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于詹丹老师新著《重读〈红楼梦〉》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8月）
在《红楼梦》所展现的一个相对封闭的青春女儿世界里，尤二姐和尤三姐的故事是从外面的广阔天地里突然插入的。他们相似的悲剧性命运以及反差强烈的个性，都深深打动着《红楼梦》一代又一代读者，据其小说艺术形象改编成的戏曲，也已经成了经典剧目，而这对姐妹花所折射的深广社会意义，还有待我们深入探讨。
一
难以自辩的“不洁
二尤并非贾珍之妻尤氏的亲妹妹，原本是生长于平民之家的少女，只因为他们的母亲改嫁到尤姓，和尤氏成了姐妹，才和贾府连上了亲戚。宁国府借亲戚名义把她和妹妹接来，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贾珍、贾蓉父子的淫乐。作者写二尤，固然是借此表现出贾珍等一班人的荒淫无耻，但是，那种不同于贾府礼法森严（尽管是表面上的）所加之于女性的束缚在二尤身上的荡然无存，也使人物显示了独特的个性。不过，这种个性，最初都是以一种“不洁”的形态表现出来的。
他们在书中的最初露脸，就是在第六十三回中作者为我们呈现的不堪入目的一幕：
贾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亲正想你呢。”尤二姐便红了脸，骂道：“蓉小子，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说着顺手拿起一个熨斗来，搂头就打，吓的贾蓉抱着头滚到怀里告饶。尤三姐便上来撕嘴，又说：“等姐姐来家，咱们告诉他。”贾蓉又和二姨抢砂仁吃，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贾蓉用舌头都舔着吃了。
这里，作为尤氏二姐妹的第一次露脸，作者就已经用如此浓烈的笔墨，将他们的性格凸现了出来，而作为展示这一性格时男女双方的行为过程，却更是意味深长。我们看到，贾蓉的每一次调情性的戏语，都曾引起尤二姐等的反击，但这种反击，都被贾蓉用更为无耻的手段予以化解，并且将其反击纳入到一个男女打情骂俏的互动式的愈演愈烈的氛围中。
尤二姐与尤三姐
就这样，在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的宁国府，在行同禽兽的贾珍、贾蓉父子的暗逼明诱和胡搅蛮缠中，姐妹俩都充当了他们取乐的工具，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事实上，在二尤对贾蓉一路打骂过程中，其笑的表情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也很难把这种反击与调情做出严格的区分来。
不过，相较而言，尤三姐在对待这些玩弄她的男性时，书中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写她是如何地迎合他们，也较少尤二姐那样的打情骂俏式的反击，反而着重写她以特有的那种泼辣酣畅的方式进行了抗争。在男女关系上，向来的男子中心主义在她那儿翻了个，她那种近似于无耻的火辣辣的进攻，所谓“她那淫态风情，反将二人禁住”，让贾珍、贾蓉等呆若木鸡。尽管从淫的角度看，女性进攻的方式超越了贾珍等人的想象力和心理承受力，显示出只会偷鸡摸狗者的可怜复可笑，但是，尤三姐的行为刚烈得近似于癫狂，也无疑暴露了她内心深处的紧张感，因为在那样一个宣扬“万恶淫为首”的社会里，一个女性恰恰是以淫作为自己向对手开战的武器，她是无法保持住一份平和心态的，她当然也知道，她因此会失去她的立足之地，尤其是在他人心目中的一种纯洁的立足之地。这样，她虽然看似取得了与贾珍之流抗争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昂贵，因为从此以后，她就背上淫荡的恶名，无法立足于传统社会。然而她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自己向传统社会的回归，并且能够取信于他人。因为她毕竟不像英国作家福尔笔下的那位“法国中尉的女人”莎拉，愿意承担恶名，拒绝融入社群，走向一条自我放逐的道路。所以，第六十六回中，当她向周围的人说出她的重塑自我的决心时，其决定是最斩钉截铁不过的，“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其言语对行动的直接指称，去除了一切浮语冗词，也显示出三姐为人的一贯风格。
尤三姐戏弄贾珍和贾琏
也许作者有意识地要把尤三姐塑造成引起人们同情和敬重的女性形象，所以关于她失身于贾珍的事实，或者是以隐晦的笔调，或者干脆一笔带过。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她开始时的认识，却也有不洁的印象。可以说，为了生存，她在与贾珍等一班衣冠禽兽表面敷衍时，内心深处却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一份至纯至洁的真情的渴望。这份真情绝非逢场作戏，而是许多年前的一种冲动的凝固和积淀。于是，表面上的随遇而安和内心深处的不变的企盼，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也正由于此，我们才理解了，像她那样一个刚烈的女子，居然能忍辱偷生这么久，完全是因为对美好生活的信念支撑着她，使她走到这一步。
尤三姐对爱情是那么坚定、执着，当她在二姐和贾琏的面前说出自己所爱的人是柳湘莲，并发出为他苦守的誓言后，果然一改前非。因为她深知，从此之后，她的言行举止就不再是关乎她一己的未来，也是跟她所爱的人牢牢地拴在一起，她要以自己的行为来配得上她所爱的人。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她尝够了人生大起大落的悲痛。柳湘莲开始时的定情，使三姐喜出望外，不过好景不长，她还没有品味够这幸福的幻境，更谈不上将梦想化为现实，柳湘莲旋即反悔，把她那一点儿可怜的幻想击得粉粹。有人以为，柳湘莲的反悔，首先是出于对贞节观念的重视，是当时一切正人君子的共识，只有贾琏一类的无耻之徒才不把淫荡当回事。问题是当这样的社会把苦命女子逼向生活的绝路时，却只要求女子以死来捍卫她们的贞洁，却允许乃至鼓励放荡的男子迷途知返，美之名曰“浪子回头金不换”，或者如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里所谓的“善补过”，社会的公正又体现在哪里呢？柳湘莲不允许他所爱的女子生活有“污点”，却最终与如此不堪的薛蟠结为朋友，其生活中的洁身自好原则又在哪里？他对宁国府的深深鄙视，扬言不娶三姐，是为了“不做剩王八”，其间或多或少还有着大男子特有的虚荣心在作怪。
柳湘莲是自私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从三姐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她考虑。当三姐把这一深埋在心底的爱情作为她生活的精神寄托时，柳湘莲的拒绝，不止是拒绝爱她，也否决了她对自己的爱、否决了她对生活的爱，这样，她生活下去的勇气从根底上被抽去了。在柳湘莲面前，一贯泼辣的尤三姐竟然无力为自己辩解，因为她不能辨也无可辩。既然她已有了柳湘莲观念中的所谓污点，那么，如果她进一步为自己辩解，除了证明她不肯承认这样的“昭然若揭”的污点，除了证明她不知羞耻，还能证明什么？
尤三姐听到柳湘莲想悔婚，便把两人当初的定情信物——鸳鸯剑还给对方，此时她已决意自尽。
尤三姐是懦弱的。尽管她对着贾珍之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他们败下阵来，但她却击不退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当她以最后的一剑刺向自己时，柳湘莲似乎才明白了她的无辜。但是，与其说她的死表明了她内心坚持的清白，倒不如说是她对生活的彻底的绝望。
二
女性的自杀与自相残杀
与尤三姐的泼辣刚烈相比，尤二姐的性格要柔弱得多、温和得多，然而，在与男子调情时，比如与贾蓉的疯狂打闹，与贾琏的暗送秋波，却是更显示了她的轻浮、她的水性杨花，也显示了贾府淫乱生活中比较缺乏的那种“野味”，而她久惯风月场中的老练，使其对好色之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诱惑。然而，只因为她的性格在基调上是温柔的，为人处世的原则是被动的，所以，她的命运就更多地被别人所安排、所掌握，相比之下，尽管三姐也曾周旋于多个男人中间，但她总能以她的干净利落来超越一切的羁绊，而将自己游离于世界之外。但是，二姐的柔弱、被动却也使她周围积聚起许多怀有各种目的之人，并在她深陷于这一关系网中，既辐射了周围之人的各种心态，也使尤二姐的性格呈现得更为丰富和复杂。
相似于尤三姐的是，二姐的性格在前后两个阶段呈现了不同的面貌。其前后的面貌变化较之三姐甚至是更为彻底。如果说，她与贾琏婚前的行为以风流轻浮为主，那么，其婚后的言谈举止，则把一个传统社会要求于女子的种种美德都包罗殆尽了。将她的不洁过渡为美德的，主要是她的知愧，所谓“我虽标致，却无品行。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不过，作者在描写这种转变时并没有将之简单化，即使在表达她的这种心态时，作者又让我们洞悉了她的内心深处的更隐秘更微妙的复杂性。
她对贾琏的温柔体贴自不必说，即使对下人，也是相当亲切随和。她与兴儿的一番谈话，虽是从一个特殊角度对贾府的重要人物作了观照，但尤二姐不时地笑着插话，将一种拉家常的和谐气氛渲染了出来。
她那么轻易地受凤姐的骗，说明她毫无心机，从本质上还是以善来理解这个世界。她进了贾府，尽管屡屡受到下人的暗气，却反而替他们遮掩，显示了她的一种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愿让他人受责的胸襟。
平儿是最先向凤姐告发她的人，但她并不耿耿于怀，反而把平儿后来对她的照顾铭记在心，既知恩图报，也能体谅他人的苦衷，宽容别人对自己犯下的过错。
也许，因为她在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得嫁一个她认为可以依托终身的男子（这几乎是当时社会所有女子的共同追求），于是，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将她潜在的所有美德都发挥了出来。也许，作者为了使她的死更强烈地引起别人的同情，所以，在写到她后来的言行举止所体现出的美德时，多少带了点夸张。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忽视传统道德的力量在她身上所起到的作用，她是在觉得自己行止有亏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当下之善以竭力弥补昔日之淫。
贾琏背着王熙凤偷娶尤二姐
她的善良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由贾琏的宽容而激发，所谓：“偏这贾琏又说：‘谁人无错，知过必改就好。’故不提以往之淫，只取现今之善。”但是，贾琏的这种宽容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德性的表现而不是有口无心地来暂时讨尤二姐的欢心，我们也难以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他对尤二姐的欢喜似乎也多少有点任何好色男子都有的那种逢场作戏的态度。不然的话，他是不会因为插入的一个小小的秋桐，而将“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
与三姐一样，尤二姐也是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如同柳湘莲曾经点燃起三姐的生的欲望，贾琏也曾引起了二姐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但小说证明了，在那样的时代里，较少有男子堪当这一重任的。当这一切都烟消云散时，她们都失去了生命的动力。那种一度被淡忘的道德上的愧疚又来深深地折磨着尤二姐的心，二姐在病重时与三姐的梦中相见，清楚说明了当时社会把道德败坏的责任强加给女子的一种传统，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传统压力下，犯下了所谓过错的女子在意识深处又是如何的不安与恐惧的。
然而，二姐之死要比三姐之死更为深刻的是，她跌落进的陷阱，是另一个女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幸福而做出的一次有力反击。从爱情本质上的排他性言，王熙凤的反击也有她一定的合理性，正如同我们无法以邢夫人的所谓大度宽容来要求于她一样。问题是，当这一反击对象不是移情别恋的男子而只是另一个苦命的女子时，尤二姐的命运也就把所有女性生命历程的悲剧演绎了出来：在一个男性霸权的古代社会里，女性只能以自相残杀来巩固自己的幸福和地位。泼辣的凤姐会如此，好心意的平儿也会如此。
三
把自己毁灭给男性看的女性
将二尤联系起来考虑的，不仅是两人的共同悲惨的命运，还有他们都采取的自杀这样一种非正常死亡的特殊方式。也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觉得这种处理在全书中所显示的普遍意义。如果在小说创作中，我们一般是把死亡作为其常规的结局的话，那么，在《红楼梦》中，当贾府被呈现到我们面前时，非正常死亡就像这个大宅的投下的长长阴影，似乎一开始就笼罩住人们的心头。从总体看，非正常的死亡（不包括类似于贾母的寿终正寝）大致可以分为相对关联的五个段落。第一段落，先是以陷于情欲的贾瑞做引子、而后是进入核心圈人物秦可卿、再是她的丫环，然后是金哥儿，从秦可卿正式开始，如波纹一样一圈一圈向外荡漾开来，并且又以返回到秦钟之死来做稍稍停顿。而随后，又是金钏儿投井、鲍二媳妇上吊，作为贾宝玉和贾琏的非礼的行为而给女性带来的羞辱，构成死亡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二轮；再其次，就是由贾敬之死引出的尤三姐和尤二姐之死；又其次是司棋和晴雯之死并进一步映射到林黛玉之死；最后，则是元春、鸳鸯等人之死。这其中还包括不时穿插进去的更为外围的如冯渊等人的死。
在太虚幻境，警幻仙子给贾宝玉饮“千红一窟”茶，喝“万艳同杯”酒。
作品中众多人物的非正常死亡曾经引起过评论家的注意，他们也统计出大致死亡的名单，但他们没有进一步探究这种非正常死亡的关键所在。将死亡名单稍作梳理，可以发现，女性的比例远远大于男性（《红楼梦》写到的总人数近六百，男性略多于女性），特别是女性的非正常死亡以自杀居多，即便是因病夭折的秦可卿，据《红楼梦》第五回和脂砚斋透露给我们的信息，作者原本也是将她安排为悬梁自尽的。如果我们再深究下去，我们还可以发现，其自杀的原因，大多跟男性的行为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关于导致二尤自杀的起因，喜新厌旧的好色之徒贾琏自不必说，洁身自好过于看重自身名声而把三姐逼向绝路的柳湘莲也难辞其责，如果说，贾琏的爱缺乏一颗长久的、深层次的心，柳湘莲却是没有最基本的感情以构成爱的基质，《红楼梦》对他用一个“冷”字来概括，可谓一语中的。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中，既有无心的贾琏和无情的柳湘莲，更有贾珍、贾赦之流的无耻以及无胆的潘又安等，事实上，即便是对女性用情最深、用心最多的贾宝玉，也并不能真正保护女性使她们免遭摧残，从而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无奈。
我们看到，面对女性，贾宝玉在许多不同场合表现出作为男性的自惭形秽，这里面不仅仅有对女性特别的敬意，也是作为男性在行为上的愧对女性。这不但是指其他男性那样对待女性的侮辱之和损害之，也有如他自己那样坐视着女性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却无力拯救她们。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人生毁灭给人看的话，那么，《红楼梦》中的许多女性就是把自己毁灭给男人看的，在这种自我毁灭中，她们表明了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当然也是对代表社会权力的男人的深深绝望。从而深化了《红楼梦》“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悲剧性命题。
【作者简介】：
詹丹（1963-），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国红楼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都市文化学和语文教育。著有《阅读教学与文本解读》（2017）《诗性之笔与理性之文》（2019）等。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蓝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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