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到伦敦，再返回上海的“归来者”，华丽的词藻、繁复的长句与巴洛克式描写，欲望与糜烂、奇崛与丑怪并存的上海都市空间……《无所动心》作为王宏图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俨然继承了其之前几部作品的书写特色，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作者本人过去的创作风格。当然，《无所动心》也呈现出相当多的独特与不同。
《无所动心》，王宏图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22年
一、“人过中年”与都市欲念衰退
张生曾敏锐指出，王宏图“小说的主人公似乎都有某种相近的背景和气质。无论是《衣锦还乡》中的宁德、《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中的艾珉，还是《别了，日耳曼尼亚》中的钱重华，都是家境富裕，有着强势的父母，性格上善良、敏感却又软弱、犹疑，彷徨于人生道路，缺少行动力”。陈晓明将王宏图小说中的这一人物类型概括为“世家子弟”，我也曾分析过在这种“强父弱子”的家族结构关系之下，王宏图小说所展开的“颓败型家庭叙事”与“忧郁”人格书写。但《无所动心》中的主人公徐生白则不同，小说一开篇就明确交代他已经“五十挂零”，身为知名作家，年迈的父母主要由妹妹郁雯负责照顾，自己丧偶再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且和亡故的原配有着一个业已成年的女儿。
乍看之下，徐生白从生理年纪、社会地位到家庭关系等方方面面与王宏图之前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迥然不同，但其中又有着深层的延续性和关联性。如果我们可以用本雅明所说的“忧郁”人格来概括其此前笔下年纪尚轻的主人公们，那么《无所动心》中的徐生白则由于其自身社会经验的积累和事业上的功成名就（作为知名作家）而显得不那么“忧郁”，但其人格类型与精神气质仍然可以用本雅明意义上的“土星气质”来加以进一步理解。在苏珊·桑塔格看来，“土星气质”是本雅明将传统星相学进行现代理论“再解读”的一次精彩尝试，即本雅明借助这一理论指称成功捕捉到了一种现代都市人格的主体特征。一方面，如本雅明所言，“我是在土星照临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滞的行星”“土星的影响使人变得‘漠然、犹豫、迟钝’”。而小说《无所动心》中主人公徐生白一出场就表现出对快节奏生活的高度不适感——“恍惚间他觉得自己成了一枚高速旋转的陀螺，完全失控了”“旅行在外，不时有意想不到的新鲜体验；短暂的亢奋过后便是绵长、若断多连的疲累”。另一方面，“土星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忠实”。徐生白在小说中确也有不少段情感经历，比如丧偶后再娶的贾欣怡、婚外偷情的庄梦晴、抗癌过程中遭遇的陈玫君、在意大利迷恋上的刘娅琳……借用一下王宏图在分析路内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时的一个有趣提法，徐生白自己似乎也算得上是一名中年“暖渣”，而小说《无所动心》则可以视为其多段“艳史碎片”拼贴的过程与结果。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小说主人公“艳史”经历的丰富并不意味着其内心欲念的勃发，相反，小说更着力描写的是其“在快乐的潮水退去后，一丝灰蒙蒙的悲哀悄然潜入心头，渐渐将明丽的快乐化解殆尽，留下一大堆灰烬，苍白的无聊”。与此同时，徐生白欲念的衰退也决不仅仅指向其实际生理年龄和身体状态，更是和其精神世界的变异与创作灵感的枯竭彼此交织在了一起。对此，小说中有着明确的提示：“对于女人的狂热大幅度地降温——这一感官欲念的衰退恰好与写作的滞涩同步，对女人变得慈眉善目与江郎才尽形成了微妙的呼应。”而除了主人公的“艳史”经历之外，小说《无所动心》中另一条幽微的情节线索，即是徐生白新作《大江东去》创作的推进、阻塞与最终难产。情感遭遇不断与文学创作受阻两条脉络在小说中相互缠绕，形成了某种精神合力，使“他的自控力在加速滑坡——而这原本是他守护住心灵安宁的命门”。
更进一步来看，这种主体欲念的衰退也同样呈现为某种类似“都市衰老症”的情感症候特点。一方面，小说《无所动心》中的上海书写，整体上暴露出一种发展过度、繁荣之后的疲沓状态，或者可以说是某种属于20世纪的都市特征。借用小说主人公徐生白自己的话来说，这座城市令他感到慵懒、糜烂、昏昏欲睡。另一方面，小说《无所动心》中的人物与城市之间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同构性关系，即“这是他的城市……深藏在血脉深处的纽带将他和这座城市紧紧勾连在一起，生死与共”。或者如木叶更为直接地指出，“宏图教授笔下的‘上海’有时也仿佛是一个‘人物’”。而主人公主体欲念衰退与都市发展“过熟”之间的同构性关联，更为清晰且集中地表现在小说的疾病书写上。
二、癌症作为病的隐喻
小说《无所动心》第三章结尾处，徐生白被检查出患了结肠癌，而这种顽固的疾病在事实与象征等不同层面的意义上都一直紧紧缠绕且深深困扰着故事主人公的一举一动。苏珊·桑塔格关于疾病隐喻的精彩分析众所周知，在她看来，“疾病透露出患者本人或许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些欲望。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译的对象。这些隐蔽的欲望现在被看作是疾病的诱发因素”。因此，不同的生理性疾病就具有了作为不同精神隐喻或文化象征的解读可能。
比如，自从19世纪以来，肺结核似乎就对应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与小说主人公忧郁的精神气质紧密相连。简单来说，如果让王宏图此前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患上一种疾病，那么肺结核可以说是不二的选择，我们似乎很容易设想出钱重华咳嗽的姿态，或者是季希翔因病而泛起潮红的面庞。但《无所动心》中的徐生白所患的疾病偏偏是癌症——特别是结肠癌，完全和肺结核构成了桑塔格意义上关于疾病隐喻的某种对立：“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
徐生白作为高度忧郁的、精神的个人主体却偏偏患上了最不具备精神隐喻性的结肠癌，这种看似文学书写上的传统“错置”其实有其独特且准确的意义指向。一方面，在桑塔格看来，不同于肺结核往往让人联想到情绪高涨与欲望增加，“癌症却被认为是减退性欲的”，简言之，因为癌症在生理上表现为“蜕化性的，身体组织蜕变成硬物”，因而更容易被理解为某种“‘枯萎’（艾丽斯·詹姆斯语）或者‘萎缩’（威尔海姆·赖希语）”。如前文所述，都市欲念、身体机能与精神状态的全面衰退恰恰构成了徐生白与此前王宏图小说中年轻主人公们的最大不同之处。另一方面，癌细胞的扩散不仅恶化了徐生白生理上的病症，更是造成其精神痛苦乃至主体崩溃的主要方式。小说中对此明确说道：“在书桌前，在颁奖晚会、新书发布会上，在夜深人静之际，细小的疑虑会在他的心头萌蘖生长，不久就会像癌细胞那般扩散弥漫，轻微的苦涩升级为尖锐的痛楚，他不断地质问自己：他过的这种生活是否真的有价值？”精神世界中细小的自我怀疑，在表面光鲜、功成名就的作家身份背后不断潜滋暗长、四处扩散，就宛如在看似健康的身体中悄悄生长的癌细胞，最终导致了主体精神世界的瓦解。由此，小说中的癌症就不仅仅作为一种生理性疾病，更构成了徐生白欲念衰退与精神滑坡的内在隐喻和基本方式。
《土星照命》，苏珊·桑塔格著，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与此同时，小说中徐生白所患的癌症，也同样指向了都市书写层面。继续借助桑塔格的洞见：“19世纪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世纪）的那些有关结核病的幻象，反映出早期资本主义对于积累的态度。”“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19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却要求扩张、投机、创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满足与不满足的问题）、信用卡购物以及流动性——它是一种依赖于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经济。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20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在这里，肺结核与癌症作为疾病隐喻的对立，不仅存在于主体欲望扩张与压抑、个人能量高涨与衰退这一个体层面，更内含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某种对立，即其分别指向了早期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阶段的消费、挥霍与后来发展“过熟”阶段的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小说《无所动心》中人物与都市书写的同构性特征。正如桑塔格所言，“癌症隐喻将离弃城市这一主题扩展了。当城市事实上还未被看作是致癌环境前，城市自身就已经被看作是癌症——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欲的地方”。而对于小说中患有癌症、身体不断朽坏的徐生白来说，其所感受到的都市空间环境也同样是溃败和衰朽的：“它是如此浓酽，掺杂着乙醇、汗液、泥灰、油漆和无处不在的溃败衰朽。从他去年冬天被推进手术室起，便一直萦绕在他的周围，渐渐变成了一层透明的茧子。”这里关键的时间提示语是“从他去年冬天被推进手术室起”，即正是由于小说主人公身体状况的恶化，才导致了其都市感觉上的变化，进而使得《无所动心》中的都市描写在同样繁复、细腻的表象之下，少了一些昔日作品中的瑰丽、奇崛与色彩斑斓，而更多了一份灰蒙蒙的色调与苦涩的味道。因此，我们与其说《无所动心》中所描写的上海更多给人以一种灰暗感，不如说其是通过生病后的徐生白的感官系统，所捕捉和体验到的都市感觉。即如前文所述，小说中城市与人物的同构性书写，在徐生白所患癌症这一情节中形成了更深层次的统一和关联。换句话说，癌症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种新的都市感觉方式及表现形态。
三、自我修行的失效
如前文所述，小说中的癌症隐喻并非无关乎精神，只是它常常以一种与肺结核相反的方式来展现病患主体的内在精神状况。“正如当初结核病被认为是源自太多的热情，折磨着那些不计后果、耽于情感的人，现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进一步来说，“依据有关癌症的神话，通常是对情感的持续不断的压抑导致了癌症”。
小说中的“压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生活环境对主体内心宁静的破坏。早在小说一开始，在奔波忙碌于从纽约到伦敦再到上海的旅途中，徐生白内心的安宁就已经被破坏殆尽，用小说中的话说，“那份安宁（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从容淡定）早已支离破碎”。而在后面的情节发展过程中，作为破坏徐生白内心安宁的他者更是不断接连出现，比如好友俞日新的工作内容、处事态度与经济收入，“它标示了一种与他迥然不同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它对徐生白孜孜以求的无所动心的人生境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并没有真正的威胁，但它永远是一个有力的反证，让他圆满自足的生活摇摇欲坠，在他志满意得的锦绣华袍上蚀咬出了一个窟窿”。
另一方面则是徐生白自我的内在调整，其对于欲念的勃发也构成了一种“压抑”的效果。比如小说中徐生白不断借助《庄子》等传统文化资源，以及呼吸吐纳等调节心气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精神世界的完整、淡定和平静。所谓“多年的创作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修行历练，他已臻于无所动心的超然境界。心志淡泊纯一，滤清了外界众多的杂质，筑起了一道坚固厚实的屏障，哀乐悲喜不得而入，宠辱恩怨无法激起波澜，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涟漪都不见”。这是在王宏图此前文学创作中极少见到的新元素与新现象。虽然之前小说《迷阳》的书名也是出自《庄子·人间世》，但传统文化在那部小说中尚未构成主人公季希翔自我主体构建的有效资源。徐生白则不同，在小说一开场的飞机上，面对旅途中的心烦意乱，“他放下《理想国》，拿起另一本，那是他钟爱无比的《庄子》”，这里书籍取舍选择的背后显然隐喻了徐生白的精神取向和心灵归属。甚至他的名字也是出自《庄子·人间世》，正所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而作为作家的徐生白，其最得意的代表作《烟雨楼台》，也恰是“颇得古典作品的神韵气象”。由此看来，徐生白与王宏图此前小说中的主人公之间的形象差异，就不仅仅存在于生理年龄与社会关系这一简单层面，而是有着主体人格与精神资源构成上的更为根本的区别。
进一步来说，我们不妨大胆揣测王宏图在新作中纳入传统文化的维度是一种有意为之，就在其小说《无所动心》创作的几乎同时，他还写过一篇分析格非小说《月落荒寺》中的“中国传统审美资源”的研究论文，并在文中明确说道：“对于传统中国士人而言，老庄哲学与佛教并不是新鲜的思想资源，而是他们文化教养和人生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百余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的反传统潮流冲击下，它不再在知识人精神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潜在的影响仍时隐时现。在近期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氛围中，它们重新激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成为在烦乱的生活中修身养性的重要精神依托。”这就是对徐生白精神世界最好的解说。
《月落荒寺》，格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而同样如王宏图在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式诗意的潜能与迷津”所言，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对于主体构建所能提供的精神力量也自有其限度。比如对于小说《无所动心》中的徐生白来说，《庄子》中的金玉良言、呼吸吐纳的自我修行与传统文化资源的精神支持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其主体内在的惶惑、混乱与衰退之感。对此，小说中反复出现如下这些句子：“原本井然有序、波澜不惊的气流顿时失去了平衡，变得焦灼燥热……长年孜孜以求、苦心经营的心斋王国竟是如此脆弱，稍有撞击便化为黑灰色的废墟。”刚刚回家，“调节心气的整套功夫也统统失效”“真是白活了，多年修炼的心血全报废了”。在类似的意义上，身为作家的徐生白，可以写出《烟雨楼台》这样的代表作，它包含有“世纪末的颓靡沉溺，南方忧郁缠绵的情调，个人的成长与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浑然一体，奏出了一阙华美瑰丽的乐章”，但当其想要创作出一部“气魄格局更为宏大壮阔的作品”时，却终究没有成功。通过对小说中字里行间信息的整合，我们大概可以揣度出徐生白想要写的新作《大江东去》是一部囊括近现代中国百年变迁与历史发展轨迹的鸿篇巨著，但凭小说中徐生白的精神气度和思想资源显然难以把握这样一种题材。而已完成的《烟雨楼台》与未完成的《大江东去》之间的差距，或许也可以通过王宏图自己所说的“中国式诗意的潜能与迷津”，来获得一种理解上的可能。
总体上来说，王宏图的新作《无所动心》在语言风格和精神气质上明显继承了作者此前强烈的个人特征，同时在“忧郁”主体塑造与都市书写层面也和前作保持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而《无所动心》的突破之处在于，作者通过对主人公徐生白年龄、身份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设定而赋予其新的生活经验质感与都市感觉方式，特别是通过疾病书写的策略，将人物与城市、主体与环境、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复杂辩证有效凝聚在了一起。
原文刊于《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3年2月号
【作者简介】
战玉冰，文学博士、博士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类型文学与电影、数字人文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及博士后项目3项。入选上海市“超级博士后”、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在《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等CSSCI来源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在《南方周末》开设“百年中国侦探小说”个人专栏。专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和《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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