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海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学术前辈和同行，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重量级人物。将近三十年来，我们交往颇多，相知日深。他在很多方面，都堪为我的良师益友，给过我很多帮助。值此伯海先生八十寿辰和《文集》出版发行之际，谨衷心致以诚挚的祝贺。
本文的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伯海先生的学术贡献；二是这些贡献所显示的意义。
伯海先生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比较好说。《文集》六卷基本上反映了其学术成就的方方面面，不妨就按其编排次序稍作论列。
一是唐诗学的开拓。除自著《唐诗学引论》、《意象艺术与唐诗》等书及大量论文外，主编《唐诗学史稿》及《唐诗书目总录》、《唐诗总集纂要》、《唐诗论评类编》、《唐诗学文献集粹》、《唐诗汇评》等。《唐诗书目总录》以下诸项工作普查了唐诗研究的所有文献，按目录学、诗论学、评点学、史料学要求将其汇总、汰选、编纂成适合今人使用的资料集，历时近三十载，终于建设成规模宏大的“唐诗学书系”。而对唐诗的深广研究，又成为其今后所有研究的厚实基础。
二是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史宏观研究”的提出、国家课题和同名丛书的完成，伯海先生均是发起者和具体领导，其《中国文学史之宏观》即是丛书的带头作品。该书对中国文学史做了高屋建瓴的宏观审视，从本体论高度探究中国文学的体性，认为可将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概括为“杂文学的体制”、“美善相兼的本质”、“言志抒情的内核”、“以复古为通变的发展道路”等七大要素，并以“三个周期、三种力量、三次高潮”来解析古代文学的进程。在论述文学史动因及发展规律时，又提出“三对矛盾”（文艺与生活、感受与表现、承传与选择）和“一串圆圈”（螺旋式演进）的观点。这些富于创新性的概念和研究思路在后来《中国文学史学史》的《总导论》、第一卷《绪论》以及《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导言》为代表的系列文章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开拓了文学史学的学术新天地。
《中国文学史之宏观》，陈伯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三是古文论的现代阐释。这是伯海先生秉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自觉，以极大的热忱和精力投入的一项工作，除多篇论文及《中国诗学史》的《导言》、《总论》外，最重要的是专书《中国诗学之现代观》。这部著作系统地梳理中国诗学的丰富内容，将本来零杂无序的传统诗学言论概括为三大块：情志、境象和言辞体式，构筑了一个从人学本原到审美体性再到文学形态的清晰体系，对许多传统诗学范畴、命题和概念，如情志、感兴、意象、意境、气韵、趣味、妙悟、言意、文质、声律、体式、正变等等，既厘清了它们的本义，梳理了它们的演化脉络，又借助新的文艺理论对它们做了现代阐释，为传统诗学与当代理论架起了一座古今会通的桥梁，为中国诗学的现代化和走向世界做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
伯海先生总结中国诗学的本质，指出了它的生命论特色：“综合各要素以形成的‘意—象—言’诗学系统，实质上便呈现为一种生命机体的构建，这也便是中国诗学的逻辑结构了。由此观之，生命论作为中国诗学的基本取向，是可以成立的。”生命论诗学，这是伯海先生对中国诗学根本性质的判定，也是其诗学思想的核心和精华，里边贯穿了他的哲学思考，后来还就此写成了一部专著（《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其实，他的这个思想早在《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一书中就已鲜明提出并做了初步阐说。同时他也非常深刻地触及了中国诗学的局限。他指出：“应该承认，作为宗法式农业社会文化精神的产物，它（中国诗学）的宗法伦理的人格导向、调和折中的思维方式以及空灵淡远的生命情趣，并不尽合于现时代文明进步的需求，要下一番分解、剥离、转换与重组的改造出新功夫……”。就这样，一方面阐论中国传统诗学的生命论本质，并呼吁弘扬其精髓，一方面指出其由于历史和社会背景而产生的局限，伯海先生的这部著作始终贯穿着科学的辩证思维。虽然伯海先生谦虚地说此书内容“远不足以包罗中国诗学的全部精粹”。但我认为，在试图全面系统阐论中国诗学内容和精神的诸多著作中，伯海先生的这一部是最精当扼要而又准确深刻的佼佼者。伯海先生此书虽未涉及中国文学（诗歌）是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的问题，但当我们开始重审这个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史研究通用范式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试图有所变革的时候，伯海先生这部精准概括并深刻阐发了中国诗学核心内容和内在本质的著作，却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中国诗学之现代观》，陈伯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四是文化史的思考。从文学史的宏观研究，很自然地就会涉入大文化的思考。伯海先生乃顺势而下，著有《中国文化之路》及一系列单篇论文，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比较，特别是文化现状的分析中提出许多深刻而富前瞻性的见解。这可谓是文学史学的自然延伸。通论性的《中国文化之路》之后，伯海先生又在《上海文化通史》和《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集体项目的实践中将这些观点做了具体的引申和发挥。
五是哲学和美学的探索。《回归生命本原》、《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是伯海先生的两部近著，它们以纯理论的形式总结数十年文学研究中的哲学思考，对学科发展提出了启示性意见。对伯海先生个人来说，则是具有理论升华意义的总结性著作。美学是文艺理论的升华，哲学不仅涵盖了美学、文艺理论，还深入到自然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根本之处。伯海先生经多年深思和积累，在写出了多部文学研究著作、年届古稀之际，以一鼓作气、势如破竹的豪勇之概完成并出版了它们，既彰显了他对中西哲学的酷爱和谙熟，更展现了他严密的思辨力、成熟的文字表现力，最重要的是昭示了他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从这两部书，我们不仅领略到伯海先生深邃的思想，清晰的逻辑和流畅的文字，而且更接近了他的心灵，看到了他的高尚人格和孜孜以求真理的勤苦形象。他在书中所阐论的新生命论哲学，不仅是他的哲学观，也是他自己的人生追求，体现了他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终极关怀。他向往“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与人的生命活动的圆成”，指出人应当以自然生命为基础，以实践活动发展充实之，使自然生命上升为自觉生命，再由精神性超越而臻至自由生命和自我圆成。这是他的向往，也是他对学人的期望，然而这难道不正是伯海先生本人一生道路的现身说法和绝佳描述吗？他不就是这样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在不断的自觉实践中锤炼并实现超越，从而不断地走向自由，走向自我圆成吗？在这个过程中，他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同时又注意到主体间性（亦称互主体性）的存在，于是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共通性生命理念提出了“和实生物，刚健有为”的精神高标。我觉得，伯海先生的所有研究活动，所有著作，都是在力行着这八个字，也都可以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和概括。
写到这里，便不能不想到伯海先生学术道路的意义问题，从而顺理成章地转人本文论题的第二个层面。
我觉得伯海先生学术贡献之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志存高远、目光宏阔而以学术为生命，以极其认真的学术实践来锻造自然生命为自觉生命，并努力由此取得自由，实现超越，从而进人生命的自由境界，实现其理想的人生意义，以学术为复兴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服务。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人都渴望达到的境界。
做学问，做古典文学研究，当然需要落实在一个个的具体课题上，这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但在这些具体课题之外，或者说之上，伯海先生还有更深的思考，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对于人类和世界的终极关怀。他在西方甚器尘上的“形而上学终结”声浪中，反复思考探究，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终于忍不住破门而出，从古典文学界涉入哲学领域，喊出“形上之思不死”的呼声。他说：“人有现实关怀，亦有终极关怀。现实关怀所涉及的，多属个体生命密切凭附其中的具体生活环境；而终极关怀的指向则常要归之于世界的整体，宇宙生命和人类生命的本原。”他指出“回归生命本原，在回归中达成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以开启自由解放的生命新境界，实乃体现当今时代人们的终极关爱的必由之路，亦便是对于重建‘形上之思’以至整个哲学思维的可能性问题的一个简要回答了。”他把自己的哲思概括为“以生命理念为核心而以‘天人合一’为其背景构架的新哲学轮廓，姑名之曰‘新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简称‘新生命哲学’）”，然后以一整本书阐释了这种哲学。而这种哲学也就成为伯海先生全部学术成就的贯穿红线。如果说伯海先生的文学研究有什么根本特色，我认为，那就是他的学术与一般的职业性学术、公务性学术不同，还存在着这样一条哲思的红线，一条把对世界的终极关怀与个人的刻苦磨砺、精神提升紧紧结合起来的思想红线。
《回归生命本原》，陈伯海著，
商务印书馆，2012年
在这一点的统帅下，具体的科研工作中，伯海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这里谨提出我以为比较重要的三点。
第一，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跟风随大流，是学术研究工作能够取得卓越成绩的关键，也是一位学者素质高下的重要标志。独立思考首先是一种意识，一种自觉，甚至是一种品质，这里首先有个“敢不敢”的问题；但同时又是一种能力，因而有“善于或不善于”之区别。伯海先生还在上大学时，就敢于也善于独立思考。他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提及当年华东师大和文艺界批判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事情。在当时一面倒的批判声浪中，他作为一个大学生在大会上发言，不是跟着风潮给钱先生上纲上线，而是谈了自己对此命题的理解，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他因此在毕业分配和以后的工作安排中吃了苦头。但他并没有丧失和压抑这一良好的品质，依然保持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凡事、凡问题，都必须过过自己的脑子，问个为什么。在研究工作中不但要弄清“是什么”，还要问个“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读伯海先生的文章，往往能感到其中有新的与众不同的观点，或者提出某个新的问题，或者显示某种新的角度，或者比一般的认识挖掘得更深透、分析得更细致，总之，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东西。
伯海先生敢于并善于对学术问题提出质疑和辩难。比如，在提交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论文《对话、交流、会通》一文（后用作《中国诗学之现代观》的代序）中，批评旅美华裔学者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套用艾布拉姆斯有关艺术四要素的分析，来给中国文学理论进行分类（分六大类），这一尝试并不成功。”他以中国诗学的核心观念“诗言志”为例，指出它既“似乎近于表现论的美学”，但志因物感，“理论坐标显然已由创作主体移向了外在世界”，也就不免跟“西方的模仿论”有了些瓜葛；中国传统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也“绝对没有用‘意图谬误’、‘感受谬误’将主体排斥在外的想法。”而“知人论世”等等理论通过志意相应而沟通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于是，“诗言志”便以“志”为核心将作者、作品、读者、世界组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无法纳入西方文论多元分割、各趋一端的框架。这一分析比刘若愚先生的说法更细腻.也更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此外，伯海先生还列举种种事实论证单向式地以西方文论硬套中国诗学的矛盾扞格，提出应以“视界融合”之法参照互鉴，进行双向交流。
上文谈到过伯海先生对现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宣称的“形而上学终结”有所质疑，也是他善于独立思考的表现。抓住这个问题，伯海先生系统梳理了西方哲学史，在此基础上提出“形上之思”因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将永存且不断新变的观点。“一言以蔽之，便是抛弃实体主义本原观，转向生成论（或曰生命论）的根本理念，即不再考虑以哪个实体充当世界的本根，却要将整个世界的本当如是理解为一个自我生成与自我发展着的无始无终的活动过程，这其实也就是宇宙生命的演化历程。”这些都是他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后得出的结论。
对于西方哲学是如此，对于权威的中国哲学著作也是如此。比如，在谈到新生命哲学的价值观时，他引用冯友兰先生《新原人》关于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大类的说法，认为可以用“天地境界”来喻指超越性精神追求所开启的意义世界，但也指出“冯氏将哲思与宗教信仰位列于此，遗漏了审美，又认为宗教信仰也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天地境界，却比较接近于道德境界，这是未曾注意到神圣道德和世俗道德的区别所致。”这种地方都显示了伯海先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和由这精神所决定的辨析细腻的思维特色。
第二，重视理论。
当代中国学术界条块分割得很厉害，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是几个独立的学科，即所谓二级学科。再下面还有三级学科，比如古典文学之下，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段文学等等，每个人只属于一段文学史，一般较少跨界。在三级学科中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二级学科中了，搞古典文学而兼擅文艺理论者不多，反之亦然。对此，大家都视为当然，习以为常。但伯海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却富于理论色彩，他的学术跨了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两界，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特色。伯海先生在《我的学术人生谈》（刊于吉林《社会科学战线》）中尝自述他入大学后接触到黑格尔、丹纳以至朱光潜等人的著作，并发生极大兴趣，因此在他“内心深处形成偏好理论思辨的情结，终身挥之不去”。又说到自己“对哲思的爱好在青年时期即已养成”，特别是受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影响，使他“醉心于寻求历史表象中潜藏的内在逻辑”。对黑格尔是如此，对长期以来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思想，就学习得更认真了。关键是他既重视哲思和理论，又敢于并勤于独立思考，使他并未囿于某一家哲学，而是融会贯通地形成了他自己一整套的理论思路和思维方式。理论性强，问题意识强，可说是其学术成就的一大标志。
以他的唐诗学研究而言，他是从普查唐诗书籍入手，以编纂史料为工作重点的，但他没有止步于此，先是写出了《唐诗学引论》，从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和唐诗学术史等方面梳理了唐诗固有的传统，而又加以现代意义的阐释，为编纂唐诗学研究书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伯海先生的唐诗学理论是从他的唐诗研究实践中提取出来的，只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论述或鉴赏，努力把实践中得来的理性认识加以逻辑化、系统化，形成了他的理论观点，然后又回过头去成为整套唐诗学书系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使唐诗学资料编纂工作的立意更高，操作更得法，成绩也更突出。而在后续的研究中，伯海先生又写了《意象艺术与唐诗》的著作，将在《引论》中提出的宏观性理论阐发，进一步深化为意象和辞章的微观分析，体现了实践—理论—实践—理论这样一种不断深化的研究进路。从他的许多唐诗研究单篇论文，也往往能够看出他从分析具体问题上升到较高理论层次的努力。伯海先生总是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要深探一步，并在多次反复探究的基础上，构筑起他的理论框架或体系。伯海先生以其实实在在的工作打破了理论的神秘感，打破了理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感和不适感，他的这个体系能够自圆自足，你可以对他有不同意见，你也可以同他商榷或辩论——因为没有一种理论是终极性的或不可讨论乃至证伪的。伯海先生深知这一点，因而才更加执着地思考着追求着，而他所做的这一系列工作，对学术界是富有启示性的。
《唐诗学引论》，陈伯海著，
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伯海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更是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他在《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一书中所提出的“七个要素”、“三个周期”、“三种力量”、“三次高潮”、“三对矛盾”、“一串圆圈”等等，都是他对文学史诸问题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对文学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这些理论走在了当代学术的前沿，引领着相关学术思潮，相信随着学术的发展会日益显示出其更大的意义。
中国文学研究的固有传统是重材料、重考据、重实证而轻思辨、轻理论、轻体系。考据实证能够搞清楚“是什么”，尽可能地还原史实，当然很重要很有价值。但要认识历史的意义，探寻史实表象后面的本质和规律，解答“为何如此”的问题，却还需要思辨和理论分析。在研究工作中，从材料提取观点，促成理论的提升、思想的演进、范式的变革和更新，以带来研究质量的提升，为学术史开启新的篇章，应该说尤为重要。这样一想，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会对理论创造感到迫切，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贡献于世界的理论影响甚小，就不会那么无动于衷。对单个研究者来说，是努力“做一个有思想的学者”；对一个民族来说，则是要摘掉“不善理论思辨”的帽子，改善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这实在是我们民族能否更好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命运攸关的大事情。从这个角度看，伯海先生对理论的努力探索的确是极有意义的，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
简言之，这个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伯海先生承认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价值。现代以来，确实有许多问题已被西方哲人和文学理论家领先思考过，对他们的思维成果自然不能漠视。所以，在研究哲学、美学、文学问题（特别是理论问题）时，伯海先生总是尽可能地弄清西方学者的相关观点和思维路径，尽量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加以探究和讨论。这在他近年所著的两部哲学和美学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清楚。
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绝不人云亦云，不是稗贩和照搬，而是独立思考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最关键的是他能够立足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勇于创造自己的理论，在创造中，眼观世界，心存华夏，既不拒绝拿来，但更重视自身的传统，从概念范畴到系统观点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发掘其真意，与现代观念进行比照，运以“视界融合”之法，深入阐释，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我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学术在世界的影响也将逐步增强，这其中也必然包涵了伯海先生许多理论成果所发出的声音。
第三，系统设计。
对于科研项目的系统设计，源于主持者的系统思维。伯海先生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这既与他对任何问题均能以系统思维省察之，善于找到各问题间的联系，将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新的、视野更开阔、更有学术规模和价值的研究课题（项目）有关，也与他身在科研领导岗位分不开，即他既有系统设计的能力，又有系统设计的需求和付诸实施的可能。这样内外结合，伯海先生在科研任务的设计方面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贡献。
《上海文化通史》、《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特别是《唐诗学书系》，都是他系统设计的产物。由于是系统设计，是系统性的产品，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就比单个的东西要大，当然做起来难度也会大得多。同时，在其生产的过程中动员的人力也要更多，有时甚至是大兵团作战。而随着产品的完成，参与工作的科研人员得到了锻炼，科研队伍的实力也大大加强了。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所谓通过抓科研项目“出产品，出人才”。在伯海先生的工作中是充分体现了的。
《上海文化通史》上下卷，陈伯海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他的这种系统思维也惠及了我们，我个人从中学习、得益尤多。我们最早合作“宏观文学史”的国家课题，伯海先生领衔，把一批学者宏观研究的成果整合起来，出了一套丛书。可以说是对当年文学史宏观研究思潮的具体落实，推动了其时的宏观研究，也给后世的学术史留下了某些可征的信息和资料。后来，我们又合作《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国家课题，伯海先生和上海社科院的同仁负责第一卷，他执笔写了全书总导言，和第一卷绪论，为全书定下了理论基调，也规划了全书的格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仁负责后两卷，当时还在北京工作的我写了全书总结论。从总导言到总结论，贯穿了建设中国文学史学的学术构想。后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继续工作，又完成了《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把文学史学的建设推进了一步，这也与伯海先生的一贯思想和大力支持分不开。
伯海先生搞科研，总是高瞻远瞩，胸罗万象，从鲜明的问题意识出发，以扎实的文献研究为基础，把微观（考据和作品分析）、中观（作家个体群体、文学思潮或断代文学之考察）、宏观（把文学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微观中观时不忘宏观，在宏观时又紧密依据微观中观，所以他的具体研究实践总有明确的理论指导，而他的理论阐述总有丰富可信的研究实践为根基。而且他的研究成果之间，都有内在的深刻联系，能够形成一个严整的思想系统。他的六卷文集，就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系统。唐诗研究和唐诗学的创建是这系统的根基（这根基本身也有层次，资料性的几种是根基之根基，中间是《唐诗学史》和相关论文，再上是理论性的《唐诗学引论》、《意象艺术与唐诗》），把唐诗研究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在它之上是对古文论的现代阐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中国诗学的全部。再之上便是文化研究和文学史学双翼，最后则是美学和哲学两书，是其学术大厦的塔尖。塔尖高高耸立，凌驾其他成就，但它们所放射的强光，却能够照亮伯海先生全部学术成就，照亮构成这座学术大厦的一砖一瓦。伯海先生的学术，就是这样一个系统严密的有机体。这是我对他最钦佩的地方，也是我在内心深处以其为学术楷模的根本理由。
如果细说，伯海先生的学术还有很多可说的东西，我就不一一地罗列了。我所看到和论述到的，我的鄙见浅识，是否符合伯海先生的本意和实际，是否准确充分，都还要请伯海先生批评指正，也要请学界同行和与会专家批评指正。
想说的话很多，最后，再一次衷心祝愿伯海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祝愿伯海先生今后继续带领我们在学术之路上前进！其余就“不一一”了吧。
本文选自《作为理论资源的中国文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二辑）》，胡晓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作者简介】
董乃斌，1942年生于上海。主要学术专长为中国古典文学，著述丰硕。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副所长，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并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