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发展报告（2022）》 徐锦江 主编 郑崇选 执行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上海在城市建设和更新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上海也是许多重要城市发展理念的“策源地”。2020年6月23日，上海市委第十一届九次全会的报告题目是《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的建设“人民城市”精神，在超大城市的实践领域具体化了这一重要发展理念。2021年6月28日，上海市委第十一届第十一次全会的报告题目是《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提出了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主张。在上海，“提升软实力”与建设“人民城市”构成了关于城市的富有内涵、连续而有机的整体论述。
一、城市软实力的中西差异
上海市委全会通过的《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意见》，围绕城市精神品格，从文化特质、人居环境、治理模式、全球叙事能力、硬实力的提升等方面论述软实力内涵。就此，我们需要对两个问题进一步深入思考：一、当下上海为什么要用如此隆重的方式提出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二、更重要的，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我们所说的软实力与西方国家的软实力有何根本不同？
关于第一个问题。需要了解几个学术背景：第一，软实力是西方学者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至今虽有30年历史，但作为一个重要学术概念，时间并不算很长。第二，概念虽然最早是针对美国，在国家层面提出的。但是“软实力”概念却充满了中国智慧。这一点，约瑟夫·奈在他的中文版（序）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化中虽然从未提及软实力，但中国人其实早已深谙此道。” 比如《孙子·谋攻篇》中就睿智地说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比如《孟子•公孙丑章》中就说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第三，软实力只是个描述性概念，并非规范性概念。和其他任何一种力量一样，它既可以用于正义目的也可以用来做恶。第四，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之后，还提出过既非硬实力，也非软实力，而是两者巧妙结合的“巧实力”概念，并一度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但“巧实力”并没有像“软实力”概念那样被广泛接受。第五，城市软实力很容易被理解成为是文化方面的概念，如将文化理解为“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而非狭隘理解成艺术甚至高雅艺术，应也可匹配。但这次市委领导特意强调，软实力不仅仅指文化。现在又有很多专家的解读侧重在经济方面。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换代，消费模式的变化，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向赋能上理解，应该说都很受启发。但实际上，城市软实力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感一体化理解的概念。第六，“软实力”概念提出后，世界又有诸多新发展，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数据资源、科技新场景的广泛应用，软实力和硬实力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新冠疫情发生后，世界格局更是发生了新变化，人们以往的许多观念和思维方式遭到了不小的颠覆和更新。
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指的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信誉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用中国传统语言来说，软实力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更通俗的话语来讲：软实力就是“无法抗拒的魅力”。
城市软实力是软实力概念在城市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是建立在城市文化、城市环境、人口素质、社会和谐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一种合力，这一力量最终通过内部公众对城市的认可和城市对外部公众的吸引得偿所愿。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初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及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包括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科研机构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逐渐递减，高级生产要素对于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则日益彰显。中共上海市委全会以决议的方式通过《意见》，意味着提升城市软实力已成为城市治理战略。此时提出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一是作为国家战略的体现者，上海作为排头兵先行者要通过城市形象的提升，加强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为国家在世界上解决从挨打到挨饿，到挨骂的问题。二是城市竞争的目的从经济角度而言，就是将具有高流动性和高弹性的生产流、资金流、人才流和消费流吸引到自己的国家或城市。进入全球网络的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在竞争锐化的高阶阶段，比拼的就是软实力。软实力对城市社会经济系统具有极为重要的 “加速器”作用，此时提出提升软实力，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 “无形有质”的动力。
深层次看，打造城市软实力是在可持续发展世界背景下，在社会转型、经济转换、文化转向浪潮中，在后疫情时代人类重新反省自身发展的情况下，对城市本质的正确回归和选择，真正体现出上海高质量发展，打造“人文之城、创新之城、生态之城”的城市发展目标。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建设人民城市的崇高使命。市委11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城市精神品格和软实力的意见和市委9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城市的意见是一个连续的、有机的整体。社会主义国家城市软实力的核心无疑应该是“人民性”，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这也是我们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我们不是在简单套用一个西方的现有概念。城市精神品格无疑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对软实力具有引领性、决定性、基础性作用。城市精神品格是一个城市民族和社会的代表性精神和普遍心态，是生活在某个城市的人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的上海城市精神品格体现的是上海长期积累的独特精神气质。
曾有海外学者在研究亚洲包括中国城市后梳理有助于推广城市精神的因素，包括没有贫富差距，也没有群体间的巨大鸿沟；国家内部城市与城市之间维持长期的竞争关系；城市的身份认同受到外来力量挤压，居民有强大动力去维持这种身份；城市制定地方法规和条例来增强其身份辨识度；城市规划者用道德、政治、法律权威来推行有利于共同精神的城市改造计划；通过城市品牌形象推广给城市贴上特征标签，等等。但无疑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条，在社会主义中国，无论哪一个城市，城市建设的最高要求是人民的满意。全会特别强调：“上海城市精神品格是由千千万万的人创造出来的，也要在千千万万的人身上更好展现出来”。全会强调坚持“人人都是软实力”，坚持“人人展示软实力”，“使在这儿的人引以为豪、来过的人为之倾心、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
软实力的根本在人，在治理者水平和市民素质的提高。信息化、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把握人民城市的主体力量，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基层社区的重塑、社会网络的重建、社会关系的重构，强化人民群众参与的制度化保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最终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宗旨。只有将全面提升软实力与全面建设人民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有一个不同于西方软实力概念的正确降落方式，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力让城市伟大。强大和伟大谁说了算，无疑是具体的人民。
二、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
在现代城市理论话语中，关于城市建设大体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发展理念：一种是形体主义的发展理念，强调规划决定论、功能主义、机械增长，注重规则、秩序；一种是人文主义的发展理念，强调城市多样性、历史风貌保护、可持续发展，反对破坏城市活力的机械规划。形体主义的实践代表是巴黎，1853年拿破仑三世时期奥斯曼男爵持续18年之久的改造工程，造就了今天巴黎的基本格局[1]。早期城市思想家中，芒福德（Lewis Murnford）和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是兼具规划和人文思想的代表人物。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推崇中世纪城市，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设想建成一座田园城市后，再建上一圈同样规模的六个城市，在正中央建一中心城市，各城市之间有环形交通线，与中心城市之间也有交通线。这些新城镇一旦发展到一定个数，就组合在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组织中，这种社会组织被称为“社会城市”。芒福德认为，霍华德的这种乌托邦城市设想可以遏制通过土地、工业、人口扩张，有效抵制资本推动的城市建设。
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
活跃于1930-1960年代的现代城市规划家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光辉城市”直接来源于花园城市概念。值得一提的是，柯布西耶喜欢把飞机作为工具，用空中视角进行规划建模，像上帝一样主宰城市建设。在这位认为“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强调功能主义的“机械美学”奠基人眼中，空中城市的美丽图景是由摩天大楼、宏伟广场、宽阔绿地和笔直干道构成的。不可否认，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有其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城市的样貌，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如在大拆大建中逐渐消失的社会创造力、文化多样性和城市活力，伴随着现代城市建设，反而加剧了贫富隔离和市民的通勤时间。
后期持人文主义立场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简·雅各布斯（Jan Jacobs），雅各布斯于1963年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强烈批判了现代城市缺乏“家”的概念，也缺乏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接触，从而提出地面视角下自然生长、曲线、小街段、混合街区、人性化的芭蕾城市。她说：“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有意思，那这个城市也会显得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单调乏味，那么这个城市也会非常乏味单调”。雅各布斯认为，之前的城市规划把城市当作积木玩具，缺乏对现实生活中互相关联机制的研究，甚至批评芒福德提出的这种规划先行的理论已经过时。在雅各布斯影响下的一些规划师、设计师相信，城市应该建立在几世纪以来连续变化过程的基础上，而不是“瞬变”所造成的现代断裂上。尔后，莎伦·佐金（Sharon Zukin）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原真城市”（Naked City）的理念，对此她说：“原真性是一种生活和工作的连续过程，是一种日常体验的逐步积累，一种人们对眼前房子、身边社区每天依然如故的期待。当这种连续性中断，城市就失去了灵魂。”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简单概括：形体主义的城市发展理念强调“空中”视角，强调城市的整齐划一、井然有序，强调规划性和可控性。人文主义的发展理念相比之下更强调一种“地面”视角，强调有序复杂性和文化异质性，强调烟火气、市井气、接地气、聚人气。
如果厘清了这两条城市发展的主线，包括围绕着这两条主线，还有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很多城市的发展理念，我们就可以对前面的近三十年的中国城市发展的成就和得失可以有一个比较中肯的了解和概括。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的现代化、城市化道路，包括上海178年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基本上是在西方的语境里面诞生的。虽然这个城市没有奥斯曼，没有柯布西耶，没有摩西，但可以看到他们无形之手在影响我们城市的规划。到了今天，中国可以有自己的自信，其实西方的城市理论已经固化了，它的城市发展形态已经非常成熟了，成熟到了固化的程度。所以接下来城市发展模式要看中国了，西方城市文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已经找不到什么发展理论的实践了，所以他们希望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
三、人民城市是中国城市软实力的价值追求
从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实践及其理论构建的历程来看，人民城市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资本主义城市具有政治属性上的明显差异。人民城市理念既超越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同时又与西方的城市理念有制度和文化上的显著差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支撑。人民城市建设理论的形成是基于中国城市的独特实践，蕴含着党的历史观和实践观，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深刻诠释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列宁在《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中曾明确指出：“城市是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进步的主要劳动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首次把城市和人民紧密联系起来，也可以看作是人民城市的最初的形态。人民城市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城市领域的集中体现，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城市建设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状况，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明确将“人民”作为城市的核心，力求在城市建设中做到宜业、宜居、宜乐、宜游，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城市”观念是对中西城市发展理论的有机创新，既是依据中国当代城市现状作出的深刻归纳，也体现了现代城市理论在发展中不断凸显的人文转向。
“人民城市”理念指明了下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正确方向。今天强调提出“人民城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理念，同全球城市发展从形体主义向人文主义的逻辑转向是密切相关的，是从形体主义、规划主义、空中视角，向人文主义、有机成长、地面视角的一种转化。以“人民城市”发展理念为指导，中国城市应建立起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感”为依据的中国城市评价体系，力图使未来的理想城市在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命之间实现有机统一，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实现路径，在城市更新和治理过程中努力贯彻人文主义导向和全过程民主。只有将全面提升软实力与全面建设人民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才会走出一条不等同于再版、翻版西方发展道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发展新版。
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尽管这看似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终极目标，然而却是城市得以长期存续的根本依据，以此来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健康与否，也是最为科学的标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观应该是一个基本出发点。我们过去一直喜欢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发展，很多研究者喜欢用中国的城市实践检验西方理论的正确性。从社会科学理论的成熟程度来考量，西方经典的城市文化理论和研究成果当然值得尊敬和借鉴。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相对于西方城市的成熟形态，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的丰富实践和生动创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并不是西方理论完全能够描述解释清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投身热烈的生活，用我们的沉思眼光和学术智慧，梳理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论讲求的是多样性、异质性和个体性，是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而我们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应该看做是更根本的价值理念，这就需要我们不仅对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指标体系，更需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旨归。
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和学界提出的“人文城市”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人民城市”的发展理念是基于中西城市发展实践和理论，针对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现状作出的理论创新，它对于扭转前十年城市发展“大拆大建”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端有很好的纠偏作用，对于下一阶段城市的长效发展和有机更新也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在逐步脱离形体主义、空中视角的今天，城市发展过度强调资本在全球城市间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显然与“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并不完全合拍，而数字化在塑造城市生活便利化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城市生活以人为本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人民城市”的主张，还对应于当今全球范围内新出现的城市发展问题，为城市究竟应该如何发展、为了什么目的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或许更能代表未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理念趋势，而对“人文转向”、“烟火气”的呼唤，也是朝着世博会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口号所蕴含的城市本质的回归。
只有将全面提升软实力与全面建设人民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因此，除了有必要建立外向型国际城市对标体系，我们还应该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立以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三感”为依据的中国城市软实力评价体系。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力让城市伟大。强大和伟大谁说了算，无疑是人民。城市软实力的测量和分析，不仅要注重城市环境、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等“可见的实力”，更应注重“人们对城市实力的感知”，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积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
四、新时代海派文化的时代建构
从城市文化意象构建和城市文化形象传播的角度来看，海派文化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特质的核心表达，不同于红色文化和江南文化覆盖区域的不确定和不唯一，海派文化与上海之间则形成指向明确的想象路径。如何丰富新时代海派文化的内涵和影响，打造具有时代魅力和世界影响的新时代海派文化高地，对于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海派文化是一种发端于上海，但并不局限于上海区域的现代性城市文化类型，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海派文化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的城市发展为时代背景，在江南文化深厚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融合各种中西新的文化滋养而形成。关于海派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甚至不同语境下，各有不同的理解，不断损益、代谢、嬗变、拓展和深化，大致经历了一个发轫、争议、沉寂、新生、倡扬的发展脉络。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海派文化早已内化为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重要体现，原有的争议和贬损随着上海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基本失去了生存的历史语境。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派文化以其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品格，与红色文化、江南文化交相辉映，在世界文化交融激荡中绽放独特光彩，为上海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理解新时代海派文化之于上海的价值与意义，我们需要建立综合立体的时空维度。
一是历史的维度。新时代的海派文化虽然在城市文脉的传承上有很多近代海派文化的文化基因，比如近代上海开埠以来形成的上海的城市空间、文艺形态、文化设施、名人名作等都为新时代海派文化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新时代的海派文化不是历史虚无的文化断裂，而是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近代海派文化有本质不同的是，新时代海派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革命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先进文化，新时代的海派文化都有丰富而具体的呈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也将为新时代海派文化提供最为鲜活的思想力量。对于新时代海派文化与近代海派文化的解读和阐释，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上海在不同历史阶段城市定位的根本性不同，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远东大都市的根本区分。新时代海派文化本质性内涵主要来源于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经济社会的创新实践，来源于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的上海现代城市格局，更来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
二是空间的维度。对于新时代海派文化当下实践与未来发展的研判，要放在世界、中国、长三角和上海四重空间所构成的整体格局之中，上海在这四重空间中的方位和方向决定了新时代海派文化的样态和趋势。当前全球发展趋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的力量和意识形态的矛盾不断形成新的文明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扛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中西文化的吸纳和贯通为全球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新时代海派文化具有开放性的品格和包容性的胸怀，鼓励多样性文化的繁荣共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旨归一脉相承。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本质性资源。面向2035年，上海提出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不仅要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功能，同时更要具备鲜明特质的城市文化，而海派文化就是体现上海全球城市卓越性的文化特质。全球城市是所在国家文明与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代表和象征，上海作为中国的全球城市，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上海探索和上海样板。海派文化立体展示着中国特色现代全球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新时代的海派文化将对中西不同的文化形态进行充分的吸纳、聚集、融合，创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全面建成。改革开放以来，海派文化从江南文化的土壤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完成了从承继江南文化、到熔铸江南文化、再到引领江南文化的历程，从而推动了上海文化在整个江南文化格局中心地位的确立。在长三角一体化成为重要国家战略的背景之下，新时代的海派文化将引领江南文化的现代转化，构建长三角文化共同体，为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
五、海派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城市软实力提升
关于海派文化的核心特征和外在体现，至今仍没有形成高度的共识，直接影响了海派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价值认同。当务之急，应该不窄不泛，尽快理清海派文化的准确内涵和合理外延，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品格的阐释为基本阐释方向，深入挖掘海派文化与新发展理念和城市精神的内在契合，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伟大实践和新时代的辉煌成就中升华提炼海派文化的时代特质，在既有海派文化优秀传统中更多融入新时代的文化基因。
（一）追源溯流，深挖新时代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海派文化特质
作为海派文化的发祥地,先进文化的策源地,文化名人的聚集地的上海，文化资源丰富。海派文化是其核心元素之一，展现上海现代大都市的文化魅力。了解海派文化特质，考订源流，有利于发挥传统文脉的现实意义。海派文化强力表现都市生活风尚。比如新感觉派文学作品中突出对上海繁华都市生活的描写，又如海派文化中所包容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生活方式，雅俗共赏、政治与娱乐共生、市场化等多元文化气息，成为重要的文化类型和历史叙事。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资源。
首先，作为上海标志性的文化形态，保护和传续“海派文化”，就是传承上海的城市文脉。海派文脉传承体系，无论是客观物质化的特色建筑，还是非遗、民俗、方言等财富，应加以保护研究，并将其发扬壮大。《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中提出：“以珍爱之心、尊崇之心善待历史遗存，加强对历史建筑、风貌街区、革命遗址、工业遗迹的保护利用，探索传统历史文化更富创意的‘打开方式’，推动更多‘工业锈带’变为‘生活秀带’‘文化秀带’，让人们更好感受‘里弄小巷石库门、梧桐树下小洋房’的独特气质。推进城市记忆工程，传承发展戏曲曲艺、民间艺术、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好古意古韵的水乡古镇，保护好吴侬软语的本土方言，努力使典籍中的上海、文物中的上海、遗迹中的上海在穿越时空中活态呈现。”
其次，讲好上海故事，以树立文化自信。通过海派文化中的上海叙事，建构文化自觉意识，“激活叙事资源的当代价值，彰显上海故事的时代魅力”。这一话语叙事功能，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途径。在建立充分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强化本土叙事力量。通过运用海派文化中所蕴含的历史叙事，诸如新感觉派对都市生活的描绘，以海派文化传统融入上海日常鲜活叙述，强化地域认同感与凝聚力。用自己的话讲自己的故事，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探索，进行丰富实践和生动创新，充分融入城市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和丰富本土文化故事内核。
（二）立足本土，吸收外来资源，打造上海文化品牌
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根据其不同属性，调整相应方案；并吸收外来文化养分，面向未来，提高文化辨识度和认同感，有效利用上海传统文化资源。
第一，在城市更新中，合理利用历史风貌区，按照其内在发展规律，打造上海文化品牌，加强有辨识度的城市形象传播。
通过文物、文献、文化老人加田野调查的“三文一野”故事打捞法和“逛马路、穿弄堂、进客堂、听故事、有感悟”阅读建筑五步法，欣赏中西不同建筑文化风格，讲好上海故事，并发挥讲述者和阅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提升 “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的服务水平。通过富有创造力的打开方式，让不同文化地标绽放各自的精彩。
一是把握具有历史风情的地标式建筑。从外滩核心区、老城厢地区、外滩源地区、陆家嘴地区(与西外滩历史性的“万国建筑博览会”遥遥相对，东外滩堪称“后现代建筑博览会”)、北外滩地区、衡复地区、徐家汇地区等建筑出发，打造出适合步行的1.5公里海派文化阅读区。使之成为走读海派文化的标志。
二是全力打造与红色文化紧密相连的高光场所。将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和龙华烈士陵园作为学习和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基地，挖掘珍贵史料，加强党史学习和研究。正如《意见》中所论：“充分用好用活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引导人们走进红色旧址遗址和设施场馆，追寻初心之路，感悟理想之光、信仰之力，把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充分运用改革开放的生动场景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显著成就，引导人们真切感受发展的变化，深切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实践力量、真理力量，进一步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不断增强奋斗新征程、共筑中国梦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三是对具有历史文化风情的标志性场所和建筑，如豫园、新天地、和平饭店、国际饭店，上海邮政总局、上海展览中心、马勒别墅、科学会堂、杨树浦水厂、各高校内的历史建筑群，以及武康大楼、上生新所、黑石公寓等新晋网红地加强开掘，打造成新海派文化的地标，并从文旅融合的角度加以规划利用，开拓文化产业。
四是对当下还有开拓想象空间的大世界、百乐门、大光明电影院等建筑，通过梳理其层叠的历史含义，加以新的阐释，利用其品牌变身为“最美海派文化空间”，打造成以海派青年为受众的文化场所。
五是对改革开放，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后形成的东方明珠、世博会中国馆、上海中心、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浦东美术馆等代表新时代海派文化精神的现代和后现代建筑进行审美解读，从中体会海派文化在新时代的突破和张力。
与此同时，充分运用海派文学中对上海都市风貌的描写吸引众多读者。将文本阅读与城市阅读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化之旅。
另外，通过建构海派文化地标评估指标体系，开展年度十大海派文化地标评选活动，在公认的海派文化区域打造或改造一座高标识度、大体量的“新海派文化”展示馆，通过有细节的城市景观让人们直观感受到“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上海”。
第二，科技改变未来，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不断赋能海派文化发展动力。
通过整合各领域各部分优质海派文化资源，大力推动海派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向全球不断推出可共享可参与的海派文化场景体验和文化活动。同时，借助“十四五”期间全市范围内城市街区微更新的铺开，在街区社区营造中融入充分的海派文化元素，广泛打造海派文化智慧化呈现的街区场景，促进新海派文化与城市日常生活肌理的深度融合。
第三，加强文旅融合发展，开发“上海文旅大IP”，大力促成原创作品的生成。
将文化产业规划和城市规划相系连，强化文化与经济领域的协调合作，促进文化的多元与包容。在精心规划中，让城市更美好。结合对百年海派文化的研究，包括海派电影、建筑、戏剧、美术等，开发具有全球大都市魅力的海派文旅故事。以此提升新时代海派文化的利用率，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特别是打造原创性新海派精品文旅产品。加大投入，积极鼓励和培育原创性文化精品的生产。推动“上海文艺再攀高峰工程”。结合时代主题，紧跟时事，在文学、艺术、文化、非遗民俗等领域，产生更多以“上海原创”“上海制作”“上海出品”为主旨的作品，让文化“爆款”和文化精彩涌现。完善原创机制，鼓励人才不断创新，并通过激励机制，加大对文化“精品、优品、新品”的支持力度。发挥人才的重要意义，组建一支由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作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在地居民组成的海派文化宣讲团，实现多媒体跨界破圈传播效应和虹吸效应。推出“考现（相对考古）上海，阅读海派”文旅结合的微游项目。包括一江一河海派文化贯通游；武康路、愚园路、思南路、多伦路等上海特色马路游；新场、朱家角、金泽等上海特色小镇游；张江、金桥、临港等上海新区游。
加强原创性文化品牌的生成发展，使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这三种文化在和谐共生的环境中不断发展，相互促进，有机融合，打造更富独特魅力的人文之城。最终能够提升市民的全面发展，并“培育更多具有世界眼光、家国情怀的名家大师，让更多的人在上海实现艺术梦想”， “让天下英才近悦远来”。“城市成为品质生活的高地、成就梦想的舞台，使在上海者引以为豪、来上海者为之倾心、未到过上海者充满向往。”
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三）构建多重有效平台，加强新时代海派文化传习与传播。
首先，加强海派文化的宣传，提升市民主体参与意识。海派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事关城市全局和长远规划，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线实行。各级领导带头学习，培育和弘扬城市精神与品格；市民人人参与，在日常生活中参与领悟海派文化精神，引领风气之先，更加包容，形成正面的、有“腔调”的市民形象。全民起而行之，从细处、小处、实处落笔，形成城市文化建设不竭的动力。同时，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在活动参与中培养市民的自治意识、审美意识，和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让新海派文化精神深入人心。
其次，以海派文化为主题，强化上海的文化主场优势，通过对元对话，让“上海之声”响彻全球，增进他国对上海的理解与认同，构筑全球文化交流体系。通过以海派文化为议题的大型会议、论坛、会展、艺术节、电影节等国际重大活动，让城市形象不断向外推广，让上海文化走向世界。同时，系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节奏，通过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的三文一体，拓展海派文化影响领域，增强国际影响力。
通过有效的宣传方式，将上海文化品牌以及优秀的文化资源播撒于世界各地。此外，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融合，进一步提升海派文化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力、感召力，在全球文化的有机互动与交融中激荡属于上海文化的独特光彩，让中国风、东方韵以及“上海故事”传扬海内外。在传播话语现代转化、传播形式创新、传播内涵重新阐释的基础之上，打造上海故事的新叙事、新表述、新内涵，更加鲜明地彰显上海故事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上海城市软实力。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综合实力的竞争是国家实力的反映，而城市软实力又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城市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有效促成城市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生成。作为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派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创新发展，无疑是增强文化竞争力，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乃至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动力。作为上海三大文化形态之一，对海派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创造转化，有利于“塑造注重人情味、体现高颜值、充满亲近感、洋溢文化味的‘城市表情’，让城市更有温度、更为雅致、更有韵味”。与此同时，将增强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统筹兼顾，从大局出发，推进综合性建设，使两种实力共生、融合、转化、协调发展。“把经济、科技、产业、基础设施等硬实力优势，加快转化为制度、体验、品牌、环境等软实力优势，持续提升人才、治理模式、创新生态等软实力，进一步为硬实力的增强集聚要素、激发潜力、巩固优势”，由此推动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整体提升。
【作者简介】
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郑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