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 | 《华威先生》：当代视界及其他
原创 倪文尖 斯文在线 2021-05-20 16:00 发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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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华威先生》是现代作家张天翼的代表作之一，对抗战时期某些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倪文尖老师通过对《华威先生》和《包氏父子》两个“互文反题”文本的处理，将“华威先生”的形象引入幽深的传统文化地带进行再考察，有别于一般化的“国民劣根性”讨论，赋予了《华威先生》非同寻常的文本生命力。这篇将近三十年前的旧作对于传统文化的剖析和解读，至今读来依然发人深省。感谢倪老师授权支持“斯文在线”。
提起张天翼，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华威先生》。任何张天翼的选本，《华威先生》作为小说几乎必是首选。显然，此作于抗战初期的特写，虽然规模甚小，但在作家的创作道路上价值却相当牢靠，比起现代小说史上的其他名篇巨制来份量还不轻。我想，这大概是张天翼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据50年代末作者的一次谈话透露，《华威先生》是“一天赶写成了”的(《解放军文艺》1959年第7期)。一天写就了历史的地位，对于作家来说实在算难得的大幸。
《华威先生》连环画，张天翼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
如同《华威先生》始终是张天翼当之无愧的小说代表作，对该作品的看法长期以来也是一贯的，这里主要是指作品的内容层面，即在这么一篇从题目到内文都明显地标示出以勾勒刻画人物为宗旨的特写里，主角“华威先生”是个怎样的形象?——回答是再确定无疑简单不过的：“一个混在抗日文化阵营中的国民党官僚、党棍的形象”(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第328页)。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桩较著名的“公案”：
建国初，《华威先生》入选教材，有学校讲授时，以为华威先生东一个会西一个会，是官僚主义。因此，《中国语文》杂志社特地请教作家以明是非，而张天翼专门复信，肯定了一位(派)的意见，其中说得很清楚，“华威先生是那时国民党反动集团里的家伙，他们力图打进一切群众团体中去‘领导’，以便一面探听和监视；一面设法阻碍群众运动”。该信后以《关于〈华威先生〉》为题公开发表于1952年第10期《中国语文》，从此作为作者意图的明确表白而成为小说主题无可争议的经典解释。
作家本人是“华威先生”传统形象观的始作俑者；而身在当代，掩卷之余是不妨揣摩当时历史背景下作者自我言说的权宜心理的。但我宁可不怀疑张天翼的真诚，尤其是在见到作家以后又一次更具体的回顾材料之后：“抗战初期，我在长沙搞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有三个部，部长都是民主人士，后来国民党要来争领导，要争作部长，当了部长又不干抗日的事，因此斗争很尖锐。那时茅盾同志主编《文艺阵地》要稿子，我有感于此，一天赶写成了这篇《华威先生》，……发表以后，议论纷纷，不少人说是写他，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特儿。像‘华威先生’这种人，当时很多，写作的时候就自己跳了出来”。从中我们应该感到，《华威先生》确实是属于那种与现实贴紧的作品，甚至它的发生是有很实际的生活背景与功利考虑的，同时我们也可注意到，作为一篇急就章，小说家在构思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实现了由事件到人物的题旨转换，触发写作动机的是挺实在的事件，作品令人瞩目的则是虚构的形象。至于此处提及的“议论纷纷”，实乃作家的谦辞，事实上，1938年初《华威先生》发表以后，在社会上、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天翼（1906-1985）
1938年初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运动全面展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抗战，作家们也以感奋的激情“突进了现实生活的密林”，“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一时文坛满是热情外露、歌功颂德的作品，簇拥在一片光明和谐的乐观氛围里。但张天翼一如“左联”时期那般敏锐，别具一副逼视现实底蕴的眼光。抗战是外争国权救亡图存的宏伟事业，而在张天翼看来，又是“五四”以降中华民族启蒙自强根性扬弃的继续工程，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表象，掩饰不了现实生存中诸多的弊端与黑暗，也掩饰不了我们民族性中的毒性疵斑，甚至它们还会有机可趁恶性膨胀。如是这等，在以后的文学中是越发昭揭了。像巴金的《寒夜》终了就严肃地辩说，“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而到了钱锺书笔底便化作了酸辛的讽揄，“这次兵灾(按，指日本侵略所造的灾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没有存在的产业，破坏了许多片面相思的因缘。”(《围城》)但在初时的一派热烈中，《华威先生》不啻横空而来的一瓢冷水浇得许多人顿然释悟：原来，在我们轰轰烈烈的事业中还存在这么些阴暗面这么些各式人等！当然，也令不少人纷纷疑虑不解：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能不能暴露？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知道，这次争议历史地导致了一个直接的成果——40年代暴露讽刺文学的勃兴。所以这篇作者自己写罢“看着不像小说”的简捷文字，却显然是具有极高文学史意义的作品，张天翼以其天才的信笔开创了十来年的文学主潮，“华威先生”成为抗战文学讽刺形象系列的先锋官。滥觞也好，先声亦罢，《华威先生》都不受之有愧，但这只能在喧嚣沉寂时光流逝之后，在当时，沉浮于轩然大波的《华威先生》却真可谓自身难保。
日本方面利用了《华威先生》作为宣传材料，诬蔑我中华抗战事业，谣言“华威先生”乃我们抗日工作者的代表；有人因而认为“暴露黑暗是帮助敌人”的，是“作者对于抗战的悲观主义的流露”(参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383页)……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岁月，《华威先生》降世伊始便摇摇欲坠于意识形态的漩涡之中，这是不难理喻的，因为在一个“政治性”凸现于其他文化属性之上的历史阶段里，读者——在此不妨采取接受美学的观念表达——已经被有形无形地规约，拥有了那么一种与社会时代相符的“期待视野”。所以，即使不从意识形态的大节，从政治立场的高度来裁决，在当时，具体到作品文本的解读也必然地着眼于其现实的政治性。
而事实上，身历其时其境，《华威先生》的文本可是怎么读都读不离“华威先生”那副“尊容”的。他整日来去匆匆这会赶到那会，以至“叮当，叮当，叮当”的黄包车铃成了其存在的证明；忙着到处讲话忙着让各会场的人“照例”等他光临，而讲话不是尽是废话就是千篇一律、逻辑不通的“领导”与“领导中心”；什么都要操纵、垄断，而稍觉“失控”便要“打听，调查”竟至于“颤抖”“打寒噤”——典型的一个官僚形象。更加读得仔细些还会觉着“领导”这个词触目，在短短二三千字里重复数竟达14次之多，有12次是出于华威先生的口中，其中“领导中心”的说法共8次，全是华威先生的“一言堂”；既然言必称“领导(中心)”那么华威先生这个“中心”是如何“领导”的呢，本文中又一言以蔽之：“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所以，诚如我们现在的史书分析国民党集团在抗战时期的本质时所揭示的，华威先生这个官僚的典型之“抗日”，其“表/里”“真/假”的确大有文章，换句话说，华威先生便是“挂着抗日招牌而专事破坏抗日的反动官僚”之典型。由此传统的形象观，顺理成章地，作品的题旨、意义凸现了“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钱谷融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上册》第102页)。
一般认为，“作者—作品—读者”共同构成了文学由发生到接受完成的整个完全的过程系统。时过境迁，对于《华威先生》来说作家与文本仍是历史化了的凝固因子，唯一变化的是读者群，只不过这一变量的衍化虽无形却相当彻底。如果说当年争相激赏《华威先生》的批评家们是因为从中发现了作家直面时代的洞察，那么，现今的接受者对于那个时代简直有些茫然，他们仅仅是从第二手的文字资料中获得理性的了解的，所以要让他们能从小说性的类似(华威先生》的本文中感悟到创作背景的活生生的气息是困难的，甚至会有些不切实际，最多也只有预先把文本的背景语境一同交付给读者，但是这又势必违背了“于本文中读历史”的允诺。在我们看来，早在50年代的那柱“公案”中事情已经露些端倪，东一个会西一个会的“华威先生”就只是被视作官僚主义的代表，而作者蕴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事政治内容却成了接受的盲点。
《华威先生》连环画内页
又是40来年过去了，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华威先生》的文学性无疑更多地取决于读者的理解，譬如，只要尔今的读者愿意，作者张天翼类似“决不能……拿‘华威先生’这号人做‘一面镜子’来检査自己的什么‘性格、作风和毛病’之类”(《关于〈华威先生〉》)的告诫，便是不足为训的。然而，我们并不拟取接受美学之极端，因为有一个办法既能充分解决问题又不失之偏颇，这便是：从惯于仅仅把《华威先生》置于当时抗战初期的历史语境那样一个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换一种角度，把《华威先生》视作张天翼的一篇作品而放到作家个人的整个文本系列这一参照系中去。不难发现，由于“华威先生”置身的语境不一样了，所形成的“互文”关系也不一样了，很自然地，“华威先生”的艺术形象在作家个性化的全部文本的新语境里将必然有其新的色彩。
由此，我们必须返顾一个充分风格化的作家张天翼，他本人的作品以及关于他的定评。读《华威先生》扑面而来的“讽刺”感，事实上远在30年代就屡被批评家如钱杏村等所指陈过(参见《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尤其不易的是，在张天翼成名作《二十一个》发表后半年，李易水(即冯乃超)就在其著名的《新人张天翼的作品》(载1931年9月《北斗》)中准确地暗示，张天翼实乃鲁迅的《阿Q正传》的“模仿者”——这一点后来越来越成为文学史家们的共识，像海外研究者司马长风也认为“无论在文字的简练上，笔法的冷隽上，刻骨的讽刺上，张天翼都较任何仰慕鲁迅风的作家更为近似鲁迅”(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说得更明确：“张天翼在小说中写的最多的，是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庸俗虚伪，以及他们矛盾可笑的心理状态”。即，如果说张天翼是鲁迅风格的忠实传人的话，那么他主要承继的是文化反思的立场、“国民性”批判的态度；如果说张天翼是位讽刺奇才或大家的话，那么他始终把针砭的锋芒直指一切民族性中的“劣根”。
面对作家大量的作品，我们只能择要而议，不妨以其讽刺名作《包氏父子》为证。这部以贫困家庭的子弟包国维就学之“艰难”、失学之“轻易”为叙事线条的小说，显然把叙述重心更多地倾向于父亲形象老包的刻画，通过包氏父子两代人面对共同的现实境遇不同的行为、思维方式的强烈对比，有力地消解了父亲老包克制现在、将空洞的希望寄于子嗣未来的“传统理性”，同时也无情地粉碎了儿子小包在商业文化熏染下、以无端地挥霍现在来幻想性满足的“罗曼谛克”，它们交互因果纽结成紧张的讽刺索链，在“望子成龙”这样一个模式化甚至有些原型意味的叙事表层底下，不断地强化内在张力，最终导致一个重大价值命题在深层涌动欲出，即，传统封建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逐步蜕变的“历史断层”时期内，旧的已然轰毁、新的也即夭折，民族的精神文化基质亟待“脱胎换骨”，实现“创造性转化”。在对《包氏父子》的底蕴获得这样深切的体悟之后，我们或许能够更加逼近张天创造的文本世界，即如分析“包氏父子”的形象，也就不会止于讽刺“望子成龙”心理的经典论说。从更深一个层次来讲，老包无疑是阿Q不死的明证，只不过他要比阿Q“进步”一些，阿Q是说“从前”(“从前老子比你阔多了”等等)，而老包倒也“实在”不少，想的是通过儿子的“未来”，——而在作为传统中国人的老包看来，“儿子”只是他生命的延续，只是他的工具，所以他还有的是“希望。那么老包们希望的又是什么呢？便是小说中儿子小包现在时态的“提前消费”——地位、权势及其所能带来的一切。
彩色故事片《包氏父子》（1983）剧照，谢铁骊执导
《包氏父子》写作后4年，作家张天翼面临了抗战爆发这一新的形势，在某一天灵感忽降，他又写出了《华威先生》。诚如前文所述所录，《华威先生》有其特殊的创作动机与目的，甚至在写作心境上与《包氏父子》时期迥然相异，有了区别于纯粹艺术虚构的实在考虑及实际背景。即便如此，在我们想来，只要《华威先生》是张天翼真诚、认真创作的作品，那么它就必然地带有作家一以贯之的个人化风格标记，尤其是作家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敏感的神经就不能不自然而然无意识甚或潜意识式地流泄于笔端，又何况张天翼早已是位成熟老到的作家，他还有心无心地作了题旨转换，虚构了“华威先生”这一新的艺术形象呢。
“华威先生”作为张天翼创造的新典型，由此不但可以归入抗战文学的形象系列中去，必然地，也足以与作家个人创作的文本体系中所塑造的一系列形象形成充分的“互文”关系。别的不说，即像华威先生与老包，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一个是生活底层的贫民，一个四处开会风头摆足，一个到处借债洋相出尽，但，在其精神实质上、民族根性上又何其相似乃尔！上文说到，老包鲜明地表现了传统国人为了地位、权势在没有地位、权势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情态、心态，他可以“忍辱负重”甚至做奴隶，但内心始终博动着强烈的“权力欲”，那么一旦他获取了地位、权势，他又将是如何一种面目如何一种心理呢？很大程度上，我们不妨说《华威先生》正是《包氏父子》的续篇，因为“华威先生”就提供了一个有权有势者的形象，虽然作品囿于特写的体式所限，没有也不可能对华威先生的深层心理多作开掘揭露，但读者完全不难从华威先生的言行中窥探到他肮脏的内心世界。
先察其言。前文分析华威先生开口闭口“领导”、“领导中心”是其代表党派利益居心叵測的表现，现在稍作角度变换看来，那还对他多有拔高，与其说华威先生满口“领导中心”是要以其一己的不断强调来树立他所属群体、党派的权威，不如说华威先生动辄欲以“领导”自居是要依靠所属群体、党派的势力来为一己的“中心”地位扬威，简言之，华威先生并非为虎作伥，而是狐假虎威。再观其行，太显然了，华威先生这会赶到那会不过是为了招摇过市、炫耀权势罢了，对于这位“权力欲”膨胀的官僚来说，知悉他的权势的人数无疑是与他权势的强大成正比的，所以他在乎会议的量，甚至不惜让黄包车跑得“像闪电一样快”，甚至在文末酒醉之中仍然清醒地记着“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总之“华威先生”是不可救药的了。
那么，这是不是足以见得“国民性”中对于地位、权势的贪婪也无药可救了呢？我们说，穿透《包氏父子》、《华威先生》这两个“互文反题”性质的文本的确还能够发现张天翼的更深刻处，也就是作家没有驻足于“劣根性”批判的立场，而已经追问到历史的幽暗地带展开传统文化的批判了。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伦为基础的文化，“伦者轮也”，即无数的同心圆式的结构成了传统社会的形态，而作为圆心的如一家之长一国之尊(所谓“天子”)就依赖这种伦理的宗法的制度及其观念，实现着人身与精神的双重统治和压迫。如果这种简言之属“官本位”的文化不被彻底清理的话，似乎张天翼很难对于“国民性”的展望能有多么积极，也许这也是作家一再叙述《皮带》、《包氏父子》之类的故事，且在急就章如《华威先生》中还保持其惯性的潜因根源吧。当然，此番新的理解也决没有抹煞作家意图、经典解释之意，这就像接受者也不妨从《包氏父子》文中读出底层生活的艰难，因为说到底“华威先生”是个怎样的形象与这个形象承载的文化内涵并非水火不容，甚至《阿Q正传》的研究史已经表明，当年争论不休的阿Q形象问题或许在文学领域还不啻是个“伪问题”。
（本文选自《欲望的辩证法》，倪文尖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作者简介】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批评与研究，以及文学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著有《欲望的辩证法》，主编或参与编选的有《文人旧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90 年代思想文选》等。参与国家统编本教材等语文课程的顶层设计工作，致力于语文教科书的编撰与革新，主编有《新课标语文学本》《国家课程标准高中实验课本试编本 语文》等。
主编：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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