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中国古典文学，流变于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佳人”形象，除了通常所谓“才貌双全”之外，也寄托着跨越性别的理想人格，包含着侠义、勇武的品性，乃至独立、自主的现代素质。对“佳人”的认识，有助于破除东方主义式的刻板印象，澄清中国和东亚的传统的女性观，揭示其中固有的、远非现代西方女性/女权主义观念所能涵盖的思想特质。
理想女性是世界文学中永恒的主题。理想女性在英语中常常被称为“beauty”，在汉语中则被称之为“佳人”。1917年新文化运动后，由于“才子佳人小说”遭到批评，“佳人”的意义、价值也被长期低估。然而，近年来对域外汉文学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却为我们重新理解“佳人”提供了新的机遇；英国、日本、韩国等国的汉学家也在中国式佳人的研究上卓有建树。“佳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东亚汉文学，属于世界文学。
一
国际汉学视野下的“佳人”新解
明清小说通常以“佳人”来指称才貌双全的理想女性。若要举出明清小说中的典型的佳人形象，《玉娇梨》《平山冷燕》中的白红玉、卢梦梨、山黛、冷绛雪这四位女性堪称代表。她们大都出身高贵（山黛门第稍低一些），以家中独女为主；她们相貌出众，让众多异性一见钟情；她们多才多艺，诗文水平高超；她们品德高尚，大都严守礼教（除了卢梦梨曾女扮男装去主动追求才子），婚前守身如玉；她们尽管待字闺中，却不愿意被动接受婚配，遇到心仪对象勇于主动追求；她们支持心仪之人去追求功名，等待他们科举高中之后再回来迎娶自己；她们没有嫉妒心，支持一夫多妻，妻妾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样套路化的“佳人”也成为了后世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固定模板，鲜有对这种形象的突破。因此，新文学对才子佳人小说评价很低。
清初刊本《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
（双美奇缘）月光型插画
月光型是木版画插图的一种形式，因画面为圆形而得名
其实，“佳人”的概念并不仅限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也被东亚汉文学所吸收。综观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佳人”概念，可以发现“佳人”并不仅限于指称女性，也可以用来指称男性、自我，乃至一种理想人格。《楚辞》中多有以“佳人”来自称的用法，在“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若椒以自处”等诗句中，“佳人”其实是屈原的自指。后世学人的研究也肯定了这一点。《楚辞》开创了中国文学以女性自比的传统，在域外汉文小说中也有所表现。日本汉文小说《谭海》中有批文曰：“写才子极俏丽，写佳人极潇洒”。通常情况下会说才子潇洒、佳人俏丽，这里却反其道而行之，形成了一种互文性。以才子、佳人为互文，强调的是一种理想人格。这一点在日韩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日本学者大木春基通过对“佳人”原义的考证，认为“佳人”可以引申为作者心目中所仰慕的理想人物。韩国学者崔秀璟也认为：中国文人经常把君王与自我的关系比作是男女关系，因此小说中的才子和佳人其实是文人自我意识的两个方面，才子是自我，佳人也是自我。
韩国学者郑东补（정동보）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以《玉娇梨》《平山冷燕》为代表的才子佳人小说是把女性当作理想男性来写的，这种寄托的背后隐藏着男性作者的白日梦。结合上述实例及东亚汉学者的研究可知，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佳人”既可指理想女性，亦是理想自我的隐喻。
由于“佳人”蕴含着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域外汉文学在使用“佳人”一词的时候，往往带有中国想象的意味。“佳人”可能并不是东亚文人用以指代理想女性的首选，“美人”“玉人”“才女”“女史”等词的使用也很频繁。相较而言，朝鲜文学中“佳人”的使用频率不如中国文学高，除了“佳人”以外，他们还常常使用“玉人”“美人”等词汇来表达相似的含义。朝鲜文人对佳人的定位也更加宽泛，一般指才貌双全的女子，但佳人的才华表现得比中国佳人要更为多元；朝鲜佳人不一定出身高贵，妓女、女剑客、寡妇也同样可以被视为佳人。日语中的佳人一词也来自中国，同样具备才、貌、德这三大属性，但这三个条件并不需要同时具备。在日本汉文小说中，佳人的近义词有“女史”“才女”“美人”等词，有的时候佳人也是对女子的一种尊称。日本的佳人不一定地位很高，她们中极少有大家闺秀，大部分出身低微，以妓女为主，有的时候甚至用来指称妖精。相对于朝鲜半岛，日本汉文小说的佳人表现出较强的本土性。然而，当他们选择使用佳人一词时，表现出的中国文学意蕴深厚，也与中国佳人意象联系最为紧密。
作为一种域外史料，东亚汉文小说可以帮助我们在中国明清小说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国际汉学的视角能够为我们在世界范畴中重新审视中国古典佳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也让佳人呈现出丰富的三重含义：理想女性、理想自我及中国想象。
二
作为理想人格、中国想象的东亚佳人
东亚各国都曾受到儒家文明的影响，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佳人形象也是一种儒生的想象，存在很大的共性：
一是佳人往往指容貌出众的美人。例如，《玉娇梨》（中）形容白红玉“花柳虽妖冶，终含草木形。何如闺里秀，绝色自天生”；《新桥八景佳话》（日）形容小红“脸花含香春霭霭，眉月带霞秋溶溶。髩笼远山云，肌欺高峰雪”；《九云梦》（朝）形容桂蟾月“淑美之容，冶艳之态，真国色也。望之如南海观音，婷婷独在于绘素之中矣。”韩国学者金贞淑（김정숙）在解释佳人一词的时候，更是直接将其对应于英文中的“beauty”，突出佳人的外貌属性。以貌取人曾经是东亚汉文小说的共同倾向，但这一倾向在近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二是佳人通常有很高的才华。尽管东亚各国佳人身上所表现出的才华各不相同，但最为儒生看重的是诗歌才华。最推重佳人诗歌才华的当数中国明清小说，在东亚各国佳人身上也有所表现。中国明清小说中的佳人大多都是作诗高手，以《平山冷燕》中的山黛和冷绛雪最为突出。她们的诗歌才华被世人所公认，上门求诗的公卿贵族络绎不绝；她们举办诗歌大赛，力压天下才子，诗歌也成为她们择婿的途径。日朝汉文小说中的佳人也有不少具备诗才。《九云梦》（朝）中御史之女秦彩凤、司徒之女郑琼贝、兰阳公主都擅长作诗；名妓桂蟾月能够通过诗文来判断儒生水平的高下，预测科举功名；就连侍女贾春云都能作诗。这样具备诗才的佳人在朝鲜汉文小说中是很常见的。日本汉文小说中表现佳人诗才的相对较少，比较突出的要数三木贞一笔下的佳人了。《情天比翼缘》（日）中的莲香玉能作藏头诗；《新桥八景佳话》（日）中的小红熟知中国诗歌及文学典故，被称为“女校书”。相较而言，中国明清小说中表现出的佳人诗歌才华更为突出，而且更为普遍；朝鲜次之，日本更次之。
这一现象反映的不仅是东亚各国女性的汉诗文素养水平，也反映了东亚文人的诗文水平。东亚汉文小说的作者多是儒生，诗文是儒家社会中最为注重、也是儒生最容易表现的才华。由于佳人也承载着他们对理想自我的想象，因此他们往往会将自我的诗文之才投射在佳人身上。中日朝三国佳人的诗文水平与本国文人的汉文水平直接相关。相较于日本，汉诗文在朝鲜文人中更为普及，水平也略胜一筹。明清时期的朝鲜使臣出使日本时，经常批评日本人汉文水平低，写的汉诗“拙朴可笑”“多不成语”“无一可观”，还试图分析日本人写不好汉诗文的原因，归结到“政教有以拘之”和日本“声律全乖，韵语之难”两大原因。在汉文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情况也与之相似。
就具体才华而言，日朝汉文小说中的佳人才华要更为多元。以《九云梦》（朝）为例，男主角杨少游先后爱上八位佳人，有公主、小姐、宫女，也有丫鬟、妓女、女剑客。这些佳人都有一技之长，或擅长诗歌，或善于音律、琵琶，或精于剑术。名妓桂蟾月“非但姿色歌舞独步于天下，古今诗文，无所不能”；另一位名妓狄惊鸿善舞，善射箭；兰阳公主善于吹箫、刺绣，展现了丰富的才华。日本汉文小说中的佳人也往往具有多种才能。如《小悦传》中的艺妓小悦擅长琴瑟、鼓乐、三弦、书画、点茶、插花；《歌川传》中的佳人擅长谐歌、弹奏、书法、品香、插花、点茶；《小春传》中的小春善于吟歌赋诗；《小娟传》中的小娟精通文字、口吟《论语》。对比可知，由于中国明清小说中将佳人的主体设定为大家闺秀，她们的才华主要表现在诗文及琴棋书画上，也更符合礼教对于“淑女”的要求；尽管日朝汉文小说中的佳人才华呈现出带有民族特征的多样性，但东亚儒生最为看重的依然是中国式佳人的诗歌才华，这也是东亚汉文学共同的中国想象。
三是佳人应该有“德”。如果说“才”与“貌”是东亚各国对于佳人的显性要求，“德”则是一种隐性的要求。这种“德”以儒家对女性的要求为主，在各国的具体语境中略有不同。在明清小说中，这种“德”主要表现为佳人婚前守身如玉，婚后贤良淑德、不妒忌，与其他妻妾和睦相处。朝鲜汉文小说对佳人之德的要求，集中表现为对“贞洁”之德的强调；日本汉文小说中强调的佳人之德更多的是一种忠诚、孝顺、善良的美德。东亚各国对佳人之“德”的侧重点虽略有不同，但也寄托了东亚文人的理想人格，是一种对中国儒家道德观念的共同想象。
《九云梦》在多年前被韩国Nexon公司开发成手游
（图片来自网络）
有趣的是，尽管东亚文人喜欢强调佳人之“德”，但他们笔下的佳人身上往往会表现出两面性：她们既有传统的端庄矜持，又有反抗礼教的主动果敢。《玉娇梨》中的佳人卢梦梨本是一位端庄的大家闺秀，却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好姻缘而女扮男装，通过巧妙的方式为自己定下婚事。《九云梦》（朝）中的御史之女秦彩凤也是如此：仅凭一面之交就主动与才子杨少游定下婚约，进宫之后又通过在扇上题诗的方式冒死为自己争取姻缘。《新桥八景佳话》（日）中的名妓小红在情人出国后虽然不得不继续接客，但却通过书信表达自己心中的专一，在爱情中表现得主动果敢。佳人这样的行为本是儒家礼教所不容的，却在东亚汉文小说中屡见不鲜，其实反映了作者自身人格的两面性：他们虽然在表面上要迎合主流的儒家道德，心中却又不满于其对自己身心的束缚，便通过笔下佳人的两面性表现出来，也寄托了自己另外一种理想人格。
东亚汉文小说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女性形象要比男性形象更为突出——尽管作家的本意可能并非如此。《玉娇梨》让读者记住了机智勇敢的佳人白红玉和卢梦梨，连男主角在其映衬下都黯然失色；在《九云梦》（朝）中，虽然作者让八位佳人出场的本意都是为了映衬才子的完美，佳人们的光芒却盖过了才子。在《新桥八景佳话》（日）中，名妓小红果敢的性格也映衬出了男主角梅雪操的懦弱。这不仅来自男作家对于异性具体而深入的观察，更反映了佳人作为理想人格寄托的属性。在东亚汉文小说中，佳人形象是一种文化隐喻，是对自我某种缺失的想象性表现，其中混杂着作家的意识与无意识，本我与超我，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等方面。佳人是理想女性、理想自我，也是东亚文人集体的中国想象。
三
从中国走向世界：佳人的现代性
在中国文学中，佳人一词往往被束缚在“才子佳人”之中，而写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作品被新文学家视为淫滥失真之作，因此佳人便被限定在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范畴之内，很少会有人把佳人与现代性联系起来。然而，国际汉学的视野却为我们理解佳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放眼东亚汉文学，尽管佳人的主体依然是才貌双全且遵从儒家道德的中国式女子，但她们身上却有着勇武、独立、自由等现代女性的特质。
世界近代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也是以欧洲为标准的。近代欧洲不会以亚洲为标准来衡量自己，近代亚洲各国却纷纷以欧洲为标准来衡量自己。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视角被东亚各国所接受。然而，这种一元化视角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掩盖了东亚汉文化圈内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现代学者对佳人的认知和评价就深受其影响。国际汉学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与周边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要求我们打破仅以西方看中国的一元格局，汇入多元化的东方视角。
如果要对比东西方对于佳人看法的差别，首先要了解西方人心目中的佳人，即理想的（中国）女性形象。最熟悉明清中国女性的西方人莫过于传教士了。近代来华传教士作有许多汉文小说，尽管他们的主旨在于宣教，但也会关心教徒的婚姻，在对婚姻对象的要求中，可以管窥他们心中的中国佳人形象。例如，《五更钟》中对基督徒的婚姻作出了这样的要求：
“一、择配必要求一行止端方，热心的耶稣门徒。
二、择配必要求一天然的大脚，日后方能操理
家政，携带儿女，成为完全的内助。
三、择配必要求一知书识字，才智兼全的女子
， 日后方能教育子女。”
1844年阿尔都塞女士创办的宁波女塾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该画描绘了宁波女校日常上课的场景。画作原系中国画家所绘，英国印刷工乔治·巴克斯特（George Baxter）于1847年应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之请，采用彩色印刷工艺复制。
在西方传教士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女性应该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行为端方、热心，能够读书写字，才智兼全，要有天然的大脚。他们看重的是女性的健康、教育、信仰，并不看重外表，这是一种对现代女性的要求。对比儒家文化圈内对东亚佳人的想象，会发现东西方对佳人要求的差异：他们都看重才与德，但西方人所看重的才主要在于能够读书识字，以便能够教育子女，并不强调佳人的诗文才华；“行止端方”指向一种宽泛的道德，但并没有具体到像儒家礼教那样严男女之大防的程度；东方往往强调佳人的外貌，但西方传教士却丝毫没有提到这一点。不以貌取人，是一种现代性。对比近代西方文学名著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如雨果的艾丝美拉达、小仲马的茶花女、勃朗特的简·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可以发现：她们不一定漂亮（如简·爱相貌平平）；她们也不一定擅长诗文，甚至不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如艾丝美拉达）；她们的道德感不一定很强烈，甚至可以为爱私奔（如安娜）；但她们敢爱敢恨，有一种独立、自由、勇敢的气质，这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所致力于塑造的新女性气质。
明清时期，东亚汉文小说中的中国式佳人尽管在表面上维持着循规蹈矩的淑女形象，但她们身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特质。这些特质在久熟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心中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海外汉学家陌生化的视角下却与众不同。
（一）女扮男装的隐喻
中国明清小说中的佳人经常会女扮男装，这在中国司空见惯，却引起了海外汉学家的兴趣。早在1918年，英国人甘霖(G.T.Candlin)就曾发表过自己对中国小说中女扮男装现象的看法：“一个年轻男子已经订婚了，但是很奇怪的是，有一个年轻女子女扮男装并且用自己的理由向他求婚。他诚实地告诉了她自己已经有了婚约，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年轻女子一定会很失望。决不，她欣然表示自己愿意做她的二房，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多多少少降低了她的尊严。”这段话来自于甘霖在北京语言学校为传教士做的一次演讲。很明显这一情节来自于《玉娇梨》，卢梦梨女扮男装，只为与自己的意中人苏友白相见并托付终身。然而这一情节在西方读者看来是极为罕见而且不可思议的。
中国小说中的女扮男装也引起了日本汉学家的注意。早稻田大学的冈崎由美教授曾专门研究过这种现象。1989年，她在其论文《神童の戀》中指出男装的佳人往往是双美缘的积极推进者，如《玉娇梨》中的卢梦梨，《人间乐》中的居掌珠/居宜男，《春柳莺》中的毕临莺/钱公子，《宛如约》中的赵如子/赵白，《麟儿报》中的幸昭华/幸云路等。她们女扮男装的理由只有两个，一是为了婚恋（因为以女子身份不能与男子公开见面），一是为了科举（因为女人不能参加）。她们在女扮男装的时候，也往往会使用一个男性的假名。女扮男装的行为在日本是极为少见的，他们更多是将其视为一种中国传说。例如，日本汉文小说《泷本传》中的名妓泷本与攘夷志士岩谷生情投意合，泷本也想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参加起义。岩谷生向她介绍了中国女子花木兰女扮男装的故事，也希望泷本加入，但认为自己的同伴可能不会赞同。可见在日本文化中没有女扮男装这样的传统，因为她们并不像中国和朝鲜的女性那样受到严格的礼教规范。
女扮男装的情节不仅为中国明清小说所钟爱，在朝鲜汉文小说中也屡见不鲜。《九云梦》中的名妓狄惊鸿扮成男子，只为与爱慕之人相见；《六美堂记》中的白云英也是通过女扮男装大破敌军，救出心上人。女扮男装情节在中国、朝鲜小说中的流行，恰恰说明了两国女性对礼教约束的抗争。儒家礼教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宋明理学之末流也极度强调严男女之大防，主张“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明清时期的中国、朝鲜都以朱子学为统治学说，两国小说中常见的女扮男装情节便是对女性压抑的一种反抗；日本虽然也有朱子学，但并没有中朝两国如此大的影响力，佳人也无需通过女扮男装来实现她们生为女性不能实现的愿望。
海外汉学家用陌生化的视角为我们在中国明清小说中重新发现了“女扮男装”这一行为的独特性，有待中国学者对此作出更为深入的解读。女扮男装现象的产生来自于儒家礼教观念的压迫。生活在种种束缚和压迫之下，极度不自由的东亚佳人无法通过自己真实的性别、名字实现愿望，唯有通过换装、伪名才能在一定程度下实现自由。尽管“女扮男装”的现象在西方人看来是可笑的，在日本人看来是较为新奇的；但在中、朝两国，这一不符合礼教的行为却能够在民间广受欢迎，反映的是在儒家礼教制度下女性勇敢抗争命运，争取独立自由的共同心声，也是一种东亚佳人的现代性。
电影《花木兰》海报，2020年（图片来自网络）
（二）佳人之勇武
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典型佳人通常不具备武艺，女侠通常不会被视为佳人。不过，域外汉文学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类女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明清小说中女侠的形象并不少见。《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就是一个塑造得非常成功的女侠，她武艺高强，襟怀磊落，救男主角于水火之中。十三妹并不是孤例，《岑太君传》中的“明楚藩郡主”岑太君、《刘淑英传》中的明末女将刘淑英，《聊斋志异》中的侠女等都是女中豪杰，呈现了一系列勇武的中国女性形象。
日朝汉文小说中，也经常会出现武艺高强的佳人。日朝作家经常将这些女侠与具有诗文才华的传统中国式佳人等而视之，塑造了一系列勇武的佳人形象。例如，朝鲜汉文小说《九云梦》中的沈袅烟是一位剑术神妙的女刺客；《玉楼梦》中名妓江南红文武双全，甚至因为赫赫战功而取得了侯爵之封。日本文化中本来就有很深的武士传统，勇武的佳人形象在日本文学中也屡见不鲜。例如，《礼甫》中的佳人就说自己自幼学武艺，能翻高墙。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学中佳人的勇武特性愈发彰显，过去以淑女为特色的佳人也开始呈现出勇武的特征。明治维新以前，与“佳人”共现的词主要是带有明显中国色彩的“才子”；明治维新以后，“才子”却逐渐让位于带有强烈勇武意味的“志士”“壮士”“豪士”“英雄”等身份的男子，可见佳人的勇武也是时代的号召。
日本近代的佳人形象带有很强的现代色彩，佳人概念也被日文小说乃至翻译小说所吸收。明治维新后，佳人这一中国色彩强烈的概念不仅被用于指向日本优秀女性，也被用于指向西方小说中的优秀女性，尤其是革命女性。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小说中，有的佳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利用自己的美色接近王公，将其诛杀（《英雄之世路:革命余闻图书》）；有的佳人有自己的外交手段，半夜擒拿英雄（《埃及艳后:泰西艳史》）；有的佳人还会结社，积极参与政治（《芳园之嫩芽》）。在众多日本小说所塑造的新式佳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佳人奇遇》中的两位西方佳人了。她们美貌风雅，胸怀大志，一位来自西班牙，一位来自爱尔兰，都为追求国家独立而四处漂泊，对世界局势、人类历史有很深的感悟。她们并不像传统的中国式佳人那样注重爱情，而是始终把革命放在第一位。她们愿为革命献出自己的身体，也为革命而斩断儿女情长。她们关心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主张救国救民，振兴家国。《佳人奇遇》中的西方佳人寄托了日本明治维新志士心中的理想人格，被梁启超译为中文后，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序幕，也反哺了中国文学。周作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中国的新文学所遵循的途径，全是和日本相同的，日本明治初期的小说，如《经国美谈》与《佳人奇遇》等，中文翻译过来，或为中国近代文学的源流”。的确，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系列革命加恋爱主题的小说，与《佳人奇遇》具有一定的关联。
日朝小说中的勇武型佳人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明清小说中的佳人形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日朝汉文学中都将女侠视之为佳人，日本文学把女英雄、女革命家等典型的现代女性都纳入了佳人的范畴。中国文学也可以重新审视女侠与现代女性之间的关系，传统女侠与现代女革命家之间其实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差距，她们身上的勇武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三）独立性、自主性
尽管明清小说中的佳人总是给人留下循规蹈矩的刻板印象，但海外汉学家却从她们身上看到了独立性、自主性。英国人李思达（Alfred Lister）对《玉娇梨》情有独钟，称赞这部小说中的佳人白红玉“擅长中国文学，心系女权，是个甜美的女学士，成绩一流，让学院里的年轻人自愧不如。”在李思达眼中，红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淑女，她身上有许多西方人所欣赏的现代女性特征：她成绩优异，超过很多男学生；之所以说她心系女权，可能是因为小说中写到由于母亲早逝，家中事务都由她来处理，也常常为父亲官场之事出谋划策。有一次她父亲与同僚一起喝酒作诗时因为醉酒一时词穷，红玉便暗中代父亲作诗，赢得了父亲友人的交口赞誉。
正如李思达所言，明清小说中确有不少佳人身上具备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例如，《玉娇梨》中的两位佳人在婚前都偷窥过自己的未婚夫，心中满意之后才去主动追求；倒是男主角在婚前从未见过他的未婚妻，全是凭他人描述来想象；《好逑传》中的佳人水冰心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子，她“临事作为，却又有才有胆，赛过须眉男子”，她偶遇一名落难的男子，明知道救他会让自己名誉受损，却依然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养病。这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被视为伤风败俗、惊世骇俗的行为。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她都始终保持着坚定、独立的人格。这样独立自主的佳人，在明清小说中并不罕见。
日朝汉文小说中的佳人也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例如，朝鲜汉文小说《九云梦》中的御史之女秦彩凤仅仅见过杨少游一面就自作主张、主动求婚，足见她性格的独立自主；名妓狄惊鸿为了“托身于奇男”而“自卖于娼家”；她厌倦了燕王，便女扮男装逃出燕王府邸，来到心仪之人杨少游身边；如果她有朝一日厌倦了杨少游，也可以随时离去。这些都是朝鲜汉文小说中相对独立、自主的佳人形象，但并非主流。相对而言，日本佳人受到的礼教束缚较少，也显得更为独立。例如，《新桥八景佳话》中的小红虽身为妓女，却已经表现出现代女性的觉醒，不再受制于人，在男女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情天比翼缘》中的香玉也是如此，她自荐枕席，与心上人私定终身；家中要给她定亲，她愿以死反抗，与情人私奔。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小说中佳人的独立自主性又更上了一个台阶。
独立性、自主性是现代女性的主要标志。综观东亚汉文小说可以发现，东亚佳人身上虽有独立性，但面临着共同的礼教规约：佳人身份越高贵，受到的礼教束缚就越多，影响了她们的独立自主。例如，朝鲜小说《九云梦》中身份最为高贵的兰阳公主和司徒之女郑琼贝反而最不自由，自主性表现得最差。中国明清小说中的佳人虽然表现出一定的独立自主性，但这种自由空间也是相当有限的。日本社会受礼教的束缚最小，佳人的独立自主性在东亚三国中本来就强，在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思想影响下更是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
四
结论
在国际汉学的视野下，传统的中国古典佳人摆脱了才子佳人小说中千篇一律的形象束缚，从中国走向东亚，成为了世界文学中极有代表性的一类女性形象。多重视野的交汇，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佳人。
从西方看东方、看中国，我们既可以看到东亚汉文学中佳人的相似性：她们身上都带有儒家文化的浓厚印记，具备才、貌、德这三大共同特征；在西方强势介入东亚的近代，也可以看到东亚佳人在历史巨变中的转型。她们身上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旧中之新：以女扮男装、侠义勇武的方式在抵抗着种种不合理的制度与规范，她们独立而自主，具备了现代女性的某些重要特质。
从东亚看中国，可以看到中国佳人的独特性：她们的存在不仅寄托了中国儒生对于理想女性的希望，也寄托了男性文人的理想人格。他们通过“佳人”形象的塑造来表现另外一个自我，而他们的人生往往与科举、仕进密切相连，因此中国佳人也被文人化：她们具备很高的诗文素养，寄托了他们在科场上鱼跃龙门的期望；她们出身高贵，寄托了他们对高官厚禄的向往。作为理想女性，中国佳人形象必须符合明清主流话语体系下的伦理和思想规约，服从于男性的权威，严守礼教；作为理想自我，中国佳人却又承载了男性文人在自我性别、身份局限下不能实现的向往，呈现出勇敢、独立、自主的精神，表现出一定的反抗性。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佳人身上往往表现出自相矛盾的双重性。
从中国看东亚，可以看到东亚佳人的同中之异：东亚汉文学中的核心佳人形象是中国式佳人，是一种中国想象；在外国作家的笔下，却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时代、地域特色。中国佳人以诗文才华为主，日朝佳人的才华却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中国佳人多为官宦人家未出阁的大家闺秀，日朝佳人却大部分出身低微，妓女、女侠、侍女、寡妇等都可以被视为佳人；女扮男装的佳人在中朝很常见，在日本却极为罕见；中朝佳人都极为看重贞洁，日本佳人的贞洁观却相对淡薄；中朝佳人很少有嫉妒心，几乎都能够接受一夫多妻制度，日本佳人却更多地表现出对专一爱情的向往。中日朝三国的佳人之所以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与三国的社会体制、对儒家思想的接受程度密切相关。
在这种种有趣的想象之中，佳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东亚，属于世界；不仅属于传统，也属于现代。
小小的一个佳人，却从中国流动到了东亚各国。它既是中国与东亚文学联系的桥梁，也见证了明清中国对日本、朝鲜的影响；现代海外汉学家对佳人的研究又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这一意义下，佳人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单向的输出，更是一种文化双向乃至多向互动的代表。佳人在东亚的“旅行”，让我们得以重新评估明清中国文学在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与价值，也显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全球性意义。
原载《上海文化》2021年第6期
注释参见原文
【作者简介】
狄霞晨，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曾在台湾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访问学习。主持国家社科等各类课题数项，出版有合著《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新文学的先驱》，译著《世界的故事》等。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