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之器小哉”是《论语·八佾》中的名篇，这句话成为后世评价管仲其人的重要参考。司马迁在评价管仲一生功绩的时候，便引用了孔子的这句话，并将“孔子小之”的判断置于“王霸之辩”的背景中去看待。事实上，《史记》的表述很可能直接受到了董仲舒的影响，后者在《春秋繁露·精华》中对齐桓、管仲这对君臣的评价称：
其后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功未良成，而志已满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谓也。自是日衰，九国叛矣。
这种说法很可能代表了汉代相当一批学者的观点。例如，继董仲舒、司马迁二人之后，《新序•杂说四》记载了刘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认为，孔子之所以有此感叹，源于“盖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则不然，所用大矣”。显然，即便刘向对管仲表达了某种惋惜之情，却也未能超越董仲舒、司马迁二人所开创的史学视野。
管夷吾（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
皇疏所引的孙绰之言与董氏亦相去不远，认为管仲“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观之，得不曰小乎”？唯有到了何晏撰《论语集解》时才明白无误地将“器小”释作“言其器量小也”，这一说法在后世影响甚大。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宋代理学兴起之后。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以带有强烈理学色彩的方式表明，“器小”的根本原因在于管仲“不知圣贤大学之道”，同时朱熹更关注如何将“失礼”一事同管仲不具备天下为公的器量相关联，似乎有意调和《论语》原文同前代注疏之间存在的不协调。在《朱子语类》中，朱熹继续补充了自己的观点：
盖奢而犯礼，便是他里面着不得，见此些小功业，便以为惊天动地，所以肆然犯礼无所忌也。亦缘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设施不过如此。
鉴于程朱理学之后获得了正统的地位，这一解读也得到了众多儒士和经生的响应。可以说，何晏所释的“器量小”同连朱熹所提出的“不知圣贤大学之道”的理解，在后世成了影响最大的两种说法。
但是，所有这些讨论却没有办法在最接近文本的层面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孔子发出“管仲之器小哉”的感慨之后，他的对话者竟会给出一则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且回到这一章的原文来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
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
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整个对话的后半部分都完全合乎日常语言的逻辑规则，问题唯独出现在“管仲之器小哉”同“管仲俭乎”这两句话的接应中。似乎从一个人的“器量狭小”并不能必然推导出“节俭”的疑问。
笔者在此愿意提出一种关于“管仲之器小哉”的新见解。假如还原到先秦时期的语境中，会注意到“器”字最重要也最为常见的义项，指的就是“器物”、“器具”。这就提示我们，“器小”很可能说的是管仲所用器物的形制偏小。众所周知，在周礼文化当中，“名物数度”是判断行礼是否符合礼制的标准之一。于是一个人使用的器物其形制、大小是否符合礼制规范，就成了观察和讨论此人是否“懂礼”、“守礼”的重要依据。有鉴于此，如果将“管仲之器小哉”中的“器”解释为“器物”，则《论语》中的这段话恰恰展现了孔子目睹管仲生前所用器物时的惊讶之情，因为这同孔子心目中那个越礼的管仲形象有所不符。本文就将从文字、辞例、文义等方面试图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述。
一 先秦文献中的“器”与“大器”
从文献材料看，先秦的“器”字辞例较多地遵循了其造字的本意。已知的甲骨文中未见“器”字，金文中的“器”字一如陈梦家先生所言：“‘彝’与‘器’是铜器最大之共名”，同《说文》中所释的“皿也”是一致的。从“器”字的构形來看，《说文》认为“㗊”象器口，“从犬”意为“犬所以守之”，事实上古文字中单个或多个“口”一般也可以象器皿本身，并非“口齿之口”。如古文字中的“鲁”从“鱼”从“口”，下方的“口”形即器皿的象形。从金文看“器”字字形（典型字形见下图），绝大多数从“㗊”，偶尔“器”字也从三“口”（穆公鼎）或从二“口”（仲盘）， 甚至有的时候省去“犬”也是有的（如黄子𦉢）。近年出土的简帛字体也大体延续了金文的字形。因此从字形上看，“器”字古今字体变化不大，属会意字。
因而由文字学角度分析“器”的字形，“器”最原始也最基本的解释无疑就是器物、器皿的统称。需要补充的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曾引用《木部》曰：“有所盛曰器，无所盛曰械。”可见“器”与“械”对称在先秦用语中极为常见， 甚至在一些地方“器”、“械”二字可以混用。
除了从字形结构分析而来的“器”字本意即器皿之总称以外，在先秦文献中的“器”字大约还有以下两种含义：
（1）作为“气”的通假字。如《礼记•乐记》：“然后乐器从之”，同一句话在《史记•乐书》中作“气”。《逸周书•官人解》：“其器宽以柔。”到了《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则作“气”等。其余辞例，不一一列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先秦辞例中却不存在后世那种“大器”/“大气”、“小器”/“小气”这样的用法。
（2）人体脏器、器官，此义多见于医书。
此外，“器”当然还有常见的引申义，特别是当“器”组成“大器”一词时，往往具备了相当明确的引申和比喻意义。先秦时“器”的引申义中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
（1）文献中经常可见用“大器”比喻国家、帝位乃至“天下”，著名的例子有《荀子·王霸》：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
（2）以“器”喻人，“大器”一词往往可以用来形容人的品格，而且这则记载恰好直接同管仲有关，在此有必要对这个义项作进一步的分析。用“大器”喻人的用法见于《管子·小匡》：
施伯谓鲁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将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
惠栋曾引用这句话来解释“管仲之器小哉”。那么《管子·小匡》中的这个“大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比对《国语·齐语》中的类似记载，可以发现，《管子》中的“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国语·齐语》中恰恰表述为“夫管子，天下之才也”。由此可见，“大器”在这里差不多就是对“天下之贤人”的补充和强调。因而此处的“大器”即相当于“大才”，用来比喻有很高才能的人。
那么有没有可能《论语》中的“管仲之器小哉”的“器”，就是此处提到的用来譬喻人之品格的这个意思呢？假设“管仲之器小哉”中的“器”一如《管子》中的“大器”那样指代的也是人的才能，这样一来，非但不能解决前后文义逻辑不连贯的问题，还会带来更多的质疑：毕竟作为“世所谓贤人”，想要否定管仲的才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也很难想象，以一句“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肯定了管仲功业的孔子，竟然在《论语》的另一个地方试图否定管仲的才能。由此可知，“大器”一词在《管子》中出现，只是一个文献上的巧合，即《管子·小匡》中恰好用了“大器”的引申义来称赞管仲的才干。
至此，已知的先秦语料表明，一方面，很难找到将“器”作形容人心胸的那种“器量”来解释的辞例，这便证明了“器量”这个义项的出现当晚于《论语》记载“管仲之器小哉”的时代。另一方面，“器”字在先秦的通假及引申义都很有限，唯一一则与“管仲之器小哉”有着紧密关联的例子见于《管子》，却也无法直接套用到此处作为解释本章的依据。
二 “管仲之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上文中梳理了历代各家注疏对“管仲之器小哉”的理解，罗列和分辨了先秦辞例当中的“器”和“大器”的诸种义项，这样便证明了“器”字所代表的本意就是器物，即人们日常生活中时时与之打交道的器物、器皿，毫无疑问这个本意是先秦乃至今日“器”字最常见的用法。考虑到单个语词的语意总会经历从单纯到复杂的变化历程，何晏将“器小”释作“器量小”，很可能是使用了晚出的引申义来理解“管仲之器小哉”这句话。可是，这一说法缺乏先秦时期辞例的支持。“器”作为容器总称的本意反而可能是《论语》这一章沟通文义的关键所在。笔者愿意为“管仲之器小哉”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笔者以为，“管仲之器小哉”一语体现了孔子在听闻或目睹管仲生前所用器物的形制之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难以抑制的惊讶之情。也就是说，所谓的“管仲之器”指的就是管仲所使用的器物、器具。事实上将“管仲之器”的“器”字训为“器”之本义，在《论语》注疏史上并非无迹可寻。在《法言·先知篇》中，扬雄也曾对“管仲之器小哉”这句话加以阐释和辨析，他的解释值得我们注意：
或曰：“齐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请问大器。”
曰：“大器其犹规矩准绳乎？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
可惜的是，扬雄的观点在《论语》的注疏史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朱熹及其弟子们在谈论管仲时经常引用扬雄，但恐怕朱子师徒仍试图将扬雄的观点糅合进他们自己的理解中，却没有看到扬雄实际上是从“器”字作为器物的本义出发来理解这句话的。扬雄这句话说的是在铸造铜器时，要先依“规矩绳墨”造“范”，稍后扬雄从这一生产活动引申开去，用“造范”这个铸造铜器的步骤譬喻下文所说的“自治”。因为只有在“造范”之后才能铸造大型的青铜器，把“铸器”的步骤稍作引申便是“治人”。在同一本书的《君子篇》，扬雄还提到说：
或曰：“大器故不周于小乎？”
曰：“斯械也，君子不械。”
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采用“合范法”
前文在论述“器”的字义时曾提到“器”、“械”二字可以混用，此处的器、械并举更可以证明这一句中的“大器”说的是形制较大的器物，而且联系上一段引文中明确提到了“铸范”这件事，在此所谓的“大器”很可能特指的是铜器。虽然这里提到的“大器”最终仍落脚于富有哲学意味的引申，可扬雄在回答时仍旧追溯到了“器”的本义，他试图从铸器这一先秦时期相当重要的生产活动出发来探讨何为“大器”，而扬雄的解释最后落实到了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
笔者相信扬雄这一未曾得到充分重视的观点，至少证明就“管仲之器小哉”这句话而言，在汉代曾经存在过与董仲舒等学者截然不同的见解，然而以扬雄之说为代表的那些“异说”终究未能在汉代经学的论争中胜出。但在扬雄的见解中却可能有着相当深刻的洞见，从而可以帮助今人重审“管仲之器小哉”一语在先秦语境中的真实含义。
所以，假如我们延续了扬雄的解经思路，将“管仲之器小哉”中的“器”还原为“器物”这个最基本的含义，那么便可以重新阐释《论语》的“管仲之器小哉”一章：
孔子感叹道：“管仲用的器物可真小啊！”
有人说：“管仲很节俭吗？”
“管氏有三位太太，官事不摄，哪里节俭了！”
“那这是因为管仲他知礼的缘故吗？”
“邦君树塞门，管仲也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仲他算是知礼，那天下还有谁不知礼？！”
器物狭小必然暗示着制作器物的经济耗费不大，如此一来，原文中从孔子的感叹“管仲之器小哉”到后文的疑问“管仲俭乎”，两句对话之间的语言逻辑就显得顺畅多了。甚至，遵从着此处提出的解释，可以看出《论语》中的这条记载或许还是一组寓于某个具体场景的对话。在这一章中，管仲生前遗留下来的器物让孔子感到吃惊，毕竟孔子曾经多次评论过管仲，而且这些评论对管仲的评价并不统一。假如再结合《论语》以外的其他文献对管仲这个人物进行讨论，则更体现出管仲作为历史人物或许有着相当复杂的面目。特别在管仲这个人是否“知礼”、“守礼”的问题上，《论语》中的诸多记载，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特别是《左传》对管仲其人的刻画，都存在着难以统一甚至不乏矛盾的地方。
三 管仲的知礼与失礼
“管仲之器小哉”一语出自《八佾》，显然“管仲之器小哉”一章想要树立管仲为失礼的典型，目的是匡正礼制。从《列子》中类似的指责来看，管仲“不知礼”主要表现在“君淫，亦淫；君奢，亦奢”。既然《论语》和《列子》都对管仲失礼之事有过批评，那么管仲僭越诸侯之礼乃是先秦时期广为人知的事情。但作为一个被先秦诸子津津乐道的话题，管仲是否“失礼”这件事却并不能孤立地看待。事实上在儒家经典内部，对于管仲的评价并不统一，尤其是《左传·僖公十二年》的传当中所描写的管仲，几乎可以算是“礼崩乐坏”时代的守礼表率：
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
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
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
《左传》中对周天子恭敬有礼的管仲，同《论语·八佾》中被斥为“不知礼”的管仲，似乎大有矛盾之处。可见管仲“知礼”与否，在先秦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已经不能达成一致。由此让人想到，在《论语》“管仲之器小哉”这一章中，与孔子交谈的对话者之所以会有“然则管仲知礼乎”一问，恐怕并非只是因为对话中听见孔子列举管仲铺张不俭的缘故。所谓“管仲世所谓贤人”，说明管仲的事迹在春秋时代一度流传甚广，其中自然包括那些表明管仲“知礼”的故事，一如《左传》中记载的那样。无怪乎提问者会想当然地认为管仲“知礼”，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如孔子一样知识渊博，可以准确指出管仲具体有哪些失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的记录可能更加接近于春秋时人对管仲的普遍印象，而这个印象总体说来似乎是比较正面的。
在这个历史语境中，回头来看孔子说的那句“管仲之器小哉”，考虑到这段文字出自《八佾》篇，笔者以为，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这句话，应当把这段对话放在周代礼制的框架中去理解，而礼器的使用规范正是周代礼制中的重要一环。正所谓“器以藏礼”，既然在这一章中所提到的“管仲之器”实际指代管仲生前所使用的器物，那么之所以孔子会感叹其“器小”，绝非是对管仲人格方面的富有深意的评价，而是对其所使用之器物形制的客观判断。
这样一来，“管仲之器小哉”这一章便成了一组带有戏剧性的对话，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想象孔子说这番话时的情态——因为管仲生前所用的器物是如此之小，这让向来了解管仲有越礼之举的孔子感到有些惊讶。毕竟春秋时期对礼制的僭越往往表现为使用比自己身份更高一级的器物，所谓“器皿之度”势必“以大为贵”，也就是倾向于用“大器”而非用“小器”，抑或是使用远超出自身身份的礼仪规格，这些在春秋贵族阶层广泛存在的僭礼行为恰好是《论语·八佾》篇反复言及的主题。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孔子有此感叹：孔子印象中的管仲是一个肆意违礼的人，可这个人使用的器物却与那样一个喜好奢华、僭越礼制的管仲形象颇有出入。
《(天启)滇志》卷八舞佾图局部
那么，孔子有没有可能见到过管仲之器呢？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就证据来看也不是无迹可寻。《左传·僖公十二年》在记载了管仲守礼之余，还记录下了一句“君子之言”：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
其中提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这句话的意思是，管氏作为齐国历史上的功勋卓著的重臣，很有可能在齐国是有世祀之享的，这也就有可能在宗庙中保留着管仲生前使用的器物。先秦时期有祭祀旧臣的习俗，特别是曾经对宗族、诸侯国做出卓越贡献的贤臣良相。事实上桓公曾赐给管仲以城邑，此事史有明文。刘正浩对此事有过考证，他指出：“管仲有赏邑传之子孙……其世为大夫可知。”又说道：
由此观之，管仲不唯世祀于齐，子孙且有蕃盛于鲁、楚者，与君子之言正合。
照此看，作为名动一时的贤人，管仲在死后受到齐人的追祀，甚至将祭祀管仲的器物保留在了宗庙之中，这完全合乎情理，也符合先秦时期祭祀祖先的惯例。不由地让人联想到《论语·八佾》中所记载的“子入太庙，每事问”，这一记载恰好佐证了“管仲之器小哉”一语诞生的语境。照此看，“管仲之器小哉”看似是一句没来由的感叹，却很有可能如实展现了孔子在齐国或管氏宗庙之中的所见所感。
因此“管仲之器小哉”完全没有违背《论语》的编纂规则，谈的正是礼仪和礼制的问题。在现实中管仲之“不知礼”也是别有旁证的，如《礼记·礼器》中提到：
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梲，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
在这里管仲和晏婴是两种失礼的典型，管仲失于“僭上”，晏婴失于“逼下”，二者均用了不适合于自己身份的礼器，反映出这两位齐国的贤相本质都不是严格按照周代礼制行礼的人。之所以此处“违礼”的代表人物都来自齐国，恐怕也非巧合。从春秋时期列国“守礼”与否的情况看，与其邻国鲁国相比，齐国似乎是不那么敬守周礼的诸侯国。故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管子·大匡》亦云：“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管仲的“失礼”却显然是一桩历史公案。不仅《左传·僖公十二年》传中的“君子曰”把管仲赞誉为“让不忘其上”的正面形象，在《战国策·东周策》中也提到：“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意思是说，管仲做出种种违礼的僭越行为，其实是为了掩盖其君齐桓公的僭越失礼。所以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卷四引用毛奇龄《稽求篇》中的说法：
《国策》有宋子罕、齐管仲掩盖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筑台，故子罕以扑筑掩之。齐桓之在女市、女闾之多，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齐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筑台掩之，是遮甲而障乙。
刘宝楠认为毛氏“其说极辨”。这段话的本意是为了阐明“三归”的含义，此处毛奇龄认为，“三归”应当是“三娶”之意，而驳斥了将“三归”解释为“筑台”的说法，因为考虑到齐桓公有着规模庞大的“女市、女闾”，管仲为了掩盖君主的相对做法只可能是迎娶三位太太。但管仲在生活中爱好奢华、铺张恐怕无论如何都是事实，不管他出于何种理由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在《论语》“管仲之器小哉”一章的后半部分，孔子所列举的管仲“树塞门”、“反坫”的例子，正与此处讨论到的“三归”、“镂簋、朱纮”等记载相吻合。
尽管有不少学者试图调和这些记载当中的矛盾之处，笔者还是认为，从根本上说，管仲在《左传·僖公十二年》传文中表现出来的“守礼”与孔子批评管仲的“不知礼”之论未见得构成矛盾。这不仅因为对待同一个历史人物，从不同角度获得的评价很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如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曾一度赞誉管仲的政治作为，也不妨碍我们在《八佾》篇看到孔子指责管仲“不知礼”。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在春秋时期，往往很难凭借几个例子片面地判断一个人是否“遵礼”、“知礼”。
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为了说明管仲“不俭”、“不知礼”列举了三条理由，可这些理由都是管仲日常生活的表现。反观《左传·僖公十二年》的记载，其中呈现的却是管仲觐见周天子时、登于庙堂之时的作为。也就是说，《左传》和《论语》虽说都记载了管仲“知礼”与否的一个或多个侧面，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两个文献所记载的礼仪活动在性质上有着判然的分别：《左传》中的礼仪活动是正式的、王朝级别的典礼，而《论语》评判管仲“知礼”的事实基础却是更为日常的生活仪则。因而作为政治人物，管仲代表齐国前去觐见周天子，在隆重的朝觐和飨燕场合做足礼数，同他在齐国日常燕居时的奢华僭越并不矛盾。这体现出想要评判某个历史人物是否“守礼”、是不是依据礼制规范行事其实非常困难，在这一点上管仲就是个绝好的例子。
结论
本文尝试为《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一章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孔子感叹“管仲之器小哉”这句话出自一段对话，如果遵从以往的注疏，这组对话在逻辑上不合日常语言的规则，从而使得这一章在理解上变得相当迂曲。
很明显理解这一章的关键在于解释“器”字在文句中的含义。笔者搜集、罗列了先秦时期“器”字的诸多义项，证明了先秦时期“器”字最常见的含义就是“器物之统称”的本意，而古代注疏中将“器”解释为“器量”、“识量”，在先秦语料中缺乏相应的证据。在此基础上，笔者指出“管仲之器小哉”中的“器”应该也是“器物”的意思。由于管仲在是否“知礼”的问题上存在诸多非议，并且孔子了解管仲在日常生活中喜好奢靡、频繁僭越礼制，于是这句话正是孔子在目睹或了解管仲器物形制之后所作的感叹。
正所谓“器以藏礼”，春秋时期贵族僭越礼制更倾向于使用“大器”，所以对管仲“越礼”之事了如指掌的孔子才会惊叹于“管仲之器小哉”。与此同时，当我们将“器”解释为“器物”的话，这段话中的对话者接应这一句的“然则管仲俭乎”的疑问，在语义上也变得更为通顺。
鉴于在不同文献中呈现出来的管仲，在是否“守礼”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纷争，最后笔者结合先秦文献中的相关内容，以管仲为例探讨了如何看待先秦时期某个历史人物是否“知礼”的问题。就管仲的例子而言，《左传》中描绘的是管仲觐见周天子时的表现，而《论语》等材料侧重反映管仲在齐国日常生活中的情境，非但两种文献记录、描绘管仲其人的意图不同，它们记录同一人物是否“守礼”的场合和语境也相去甚远。因而要想从不同文献材料中获得某个人物是否“知礼”、“守礼”的判断，不仅要注意文献本身的性质，也需要关注文献所记录的是怎样的礼仪活动。由此也折射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礼制如何践履，或许有着相当复杂的面目。
（本文收录于《古典学研究》第七辑：《〈论语〉中的生死与教化》，
刘小枫主编，林志猛执行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4月。注释参见原文）
【作者简介】
金方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博士，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方向为先秦文献与文学、中希比较研究。参与翻译、校对《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知识与智慧》，曾发表《“某之孙、某之子”——谈周代青铜器铭文中一种特殊的称谓方式》（2019）等。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