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民俗史》，蔡丰明、程洁、毕旭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
编者按
由蔡丰明、程洁、毕旭玲合著的《上海城市民俗史》是一部具有鲜明理论创新价值的学术著作，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领域中一项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近期荣获了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联合主办的国家级文艺大奖，是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三位作者皆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学学科点成员，《上海城市民俗史》获此殊荣可以视为该学科长期积累、深厚积淀的结果。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学学科由我国著名民俗学家姜彬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立，后由姜彬先生的弟子蔡丰明先生担任负责人，目前担任学科点负责人的是姜彬先生的再传弟子、蔡丰明先生的弟子毕旭玲。三十多年来，该学科点逐渐形成了区域民间文艺学、上海城市民俗研究、海洋民俗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创世神话研究等特色方向，无论在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在政府决策咨询方面都形成了独特优势，代表性成果包括：《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姜彬）、《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姜彬）、《上海都市民俗》（蔡丰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蔡丰明）、《明清上海市镇文化景观研究》（黄江平）、《文明起源的建构——中华创世神话时间谱系》（毕旭玲）。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物质文化状况与思想认识水平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跻身当代世界著名大都市行列，城市面貌、经济状况、市民心理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迅速且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自然也推动着上海城市民俗文化的发展与新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现今这70年间，是上海民俗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上海的民俗形态逐渐完成了由近代都市民俗形态向现代都市民俗形态的过渡，都市文明的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现代上海城市中彻底铲除了旧时对于上海市民危害极深的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经济文化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上海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项事业都有了十分迅猛的发展，其民俗文化也步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的内容中彻底地荡涤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留下的种种愚昧、落后、保守、迷信等等的成分，体现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所具有的那种科学文明的人文精神与气魄宏大、创造力甚强的社会风范。
一、现当代时期上海城市民俗空间的延伸与转移
今上海市境域形成于1958年。在1965年到1980年之间，上海行政区划做了几次小的调整，但市区十个行政区的格局没有变化。此时期是上海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结构彻底形成时期。非农与农业户口之间不能转变，农业户口不能迁入市区，在物资的分配、工资收入等方面，市区的水平均高于郊区。在市区与郊区严格分野的情况下，城市民俗与郊区民俗失去了较多的交流机会，城市民俗得到了一定的积淀与巩固。80年代以后，市区行政区划不断扩张，郊区行政区划相对缩小。区县合并、并乡入区和撤县建区是此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基调。到1994年底，上海市一共有14个区，6个县。1997年以后，上海撤县建区的步伐不断加快。到2016年，上海最后一个县——崇明县撤县设区。在市区行政区划扩张的同时，城区建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汰旧，成片大面积的拆除与疾风骤雨般的推倒重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旧城改造的主调。到21世纪初，上海已改造了近五千万平方米的旧城。此后，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历史保护工作的推进，旧城改造开始采用拆、改、留并举的策略。随着市区行政区划的扩张与旧城改造的进行，城市民俗空间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1.传统城市民俗空间的改造与更新
传统城市民俗空间，主要是指诸如庙会、老街、茶馆、书场、石库门里弄等在传统社会中民俗活动较为集中的场所。解放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以及新的文化思想观念的推行，上海城市在许多方面的社会环境与民俗空间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江南地区商业发达，常设与非常设的集市在城乡都很普遍，庙市合一是上海市区庙会的重要特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以寺庙为中心举办的具有祭祀兼贸易功能的季节性庙会在当代发生了较为重要的改变。其重要表现就是逐渐去除了传统庙会中那种较为浓郁的迷信色彩，而较为突出了“庙市”的这种经贸交易方面的功能。尤其是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以后的几年中，每当俗节庙会，众多生产合作社都在寺外摆出各种货摊，以竹藤器、木器、铜铁器、皮革、纺织品为最多，也有百货、食品、服装等，集市兴旺。文革中，市区大量寺庙遭到毁坏，庙市逐渐衰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上海的庙市又逐渐复兴。典型的庙市有城隍庙市、龙华庙市、静安庙市等。在21世纪初，这些庙会逐渐得到了恢复与振兴，其中所吸纳的民俗文化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例如龙华庙会中，融入了撞钟、击鼓、品素斋、猜谜语、打普佛、抬阁、高跷、巡街表演、民间小吃、民间竞技等各种民俗文化活动，成为重要的都市民俗空间。
龙华庙会
在对传统的民俗文化空间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时，上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探索改进的过程。例如80年代时期，出于城市建设改造的需要，上海大规模地拆除了具有大量上海老市民群体居住的石库门建筑，这虽然有利于整体城市的开发与规划，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石库门里弄这种颇具上海传统民俗特色的空间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城市改造观念的推进以及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加强，上海在城市改造上改变了以前大拆大建的做法，一部分传统民俗空间通过修缮、改造更新后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如在90年代末进行的七宝老街改造中，基本格局得到了较为完整地保留，居住功能也没有被破坏。在七宝老街开发的过程中，除了对一部分传统的民居建筑进行改造修缮以外，还保留了大量具有地方风情的民俗文化形式，如敲钟、纺线、织布、扎染、坐花轿、斗蟋蟀、皮影戏、听书喝茶、投壶射矢等，形成了集游览观瞻与民俗保护与一体的新城市民俗空间；另如上海原打浦桥地区的一条小街——泰康路一带的街区形态基本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处于原法租界范围内。这一带是具有典型里弄式格局的传统街区，保存历史文化遗存类型异常丰富，既有旧式里弄、新式里弄、花园里弄，还有一部分里弄工厂仓库厂房，空间类型多样。但在长期的居住和使用过程中，这一历史街区已经变得老旧、杂乱，居民生活环境也较为恶劣。经过1998年的修整之后，众多知名画家和艺术家工作室及工艺品商店先后租用民居，形成了里弄居民日常生活与里弄民俗工艺品、艺术品、餐饮等商业结合的田子坊特色街区，成为别具一格的都市民俗空间。
老街皮影戏
2.新型城市民俗空间的创建与拓展
随着上海市区面积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多，势必要求营造更多的城市空间以满足市民的需要，如新型居住社区、公园、广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影剧院等，都市民俗也在这些新空间中进行展示与实践。新产生的都市民俗空间可以分为两种：全新营造的即时性民俗空间与迁址重造的常设性民俗空间。新空间与原有空间在外观及功能等方面截然不同。如新江湾城公园就是在一片荒芜的原江湾机场的土地上营造出来的，而徐家汇公园则是在几乎拆除原大中华橡胶厂、中国唱片厂及老旧住宅建筑的基础上新建的。上海先后建立的各种城市广场也是当代都市民俗展示的重要空间。如上海城市广场活动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广场活动基本都是歌唱比赛、集体舞等群文活动，后来增加了各种民俗文体活动，比较早的如1993年市文联与卢湾区政府共同举办的京剧角、沪剧角等广场文化活动，1995年徐汇区举办的戏曲广场活动等。当然，以上这些诸如公园、广场在内的地理空间作为城市民俗空间是即时性民俗空间，只有当民俗实践展演于其中时，公园、广场才能成被称为民俗空间。现代城市地理空间的营造，除了完全新建外，还有一部分专门以表现民俗文化事像为内容的常设性空间形态，如当代时期建立的各种“民俗文化一条街”就属此类，现为长宁区的北渔路“民俗特色一条街”，地处有着近千年历史文化的原北新泾镇，当地民俗文化项目的传承一直存续，如紫砂壶制作、根雕创作、石壶制作、火柴梗工艺品制作等，都是当地特色民间工艺，当地政府新建民俗街，将吹画、编结、折纸、面塑、皮影戏等民俗技艺实践迁移至此，让它们集中展示，便于民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又如“老字号一条街”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陕西北路上，原本的商户大多经营服饰鞋帽，政府将这些商户搬迁，而将如龙凤旗袍、大美华绣花鞋、美心点心店等近现代上海知名的商业民俗品牌店铺聚集一处，形成了老字号一条街。这些民俗文化一条街的营造大都是出于旅游观瞻及商业的目的，却客观上成就了新的都市民俗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些都市民俗空间大多由政府主导营造，能否成为受民众欢迎的民俗空间或者说能否作为民俗空间长期存在下去，在营造之初是未知数。老字号一条街在建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民俗品牌受欢迎而另外一些则遭冷遇的状况。
以手代刀的手撕画
当前活跃在上海城市中的节庆活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体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容，如虹口区的茶文化节、南汇区的桃花节、豫园的民俗文化节。这些节庆活动实践与展演的空间也成为新的城市民俗空间，如茶文化节就容纳了茶道、茶礼、茶艺、茶俗等各种与喝茶品茗有关的民俗活动，桃花节中则容纳了踩水车、赶牛车、撒网捕鱼、织布推磨等传统民俗活动。
二、现当代时期上海城市民俗心理
现当代的上海，与近现代上海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政府成立，上海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七十年来，上海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生产力水平不断进步，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上海文化方面的发展也有目共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文化艺术事业得到全面振兴，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文化事业建设不断掀起高潮，文化产业能级不断提升，文化设施建设扎实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广泛开展，一个文化创新型的国际大都市正在逐渐形成；社会思想也由封闭僵化向开放宽容，由一元到多元，由客体到主体逐步转型和发展，并对推动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上这些发展变化对城市民俗心理有直接影响。
1.上海人群体意识的变化
“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米西米西炒咸菜。”这首《乡下人到上海》是曾经在上海广泛流传的一首童谣，描写了外地人到上海以后不会讲上海话，适应不了上海生活方式的窘况。“乡下人”曾是上海普遍流行的带有贬义、歧视的一个词汇，指所有操非上海口音的外来者。“乡下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会讲上海话。上海话的形成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开埠以后的最初三四十年中，移民各操原籍方言，南腔北调。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上海方言初步形成，但依然带有各自的乡音。一直到1958年以后，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严格，城市人口流动停滞，上海话逐渐变得统一、纯净。此后的上海话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和区别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依据。大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以及即使在困难时期相对丰富的商品供应，上海的特殊地位，基于户籍制度的身份认同等都是渐渐形成了上海人群体身份的优越感。“乡下人”的称呼就是这种优越感的一个体现。但“乡下人”的指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早期上海人指称的“乡下人”除了外地人外，还包括浦东、南汇、宝山、崇明等郊县地区的人。浦西亲戚到浦东做客，会说：“现在上海过来方便多了”。但随着上海城市的扩大，浦东的开发，郊县变为市区，“乡下人”逐渐成为“外地人”的代名词，且含贬义。因为“乡下人”一词而引出的口水官司到处可见。
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上海，为上海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他们工作生活在上海，不仅改变了上海城市的面貌，对上海城市文化也有重要影响，“上海人”的群体概念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以后，上海逐渐开启了人才流动的阀门，对一些专门、急需人才进入上海开放绿灯，对外来民工也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1994年，浦东新区开始实行“蓝印户口”制度，一批外地来上海工作的人员成为上海人。蓝印户口是对技术与投资两类人才开放户籍入口，这些人可以在取得蓝印户口若干年后，自动取得上海正式户籍。到2000年底，上海共批准近三万人取得蓝印户口。1999年，上海取消了对外地大学生进沪数量的限制，大学毕业生只要找到接收单位，并符合上海市人才引进方向的，基本可以办理上海正式户口。
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部分区域的外地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新的移民地名。“新上海人”一词正在此背景下形成。从范围上来看，“新上海人”不仅指上海新移民，还包括那些早已定居在上海的上海人。可以这样说，所有生活奋斗在上海的人，不论籍贯，都可以称为“新上海人”。与传统上海人相比，新上海人具有更顽强的生存意识与进取意识。“新上海人”一词的形成，表现出新时期上海人对外来移民的宽容心态，以及锐意革新、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精髓。
2.新型“大”市民精神的形成
与上海人群体意识的变化相关，上海城市民俗心理也逐渐发生着变化。从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城市民俗心理中最重要的特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门槛精和勿搭界。
“门槛精”是洋泾浜词汇，是英语“Monkey”加汉语“精”的组合，也就是猴子精，像猴子一样精，引申为聪明的、精明的，指那些办事精明周到，精打细算，不会吃亏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门槛精”是中性词或褒义词，尤其是在评价小孩子时是褒义，有时也含有贬义。上海人“门槛精”的性格可以追溯至近代。上海开埠后，工商业逐渐发达，竞争处处存在，精打细算成为当时商业社会的特色，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这样的效率原则正培养出了精打细算、精明周到的社会成员性格，这是现代商业社会的需要。上海比内地其他城市更早进入商业社会，且商业社会的影响更深远，所以上海人的性格中小心谨慎，仔细考量，权衡得失的特征异常鲜明。上海人的“门槛精”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精打细算，很会过日子。
后来，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减缓，上海市民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视野因而变得短浅。视野的短浅在经济领域可能造成了80年代上海经济的大衰落，在日常生活中则体现为精心实惠地过小日子。所以有人认为：“上海80年代的文化特产，不是工商业文化和艺术文化，而是生活文化；不是公民文化，而是家庭文化；上海的文学艺术，少磅礴大气的力作、巨作，而多奉命应景之作和浮浅平淡的小作；上海的人格化代表，不再是叱咤风云的冒险家，也不是风流一时的改革家，而是模范丈夫、围裙丈夫之类。”“一鸡三吃”的做法可以视为上海人精明实惠的表现：“首先杀鸡，放出来的鸡血蒸熟可以放在汤里的，再把鸡油熬出来，鸡内脏洗干净。内脏和‘黄芽菜’(大白菜)一起炒，这就是炒‘时件’了。接下来，把鸡肚子上的肉切下来，因为肚子上的肉如果做在汤里会很老，不好吃，切下来后搞点‘地梨’(荸荠)则可以炒鸡丁，这样就又嫩又鲜了。然后切出来的鸡块用来烧汤，等鸡肉基本熟时把鸡肉捞起来。做成清汤也好，放点竹笋进去也好，这就是十分美味的鸡汤了。捞出来的鸡块放点栗子，放上酱油去红烧一下，那就是个红烧栗子鸡了”。
一鸡多吃
“勿搭界”是上海方言“没关系”的意思。“勿搭界”一般是回答语，回答“没关系”，问句一般就是“有没有关系？”这样的对话隐含着对规则、规矩的审视，在规矩内的言行就“勿搭界”，体现了上海人的自律和守规矩，这是在长期城市生活中养成的性格。上海是中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城市之一。城市规模巨大，城市生活纷繁复杂，规矩显得尤其重要，按照规矩生活工作，城市就能有条不紊的发展。早在近代，上海被划分为租界与华界时，各个区域就有自己不同的执政方针与城市守则，居住在其间的市民必须遵守各自的规定。如租界就曾规定华洋不得共处，当时中国人的住宅区与外国人的住宅区是截然分开的。长期生活在其中的上海市民便养成了守规矩、重规则的习惯，习惯又深入成为性格，所以“勿搭界”体现了上海人自律的理性。但另一方面，“勿搭界”意味着不过界，也表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总的来说，无论是“门槛精”还是“勿搭界”都是“小”市民心理，并不大气。90年代以后，随着浦东新区的开发，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逐渐向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推进。从陆家嘴金融城，到外高桥保税区，再到洋山深水港、浦东国际空港，以及南汇新城等，上海城市在金融、航运、贸易等领域不断发生着新变，上海大踏步地进入了振兴发达的21世纪。一直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市民与时代、社会共同经历了这种转变。他们是上海崛起的见证人，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市民精神。
本世纪初，上海曾开展了一场很有意义的社会大讨论——“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神”大讨论。2000年11月初，一位上海市民向《文汇报》投稿，描述了他的亲戚从美国探亲回到上海感受到上海的巨大变化，并建议就新世纪上海人应该有怎样的精神风貌展开讨论。信中写道：
这位亲戚离开上海已将近十年了，平时我们也常去信说上海的变化很大，但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他真的回到上海以后，觉得实际变化比他想象的大得多。高架、地铁、大桥、大楼，上海的硬件建设，他觉得一点也不比一些发达国家差，甚至有些方面已超过了人家。尤其令他感慨的是上海人的精神面貌。比如，坐公交车，当年那种拥挤堵塞的现象大为改观，乘客变得文明礼貌，过去动不动吵架的现象也少了；还有一次，在浦东世纪大道，他迷了路，到路边打听时，有好几个人为他指路，一个年轻人甚至热心地领他到他要去的银行。这些都是小事，但却使他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人确实变了。在外滩和南京路步行街，他看到上海的年轻人穿着都很漂亮，看上去很自信，很生气勃勃。晚上的上海，也四处灯光灿烂。上海在他的眼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很有感触地对我说做个上海人，真让人羡慕。
2000年11月4日，《文汇报》在头版以《一封读者来信引出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上海人应该有怎样的精神风貌》为题，希望广大读者参与讨论，并加编者按说：“在20世纪行将结束、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考察上海人精神世界的变迁，总结上海人从封闭到开放、从守成到创新从‘小气’到‘大气’的心路历程，无疑是一件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面向新世纪，要以新思路求得新发展，更需要以前瞻的眼光和宏大的视野来审视自我，实现新的突破。此时此刻，围绕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神这一主题，展开广泛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把20世纪90年代宝贵的精神财富化为创新的行动,在未来的岁月里再创辉煌。”由此，在全市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讨论。
2000年11月8日，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发出了《关于深入开展“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神”讨论的通知》。2000年11月12日，《文汇报》随机发放了400份有关“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神”讨论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改革意识”“现代观念”“创新精神”“开放心态”“竞争精神”“社会公德”“法制意识”“国际视野”“信用意识”“科学态度”“环保意识”“行为举止”“生活方式”等13项。调查结果表明：“在有关90年代以来上海人精神风貌变化的诸多方面中，‘改革意识’被读者们列为变化最大的一项；而对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迫切需要提高的素质这一问题，有关‘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提高环保意识’的呼声最高。显示世纪之交的上海人已极具前瞻意识。至于如何用一句概括‘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神’，读者的全部回答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创新’一词，上海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跃然纸上。”这场讨论所显示出来的上海市民心理已经与之前的小气有了截然区分，可以用“大”来概括。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城市市民精神更具国际视野与创新意识；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近代以来形成的公共精神、价值取向、商业伦理、契约观念等现代市民价值观也日益完善和成熟，形成了新型“大”市民精神。
本文节选自《上海城市民俗史》
下编概述部分，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蔡丰明，男，1951年9月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出版专著有《江南民间社戏》《上海都市民俗》《游戏史》《吴越文化的越海传播与流布》《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编制理论与方法》等。
程洁，女，1978年12月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社主任编辑，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有《上海竹枝词研究》，合著《文化发展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等。
毕旭玲，女，1979年8月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主任。出版专著《古代上海：海洋文学与海洋社会》《中国20世纪前期传说研究史》《文明起源的建构——中华创世神话时间谱系》等。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