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社区是市民生活的家园和超大城市治理的底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社区作为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展开疫情防控的基本单元，成为整个社会的关切所在。一方面，形态多样的社区均必须在短时间内筑起因地制宜的抗疫模式；另一方面，应急状态下的社区组织衍生出许多令人瞩目的新功能和新特色。这些前所未有的社区生活经验，使得“社区”这个概念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定位，也随着抗疫的展开而得到了新的审视与思考。为此，本刊特邀多位全程经历上海社区抗疫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分享对新常态下城市社区建设问题的探索，针对疫情防控给社区建设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激发社区活力，夯实社区治理，在“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指导下，让社区建设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金方廷）
超大城市应急管理中的社区参与
薛泽林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
宋雪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应急管理的前沿阵地。发挥社区在应急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对于完善超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至关重要。两年多来，社区虽然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暴露出了能力不足和参与不够的短板，且能力不足的短板又同社区参与不够、无法有效组织“人力、物力、智力”相关。正视超大城市应急管理中的社区参与短板，既不以“上帝”视角对现状进行无差别的批判，也不以“鸵鸟”姿态选择性地无视问题，而是基于人的行为动机，客观分析超大城市应急管理中的社区参与，这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思考现状并改进制度安排。
城市冷漠带来的是城市生活的混乱无序、失去个性、相互疏离并充满竞争。但即便如此，社区作为一种观察城市的单元，可以为在城市中建立联谊关系提供环境，并为共同价值的支持和区域性保护提供依托。而其运作的基石则是社会的活动和认同感的表达。
社区是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已经是全球各国的基本共识。应急管理的核心任务是维护以“人”为核心的自然秩序。总结来说，应急管理中社区的作用包括四个方面：（1）在应急管理事故发生之前，社区作为政府应急管理预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信息收集反馈、微小事故处置的职能；（2）在应急管理事故发生初期，社区作为距离社会公众最近的应急管理第一现场，承担着第一时间响应和处置的使命，即通过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灾害和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3）在应急管理事故发生中期，社区作为应急响应的主要阵地，承担着组织来自政府、市场、社会和社区的各种资源，建立协同型应急管理体系的职能，以此实现应急管理处置的协同型模式；（4）在应急管理事故发生后期，社区作为社会公众聚集地，承担着事后修复的功能，协助相关专业机构做好硬件恢复和心理修复工作，尽快恢复社区韧性。
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成长是包括应急管理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运作的重要特征。在我国，更多的学者从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宏观视角认为社会一方面能纠正市场机制的偏差，另一方面能弥补政府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能力短板。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参与有助于基层组织的再造、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以及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在上海的疫情防控中，长时期的“全域静态管理”使得人们的生活面临严峻挑战。保供人员的严重不足使得社区团购成为维持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模式，并诱发了其他问题。另一方面，“全域静态管理”也使得之前维护城市运转的各类专业人才全部被困家中，整个城市运作的重担全部压在了警察、医护人员和部分公务员身上，全市众多的居民社区只能依靠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志愿者进行自我管理和服务，但在缺少外部防护物资和生活物资的情形下，社区的应急管理行动举步维艰。
在现实实践中，基层社区的公众参与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虽然社区居委会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我国基层治理场域中，社区承担着不少行政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国家政权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代理人”角色；且与这种关系相伴而生的是政府行政机构延伸及条线下沉，使得社区居委会在体制性的力量下发生功能性改变。另一方面，过多地承担行政职能，不仅弱化了村居社区服务居民的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区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工作意愿，久而久之，村居社区更擅长作为政府的“手脚”执行任务，而不擅长甚至“害怕”直接面对群众、组织群众。
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社区参与制度设计的关键是将关注点从宏观的制度层面重新带回到微观的个体层面，只有关注人的需求和利益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的行为动机，从而更好地建立可行的制度。这种行动框架具体体现为：（1）明晰应急管理中的社区参与需求。这里的社区参与既包含村居作为一个组织参与到城市整体的应急网络之中，也包含个体作为行动者参与到社区的应急管理之中。对于村居而言，参与的需求在于应急管理的事后问责制度约束，确保自己无责任；对于个体而言，参与的需求在于通过自己的行动尽快走出危机状态，在减少个人损失的同时获得精神满足或其他方面的资源补偿，而这种精神满足和资源补偿也是缓解集体行动困境和“搭便车”行为的有效方式。（2）理顺应急管理中的社区参与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金钱关系”和“分工关系”成为城市运作的底层逻辑，而突发事件往往导致已有的关系减弱或者失效，应急管理需要建立的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共存关系，并通过打造集中而又开放的参与机制，最大程度地建立应急管理的社区利益共同体，这里的“集中”体现为指挥系统的集权高效，“开放”则体现为任何主体都可以参与。（3）提升应急管理中的社区参与能力。由想法到行动离不开资源和能力的支持，应急管理中的社区参与能力提升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各个参与主体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比如应急管理的专业知识、工作技巧、沟通能力等；另一方面是各个参与主体调度和应用各种应急资源的能力，比如如何将社区外部资源引入社区，如何将社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等。（4）强化应急管理中社区参与的激励。这种激励既包括负向的问责激励，又包括正向的补偿激励。对于村居干部、业委会、物业公司等组织化主体，激励主要以事后的问责激励为主，表彰提拔激励为辅；对于志愿者和积极分子等个体而言，激励主要以参与中和参与后的精神激励和资源补偿激励为主，事故问责激励为辅。基于“需求—机制—能力—激励”的行动框架有助于构建起应急管理社区参与的完整闭环。
在应急管理状态下，社区的应急管理需要把握两重属性，一是事务属性，即围绕有效控制危机而开展的各项工作；二是社会属性，即围绕人的需求和回应人的需求而开展的工作。对于事务性工作而言，其更多地需要依靠政府的“公权力”去运作并实现，有效的方法是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框架下实现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并将社区的工作需要融入城市整体的应急管理体系。对于社会性工作而言，其更多地需要志愿者和社会公众的参与，即通过打造开放式的参与系统，以社区治理的“党支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为骨架，以社区党员、社区骨干和志愿者为社区工作的有力补充，在“需求—机制—能力—激励”的总体制度设计下，完善应急管理的参与机制，一方面补充政府已有的应急管理资源和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挖掘社区的友善之光，从而实现价值凝聚。
我们努力的关键不是将应急管理状态下的社区参与变为常态，而是要建立起能够由常态迅速转向非常态的简约高效的运作体系。其中有三点工作值得关注：（1）进一步完善社区融入城市应急管理的制度体系，并以“市—区—街镇—社区”体系为抓手，思考社区参与应急管理的人员如何保障、信息如何保障、资源如何保障等问题。（2）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骨干体系，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挖掘并维持一批有热情、有能力、有情怀的社区骨干，并同骨干一起开展定期的常态化工作，强化村居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磨合，确保社区应急管理初期就有抓手，避免应急管理的“临时抱佛脚”。（3）进一步转变社区工作思路，变“为人民服务”为“与人民一起”，既要鼓励骨干的参与，也不拒绝居民的“搭便车”行为，因为只要不是“开倒车”，“搭便车”也是一种态度和新的参与形式。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期望所有人都能是“雷锋”，也不宜对其他人进行赞扬式的道德绑架，关键是要设计相关的制度机制，保障“雷锋们”的权益，让社会涌现出更多的“雷锋”。
抗疫社区的沟通性批判
谢静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我曾提出“传播构成社区”的观念，反对仅把传播看作社区的一个功能，而是将传播理解为社区的构成性因素，从沟通性来理解人们与其生活世界的关系，而社区成其所是的依据则在于沟通性。因此，所谓社区沟通性，就是在物质、信息与精神多个层面的联结与通达。围绕着空间、时间和社群三个方面的基本状态，我把社区新沟通性看作对于物质与精神、历史与当下、个体与社群的关系再造，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上：沟通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沟通历史记忆与当下体验，并且在个体自由和社群认同之间实现新的平衡。针对上海抗疫的社区经验，我以沟通性的这三个维度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四个批判性问题：社区何以构成？社区如何定位？社区何以延续？社区如何感知？这些问题涉及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地方与系统的调节、时间对空间的操作、身体与精神的拉扯等基本的沟通性状况。
（一）社区何以构成？
社区向来被视为人的居住地，人与人的关系才是社区的核心关切。但是，为了抗击病毒，人们前所未有地动员了各种人造物、技术物，比如口罩、防护服、栏杆、隔离桩、健康码等，在改变社区景观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以人为中心的社区观念。病毒强力地召集、启动新集体的建构，成为法国思想家拉图尔所说的非人类行动者，在社区“行动者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其实，病毒本身的超强传染力是超越社区的，它所召集的集体本应具有全球性；但是因为病毒传播的身体接触方式，抗疫行动被迫不断缩小战场，社区成为主要抗疫单位。大众话语中所谓的病毒社区传播，毋宁是一种抗疫的社区传播，社区是人类与病毒交手的角斗场。在这一集体中被动员起来的其他技术物则作为道德的调解者，调节疫情社区的人群关系，能动地参与了作为集体的社区构建。
由此，抗疫社区提出的沟通性问题即是：人类如何与非人类沟通？具体问题包括：人类如何与病毒交手？如何对待社区生物？如何动员社区其他人造物？等等。沟通性的标准不赞成“躺平式共存”，而是期待建立一个更加对称的人类和非人类的关系模式，尊重“自然的权利”，并“把民主问题拓展到非人类”。这一新关系模式要求社区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重视生物的价值，而且在政治学甚至哲学层面，重新对待、配置非人类，调节“行动者网络”关系，改变非人类在社区构建中的作用方式。
（二）社区如何定位？
社区作为生活空间，是物质交换的具体场所，同时连接各种流动空间（如金融、信息等非物质流），从而与其他地方和抽象系统相关联。因此，社区既是城市网格中的一块地方，也是流动不止的拓扑地形中漂浮的点位。常规的城市治理结构和运行方式，塑造了相对稳定的社区定位方式，社区居民和各类行动者以特有的轨迹和节奏游走于各个系统空间，形成独特的社区地形图。在法国学者梅约尔看来，作为一个实践集中地，居住区的功能是“保证最内部的一切（住处的私人空间）与最不为人知的一切（城市整体，或者扩展一下，就是世界上除了私人空间的一切）之间的连续性”，而且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外部逐渐成为内部的延伸，对空间的适应在内部进行”。抗疫这一非常事件打破惯有平衡，却来不及为社区提供重新定位的途径与机制。虽然管理系统以高效的方式将社区纳入治理网络，但是也面临着任务过载而崩溃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抗疫的外部定位彻底打破了内部适应的既有节奏和关系网络。新冠疫情也许是一个极端非常事件，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也提示我们：社区需要具备更为灵活的渠道与机制，能够在越来越复杂的空间与系统中协商定位，以增加自身的沟通性。
（三）社区何以延续？
如果说在抗疫社区中居民是以时间换空间，那么常态社区则是以空间换时间：社区活跃时间稀薄，徒留沉寂的空间，难见社区应有的活力。这两种状态从不同的方向显示了社区时空关系的重要性。按照梅约尔的说法，居住区应该是“空间和时间关系对使用者最为有利”的地方。因此，对社区沟通性的要求促使我们反思：如何调节社区时间的自主性与多样性，以形成社区时空的相互促进，实现社区的有机延续？
（四）社区如何感知？
人们在静默的小房间中听到网上的声音，可以减少孤独，却也可能更加焦虑；看到他人的喜怒哀乐，可以感同身受，也可能引发对比与怨怼。当然，也有人因为在网上看到更多的社区细节和“家居百物”，转而尝试沉浸其间、触摸周遭。身体与精神、体验与想象，这些社区二元性生存状态，可能因为特定情境与媒介而走向对立，破坏日常生活的稳定与和谐；也可能获得重新调节的机遇而升华。新沟通性的获得，需要个体的积极调适，更需要专业的指导，以及集体的环境构建。
在社区的家居百物中，技术物的种类、数量越来越多，而抗疫相关的技术物尤其具有显著性，比如口罩，已然成为一种道德调节物，参与构成上文所述的社区“行动者网络”。不过，更具有构成性力量的技术物则是各种数码物，因为它们自身可以计算、可以编程，其连接、转导与横贯的力量，非其他技术物可比拟。最为典型的抗疫社区数码物就是健康码，它跟每个人绑定，显示身体的某一些节段（主要关于健康），比如是否接种疫苗、是否检测核酸；或者身体的时空状况，比如是否有过风险地区的旅行经历、核酸采样和报告的时间地点等。这些信息内容可以根据需要调节，与其他社区技术物相配合（如场所码、出入证等），形成整套连接机制。健康码连接人与病毒、身体与机器、身体与空间、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系统等，跨越不同的领域，形成一种融贯性的异质集合。这种集合叠加在传统社区关系之上，对社区版图进行改造，产生新的社区沟通性。需要补充的是，健康码的连接力量，也可以产生多种隔离效果，比如可以根据个人的健康特征、时空轨迹任意切分，重新分配其流动性与静止性，从而形成新的断裂。我们将这种断裂看作是数码物新连接力的持续后果。
数码物的强硬在场，构成了一种新型空间——代码/空间。在这一新型空间，软件通过一个转导过程对空间进行调节，亦即软件与空间相互构成。不过，支持本文所谓的沟通性的社区空间的，不仅是这种特殊的代码/空间的复合体，还有基于更加一般化的节段性生存状态的涌现集合：当前社区是一种代码转导的节段性生成空间。按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说法，“人就是一种节段性的动物”，而“生活被空间性地、社会性地节段化”，这一特征形塑了一种微观政治。社区既是节段性机制，也是节段化的产物。人们根据社区生活的需要，以邻居的节段现身、连接。现代社区的有限性趋势表明这种节段化状态更为严重，社区节段化的连接也更为松散、稀薄。不过，抗疫社区在将人们节段化的同时，又以不同的配置将人们重新塞进社区。除了作为邻居，人们还必须冠以“确诊”“密接”“次密接”等节段标签，由各种人造物、数码物重新分配时间和空间。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码物携带着更为稀薄也更为精准的居民节段数据，横贯各个空间与系统，连接人类与非人类；而短视频则截取社区的时空节段，肆意流窜。各种节段由不同媒介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连接、组合，最后涌现而生成一种新的空间。这种节段式的社区生成，与传统社区相比更具流变性。如果说传统社区表现出“僵化的节段性”，那么，当前的社区构成中，节段数量更加可变，关系配置更为复杂，呈现出多种元素的拆解式聚合。人们依据情境灵活地互动，任意地连接各种人造物、技术物与多元信息，持续地形构时空场景。
数码物的融惯性力量往往出人意料，其作用的方式与方向，连接或穿透的人群与事物，常常不能完全控制，其影响更是难以估量。数码物作为空间的转导媒介，参与社区的节段式生成过程，则进一步增加了社区的复杂性和流变性。节段式生成主要反映了微观层面的拆解/组合，它在补充宏观层面的机构与制度的同时，也不断地消解宏观构造。正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配合、拉扯甚至对立之中，社区得以涌现，产生了当前社区的新沟通性。
上海说唱“买菜歌”的英语MV截图（Sixth Tone）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社区韧性提升
孟海星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韧性实践强调系统思维、目标导向、能力建设和过程联动的协同。系统思维是指将韧性应用对象视为多方面相互联系、动态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系统韧性的实现需要各系统要素的配合，并是一个跨层级系统间相互作用、适应性学习与转变的过程。在具体的韧性实践中，尤其需要对特定风险场景下的韧性载体和韧性受益对象予以界定，从整体视角明确韧性提升策略的最优化组合。
目标、能力和过程代表了对韧性内涵的三种认知观点。目标说是将韧性视作系统或对象未来发展演变的目标，作为系统具有对灾害风险较高应对能力的评判标准；能力说强调韧性是系统或对象在受到干扰时表现出的抵抗、恢复和适应性转变等能力，以维持系统常态功能或实现积极转变；过程说认为系统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中，永远不可能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将韧性看作系统不断提升学习适应能力并最终适应新环境的整个过程。与传统的应急管理思维不同，社会—生态韧性更为关注系统长期适应性应对能力的建设，即要求工作做在平时，而非只是依靠预案式的应急响应。
社区韧性是社会—生态韧性概念在社区层面的应用，首先要论及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社区特点。社会—生态系统具有类似于生物系统的动态层级结构，并存在各层级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社区是社会—生态系统在中观层面的典型单位，一方面由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和家庭单位构成并受其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构成宏观层面城市和区域更大系统的基本单位并受其影响。随着城市系统的演变发展，城市社区也体现出更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社区韧性的建设实践中，必须与社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地方性特点相结合，制定因地因时制宜的组合策略。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社区韧性是指社区与当地可及的资源与主体力量合作，以维持可接受的社区运作水平的方式帮助自己和他人准备和应对非常态的紧急情况，并从紧急情况中恢复或适应性转变的能力，具体包括社区应对冲击或压力的抵抗力、恢复力和适应力。
社区韧性的能力建设要落脚到各种社区空间要素、主体力量和活动过程上。对此学界已有不少论述并提出了多样化的指标，包括社区的物理环境、人口特征、住房与基础设施、成员自有资源、可组织的公共服务、生活方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制度和组织环境等多个方面。总体来讲，韧性的社区是由韧性的人、韧性的设施和韧性的治理共同组成的，其中包括了社区固有的资源和能力，也包括在应对灾害冲击过程中不断适应和后期习得的能力。一般认为有韧性的社区具有以下特征：健壮性、冗余性、可及性、谋略性、包容性、社会联系强、具有集体共享社会生态记忆、有开放适应和文化变革的能力等。
社区韧性的培育与提升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过程，涉及社区社会—生态系统在层级、要素、过程、主体、措施等诸多方面复杂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应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这些关系，制定本地适宜的韧性提升策略。包括：（1）社区内与外的关系。一方面要强化社区内部资源储备和设施完善，动员内部成员开展自救互助；另一方面强化与社区外部的联系，对接外部救援力量与资源的导入，避免成为灾情中的“孤岛”。（2）长期防备与短期应急的关系。注重“平战结合”，一方面强化灾情突发非常态化的应急响应能力，另一方面在平时培育社区常态化的风险防控能力与加强资源储备。（3）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一方面注重社区物理设施和物资储备等硬实力建设，另一方面重视社区社会资本和社群组织等软实力的培育转化。（4）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系。一方面强化政府对社区由上至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紧急援助、满足基本需求的物资供给和管理上的支持，另一方面重视社区内部多元主体自下而上自组织性的自救互助机制，这尤其在自上而下的物资供应或管理模式在灾情管制特殊情况下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起到关键作用。（5）主观感受与客观评价的关系。在社区韧性高低评判上，一方面重视独立于社区内部成员感受的外部评判，如对社区收入水平、设施条件等从客观上相对容易测量的指标；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捕捉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主观感受，往往更有助于在客观评判的基础上增加对社区韧性表现水平的理解，避免外来评判与社区内部成员感受和偏好间出现偏离。（6）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充分而公平地使用设施和服务是社区韧性的关键，比如交通网络不仅要关注功能的实现，也要关注是否满足了社区居民的需求，尤其是关注独居老人、病人等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注重资源的差异化供给和精准帮扶。（7）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一方面注重新兴的技术创新手段和发挥年轻群体的力量，另一方面要重视挖掘社区长者经验和传统智慧对社区韧性的支撑。在具体的社区韧性实践中应根据社区的特定场景注意以上关系的权衡，避免过分依赖单一方向因素对社区韧性带来的限制作用。
新常态下增强社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应在学习和吸收过往经验基础上，结合社区社会—生态系统特征，注重平时长期性的社区韧性培育和提升。结合前文讨论，笔者提出以下四个方面建议。
其一，优化空间规划设计,提升社区空间韧性。优化社区空间功能布局、设施配置、交通组织等空间要素及其之间空间关系的规划设计，有助于提升社区对灾害冲击的抵抗力和快速恢复的能力。例如：社区应保障一定的公共空间尤其是绿色空间，提升公共空间的多功能混合使用，一方面为开展灾害救援活动（如避难疏散、物资分发、医疗救助等）提供必要的空间，另一方面有大量研究指出绿色空间在提升生活质量、加强身心健康、提升心理韧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另外，社区公共空间也是举行社区活动，加深彼此间了解和强化社会联系的场所。如社区花园活动有助于增强社区的文化多元性、包容度及人际关系交织。
其二，强化全周期管理，提升社区过程韧性。将全生命周期和全过程管理的思维融入社区韧性的动态培育。例如，掌握社区设施老化程度，适期开展社区物理空间设施环境的更新改造与功能维护，提升应急基础设施的冗余性和抵抗力；注重平战结合，平时强化社区资源储备、设施维护、自救演练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在遭受灾害冲击时强化对灾前预警防备、灾中组织救援、灾后恢复重建不同受灾阶段的资源整合与动态调配，为不同灾害情境定制全过程系统完整的社区防灾救灾工作组织方案，等等。
其三，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提升社区治理韧性。发挥社区成员、居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力量以及政府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作用，形成灾时社区居民自我救济（自救）、居民与居民及民间组织相互帮助（互助）、政府为主导的救援救助（公助）三位一体相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救助格局，提升社区治理韧性。自救行为如新冠疫情冲击下社区居民个体或家庭适时适量囤积生活必需物资，优化室内空间设计和维护降低病毒感染风险的行为；互助行为如社区居民在物资短缺情况下开展物品互换、团购和志愿者帮扶的活动；公助行为如地方政府提供的保供物资供给、紧急救援、信息发布和非常态下违规违法行为的整治。
其四，推进创新措施应用，提升社区技术韧性。推进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方法融入社区建设与管理，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生活的便捷性和应急救援的精准性和及时性。例如，分析社交媒体数据有助于评估人群心理和行为变化，帮助公共机构及时调整信息发布机制，同时有助于快速定位有待救助的群体和优先分配救助资源；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社区治理的智能化和精准化，甚至实现社区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另外还包括引入基于自然的方案、挖掘传统知识和社区社会—生态记忆培育社区韧性文化氛围等方式，与新兴技术相结合协同提升社区韧性。
某上海市民家中实验的“水培蔬菜”（网络图片）
从“熟悉的陌生人”到“居住共同体”
——对上海疫情期间社区生活的一项观察
朱承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智慧研究院教授
“熟悉的陌生人”，顾名思义，大致上指的是在同一现代都市空间中居住生活，能彼此熟悉辨认但却互不往来交流的人，基于这样的认知，社会学研究领域提出不少通过完善社区治理的方案来促进“熟悉的陌生人”群体和谐，伦理学研究领域则期望通过推动道德范式转型在“熟悉的陌生人”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交往与社群秩序。上述研究都基于一个前提性认知，那就是“熟悉的陌生人”之间充满了不确定性，缺乏信任和交流互动机制，故而有必要从社区治理和道德重建角度予以改善。应该说，在现代大都市里，由于人员流动性的不断扩大以及日常生活的无交集，上述社会治理和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的确存在，以至于常常出现即便是对门邻居也多年无交往、互相不知姓名的情况，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呈现陌生化、冷漠化态势，从而给社区治理和社会道德建设带来隐忧。
在疫情期间，原来很少或者从不交流的居民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熟悉的陌生人”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尴尬局面，将潜在的居住共同体意识激发出来了。之所以出现这些新情况，主要是因为疫情给人们的社区生活带来新挑战，人们必须以新的生活方式来应对，于是，社区居民以居住共同体的姿态来防范疫情蔓延，并在隔离状态下维护一定的生活品质。由此，疫情期间的社区又从“陌生人社会”转而成为“居住共同体”。按照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的论述，共同体是由血缘、地缘和精神意志等因素所形成的人的群体，是人际关系中最为紧密的形态。就此而言，居住共同体则是因生活居住的地缘性因素聚合而成的，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居住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村庄、集镇，而在现代大都市里，其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居民社区。城市居民因房屋拆迁、购置、租赁等原因而居住在同一地块，接受同一物业公司的服务，享用相同的公共生活设施。但在现代都市的居住共同体中，这种居住共同体的公共性色彩因“陌生人社会”的存在而大为减弱，甚至居住共同体的意识也名存实亡，在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潜在的或名义上的“共同体”。换言之，社区往往有着居民共同居住的客观事实，但在精神意志层面则不完全具备共同体之特质，这种居住共同体的意识被繁忙的职业生活、冷漠的人际关系所掩盖。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居住共同体意识的显著淡化，故而社区居民以“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姿态来应对疫情，才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居住共同体意识关乎社区治理效果以及居民人际环境，不仅能影响疫情期间的社区生活，而且对共同居住者的未来生活影响深远。如何不让这种难得的共同体意识流于昙花一现，如何将疫情时期的社区应急反应转化为长效的社区公共伦理，换言之，如何形成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居住共同体意识，这将是疫情之后的社区治理完善和社区伦理建设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居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和巩固中，虽然可以考虑诸多因素，但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是共同家园的认同感。在乡土社会里，由于受土地、耕地的制约，离开既有的土地将导致无法安居、生存，故而人们常常选择安土重迁，因此家园归属意识较为强烈，能够在情感上对世代居住的场所形成强烈的情感认同。在古代诗文里，表达故土难离、留恋家园的内容比比皆是，正是这种家园认同的丰富表达。而在现代都市里，人们摆脱了对于土地、耕地的依赖，能够依据自身条件在城市里相对自由地流动，可以参照房价、交通、工作、教育、自然和人文环境等因素来选择居住场所。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的流动性较大，“搬家”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普遍的流动性造成了人们很难在一定时期内形成对一定场所的家园意识，而对居所的情感认同是家园意识的核心所在，如果对自己居处之地没有情感认同，就很难对其发展和完善投入较多的关注。人们如果将自己当成某一居所的“过客”，认为自己只是临时居于此地，就很难形成对居所的家园意识，更不会热爱和关心居所所在的社区。因此，要想在社区形成居民共同体意识，居民就有必要将自己所住的社区当成家园。实际上，无论是临时居住还是长期居住，人们此时此刻的生命都是与脚下的土地发生着关联的，当人们居住于此地时，此地就是当下的家园，因而应该对其产生情感认同和情感共识，并与他人一道维护、经营好共同的家园。
二是公共的秩序意识。共同体离不开其成员对共同规则的普遍认同，没有大家公认的既定规则，每个人各行其是，显然共同体将难以为继。传统社会以风俗、习惯、礼制、祖训、村规、民约等形式作为生活共同体的规则，而现代社会往往是以明确的法律、规章或者公约等作为共同体的规则。在都市社区里，除了全社会必须普遍遵循的法律、规章之外，还有很多社区的特定公约需要全体居民遵守，如社区门禁规则、垃圾分类规则、停车规则、房屋改造规则、豢养宠物规则、公共场域活动规则、公共绿地维护规则等，在疫情期间，还有很多防止人员聚集、流动的临时性规则，正是在这些公共规则的制约下，社区才能形成良好的秩序，一旦破坏这些规则，就可能会导致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近年来，因停车、遛狗、广场舞等引发的社区冲突屡见不鲜。为了维护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居民常常通过业委会、居委会等工作机制达成对社区生活规则的共识，在普遍共识的基础上尊重、遵守规则。都市社区居住共同体的公共秩序意识，对于社区的长治久安和居民生活的安定和谐，不可或缺。
三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仁爱精神。生活中的人际冲突，往往都源于人们各自只重视自己的感受、关注自己的权益，而罔顾他人的感受和权益。中国传统儒家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爱精神，这种人际关系中的仁爱精神，同样适用于社区的居住共同体。孔子曾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儒家强调要在居住处发扬仁爱精神，西方人往往也有“爱邻人如爱自己”的宗教情怀，这些生活传统实际上都是在主张人们应以仁爱的精神对待共同居住者。在日常生活中，居住共同体的仁爱精神表现为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互爱互助，在遇到冲突时能够换位思考，能够做到梁漱溟先生所倡导之“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精神。
截图来自B站up主口口杨吕的视频
《舌尖上的上海隔离生活》
本文节选自《上海文化》2022年第8期，
注释从略。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2年第8期
新时代新视野
张 瑜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的文艺”——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专题：新常态下的城市社区建设
薛泽林 宋 雪 超大城市应急管理中的社区参与
谢 静 抗疫社区的沟通性批判
孟海星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社区韧性提升
朱 承 从“熟悉的陌生人”到“居住共同体” ——对上海疫情期间社区生活的一项观察
讲 堂
许纪霖 在变化时代捕捉不变的人性——再思当代中国的代际更替与“90后”文化
访 谈
沈语冰 艺术哲学何为？——我们的愿景和方案
文学经纬
徐梓俊 城市经验的可能与表达——程永新小说创作论
贾海涛 反均质：上海文学的地方性书写与生产场域
城市文化
徐锦江 理论视域下的愚园路空间生产研究
文化纵横·NFT价值的批评向度
章含舟 NFT生成艺术品及其衍生的艺术伦理争议——以泰勒·霍布斯的创作为例
朱恬骅 NFT交易的兴起与数字艺术的价值依据
杨 嘎 加密艺术的观察、思考与瞭望
文艺评论
宋修见 何以不息：中国文化生命力探源
顾 平 审美发现、美感体验与精神升华——美育意涵的正解
笔 记
陈伯海 人文研究之我思——“意义论”初札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李 枪《图书馆计划》
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王光东
副主编：杨斌华、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 贾艳艳、王韧、金方廷 、沈洁 、孙页
《上海文化》（文学批评版）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675号
邮编：200040
电话：021-54039116
电子邮箱：xinpiping@163.com
邮发代号：4-785
出版日期：单月20日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2号楼928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54908148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