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中，陕西作家路遥发表于1982年的《人生》显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品之一：在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农民毫无争议地重新沦为“底层”、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越来越成为问题的当下，《人生》在三十多年前所描写的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困境，无疑具有了某种超前性而需要被重新认识；而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底层文学”这样的回归现实的文学思潮的异军突起，如何有效地分析“底层文学”的文学品格，应该说，像《人生》这样的作品又是绕不过去的。
立足于上述问题意识，有关《人生》的讨论就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1970-1980年间的巨大历史转折所开启的“现代性”进程，到底给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带来了什么；在“个人”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人们考虑问题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当下，如何来看待高加林、刘巧珍和黄亚萍各自的人生抉择以及他们之间今天看起来仍然让人纠结的爱情选择；他们最终所获得的悲剧命运，到底是历史的“例外”状态还是无可逃脱的历史必然？
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公/私、知识/劳动、男性/女性等多重关系结构，来检视《人生》如何制造了耐人寻味的历史预言/叙事伦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代言。
路遥《人生》
公领域的溃败与农村知识青年的困境
《人生》的故事是从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被剥夺民办教师资格开始的。在小说一开头，路遥就以不无夸张的“暴风骤雨”渲染了这一剥夺给高加林及其家人带来的巨大震撼：“一道闪电几乎把整个窗户都照亮了，接着，像山崩地陷一般响了一声可怕的炸雷”，“窗纸不时被闪电照亮，暴烈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吼叫着。外面的整个天地似乎都淹没在了一片混乱中”……。在现实主义史诗传统中，“暴风骤雨”通常具有隐喻功能，常常会与改朝换代、风云突变、英雄末路等宏大叙事勾连在一起，而产生崇高、悲壮等美学效应。然而在《人生》中，它却被悄悄地用来铺垫一位普通的农村知识青年失去体面工作后的悲情，其间的落差显然是值得回味的。在这一貌似大材小用的修辞转换中，可以感受到1980年代初期文坛一系列微妙变化：宏大叙事正在被颠覆，普通的甚至是富有争议的“个人”逐渐取代“英雄”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以及叙事者因为偏爱“个人”而导致的叙事立场的暧昧游移。
正是在这样的“暴风骤雨”修辞的烘托下，高加林被剥夺民办教师资格这一事件，作为“人生”故事的起点，就显示出了其有必要被仔细解读的重要性。从表层上看，这是一起典型的权力灰色运行事件。高明楼作为大队支书，让自己不成器的儿子取代有才华的高加林成为民办教师，是明显的以权谋私。在高明楼的行为逻辑中，可以看到其“支书”身份已经变质，除了指向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为我所用”的世俗权力之外，不再承担其本应具备的基层社会的政治引领与组织群众的功能，反倒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新一代“乡霸”的护身符。这一对于“支书”形象的祛魅式改写，可以说，既是与一直潜藏在路遥内心深处的“红卫兵”气质遥相呼应，也是提前预告了1980年代“去政治化”的社会转型即将到来。
路遥
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加林及其家人无权无势，因此尽管对被替代事件充满愤慨却只能忍气吞声。其中，高加林父亲高玉德的激烈反应值得玩味：“你不要理了，连脸也不要了？明楼！你做这事伤天理哩！老天爷总有一天要睁眼呀！”。在他的话语逻辑中，高明楼作为“坏人”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作为基层干部，应该“讲理”却不讲；其二，是作为乡亲街坊，处在“熟人社会”中却不要“脸面”——而“脸面”本是维持乡土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规则。有意思的是，高玉德并没有像当年的小二黑一样，将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到上级部门去“讲理”，而是寄托在“老天爷”上，其间分明流露出了底层弱势群体的无力与无助以及对于官僚关系网络的恐惧、对于基层政府是否有能力主持公道的不信任。这一态度暗示出，建立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基础上的肉弱强食的丛林规则，既取代了传统“熟人社会”运行的道德伦理规范，也取代了新中国企图建立的平等的干群关系，成为1980年代初期农村基层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
进一步分析高加林被剥夺民办教师资格这一事件，可以发现，看似对立的双方，其实也还存在着某种耐人寻味的相通之处。高明楼之所以以权谋私，显然是因为其私领域的“父亲”角色已经远远压倒了公领域的“支书”身份，成为了其考虑问题的首要出发点：“他决不愿意两个儿子都当农民。有个教师儿子，他在门外也体面。再说，三星也从没吃过苦，劳动他受不了，弄不好会成个死二流子！”。而高玉德其实也是站在父亲本位的立场上为高加林叫屈的：“他从小娇生惯养，没受过苦，嫩皮嫩肉的，往后漫长的艰苦劳动怎能熬下去呀！”。无论是支书还是农民，双方在“父亲”角色上是相当一致的——都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没吃过苦”的儿子，都把回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视为不能接受的畏途，都将可以挣“全劳动力工分”、工作又相对轻松的民办教师看作是回乡知识青年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在父亲们的逻辑中，显然，相似的基于好逸恶劳的“自然”人性基础上对“劳动”的恐惧甚至反感，正是构成了他们对子一辈命运大同小异设计的关键所在；然而，他们所没有意料到的是，正是个人利益诉求的集中才会导致社会冲突爆发，进而触发公领域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对这一逻辑的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新中国试图通过劳动来建构被压迫阶级的主体意识、实现底层阶级翻身的努力，显然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应，“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道德和精神优势已经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成为历史”，以弘扬劳动及劳动者的道德优势为核心的“劳动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初期正面临着巨大的认同危机；另一方面，“父亲”、“个人”、“人性”等这些1980年代启蒙意识形态合法性得以建构的“自然性”范畴，也并非没有问题，在1980年代初开始的公领域的溃败过程中，它显然亦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
无论如何，借助于高加林被剥夺民办教师资格事件，时代转折的复杂面向被叙事者一一呈现出来：农村基层社会的权力变异，利益重组所带来的内部分化，劳动意识形态的崩溃，私领域的个人诉求强行楔入公领域……。事实上，高加林作为1980年代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青年，只有与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其所作所为才能被精确地定位与讨论。
可以注意到，面对公领域的溃败，失去民办教师资格的高加林，并没有回到公领域运用公共规则来加以应对，这里，来自懦弱父亲的劝告发挥了作用：“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这一几乎丧失了尊严底线的劝告显然浓缩了数千年来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存智慧，它以维持现世安稳为代价，封闭了弱势群体通往公共领域说理的道路。高加林基于各种考虑勉强听取了父亲的劝告，然而，却并不意味着他全然接受了父辈传递的建立在弱者“认命”逻辑基础上的代际经验，相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以对自己底层“农民”身份的怀疑与否定，开始了子一代对自己命运的独特探索。对此的描写，构成了《人生》中最为精细也最值得分析的部分：健美得完全不同于“农民”的身体：“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满怀骄傲、带有挑衅性的劳动场景，毫不掩饰对体力劳动的敌意和仇恨：“泡拧破了。手上很快出了血，把镢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地干着”；即使在甜蜜的爱情中，也会时时刻刻警惕其中是否暗含着向“农民”身份沦陷的可能：“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从身体到精神，高加林近乎本能地排斥着身上的“农民”符号，这显然可以看作是历史转折期劳动乌托邦崩溃传递到农村知识青年身上一种结果，这种排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却并能仅仅依据这种排斥就简单地对高加林进行批判与否定——如果将这种排斥与高加林所遭受的屈辱以及他又只能默默地舔舐这种屈辱的特殊人生经验联系在一起考察，那么，这一行为就并不能粗暴地上升为“他在如何对待社会分工问题上一贯具有的错误认识”；也不仅仅来自于“与土地、劳动的疏离”的传统社会“精神遗产的馈赠”，更多可以理解为高加林不屈服于历史与现实所给予农民之子只能当农民的规定人生道路的一种反抗：“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当农民永远沦落在社会底层任人鱼肉的时候，当青年一代的农民只能简单复制父辈们的宿命的时候，无论如何，对此的逃离甚至反抗，都是天然具有一种正当性的。
电影《人生》（1984）剧照
正是在此前提下，高加林对精神生活的迷恋以及对自己知识优势的强调，可以看作是子一代在获取了一定的文化资本后，企图反抗/逃离农民既定命运，寻找新的身份/新的命运的努力。作为曾经在地区报上“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的前民办教师，“他已经有了一般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他看来，高明楼和刘立本都不值得尊敬，他们的精神甚至连一些光景不好的庄稼人都不如”。与拥有基层权力的“大能人”高明楼及熟谙挣钱之道的“二能人”刘立本相比，高加林为自己找到的优势来自于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自信，甚至认为知识可以凌驾于权力与经济之上，成为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基于这样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征以此与庸众相区别，成为了他的自觉选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和本省的报纸……当他好多天以后重新进入报纸的世界立刻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忘了个一干二净。……浑身感到一种十分熨贴舒服的疲倦。”对于高加林来说，《人民日报》等这样的现代主流媒介，显然指向了与高家村这样的穷乡僻壤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世界；阅读《人民日报》，因而彷佛就与现实主流社会发生了某种关联，藉此可以想象性地暂时与自己所属的那个艰辛的、琐碎的然而也是平庸无聊的世俗农民世界相决裂。当然，在高加林眼中，知识的功能并不只是停留在虚拟的层面提供虚幻的精神慰籍，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因而拥有“快速回到现实的能力”的他甚至还一手导演了以漂白粉净化井水的“卫生革命”，试图在实践层面上指认出农村/农民的愚昧落后，验证并播撒现代知识的正当性。然而，不幸的是，这场意在建构知识力量的“卫生革命”最终却以高明楼的威权介入才得以顺利收场，高加林却意味深长地在众声喧哗的现场缺席。青年人的幼稚、知识的无力、农村社会积习的顽固、基层权力的畅通无阻等，在此事件中再次暴露无疑。
由此，在被拒斥的农民身份与满怀希冀的知识分子身份之间，如果高加林不想堕入到精神胜利法的泥淖的话，显然，他就必须寻找到新的途径，使得知识有力量面对残酷的利益分化的现实，才能实现凤凰涅磐。血气方刚的高加林由此选择了一条富有争议性的道路：“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知识青年特有的叛逆情绪所呼唤的，恰恰是剥夺了年青人出人头地的强者逻辑。在这里，强大的“个人”显然是强者逻辑的实践主体；“知识--精神”一体化的逻辑成为了高加林建构自我强者形象的理论支持；“离开高家村”作为“生活在别处”的一种具体又模糊的说法，则寄寓了高加林对更阔大的强者生存空间的渴望。“个人”、“精神”、“远方”这些在1980年代风靡一时的充满浪漫的文学气息的范畴，由此成就了高加林对自我如何成为强者的基本路径想象；如何比强者更强从而取代强者的位置，成为了高加林全部奋斗的动力源泉。
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中，才能理解高加林在失去民办教师资格后真正愉快的时刻，不是在收获了巧珍的爱情，也不是与黄亚萍等昔日同窗的久别重逢，而是给远在新疆的当师政委的叔叔写信的时候。事实上，“叔叔”在此时，并不承担多少在家庭秩序内部所赋予的伦理、亲情的功能，而更多代表着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的成功、权力和庇护。正是由于“叔叔”这一远方的神秘力量的及时出现，高加林的命运在小说后半部才得以戏剧性转变——通过不正当地利用叔叔转业后担任地区劳动局长的契机，高加林成功地实现了屌丝逆袭，通过借调到县里成为通讯干事，“成了县城的一员”。
从表面上看，借助这一过程，高加林得以重返了知识青年“应有的”岗位，这似乎是验证了知识的胜利。然而，如果辨析一下，就可以看到，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基层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强者逻辑的统治下，高加林的重返更应视为一种“能人”政治的必然结果——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各路“能人”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组成了新的权力集团，成为了决定社会运转的核心要素。与高明楼（政治）、刘立本（经济）相比，高加林（知识）明显落于下风——尽管他心理上并不愿意承认，因而他不得不寻找并借助于比他们更强大的外援，同时也更深地沦陷于不公正的社会规则。在此过程中，他虽然有过隐隐的不安和自责，但潜意识里，他还是很满足于同样自己终于从被剥夺者转化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从自己人间天上一般的变化中，才具体地体验到了什么叫‘后门’——后门，可真比前门的威力大啊！”。对“后门”从愤怒到认可，这一变化正是各路能人所依傍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投射/复制到弱者身上的结果，也因此，其局限性其实已经被预先规定好了——即使高加林可以成为打败高明楼成为新的强者，但显然，他并没有颠覆高明楼之所以成为高明楼的弱肉强食的规则本身，反倒是验证并延伸了这一规则的无往不胜；也并没有终止公领域的溃败，反倒以自己的同化与沦落使得这一溃败更加不可遏制。正基于这一点，可以说，高加林式的知识青年的叛逆只是停留在形式反抗的层面上，距离真正有力量的抗争性政治还很遥远。因此，有研究者在当时就指出“如果说他觉醒了的追求意识闪烁着时代光芒，那么，他的追求方式则映现了时代的阴影部分。时代画面的明暗调子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从更深层次来看，在高加林的身上，还可以看到知识权力化所导致的知识价值的失落。在这里，知识更多呈现为在“器”意义上的对工具理性的蛰伏，而不是“道”层面上的对德性的坚守。“道”与“器”的分离，揭示了当“知识”在1980年代初期被重新召唤回来参与社会重组的时候所遭遇到的知识伦理上的困境：“知识”与“精神”是否可以如高加林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画上等号；离开了精神指向与道德维度的知识，是否足以与“权力”、“经济”进行博弈而不被其收编；“知识”以及象高加林这样的“知识青年”到底应该在社会变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如果引入高加林曾经担任过的“民办教师”角色作为参照，这一困境将会呈现得更加明显。作为新中国“穷国办大教育”战略的一种实施路径，“民办教师”产生于1950年代国家因公共财政极度困难而发动群众力量集体办学的热潮，“一般从本村知识青年中由群众就地聘请的”，“一般不完全脱离生产，往往是一边劳动，一边教书，半耕半读”。这一安排，显然与现代知识生产体制所要求的职业知识者并不吻合，然而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政党政治普及文化、组织民众、改造农村的理念，并激活了几千年来小农经济所生产出来的耕读一体的乡村社会传统，同时有效解决了大量知识青年的回乡安置问题，探索了知识、青年与农村如何有机结合的新路径。而从民办教师到通讯干事，高加林这一个案正好暗示了农村知识青年人生道路选择在1980年代前后的一个巨大变化——不只是彰显了职业知识生产者的魅惑，使得从体制外走到体制内，成为了农村知识青年毋庸置疑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充分展现了城市的吸纳力，使得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了农村知识青年显示自身成功的唯一砝码。在这一转变中，不仅农村知识青年的自我价值认定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且其在社会与历史中承担的使命也随之蜕变；更为重要，是其背后的知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挥作用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我看来，当高加林默认甚至心安理得地享受不当得利所带来的命运转机的时候，有关农村知识青年在1980年代奋斗的故事其实就已经终结了。至于这一奋斗最终收获的于连式一无所有的悲剧，更多只是政治正确的一种处理罢了。这其中固然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因果报应的道德训诫意味在里面，却也暗示了“能人”俱乐部因利益的世袭化而产生了更为严苛的遴选门槛，甚至连高加林这样有才华且愿意放弃道德底线放手一搏的年轻人也无法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可能路遥自己也未意识到的对未来的洞察力就在于此——他甚至预见到了若干年后在赢者通吃的强大规则下，阶层固化成为不可逆的潮流，而社会的分化终于不可避免。
私领域利益化与性别秩序的重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生》中，像高加林这样的农村知识青年悲剧命运，除了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展示之外，更为主体的部分，却是通过他与刘巧珍、黄亚萍之间的爱情纠葛来加以表现的。早就有研究者注意到：“在路遥的小说中都有一条突出的爱情线索，但是谁也不会将他们看作爱情小说，这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他没有把爱情当作单纯的人生欲望来写，而是尽力挖掘造成各种和谐的与失去和谐的爱情背后特定的社会原因，隐藏在各种人物背后复杂的经济力量。”我所感兴趣的正在于此：如果说高加林的悲剧更多被指认为是一种特定的时代症候的话，那么，它是如何“自然地”转化为“爱情”这样的私人问题并被表征出来的；在这种转化背后，反映出了1980年代怎样的私领域的状况；而“女性”及两性关系，在文本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转折期又到底承担了怎样的文化想象功能呢？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下，农村姑娘巧珍在高加林面前的出现显得很有意思——漂亮但是没有文化，却有着超出于一般农村妇女的精神追求：“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由此出发，巧珍将自己的恋爱憧憬寄托在了知识青年身上：“但她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而高加林显然从形象、气质、技能等方方面面满足了她对于文化人的全部想象：“她爱他的飘洒的风度，漂亮的体型和那处处都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质。她同时也非常喜欢他的那一身本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给报纸上写文章哩！再说，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得干干净净，浑身的香皂味！”，然而，知识青年与农民不同的职业/身份显然限制了她的情感表达，因此高加林被剥夺民办教师资格后，巧珍才感觉到机会来了：“她虽然没文化，但她自己有信心让他爱她。她知道她有一个别的姑娘很难比上的长处：俊”。富有新时期特点的农村爱情故事由此粉墨登场。
很容易在这一故事中发现传统的才子佳人文化的痕迹。显然，在巧珍的意识中，知识（男）与美貌（女）这一决定了传统性别秩序的有问题的交换法则，仍然是其恋爱逻辑的基本出发点；才子落难--佳人相救这样的特定情境，也是其单相思式的恋爱可以浮出历史地表的唯一契机。因而，巧珍的爱情逻辑可以被视为是不平等的传统两性文化的一种直接体现。正是借助于这样的爱情逻辑，“落难”的高加林获得了某种额外的慰籍与补偿——如果说他在公领域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的话，那么显然在私领域，在巧珍面前，他仍然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甚至让人产生仰视心理的高大全式的男性青年。小说由此通过将高加林在现实世界中作为无权无势的知识青年的失败与其在私人领域仍然不可动摇的男性优越感的进行巧妙嫁接，将巧珍推到了卑微的深渊，从而折射出了变动的时代依然不变的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以及巧珍作为农村女性较之于高加林更为弱势的历史位置。
问题在于，为什么新时期的农村姑娘巧珍会如此轻易地认同于原本归属于知识分子传统的才子佳人逻辑？这显然是值得深思的。细细辨析一下可以发现，“没有文化”的巧珍与有文化的高加林其实分享了1980年代初期风靡一时的“知识—精神”一体化逻辑。在巧珍的心目中，“知识”重要性显然毋庸质疑，这其中自然有着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文化的自觉承袭意味在里面，也有着对知识所可能带来的“吃商品粮”的命运转机的艳羡与认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知识的崇拜，正体现了包括巧珍与加林在内的年轻一代农民对自身现实处境的不满以及渴望进行阶层流动的心理。有意味的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对知识的崇拜，正是自己可以区别于一般农民而富有“精神”追求的表现。然而，如此简单地将“知识”与“精神”等同起来，对巧珍而言，又在很大程度上贬斥甚至否定了自己作为“没有文化”的农民所可能拥有“知识”之外的“精神”的可能性，贬斥了“劳动”在劳动阶级生活世界中已经产生的意义，从而自觉地将自己放逐到了既没有经济资本也没有任何文化资本的边缘弱势群体的境遇中。在两个三十年转换的过渡期所出现的这一心理逻辑，显然宣告了前三十年新中国所致力于建构的以底层翻身为核心的“劳动光荣”精神传统的失败，而“知识高于劳动”的逻辑重返历史舞台。
正是在这一脉络中，巧珍对加林的爱慕，也就不是简单地回到了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而更多蕴含了某种意在克服自己农民身份、重构以知识为基础的“精神”合法性的情愫在里面。在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值得细读：当被打回到农民身份的高加林“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当个农民，劳动又不好”时，热恋中的巧珍这样表态：“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这一处理很有意思：在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中，本来类似于高加林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青年，常常被归入“二流子”的行列，然而，在“知识”获得凌驾于“劳动”之上的重要性的情形下，高加林却脱胎换骨而成壮志未酬的失意英雄，获得了巧珍的同情，这一转化显然折射出了1970年代后期在社会主义危机下历史逻辑的巨大变迁。巧珍的表态同样耐人寻味，一方面很容易让人想起新中国通过劳动所形成的妇女解放经验，即，通过让妇女参加主要劳动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从而改造了乡村家庭内部的结构形态与性别秩序；另一方面，如果注意到巧珍是在迁就、讨好高加林的情形下说出上述话语，甚至就是因为“劳动”艰苦，巧珍才抢着干，以便曲折地表达她如何以压抑自己的方式支持了读书人高加林不至于堕入到“劳动”的泥淖的时候，又可以意识到，“劳动”其实只剩下了可以养家糊口的经济价值，而不再有“自豪”等足以让妇女扬眉吐气的意识形态附加值。当“劳动”在巧珍的观念中沦落到这一地步的时候，可以说，巧珍的“劳动好”其实已经失去了与其相匹配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传统的支撑，因而，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变体加入到才子佳人的传统中去。
而巧珍更大的悲剧在于，即使她愿意委曲求全地加入到才子佳人的传统中去，然而，这一知识分子意味十足的传统却未必敞开大门来欢迎她。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巧珍在追求爱情时有着超出于一般农村妇女的主动与勇敢：在高加林面前，她可以不顾羞涩，主动袒露心意；因为爱，她可以在村人诧异的眼光注视下，刷牙刷得“满嘴里冒着血沫子”，也可以不顾父亲的打骂公然与高加林手挽手……显然，巧珍已经在尽力按照“现代知识”的要求重塑自我，以便缩短与知识青年高加林之间的距离；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加林的态度始终有所保留：一开始“在感情上对这个不识字的俊女子很讨厌”；恋爱伊始，又把她想象成是戴着红头巾的俄罗斯姑娘，这一误读恰恰暗示出高加林并没有按照巧珍的本来面目来接受她，而更愿意接受的是自己脑海中的知识所建构出来的镜像；一旦如愿以偿进入了城市，发生在高加林与巧珍之间关于狗毛褥子、猪娃的“叫人感到乏味”的对话，更是让人感觉到双方在知识方面的落差已经成为横亘在两人感情间的巨大障碍。很明显，在加林与巧珍之间，双方的情感强度是有差异的，其根源正在于双方因知识所形成的心理、身份乃至职业的分歧已经超出了双方情感可以调适的范围，更接近于“有意识的阶级对立”；巧珍爱情的失败，因而已经不仅仅是感情本身的问题，而是透露出，作为劳动阶级的妇女，即使她拥有美貌和美德，即使她努力向现代知识靠拢，也已无法完成向上的阶层流动；即使是在本阶级内部，她也因为遭遇到了职业、性别、城乡等一系列桎梏，而将比高加林更深地陷入阶层复制的深渊。
与巧珍相比，高中同学黄亚萍，对高加林而言，显然代表了另一种可能性。亚萍这位北方少有的漂亮南方姑娘不仅“聪明、大方和不俗气”，而且还拥有担任“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的父亲，真正才貌双全，背景深厚，拥有加林所匮乏的方方面面的资源。而且，作为曾经的班长和学习干事，亚萍和加林具有相似的知识背景，某种意义上似乎更符合才子佳人模式的规定性，事实上，高中阶段，两人已互生情愫。然而，亚萍和加林显然并没有沿着才子佳人的模式向前发展，在加林高中毕业回乡后，两人朦胧的感情迅速无疾而终，其原因不言而喻：对高加林而言，如同巧珍总是会在他面前产生自卑感一样，他在亚萍面前也同样有“难以克服的自卑感”，“这不是说他个人比她差，而是指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这些方面而言”；而亚萍也是相当现实和理性：“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很显然，与生俱来的因为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寡所导致的阶层隔阂，一开始就为两者的交往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在此格局中，可以看到：知识、教育作为后天可以指向社会公平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其力量显得相当渺小，并不足以填补出生带来的身份差异及阶层公平问题；而“爱情”尽管总是被不同历史阶段的年轻人赋予了对抗世俗世界的功能，事实上，此时也未能探索出跨越阶层的可能性。
之所以亚萍后来还是会爱上高加林，因而就值得进一步分析。首先可以注意到，高加林的进城，使得原本横亘在两人之间基于身份、空间、职业方面的现实差距已经因为高加林的不当得利而大大缩短，这无疑是亚萍爱火重燃的基础。在此前提下，原本被压抑的建立在“知识”特别是“文学知识”基础上的浪漫主义情愫，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温床得以喷薄而出，适时地给她提供了另外的想象爱情的资源。可以注意到，从一开始对高加林发表的文学作品的关注，到亲自写诗赠予加林，在“官二代”身份以外，亚萍显然还拥有一个文学青年的自我角色指认，这使得她对加林的认识常常出现某种意味深长的误读：“她现在看见加林变得更潇洒了：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 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 索黑尔。”如果与此前加林对于巧珍形象的误读对照起来解读的话，可以发现，两者理解恋人的资源、路径是如此相似——都要通过引入远离现实的文学资源对恋人进行想象性地装饰甚至改造后才能激发爱情之火，有意思的是，这种装饰所依傍的还不是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挪用了前苏联乃至西洋的“现代”文学资源，而且还把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谱系混合在一起，建构出了“混血”的恋人形象。这样的处理当然与路遥自己的文学知识构成有着直接的关联，明显带有脱离本土语境的异质性，分明指认出，以亚萍、加林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尽管拥有传统才子佳人的表象，然而其身上具有异域文学色彩的文学青年气质，其实是与“真实”的现实相隔阂的，也是与凝聚着本土经验的文化传统保持相当距离的；它构成了一种难以纳入到世俗生活中去的他者性，一方面，自然会构成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紧张甚至克服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因此显得不接地气。
以这样的爱情为基础所建构的亚萍的“现代青年”形象，由此也就富有了争议性：“在这个县城里，黄亚萍可以算得上少数几个‘现代青年’之一。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权力干涉她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亲。”与高加林相比，亚萍以类似于鲁迅笔下“子君”的勇气显示了1980年代初期县城青年女性的更为激烈的叛逆性，这种叛逆性既表现为亚萍跨越身份差异的爱情的真实性与主动性，同时也表现为亚萍又如何主动地以相当超前的市场化利益交换法则最终打败了乡村伦理道德，从而攻陷了高加林：“当黄亚萍向他表示了爱情，并准备让他跟她去南京工作的时候，他才把爱情和他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看了”。显然，亚萍的叛逆性同时具有多个面向，既是以我行我素的个人化姿态宣告了对循规蹈矩的父辈爱情生活的否定，却也并不否定父母带来的县城上流人士优裕的物质生活，甚至还会以这样的物质生活来全面改造、赎买高加林，使之迅速地成为了县城中的新潮青年：“给他买了春夏秋冬各式各样的时兴服装，还托人在北京买了一双三接头皮鞋（他还没敢穿）。平时，罐头、糕点、高级牛奶糖、咖啡、可可粉、麦乳精，不断头地给他送来——这些东西连县委书记恐怕也不常吃，她还把自己进口带日历全自动手表给了他；她自己却带他的上海牌表。”既对高加林狂热爱恋，放下身段主动追求，却又恣意任性，在高加林面前以支配者自居：“她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黄亚萍就像烈性酒一样，使他头疼，又能使他陶醉。”
如果仅仅将亚萍的形象放入到“现代”/“传统”这一1980年代以来惯常采用的研究框架中，那么，显然会很容易认同李劼的结论：“黄亚萍实际上和巧珍一样，对高加林怀有真挚的爱。区别在于，她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向高加林提出爱情要求，从而以此摒弃了以牺牲和占有为特色的道德规范。”按照这一逻辑，建立在追求性别平等基础上的“现代女性”魅力，构成了亚萍较之于巧珍更大的优势所在。但如果注意到，亚萍所展现的“现代女性”魅力，更多是得益于作为县城上流阶层的父母的权力荫护，借助于城市特别是城市户口所包含的对于优质物质资源的占有，并超前地利用了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法则，从而才使其不切实际的浪漫文学青年气质最终酝酿而成巧珍所不具备的之于高加林的巨大吸引力，那么，就应该说，这一“现代女性”魅力，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的性别模式，但我们却并不能够简单据此判断这就是进步的——从表面上看，有知识、有权力的城市姑娘黄亚萍是征服了急于通过走捷径来改变自己底层命运的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实际上，这一征服却是间接地褫夺了远远比她弱势的农村劳动妇女巧珍的一切宝贵人生内容，这种以强凌弱的属性，决定了所谓“现代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过程因为顺从了这个社会在时代转折之际所呈现出来的阶层分化的事实，而必然呈现出政治不正确的倾向。在这一脉络中，看似趋向平等的性别政治其实是被镶嵌在不平等的阶级政治的框架中的，并没有构成对这一有问题的历史大趋势的有效质疑和挑战，相反，却是在很大程度上潜在地支持了后者在后三十年中国社会中的合法性。
由此，高加林与巧珍、亚萍之间的爱情纠葛，在我看来，并不只是私人事件，而更应视作是一种社会变迁的寓言。在其中，可以看到，青年人都从改变自己命运的意愿出发，试图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的“别处”的世界，然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利益已经逐渐固化而陷入阶层复制的残酷世界，是“劳动乌托邦”的退场以及“知识—精神”逻辑总是不期然落空的现实悲情，也是他们总是企图通过“爱情”去对抗而事实上又根本无力对抗的世俗生活，因而，作为一代人的写真，《人生》首先反映出了1980年代初期青年群体普遍遭遇到的奋斗悲剧。其次，在他们内部，基于不同的出身、教育、地位、职业、性别等而造成的身份的落差，以及在试图弥合这种落差时所时时浮现的个人化追求，显然也在困扰着他们，使他们无法通过“爱情”或者“性别”或者“阶级”实现对青年共同体的重新想象和建构，因而，无法重新集结为一种可以真正对抗现实的力量而在历史行进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位置。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生》在十七年文学传统之外，重新探索了如何把握农村特别是农村青年的新面向，将农村弱势化、将农村青年底层化、将农村故事悲情化，固然是历史转折期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作家关注“劳动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的自我命名的直接体现：“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不幸，成功与失败，矛盾和冲突，前途和命运，永远应该是作家全神贯注所关注的。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然而，如何在历史的同情的立场之外，为高加林们探寻可能的出路，是否象高加林这样因果报应式地回归农村就足以赎罪，象刘巧珍这样悲天悯人地宽恕一切就可以超脱世俗生活的伤害，抑或象黄亚萍这样得放手时且放手才能获得解脱……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提供了对现实的思考，却没有能力想象并探索通往未来的可能性，因而，它显然是未完成的，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有限度的现实主义。
（刊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董丽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等。先后出版专著4部，主编著作多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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