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昱博士所著《中国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研究》，基于对我国博物馆人才队伍现状的分析，结合国际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提炼并总结博物馆职业类型，集中研究核心业务岗位人员的职业资格，构建我国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框架模型，有助于为我国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建设和博物馆专业能力的提升提供重要参考。
张昱《中国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
现代博物馆在广泛而深层地嵌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承担了越来愈多的集体关怀和文化治理使命，更有意识、有目的地站在惠及公众利益的立场上，积极参与历史重建和当下即时建构的过程。博物馆的主要职能从过去的保管和研究文物为导向转变为知识传播和公共文化服务。前卢浮宫馆长H·路瓦莱特（H.Valorette）曾说，“今天的博物馆不能仅仅满足于‘接待’。博物馆应该在城市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是公民责任感的工具，是批判精神的孵化器，是品味的创造地，它保存着理解世界的钥匙。当然前提条件是它必须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不仅将这些钥匙传递给它的同道，而且还要传递给所有其他的人。”实现这些“传递”的关键之一在于博物馆从业人员的数量规模和专业化水平。
从世界范围内看，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要求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经被提出，既源于西方社会产生的一种职业意识觉醒和职业制度建设，也源于博物馆从业人员对社会身份认同的渴望所形成的一种更复杂的职业诉求。这一时期，许多博物馆从业人员通过重构社会服务与专业贡献，确立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博物馆职业的产生首先反映在策展人（curator）岗位上，乔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分别于1895和1896年在《科学》杂志上刊登了《博物馆的关系与职责（The Relationship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useums）》《博物馆的分类（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useums）》两文，强调了策展人应当遵循其他专业团体的经验，坚定自身作为博物馆特有职业的存在。收藏家们聘用了一批学术策展人（scholar-curator）来协助藏品的保护和更广泛的科学工作。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界及行业对博物馆专门职业的共识逐渐形成。此后，国际博物馆协会、英国博物馆协会、美国博物馆协会（现更名为美国博物馆联盟）、日本博物馆协会等一批专业组织相继成立，体现了重要的职业身份认同价值。博物馆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课程也陆续在高校和博物馆相关的机构团体中开设，为博物馆从业人员接受充分的智能和技能训练提供了多元平台，如英国博物馆协会的博物馆文凭培训课程、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博物馆学士培训计划、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博物馆学研究生文凭课程等。至20世纪80年代，藏品管理、社会教育等工作成为专业性岗位，馆长、研究岗位、文物保护岗位的能力要求也获得了更清晰的认知。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David Iliff 摄）
在上述博物馆从业人员专业化探索的早期实践中，我国并不是主要参与者。我国高校的博物馆专业教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但真正起步要到80年代。中国的第一部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文物工作人员守则》也在1981年才颁布。但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博物馆事业建设，我国博物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平均每年以二三百座的速度增长。截至2019年底全国博物馆总量已达到5535座。随着博物馆数量的递增及类型的丰富、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资源的融合，博物馆的人员配置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原有的职业出现了角色转换，又催生了新型的和更细化的职业类型，如观众研究和博物馆营销等。与博物馆事业发展对从业人员的现实需求相比，我国博物馆从业人员总量严重不足、专业素养和技能较低、培养后劲乏力等矛盾日益凸显，已经成为阻碍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通过加强专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出台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职业分类、制定职业能力标准、推进职业能力评估等方式不断强化博物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提出要建立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这一制度的重要性在于：
其一，这是深化博物馆职业认识的需要。有助于界定博物馆各个职业职责范畴，设定职业资格要求。认证制度中认证标准和组织框架的形成都必然需要对博物馆的各个职业有充分的把握和认识。而这正是目前我国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实践工作自省过程中提出的不足之处。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往往忽视了对博物馆职业根本属性的思考，导致研究和实践的偏差，模糊了对职业职责范围的把握和任职者职业资格的要求。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建立将积极改善这一现状，敦促博物馆领域的专家学者、管理者和实践者回归本质思考，再重新出发实现新一轮发展。
其二，这是强化就业规范的需要。一方面，该制度将有助于博物馆人才队伍构成愈发趋于合理化。认证制度将确保获得职业资格的人员拥有了博物馆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以及职业道德和综合职业能力要求，基本能够胜任相应的博物馆工作，降低博物馆运营管理中的主观风险。另一方面，认证制度能够为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监管的依据和标准，在对相关就业市场进行监管时做到有章可循，规范管理各类雇佣关系，维护聘用单位和受聘者双方的权益。
其三，这是提升人员整体水平的需要。该制度为博物馆选人用人设定了“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进入博物馆工作的人员都已达到了基本的职业资格要求，同时也为尚未达到这些要求的人员提供了职业能力提升的方向，在接受进一步培训和专业教育时能够更具针对性。
其四，这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需要。该制度能够较为客观地评判和鉴定相关人员的职业能力，并提供职业资格凭证。作为客观依据，有效降低岗位与人员的匹配成本，既有利于充分发挥相关人员在对应岗位上的职业价值，也能够帮助博物馆形成更公正公开的招聘任命机制，优化机构设置、岗位安排、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考评方式。
其五，这是优化人才培养途径的需要。该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有赖于文博人才培养后劲的加大和文博人才储备的扩充。高校和职业院校的文博相关专业能够依据资格认证的标准框架而更科学合理、更符合博物馆实际工作需要地设置培养方向和课程大纲，革新教学内容与授课形式，同时教育机构和行业组织也能够对相关人员进行有关职业道德与伦理、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职业能力等方面的有效培训。
基于此，本书形成了对我国博物馆从业人员现状的系统性认知，把握住了现存问题和发展方向。截至2018年底，我国文物行业从业人员的总数为16余万人，其中博物馆从业人员总数约为10万人，与美国40万博物馆从业人员的总量差距仍然较大。从专业化水平来看，文物行业从业人员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3成。另外，高级职称人数比重在5%左右，中级职称人数比重在10%。专业背景以历史、考古为主，多样性较弱，尤为缺乏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专门人才。我国目前有120余所高校在本科或研究生培养阶段设立了考古文博相关专业或培养方向，近50所高校设立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点，另有20余所职业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总体上仍然面临专业数量少、学科发展不平衡、课程设置尤其高质量实践薄弱、师资紧缺、跨学科融合待强化等问题。
本书明确了博物馆职业类型，深化对各岗位工作性质及范畴的理解，并提炼出了我国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岗位。通过对国内博物馆机构设置的广泛调查，将国内博物馆的业务部门分为藏品保管相关部门、陈列展览相关部门、藏品研究相关部门、宣传教育相关部门、文物保护相关部门、考古工作相关部门、网络信息相关部门、文化产品和产业经营相关部门、藏品征集相关部门、图书资料相关部门、交流外联相关部门、编辑出版相关部门等。部门设置率的高低基本反映出了对应部门的重要性和需求度。以此作为依据，将相关部门工作作为博物馆核心业务岗位，即包含博物馆馆长、陈列展览设计人员、藏品保管人员、以博物馆为基础的研究人员、文物保护和修复人员、博物馆教育人员。在我国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的情况下，将上述核心岗位业务人员作为先行先试的对象，是更具可行性的实施策略。不过，其中的研究人员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与陈列展览、社会教育、藏品保管和文物保护等环节的工作互有融合，职责边界模糊，因此书中将不以其作为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本书结合国内外关于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已有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我国博物馆核心业务岗位从业人员所需的职业能力。以博物馆馆长一章为例：
博物馆馆长是博物馆的首席执行官，负责整个博物馆的运营，他/她与所有员工合作，以确保博物馆顺利运作。因此，博物馆观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馆长既是博物馆一切事务的总负责，又是博物馆发展创新的推动者，还是博物馆结构文化的建构者，也是博物馆内外交流的形象代表，其终极责任是推动博物馆履行自身使命。自博物馆诞生到发展至今，馆长的人选和角色作用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一开始以大收藏家为主，到此后的国家建设者、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再到现代博物馆所需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这一演变过程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对博物馆需求变化的写照，也是由博物馆经营管理理念转变所带来的产物。总体来看，现代博物馆馆长的工作边界并不清晰，对于纷繁的博物馆事务，馆长需要对一切经营管理工作负责，因此职责范围十分广泛，而不同的博物馆依照自身特点和要求，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和职责要求。就普遍意义而言，博物馆馆长需要在管理当局或董事会（或理事会）所界定的框架内负责管理博物馆。他/她必须计划和发展战略选择，以增加博物馆的形象和知名度；负责博物馆的藏品、活动和服务的质量。此外，博物馆馆长负责任命博物馆的员工，员工应由拥有可帮助博物馆践行使命的必要技能、背景、专业知识和经验之人组成，馆长应在员工队伍中营造和维持高昂的士气和工作效率。
博物馆馆长所需的职业能力包括：
1．良好的职业道德。博物馆的工作直接与人类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遗产接触。面对如此特殊的工作对象，馆长首先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行，严格遵循《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对所从事的文化遗产事业充满热情。同时，了解博物馆领域的相关政策法规，把握博物馆发展动向。
2．领导能力。出色的领导能力是支持馆长胜任其职，带领博物馆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领导能力的作用主要在于帮助馆长更准确地把控博物馆的整体发展方向和发展基调。
3．经营管理能力。现代博物馆的经营管理越来越趋于借鉴商业组织的模式，呈现出更多样化、更灵活性、更以人为本、更具流程规范化等特点。经营管理能力帮助馆长更有效地开展日常的事务性工作。
4．统筹沟通能力。馆长既需要同馆内各级职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困难，也需要同外部管理机构和其他文化机构进行沟通，及时传递博物馆的发展需求和发展规划，积极建立合作关系。馆长还需要同博物馆的受众进行沟通，帮助博物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
5．自我学习能力。博物馆始终处于信息更新的状态，馆长自身也需要大量的知识支撑，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博物馆工作。
本书设定了博物馆人才职业能力评价与考核的多元化及规范化流程，以求优化博物馆人才资源配置，并提升人才流动的合理性。结合日本学艺员制度、英国文物保护与修复人员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国家职业资格框架、我国台湾地区公务人员考试的博物馆管理科目等资格认证的研究与实践，提出我国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可以涉及学历认证，资格考试认证和资格评估认证等。其中学历认证需要制定学历认证标准、建立合理的院校文博人才培养体系、发布开设培养课程的院校名录、在专业教育和职业资格之间建立有效衔接。资格考试认证需要划定资格考试主体、客体和中介；明确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考试形式，以及免试条件；设立合格标准和科目合格的有效期限等。资格评估认证需要设定申请条件、评估流程、评估标准；构建和培养资格评估员队伍；安排评估结果反馈和再评估环节。
本书还提出建立职业资格制度的推进与实施体系。由三个子体系构成，包括：政策与法规体系，具体由法律法规支持系统和政策引导系统构成，分层设立规范化要求。培养与培训体系，具体由专业教育系统和职业培训系统构成，通过职前和在职的持续性教育，夯实博物馆专业人才储备。管理与保障体系，具体由组织与管理系统、质量保障与反馈系统、技术支持与服务系统构成，确保资格认证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合理性，并提供相应的职业咨询服务。三个子体系中，政策与法规体系作为制度推行基本的引导和规范手段，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通过明确认证的实施机构及各机构职能、职业资格标准、认证方式等内容，确保了资格认证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培养与培训体系作为针对认证对象重要的强化手段，能够为博物馆职业资格认证及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储备必要的专业人才，并为他们的职业发展给予充分支持和指导。管理与保障体系作为认证工作具体实施和维系的依托，促进政策法规在实践层面的有效落实，切实应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断予以制度完善。
人才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和兴旺的基本保障和强大支撑，是博物馆事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仅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提升我国博物馆专业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博物馆将承担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促进不同文化间交流合作的使命，迫切需要造就一大批专业人才，加强博物馆人才职业化建设迫在眉睫。本书所形成的博物馆核心业务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框架将以“准入型”标准规范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与职称评定共同构建起博物馆从业人员职业能力评价体系，为我国博物馆人才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提供卓有意义的参考。
说到教育，最近一些年大家对教育都不大满意，批评声音很多。有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批评，有对考核选拔程序的批评，有对培养学生方式的批评，等等。但仔细想想，要批评教育，核心的出发点应该追问：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达到目的了吗？
【作者简介】：
张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曾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物馆学系访问学习。主要研究领域：博物馆学，公共文化。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