钊看重的“论学论政之文”并没有表现出兴趣，他关注的几乎全在文学（特别是戏剧）翻译，其中明显包含着借“世界名著”的范本来改进中国自身的文学的关怀。留美期间胡适已经预备他日为“国人导师”，对自己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将要扮演的社会角色怀抱着强烈的自觉和使命感。在写于1912年的《非留学篇》一文中，胡适表示，“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他以日本为例，指出“以文学论，则已能融合新旧，成一种新文学，小说、戏曲都有健者”，反观中国，“以言文学，则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不难看出，胡适的文学翻译，正是“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这一宏伟蓝图的一部分，目的是要为中国创造一种“新文学”。
章士钊将胡适的来信刊发在《甲寅》第1卷第10号上，对胡适的翻译计划未加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期上，还登出了黄远庸致章士钊的信，信中说：“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尔则其选事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专就见象为言者有别。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黄远庸提出以“新文学”作为沟通和接触现代思潮的媒介。章士钊的回复是当务之急是改良政治，然后方有文学之事可言，与致胡适信中的态度基本一致。饶有意味的是，在黄远庸对“新文学”的设想中，翻译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14年初，从《庸言》第2卷起，黄远庸接手了梁启超创办的这份杂志，在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黄远庸特别提到了西方文学影响思想文化的作用：
吾国号称文字之国，而文学之物，其义云何，或多未喻，自今以往，将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天才伟著，所以影响于思想文化者何如，冀以筚路蓝缕，开此先路，此在吾曹实为创举，虽自知其驽钝，而不敢丧其驰骋之志也。
《庸言》是与《甲寅》性质相似的政论性刊物，创刊时即设有“文苑”“说部”等栏目。黄远庸接手后，加重了文学翻译的分量，除了第2卷第1、2合期上续载的魏易译狄更斯《二城故事》（即《双城记》）外，第2卷第3号上有张裕珍译《欧美最近脚本》，第2卷第4号上有王继曾、廖琇崑译莫泊桑《宦海扁舟》，第2卷第6号上有乔大壮（乔曾驹）译大仲马《路宾外史》。黄远庸还自己用白话翻译了梅里美的小说《鞑蛮哥小传》（即《塔曼果》），虽然这些译作在当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足以见出黄远庸对待文学翻译的严肃态度和希冀由翻译催生出“新文学”的真切用心。
《甲寅》第1卷第10号
二
刊出胡适和黄远庸的通信的《甲寅》第1卷第10号，已经是该刊的最后一期。此前一个月左右，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1914年初流亡日本后，陈独秀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但两人是思想旨趣不尽相合，1915年6月陈独秀返回上海，决定创办自己的杂志。在好友汪孟邹的帮助下，陈独秀找到群益书社作为杂志的发行方，《青年杂志》顺利创刊。从刊物的整体面目和编辑策略上来看，《青年杂志》和《甲寅》的承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陈独秀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青年杂志》并非不涉及政治，只是较之《甲寅》，更侧重从思想和学理层面讨论政治问题，仍可视为政论性刊物。
《新青年》此后以倡导文学革命闻名于世，郭沫若在发表于1930年的一篇文章中却提醒道，“陈独秀本来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行径和梁任公章行严相同，他只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或者是文化运动的启蒙家”，这话并不错，陈独秀和章士钊、梁启超一样，都是民国初年以报刊舆论为阵地的新式知识分子。但是若对《青年杂志》和《甲寅》作更精细的比较便会发现，陈独秀确比章士钊更重视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的翻译。《青年杂志》第1卷共出版6期，每一期的封面上都印有外国名人的肖像，其中一半是外国作家：屠格涅夫（第2号）、王尔德（第3号）、托尔斯泰（第4号）。刊发的文学作品也是以翻译为主，创刊号起连载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第2号起连载薛琪瑛翻译的王尔德的戏剧《意中人》，第5号起连载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相比之下，《甲寅》全部10期登载的文学作品中，只有一部是翻译，即胡适译的《柏林之围》。
《青年杂志》第2、3、4号封面
陈独秀本人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也说明了他对西方文学的兴趣，这篇文章分两期连载于《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和第4号，作者将欧洲文艺思想概括为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四个阶段，以自然主义为现代文学发展的趋势。陈独秀还说：“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这与黄远庸看重西方文学影响思想文化之作用的思路如出一辙。
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引人瞩目地出现了胡适的名字。陈独秀在介绍法国自然主义作家时，提到了都德，随即加按语云：“吾国胡适君所译《柏林之围》（Le Siege de Berlin，见《甲寅》第4号）及《割地》（原义最后之课Derniere Classe）二篇皆都德所作”，显然陈独秀读过胡适的译作，且印象深刻。实际上，《青年杂志》创刊不久，陈独秀即托汪孟邹向胡适约稿。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致胡适信中云：“今日邮呈群益出板《青年杂志》一册，乃錬[引者按：即汪孟邹]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錬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是所感幸”。12月13日，汪孟邹再次写信催稿：“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可见陈独秀对胡适期望之殷切。或许是因为胡适对陈独秀素无了解，或许是由于1915年9月胡适刚从康乃尔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一时无暇他顾，总之胡适一直没有寄稿给《青年杂志》。直到1916年2月3日，胡适才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中专门谈到了翻译的问题：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这正是胡适的一贯思路，也是他的自我期许。《青年杂志》对西方文学翻译的重视，大概给胡适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他在信中专门谈及薛琪瑛翻译的王尔德《意中人》，指出该剧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虽然批评不留情面，但也恰好说明经由文学翻译这一共同的兴趣，胡适和《青年杂志》建立起了最初的纽带。
此后不久，胡适就给汪孟邹寄去了小说《决斗》的译稿。1916年5月19日，汪孟邹致胡适信中称：“《决斗》一首錬与群益交谊极深，定无异词”。但由于《青年杂志》1916年2月出至第1卷第6号时即暂时休刊，《决斗》迟迟未能刊出。8月13日，陈独秀复信胡适表达歉意：
大作《决斗》迟至今始登出，甚愧甚愧。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者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弟意此时华人之著述，宜多译不宜创作，文学且如此，他何待言。
陈独秀承认《意中人》的翻译错误甚多，不过重要的是，在通过翻译来改良本土文学进而创造“新文学”这一点上，两人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这实际上为胡适与《新青年》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文学革命的发动埋下了伏笔。
1916年8月21日，胡适又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开篇云2月3日信中“附《决斗》一稿，想已达览”，可见此时胡适尚未收到陈独秀8月13日的来信。胡适在这封信里初步提出了他酝酿已久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这且暂时按下不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对《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上刊载的谢无量旧体诗的批评，认为陈独秀一面否定古典主义，一面称赞此诗，不免自相矛盾。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复刊后《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信”栏，陈独秀在信后回复云：“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惟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覯。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职此故。”可见《青年杂志》的文学栏目之所以重视翻译，正是出于陈独秀对本土文学的失望。在公开回复之外，陈独秀还给胡适写了一封私函，进一步探讨“文学改革”的问题：
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陈独秀、胡适以及稍早一点的黄远庸，都对当时中国文学的现状极为不满，都希望通过翻译西方文学来改进中国文学，进而创造出一种“新文学”。陈独秀和黄远庸更明确提出借助文学翻译来影响思想文化的思路。从晚清以降中国文化整体转型的进程来看，借助西学的刺激来推动本土学术文化的新生是一种常见的思考模式，陈独秀、胡适和黄远庸的观点可以说是这一模式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在当时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问题在于，为何文学翻译的实践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以至于陈独秀发出“实无办法”的感慨？这恐怕和“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有关。《青年杂志》“文艺栏”的设置上承《甲寅》，尽管陈独秀本人对其远较章士钊重视，但并未真正改变《青年杂志》上文学作品相对自足和边缘的格局。当“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与杂志主体部分的思想论说隔离开来的时候，无论填充在这个空间里的是旧文学，还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事实上都不会发生什么影响。陈独秀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期待胡适的“改良文学论文”能够冲破这种僵化的结构，果然，当期盼中的《文学改良刍议》如约而至的时候，虽然不是讨论陈独秀设计的“写实主义”，却实实在在地掀起了一场变革的风暴，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文学和思想的版图，催生出了真正的“新文学”。
三
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远在美国的胡适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开始了他对文学革命的思考。1915年9月，胡适的好友梅光迪将赴哈佛大学，因为梅光迪笃好文学，胡适写诗赠之，特加勉励：“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这是胡适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不过其立意并非树立自己的主张，而是表达对梅光迪的期待。没想到因为这首诗里掺杂了很多外国人名，却引来任鸿隽等友人的嘲戏。胡适晚年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仍强调“我那首诗立意相当严肃。我鼓励我的朋友们留意今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可见此事对胡适刺激之深。此后围绕诗是否可用“文之文字”的问题，胡适与梅、任两人又展开多次论辩。在往复讨论的过程中，胡适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学革命的观点，即以历史进化论为理论资源，论证从文言趋向白话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白话不仅是历史上中国文学的正统，也是创造当代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胡适立下了“为大中华，造新文学”雄心勃勃的誓言，但是他的见解却几乎遭到了朋友们的一致反对，尤其是以白话为诗的理念，完全不被接受。胡适决意作一番个人的试验，不再勉强寻求旁人的支持。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在1916年8月21日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第一次试探性提出他的文学革命“八事”的时候，并未刻意突出白话的地位，只是在第四条“不避俗字俗语”后面用括号的形式作了一个补充说明：“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对于胡适提出的“八事”，除了“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和“须言之有物”两条陈独秀稍有异议外，余皆“合十赞叹”，并希望胡适“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这大概让在美国孤军奋战的胡适有点喜出望外，陈独秀表示不同意见的两条，原本在胡适的主张里面并不占特别重要的位置，关键是他的白话文学观能够得到陈独秀的赞同。于是在正式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对“八事”的次序作了有意的改动，将“不避俗字俗语”放在最后，“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果然，1917年1月，《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刊出，陈独秀在文后的按语中就明确表示：“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
胡适的白话文学的主张得到了陈独秀有力的支持，《文学改良刍议》也激起了热烈的议论。等到1917年7月胡适回国的时候，他已经因为这篇文章而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新青年》上有关文学革命的论文和通信日渐增多，后来加入讨论的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赞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不过，在共同的立场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微妙的分歧，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持有某种“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二元区分的观念，大体而言，“文学之文”包括诗、小说、戏剧等体裁，“应用之文”则涵盖评论、文告、纪事等文体，至于散文则依违于两者之间，界限不甚清晰。这样一种二元观念自晚清就已出现，它实际上表达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某种认识，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人的共识。表现在《新青年》这样的政论性杂志上，文艺栏属于“文学之文”，而主体部分的论说文自然应归于“应用之文”。所以在刘半农看来，《新青年》上发表的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本身并不属于“文学”：“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即胡、陈、钱三君及今兹所草论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学”，“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刘半农所谓“文字”与“文学”，大体上即等同于“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今天看来主张白话文学的文章竟用文言来写显得有些奇怪，但就当是对“文学”的理解而言，实是顺理成章。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当时并没有明确地发表看法，我们从他后来的文字中，知道他是反对“纯文”与“杂文”或“应用文”与“美术文”一类的区分的。胡适对“文学”的理解确实较同时代人更为宽泛，他在为白话文学寻找历史上的根据的时候，就把禅宗语录、理学语录都纳入到“文学”中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胡适提出“用白话做各种文学”，这里的“文学”包括了“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各种文字活动，几乎已经抹除了“文学”的界限。这或许不完全是观念使然，很可能与“白话”的引入有关：“白话”作为一种新的可被普遍应用的书写语言，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动力，让原本被封闭在一个固定位置上的“文学”的边界开始松动起来。刘半农一面区分“文学”和“文字”，但同时又提议，“《新青年》杂志，既抱鼓吹文学改良之宗旨，则此后本志所登文字，即当就新文学之范围做去，白话诗与白话小说固可登，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最能说明“白话”所带来的变化。不久钱玄同也提出，“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地改用白话”。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4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的论说文基本上也都用白话了。
采用白话述学论政不仅是一种文体上的革新，同时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意义。白话为作为沟通的媒介，为《新青年》上的文学作品和思想论说之间的互动和融合提供了前提，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合流成为可能。在这样崭新的格局中，西方文学的翻译也真正迎来了推动本土文学变革，作为一种活的资源汇入新文学的契机。
四
胡适的文学革命观点，是通过对中国文学自身历史的批判性思考而发展起来的，和胡适的文学翻译活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源于对中国文学现状的不满。但在胡适刚刚形成他的白话文学主张的时候，外国文学确实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在胡适思路的牵引下，《新青年》最初讨论文学革命的文字，大多集中在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的可能性这一主题上，基本不涉及文学翻译的问题。1917年的《新青年》在热烈讨论文学革命的同时，也发表了不少翻译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胡适翻译的两篇小说，莫泊桑的《二渔夫》（载1917年3月出版的第3卷第1号）和《梅吕哀》（载1917年4月出版的第3卷第2号），后者用的还是文言，显然这一时期《新青年》上的文学翻译和它倡导的文学革命，还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
由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是建立在历史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上的，他所设想的用作文学语言的“白话”，是以古代白话小说为主要源泉的。就确立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正当性而言，胡适的论述框架是有说服力的，也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赞同，但是一旦对“文学”的理解超越了语言工具的层面，进入到思想的维度，古代白话小说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了出来。《新青年》第3卷第4号至第4卷第1号的“通信”栏上，钱玄同、胡适和陈独秀围绕古代白话小说的价值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钱玄同得出的观点是，元代以来的白话小说在文学史上应该大加表彰，“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学又渐渐成了过去的陈迹。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文学，才是正当办法”，“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要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单有白话这一工具是不够的，还需要输入和翻译西方文学。
表面上看，这似乎回到了胡适、陈独秀和黄远庸早先的思路，然而在文学革命打开的崭新视野中，文学翻译的意义和前景已经完全不同了。白话的引入使得“文学”成了一个边界不那么清晰、富于弹性和更加开放的空间，可以容纳多样的资源，这就创造了条件，使得翻译能够将蕴含在外国文学中的能量释放出来，直接转化为新文学的营养。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起，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一种变化，文学翻译逐渐成为文学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胡适翻译的苏格兰诗人Lindsay的诗歌《老洛伯》（第4卷第4号）被胡适用来论证苏格兰白话文学对文学革新的推动作用，周作人的文章《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新青年》第4卷第5号）更是创造性地将翻译和论说融为一体，阐发作品中包含的新思想。最能体现文学翻译、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合流的，是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这一期采用前所未有的专号的形式，将易卜生作品的翻译和对其思想的论说组织为一体，完全打破了清末以来政论性刊物的编辑体例。整个专号除了“通信”栏外，包括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罗家伦、胡适合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只有《易卜生传》是用文言写的，其余皆是白话。这期专号影响极为深远，奠定了易卜生在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经典地位，在“五四”时期及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易卜生的作品都是新文学作家重要的灵感源泉。
《新青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
1935年，胡适在回顾新文学运动的历程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文学翻译和文学革命的关系。一开始文学革命还顾不上内容革新的问题，因为“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社会上所有的西洋文学作品不过是林纾翻译的一些十九世纪前期的作品，其中最高的思想不过是迭更司的几部社会小说；至于代表十九世纪后期的革新思想的作品都是国内人士所不曾梦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把新文学内容上的革新直接和翻译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是由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来提供的。那么如何才能让这些“世界的新文艺”成为新文学创作的资源呢？胡适接下来写道：
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的名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量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没有明确论述他所说的“两件事”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没有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不可能的。正是《新青年》“专用白话作文”，才打破了此前论说文章和文学作品分立的格局，为两者的融合和互动创造了前提，于是才可能出现“易卜生号”这样的全新的编排形式。回头看胡适1915年7月给章士钊写的信，那时他就有意翻译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之敌》。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学革命运动，即使胡适当时译出了这两部剧作，它们也绝不可能产生像《新青年》“易卜生号”那样的影响，很有可能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就像他翻译的《柏林之围》和《决斗》这两篇小说一样。胡适在同一封信中还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之锻炼也”，恰可用来移作本文的注脚，文学革命就好比“本国人之锻炼”，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输入之文明”才能够真正地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中扎下根来。
（原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收入《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注释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
季剑青，1979年生，安徽肥东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著有《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等著作，曾在《文学评论》、《近代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