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生产被大规模应用，汽车、飞机等交通方式越来越普及。人们在享受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效率和便利的同时，也承受着与之相伴相生的声音产品：噪音。在城市声音景观的理论维度，主流的噪音研究几乎全是批判性的，追求“降噪静音”。然而随着声音技术的发展，噪音不再只是“被动挨打”，而是获得了越来越多被主动生产和应用的机会，其特性被利用、转化为武器或信号，以在精准的范围内控制、影响人类行动；在信号传输系统中，噪音所具备的故障与错误意味亦赋予了它独有的信息传递功能。
一、城市声景与原初声景
噪音不是平面的或静止的，作为一种声波，噪音天然地具有空间性，而城市化大大增强了这种空间性的复杂程度，绝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处于多重嘈杂之中。雷蒙德·穆里·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于20世纪下半叶提出的“声音景观”（Soundscape）这一著名理念就根植于此。谢弗的声音景观概念是“声音”（sound）与“风景”（landscape）的合成，这样的合成体现了声音与空间性之间的联系，具体的声音景观如同地理景观，标示了一个地域社区的特征。“不幸的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独特声景已经完全消失或淹没在同质化的、匿名的噪音中，这就是当代城市声景，和其无处不在的基调——交通。”在这一理论视域中，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声景主要由噪音构成，人们对其基本持批判态度，并追求自然界的原初声景（First Soundscape）。主要来源于工业和交通的城市噪音与自然界原有的噪音存在很多不同：城市噪音音色更加刺耳，分贝更大，占据的空间、传播的范围都更加广泛，因此对人的伤害性也更大，让人避之不及。谢弗认为，城市中的人们一边聆听一边耳聋，因此应当强烈抵制这种噪音，回归质朴的乡村声音环境，并对自身进行“洗耳练习”（Ear Cleaning），甚至需要充分为消除噪音而立法。他明确表示：“立法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改变态度和观念的线索，而这些对于正确处理声音的象征意义是重要的。”通过对声音标记、可听区域等学术概念的分析，以及对具体实践中空间理论应用的有效性论证，声音景观理论表明噪音确实可以从听觉上对人类完成地域性的隔离与控制，并在文化研究、政治研究、地理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中被进一步具体化研究。
The Soundscape by R. Murray Schafer (1993)
众多学者立足于谢弗的声音景观理论，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城市噪音研究。《住宅区的声景分析：噪音与人们心灵的评价》通过对某城市声景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噪音空间性研究的优势——环境噪音研究方法。以详细研究某地区儿童的睡眠障碍和学习障碍为起点，基于叙述性访谈和调查，该研究提供了人们对该地区声音环境的评价信息，同时也考虑了影响声音感知的视觉因素并纳入分析，“以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对叙事访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总结了知觉过程中的结构和调节因素。总而言之，本文展示了声景以其多学科的基础和视角可以帮助克服障碍”。《声景研究与社区噪音评估的相关性》结合噪音政策考察了多个部门的环境健康影响评估调查报告，从可持续发展、环境分区、公民参与、保护安静区域的考虑及环境设计等方面，研究新的城市整合策略。该研究认为，声音景观的设计方法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和改善听觉空间与生活的环境，提出感知是人类主体、生产活动和生存环境之间的中介。“声景评价从事的是听觉评价，同时也包括其他感官，以及从美学、地理、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跨越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人类活动模式。”
《整合噪音制图技术的声景方法：英国布莱顿市的个案研究》运用实例对位于英国布莱顿的山谷花园项目进行了研究，通过模拟交通声源和自然声源分析了声压级分布的不同情景，旨在探讨并论证在一个实际的城市再开发项目中，将传统的噪音测绘方法与声景理论相结合的可能性。结果显示，应该减少道路交通噪音，并引入水流或鸟鸣的声音，以构建柔和的声音环境。“在本研究的框架内，使用了噪音图、声音图和声景图将与声音环境及其感知方式有关的不同层次的信息‘三角化’，为未来的规划者和决策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工作程序。”《声景：在后现代社区噪音时代的一种依靠人类感知和专业知识的方法》梳理了过去30年中，以城市社区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制定与进展，指出声景技术非常适合社区噪音政策的完善，并且是一种重要的环境评估方法。“不同数据类型（定性和定量）必须进行比较和组合。通过新确定的参数，将有可能提出一系列可以集成到模型中进行改进的城市声景解决方案和城市规划概念措施。”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城市声景中的噪音研究有助于分析某个区块内居民的人口分布情况、噪音接收情况、个人收入情况乃至族裔和社会地位等，噪音成为了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多个领域间互相对话、彼此印证的桥梁。
二、城市声景中的噪音差异性
城市声景中的噪音表现出复杂的差异性。不同的城市功能区块、甚至同一区块的不同时段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噪音构成。例如在夜间道路、图书馆等地有较大的降噪需求，以营造某种安全感；而在快餐店等地，包含噪音的声音设计则更为复杂，例如刺激人的消费需求等。《瑞典青少年自我报告的耳鸣和噪音敏感性》调查发现，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相比，年轻人受到噪音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在业余活动中，例如迪斯科舞厅的噪音环境。该研究调查了年龄在13至19岁之间的年轻学生的听力相关症状，例如耳鸣和噪音敏感性。结果表明，永久性耳鸣和噪音敏感性的患病率与社会经济水平无显著相关性，但是与年龄的相关性相当大：“年纪较大的学生比年纪较小的学生出现这种症状的情况更普遍。”《过早接触噪音会加速与年龄相关的听力损失：青春虚度的证据》也研究了在噪音引起的人类听力损失情况中与年龄相关的因素，该研究表明，年龄和噪音的相互作用会加剧先前噪音对耳朵的损伤，“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早期的噪音暴露使内耳更容易老化”。《住宅道路交通噪音与青少年一般心理健康：噪音烦恼、邻里质量、身体活动和社会凝聚力的潜在中介作用》考虑到城市中噪音污染和精神障碍的普遍存在，指出长时间暴露于噪音之中可能会间接地导致心理健康问题，使社会凝聚力变弱，并恶性循环式地使心理健康情况更糟。不过，“因果关系却不可能如此建立。进一步的研究是必要的，以扩大我们仍然有限的理解这些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青少年文化中大学生对噪音的态度》结果显示，高校内预防听力损失计划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学生专业的不同。该研究评估了音乐专业学生对噪音的态度，并将其与非音乐专业学生进行比较，指出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相比，音乐专业的学生看待噪音的态度更积极。在此基础上，音乐专业的学生通常对噪音的认识和关注程度更高，并且更有可能减少接触噪音。“由于这些差异，音乐专业的学生可能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对预防听力损失计划做出反应并从中受益。”
三、城市声景中的噪音治理
工业化进程使噪音弥漫在从地面到天空的现代城市空间之中，甚至形成了种种噪音污染，城市声景中噪音的复杂性使其表现为一种多声部的嘈杂，对于噪音污染的测量与治理便也成为改善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1972年美国颁布了《噪音控制法》，“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环境保护局建议白天的噪音水平不超过55分贝……以防止干扰。同样，美国环境保护局建议个人24小时的等效噪声电平不超过70分贝，以防止听力受损”。对城市空间和声音生态系统中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也一直被强调。《城市交通的最大噪音水平》为哥德堡的13条街道进行了噪音测量，指出最大噪音水平的来源是中型卡车，并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治理措施：“具体来说，车辆类型和噪音负荷可以通过引入噪音禁令来限制车辆发出的噪音，当超过一定水平时，不会受到影响的特定街道才被允许使用。”
同时，由于声音技术的不断发展，噪音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能被人耳明确听见和识别的噪音。例如低频噪音，这种噪音普遍存在于现代城市生活空间，由于频率不高，常以似有似无的“嗡嗡声”出现，在现实治理中常常被忽略（如空调外机噪音、部分交通及工厂生产的噪音）。与高频噪音相比，低频噪音对人的影响和危害更潜在和持久，且相对不容易被距离影响。同时，接收者会有一定的个体差异，有些人听起来无所谓，而有些听觉敏感的人就会不适应。此外，声音生态学还关注到，某一城市区域内噪音的频率、音量的改变对于该地区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的密度、生存模式及多样性都可能产生影响。在众多物种中，鸟类尤其依赖自身及同伴的鸣叫声来进行表达与交流，众多生物学研究就立足于此，调查鸟类与环境噪音之间的互动关系。
斯拉贝科恩等人就做过针对大山雀的调查，指出那些会通过发出高频叫声以寻觅配偶的鸟类，在面对汽车、飞机时就存在着被噪音影响的现象，一部分大山雀可以使自身适应城市噪音，另一部分却缺乏这种能力，而在配偶竞争中被淘汰。“我们的发现首次表明，人类改变的环境可能会改变野生鸟类的交流信号……对于这些物种，人为噪音可能会影响繁殖机会，并导致物种密度和多样性下降。”不过在进一步的研究下，另一些有趣的学术成果与上述观点形成了对话。瑞普梅斯特等人在研究黑鸟与环境噪音关系问题的文章中表明，黑鸟受噪音的影响程度恰恰与大山雀相反，“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认黑鸟和大山雀之间的差异是否反映了鸟鸣中噪音相关的声学变化模式”。城市声景中的噪音使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物种的声音环境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各个物种由于自身特点可能会缺乏相应的适应能力，从而出现多样性降低等负面影响，同时影响人与其他物种间的固有平衡关系，这也是听觉生态领域抵制噪音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城市声景中的噪音生产
在一片对城市噪音的批判中，有人发现了被“漏听”的部分：噪音固然可能对人体存在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并非只能有“被消除”这一种命运。依托于声音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包括噪音在内的声音的处理、应用和改造的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口头表达的局限和短暂、人耳接收的感性模糊都被超越，声音研究朝着精确识别和精准投放的方向前进。在此基础上，城市声景中噪音的境遇从被动消除变成了主动生产，噪音可能存在的空间性伤害被转化为工具，用以影响人的行动，在信号系统中也为人类传达了提示性信息。
（一）蓄意的暴力形式：噪音武器
人类没有像拥有眼睑那样拥有“耳睑”，声音“不绝于耳”。噪音通过波的方式充斥于城市生活，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甚至抗拒聆听时，噪音仍然能以或渗透或侵占的强势态度存在着，并对听者产生影响。比起尽可能地分散和消除噪音，噪音的主动生产反其道而行之，将噪音高度凝练，并转化为可以限制人行动或造成伤害的武器。《死亡声学：声音暴力的本体论》探讨了近年来伊拉克战争中噪音、暴力和感官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认为，在极端的社会心理环境下，战时的声音不受其原初意图的束缚，失去了大部分或全部的信息内容。在这些情况下，噪音与暴力本身无法区分。文章借鉴伊拉克平民和美军人员的经验，声称暴力和噪音的本体论具有定向和全向的特征，将受害者、旁观者和暴力行为者包围在一个普遍而嘈杂的声音感知领域中。“新词‘死亡声学（thanatosonics）’指出了一种制度，该制度消除了声音与暴力之间的界限，并利用本体论的相似性使暴力得以公开和扩散。在这种情况下，超音速政权成为全光谱感官战斗的代名词，以及证明或公开宣布自己的那种暴力的实例。因此，暴力的声音层面同时涉及伤害和见证。”在《喧闹但不致命：声学行动和国家支持的暴力》中，该文作者讨论了历史上两起暴力事件，分析其中具有高伤害性但又不致命的噪音攻击武器是如何被使用的。例如2014年8月，美国警方在镇压抗议活动时就使用了“远程声学设备”（Long Range Acoustic Device）。现代的远程声学设备是一种产生高强度定向聚焦声束的声震装置。“远程声学设备有两种模式，传输语音命令和产生一个可扩展到152分贝的威慑音。福格森警方将远程声学设备的威慑音指向抗议者，将该装置作为一种非致命武器……旨在为执法机构提供‘在喊叫和射击之间’的替代方案。”远程声学设备之类的技术可以产生定向的声音，让噪音成为一种声波攻击的武器，从而使受害者失去方向感和行动能力。对噪音的武器化处理正是基于先前对于噪音空间性伤害的研究成果之上，将看似混乱无序的噪音主动转化为武器，并具有明确的对象、精确的打击范围和特殊的使用场景。
（二）有效的信息提示：噪音信号
从工业时代的机械生产到信息时代的算法设计，其目标之一都在于不断提高效率。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规避错误、尽快达到目标是很重要的。因此，噪音常常处于被刻意隐去的状态：“我们的数字媒体文化建立在沟通效率的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模糊或掩盖噪音的来源，因为错误、小故障和缺陷经常被归为偶然事件。”谢弗曾提出过“声音信号”（Sound Signals）这一概念，明确了声音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并传达特定含义。而有学术成果进一步显示，噪音同样具有信息传递的作用。
噪音看似代表了与计划和秩序相违背的错误、故障、中断，但也可以将其转化为一种“信号”，一种对错误的提示。这其实是通过明确地告知“此路不通”，进一步维护了效率。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蜂鸣器和警报器就是噪音的高度凝练，它们利用噪音的特质强烈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使一定范围内的受众行动统一化，且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有着视觉信号难以替代的效果。例如当出现突发事件时，警报器能在第一时间使某个公共空间内的人群受到干扰，同时接收到所处状况不利、需要尽快撤离等信息，这恰恰是噪音信号的特质所决定的。在最广为诟病的城市交通噪音环境中，也一样有需要关注的警笛声。《遮蔽现象对应急车辆警报器噪音的影响》就提出，在实际的交通环境中可能存在警笛声被遮蔽的情况，因此需要研发对于不同噪音进行识别和提取的声音技术，以在降低普通交通噪音的同时并不遮蔽警笛声。
作为信号的噪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噪音信号通常呈现为系统发生错误时不那么“好听”的声音，其刺耳的音色本身就在告诉我们，系统发生了某种错误。在电脑程序运行出现问题、玩电子游戏通关失败时，除了醒目的红色“X”等视觉提示外，总会伴随着噪音。这些有意为之的噪音，承认了看似完美无缺的算法其实仍然处在发展进化之中，预设了可能存在的多个情况，承认了犯错与不完美是常态，并为试错留有余地。“这种对机器不完美、嘈杂、有损本质的提醒，与我们当代数字文化对技术提供秩序的积极信念背道而驰。”
五、结语
在这个喧闹的时代，噪音充斥于城市空间之中。声音景观中的噪音构成，象征着地域、民族、文化、政治之间的对话与共建，噪音在不同的城市区块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同一噪音空间内不同人群的被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静音降噪”是大势所趋，而噪音作为武器的强大杀伤力和作为有效信息的独特作用同样值得深入探索。噪音是一个联系性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它是多义的，是可以并始终需要被解释的。20世纪以来的工业化与全球化浪潮影响广泛，人类与噪音之间看似互相伤害，而梳理相关历史就会发现，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不是两面性而是多面性，对于噪音研究的精细论证有助于强调包括噪音在内的声音有着丰富的学术思考和实践应用的可能性，其研究角度并不囿于听觉感性经验的总结，研究的维度也早已超越文化，而向更为广阔的声音研究之路进发。
声音景观中的噪音研究最具理论价值之处，在于其突出体现了噪音作为主体的“空间感”特质与其“不可见的在场性”，这种空间感表现在多重噪音混合编织成的一道道墙，它将城市无形地分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块，并呈现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文化特点。“不可见的在场性”则体现在声音景观中的噪音研究打破了读图时代人们惯于用双眼感受世界的传统模式，人们被爆炸化的信息充斥双眼，却忘了自己也处于一个无时无刻不被噪音所包围的环境之中。噪音虽不可见，但正是这种“无形”让噪音带给我们的影响更为潜移默化，这或许导致了我们对于噪音能动性的忽视，却也是我们更要重视声音与听觉问题的理由。声音景观理论帮助我们更好地建立对于城市噪音的空间性认识，但单一的批判态度让噪音唯有退出人类生活这一条路；声音技术则更为朴素地识别和运用了噪音，将噪音从被消除的边缘拉回来，以多样的形式影响和改造人类生活，也让噪音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
（原文刊于《上海文化》2021年第4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
王樱子，上海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曾前往比利时根特大学交换访学。研究方向为声音研究和听觉文化，曾发表《何以走向听觉文化——听觉的时空突破与审美主体性讨论》（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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