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的散文集《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由《贝娄书信集》的编选者本杰明·泰勒编选，既收录了贝娄最知名的散文，又精选了他的游记、书评、影评、访谈、演讲和回忆录等五十七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贝娄一生经历了“大萧条”、二战、战后民权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对20世纪美国社会与文化有着深刻的思考；又因犹太移民二代的身份，他格外关注人类矛盾痛苦的生存状态。
本书的中译本由李纯一、索马里译成，译笔流畅优美，保留了原著深邃的文风，是今年值得精读的好书之一。本文是散文集的“尾声”，是一篇写给年轻艺术家的文字，探讨了艺术的意义和独立性，体现了对文学价值的坚守。
感谢译者李纯一为“斯文在线”从20页的原文中节选约7000字，以飨读者。
[美]索尔·贝娄 著， 李纯一、索马里 译，《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我想谈谈那些决心写诗、写小说或画画的美国年轻人会遇到的一些困难。我强调困难并不是因为新手不快乐——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比大多数人都快乐，而且我们能肯定的是，能开头就是出于快乐——而是因为等待他们的净是些麻烦。
为什么新手会快乐呢？那是因为，他们读到或看到了杰作，也研究了作家和画家的生平，于是相当激动地对自己说：“我自己也得干点类似的。为什么不呢？”语出惊人，而且气魄不凡，正如马修·阿诺德曾经写过的那样，世界“会前进，靠的是它全心关注于那些最好的东西”[出自《华兹华斯诗集》前言] 。那么，为什么一个新手作家还会不快乐呢？既然他打算让世界把注意力放在最好的事情上，用自己个人的方法逼近真理。他不需要经历精心的专业培训；学校也帮不了他太多。他必须自己塑造自己，学着干他这个行当，然后在世界之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如华兹华斯所说，一开始都是“出于快乐”；到最后却常常落得沮丧乃至疯狂。并不是没人警告过他，许多有经验有智慧的人都说过。塞缪尔·巴特勒在他的《笔记本》里说，年轻时必须小心许愿，求的东西要对，因为你很可能得到的就是你许愿来的那些东西。你攻占高墙，就会为英雄成就受赏。于是你挂满勋章地站在那里，织锦的华服让你浑身瘙痒，但仪式结束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攻占什么名城——那只是一个满是问题的破烂地儿。
那么，什么才是对的东西？巴特勒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极其现代——他认为父母皆祸害，家庭是儿童自由发展的障碍；而你们之中真正的幸运儿无父无母，裹在卷心菜般的蜡烛包里，尿布上贴着张一万英镑的钞票。巴特勒是个快活、残忍、精明、直截了当的人，是牛虻，急切地要去刺他那匹可靠的维多利亚老马。我们这后工业化、后基督教、后一切的充满变动和危机的时代，没有培育出可刺的老马，只生出了百万只牛虻。
现在新人很多——太多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天赋，其中一些人是被误导了，好些人动机不纯。里头有机会主义者、爱表现的，还有没长成的骗子。我认为，评论家有责任把这些人挑出来，以维系标准、保护艺术，让场上公平清白。但评论家不这么做。哦，那些评论家！
几天前，我读了希尔顿·克莱默的文集，在写杰克逊·波洛克时，克莱默先生说：“波洛克的艺术展现出雄心壮志，这位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一种可能与欧洲最伟大的成就相竞争的风格——且以一种相当美国化的方式——他不加掩饰的尝试恰恰是对美国某些深层问题的回应。我们看到艾伦·金斯堡身上最近经历了同样的事，他已经成了一个国际传奇，但还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小诗人。而确实，波洛克遵从毕加索，正如金斯堡遵从惠特曼和庞德：外乡人渴望获得地位，而他们身上的天赋否认这种地位。但是，他们天赋究竟如何，并不重要。我们文化的整体动力里就包含这种眼高手低，它用本真性的圈套来奖赏这些模仿者。”
我经常觉得，评论家对艺术家更苛刻——相比经济学家对商人、媒体对政治家更苛刻。波洛克何罪之有？一个出身乡野（他来自怀俄明州科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决定说自己为绘画而生。他来到纽约，在托马斯·哈特·本顿的艺术学生联盟学习，很快就拒绝了地方主义和现实主义，转向了抽象，转向动作画派。你也可以说，波洛克正试着做沃尔特·惠特曼希望美国艺术家做的事。惠特曼觉得，去和欧洲的伟大成就竞争是个错误。他在《民主远景》中告诉我们，这些伟大的成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在美国，这些东西是“背井离乡，异国情调”。他说，美国人应该明智地搜集、择选、吸收，但不应该遮蔽起自己“可贵的气质，特别的出身与意图”。惠特曼攻击了“精致和文雅”，认为它们威胁着“要吃掉我们，像癌症一样。民主的天才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倾向，颇为不满”。惠特曼说，“必须留一点健康的粗鲁，野蛮的德性，为自己的内在——无论是什么——正名。缺点，甚至不足，都会是一种宽慰”。
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那么，为什么克莱默会谈到有抱负的外乡人呢？爱荷华州的埃兹拉·庞德、密苏里州的 T.S.艾略特、长岛的沃尔特·惠特曼，相比怀俄明州科迪的杰克逊·波洛克，就不是那么外乡人了吗？但批评家们向来十分享受拿着欧洲高雅文化那闪闪发光的斧头劈向美国人的脑袋——就好像在对他们说：“瞧，我们还不知道你。你从辛辛那提来，你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在购物中心、车库和工厂长大。你那套魔术使在我们身上可不管用。”他们的意思是，“如果事情真像你捣鼓出来的那样容易，那我们自己早就这么干了”。而且，随着世界在他面前展开（或为让他毁灭而开裂），一套新秩序出现——谁又不是一个“外乡人”呢？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来自辛辛那提。即便罗马人和巴黎人——在面对一个后一切的世界时，也都是新生儿和未开化的乡巴佬。画和平鸽的毕加索可不是个土包子吗？
虽然我尊重克莱默先生，但我还是要再说他几句，因为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此外，他还认真地试图保护我们不被造假者和我们自己的轻信骗到。美国艺术家或自称为艺术家的这些人，他们夸张的雄心和他们所在社会的平等化趋势直接相关。社会的平等化，不可避免地会令人狂妄自大，但给那只调平的手加把劲的时候，不应该说这些是“眼高手低”。而且总的来说，我是同情从怀俄明州科迪或肯塔基州帕迪尤卡来的年轻人的，我捍卫他想要成为艺术家的高调尝试，将自己一股脑儿地投身其中的各种权利。
克莱默先生不是在批评狭隘的同情，恰恰相反。我在他充任博学专家的一刻，把他逮个正着——他正屈服于评论家共同的弱点，也就是利用艺术家来表达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的看法。许多评论家似乎对社会学比对文学或绘画更感兴趣。画家波洛克，对他而言一无是处；是波洛克身上的美国现象让他大感兴趣。诸如，一个美国年轻人如何成为一名艺术家，或想象自己已经成为一名艺术家？是什么促使他说出那要命的“为什么不呢？”。
这个国家被“创造力”给卖了。顺势而为，表达自己；你可能会发现你也是一个艺术家。每个人都有权利试一下获得这个头衔。此外，艺术家的形象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交兴奋，这本身就让人愉快、教人向往。它或许会让我们生出这样的感觉：即美国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艺术家是这个巨大无休止的每日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艺术似乎常常从美国人感到无比重要的现象——也即国家生活、公共生活中借取意义。
在卡特总统任命W.迈克尔·布鲁门撒尔先生担任财政部长之际，我读了《纽约时报》对他的采访。布鲁门撒尔先生，一位真正的金融巫师，不会给偏执狂理论家发补贴或控制那些高层官员。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告诉采访者，自己并不是那种担心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之间差异的知识分子。行动，一定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满足，他的满足不在无水的月亮上。当然，在华盛顿做大佬，好过当一个饱受折磨的诗人，或者更痛苦地当一个学究，在杰作的庞大根系下像鼹鼠一样专注又盲目地挖着沉积物。与诗人或学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忙碌而有权势的行政官员是个贵族，类似于马修·阿诺德指为“野蛮人”的类型。
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来源：Carrie Boretz摄影集Street）
“看起来，”惠特曼写道，“好像全能者在这个国家展开帝国命运之前就已张开双臂双腿，像太阳一样让人目眩……让历史成为一个矮人。”他预见到新历史会膨胀成一个利维坦。但惠特曼预见的帝国命运的展开并没有照得我们头昏眼花，而是让我们深深着迷。我们美国人着迷于美国现象本身。这种现象不只是放在那里给人看的，而是要求我们去经历，亲身经历、全身心地投入，强度之大，都容不下其他事了。我们必须思考石油、中东以及中国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布鲁门撒尔先生认为，现在没时间让那些聪明有生气的人同里尔克或普鲁斯特在一块儿犯傻。
我们的世界已被政治塑造，或被政治毁灭。“你否认政治科学的存在和力量？”托克维尔在1852年问道，“环顾四周，看看这些纪念碑和这些遗迹。是什么让纪念碑竖立，而让遗迹衰败？……是政治科学，往往正是这门科学里最抽象的部分，往我们父辈的脑袋里灌进了新思想的细菌，这些细菌后来一下子发扬光大成了政治制度。”
现在从托克维尔回到布鲁门撒尔先生。布鲁门撒尔先生并不是在抽象意义上思考政治科学。他认为人类有必要对自己的存续作出智识上的决定（只是智识上的？）。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应当专注于我们精妙文明的存续。因此，最好的头脑应该不会被吸引到文学和绘画上去。
请允许我将这个观点跟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立场对比一下。他在其中讨论的是他的志业，他谈到创作这一行为，没有人可以帮忙。这是非政治活动的本质——一个人做的是只有他能做的事。他继续说道：“就因为这一点，多少人远离了写作！为了逃避这项任务，人们省去多少任务！每一次公共事件，无论是德雷福斯案还是战争，都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借口。”“事实是他没有或不再有天才，即不再有这项本能。因为是本能决定了我们的职责，而智性提供给我们逃避职责的借口。但借口在艺术里站不住脚，意图也算不了什么：艺术家每时每刻须得听从他的直觉，正是由此，艺术才变成万物中的最真，变成生活中最严肃的流派，变成真正的最后的审判。”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
意识流文学先驱
或许听听一位当代俄罗斯作家的证词会有助益。不久前刚从劳改营里放出来的安德烈·辛亚夫斯基在接受采访时作了如下评论。他现在住在巴黎，处于流亡状态：“有生以来，我一直想知道艺术是什么，以及艺术为何存在。没有艺术，我们还是能活得好好的。没有吃的喝的，没有其他生活必需品，我们就活不下去。艺术就像一种额外奖励，一件奢侈品。然而，一旦我们有意识地将艺术从生活中移除，生命便会停止。多亏了这种不必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生命才一直存在……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艺术。仅在生存层面上说，我们是可以在没有艺术的情况下生存，但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排除艺术，那么我们的存在——也就是那个充满了神秘、奇迹、独特、个性、小猫、野草和花朵的宇宙——将会消失。剩下的全是平庸。而艺术对我来说就是盐：原则上你可以吃无盐的食物而不死，但正是盐赋予生命以活气。”
我刚刚勾勒了我认为是当代艺术家面临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我已安排阿诺德、托克维尔、普鲁斯特、布鲁门撒尔以及辛亚夫斯基为我作了大概的说明。现在我想谈谈等待着美国作家的几重特殊的危险。我们中的一些人看见过士兵极其小心地穿过雷区，在火线上绑上破布条，标记安全路径。我现在就在尝试绑一些破布条在文学的火线上。
一个年轻的美国作家不太可能意识到，他的同胞（那些读书的人）期待着他给他们提供态度，或肯定他们所喜爱的观点，或给他们提供实用的思想及行为的模式。一般而言，好像美国人想要的是“一种方式”——如果可能的话，“一种好看的方式”，一种定义自己的方式，由定义自己获得去经历的权力。著名的“迷惘一代”创造出千千万万美国人认为精彩有价值的姿态和态度。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说的“敌对文化”就和这种对可用形式的追求有关。特里林谈到“现代写作的特性，实质上具有颠覆性的意图”。
“一种好看的方式。”我说。这意味着，中产阶级美国的境况是多么可悲地粗俗、不雅、愚昧、缺乏风格或态度。海明威为中产阶级的孩子提供了诱人的选择，他似乎意识到这些孩子需要另一个更真实的父亲角色，来发展他们的美德，引导他们成为男子汉。他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好看的方式”——困境下的尊严，有声有色的独立，拒绝安慰性的幻想，苦难中的坚忍，压力下的优雅。我想，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骑士精神，追溯到卡斯蒂利奥内的朝臣、19 世纪的荣誉观念，以及鲁迪亚德·吉卜林的学生准则和士兵准则。美国人很快就能认出这种现象，只要我一提它在大西洋这一边所采用的一些形式——旷野里的粗野自由人、朝前方飞奔的哈克贝利·芬恩，以及后来那流金又受诅咒的爵士时代、独狼、嬉皮士、花之子[嬉皮士的别称]、反文化的代表和许多特殊病例——他们的神经兮兮或嗑药成瘾需要被特别理解才行。那些投降的成年中产阶级呈上了贡品——耐心，它也成了落败者广为赞颂、极其看重的一项荣誉。他们似乎对自己忍受虐待的能力颇感骄傲，无论是在自己城里的大街上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遭到虐待。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街头的“嬉皮士”文化
简言之，有一种比敌对文化更具包容性、也更风行的文化；这种文化的陈词滥调对于那些新手来说，更世故、更包容，而且我相信，也更危险。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更难摆脱，是一个人自己的愚蠢还是那些因为有文学传统的威望撑腰而偷偷潜入我们脑袋的集体性的愚蠢。简言之，“一种好看的方式”只是一种故意忽视无知、以熬过绝望的风格策略。
没有必要告诉新手说，他们必须特别努力地做到真实坦率。他们想要开始艺术生涯，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每个人都需要真理，正如需要空气来呼吸，需要水来饮。当作家拥有真理时，他的读者们肯定是会知道的。而作家绝不能指望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能带领他到达真理。“态度”帮不了他，现代的、新的、革命的“立场”也帮不了他。19世纪末，作家成为知识分子世界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为知识大众写作。这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家不可能脱离他们时代的高雅文化。然而接下来，艺术家却丧失了信心，吸收了他们直觉无法忍受的思想。正如约翰·卢卡奇在《现代的逝去》中所说：“艺术家的世界和知识分子的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他们相互依赖，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广大同胞中极小的、遭受了误解的少数派。很快，这种相互依赖变得越来越不平衡，艺术家转而依赖知识分子以维持生计。最终，知识界会吞噬并吸收他们，艺术的世界将只不过是知识分子声名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艺术评论家的兴趣不在艺术本身，而在艺术所暗示的智识活动。然而知识分子就代表了智识吗？答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智识不应该向知识界投降。新手必须学会独立思考。他一定不能像布莱克说的“好人”那样（“好人喜欢的是别人的看法，而不会自己去思考”）——把他自己的思想拱手交给那些“更懂”的人。他一定不能因为自己与众不同、倍感孤立的“弱点”，就向那些获胜的科学或学术专业化团体让渡自己所有的力量和知识。获胜的文化（新手如受过高等教育就会与之接触）就会造成这种现象。获胜的文化（包含了“已受启蒙的”人群如今脑袋里的绝大部分所想）只会带着这种招降的现象，朝着分崩离析的方向快进。
人类始终有一个增长点，不受我们构建的坚硬形式的封闭限制。我引用了很多作家的话。我希望还能引用最后一次，一句非常合适的话，出自我非常敬佩的作家伊尼亚齐奥·西洛内。他在最后一部书《一个谦卑基督徒的故事》里提到，他在意大利的一家地方图书馆遇到一个文学家朋友，问他为什么要研究中世纪教皇塞莱斯廷五世。这个朋友说：“你来修道院图书馆这么多次，想必也得见一些僧侣。你会觉得反感吗？”
西洛内回答说：“你不觉得他们就和其他人一样吗？”
这个朋友坚持说：“你和他们在一起时，会不会有种本能的反感呢？”
“你会吗？”西洛内问道。
“实话说，我会，”朋友回答道，“我想这不应该只是我个人的反应。我认为每个接受过自由训练或激进教育的作家都……”
这时候，西洛内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打断了他。“虽然你我年龄差不多，”西洛内说，“……但我认为自己是后统一者[意大利统一，指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意大利政治社会统一运动]甚至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感性上。”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1900-1978)，意大利作家
请注意，在西洛内这个回答里，我们观察到，灵魂的增长点从“自由”或“激进”的胡说八道里爬了出来。为了生存，为了呼吸，为了成为我们所是，我们必须摆脱这堆胡说八道、这些陈词滥调。
幸运的是，我们所仰赖生存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说的那些。我们有一套能帮上忙的秘密知识。我们确有能力侦察出那些最流行的假设里的错误。形而上学和道德的直觉让我们拒绝灌输的东西，拒绝我们囤积起来的所谓“知识”。我们可能看起来相当愚蠢——或相当顺从，因为我们之中最狂热的人往往相当循规蹈矩——我们耕耘我们的内在，在想象中重新修复集结被历史所摧毁的东西。我们被加工成一个个瓶子，我们的本能是将自己从中释放出来，恢复我们和世界的亲密联系。因为我们已经被塞进各自的头脑里，被禁锢，插上软木塞。我们公认存在理解和感情上的巨大鸿沟，而在主流传统下，永远不可能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但在我们的灵魂里，我们从未停止尝试。主流传统是现代最负盛名的一众思想家创造的。我的建议是，人们不必受他们的束缚，非凡的人才不应该温顺、不加抵抗地落入被指定的类别。
新手作家常问我关于经纪人、出版商等实际操作问题，以及他们是否应该安心享受大学（在一堆陈词滥调中）的庇护，还是应该试着在媒体世界自立。所有这些都是严肃的问题，但它们都不是重要的问题，而重要的问题很少被提出，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提出来的好机会。但是我现在不会更进一步了，正如笛福所说的那样，我真正的事业“不是说教，而是讲述”。
1978年
【作者简介】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犹太裔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1924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自1938年以来，当过编辑和记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上短期服过役，此后长期在芝加哥大学等学校执教。
索尔•贝娄是唯一一位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1975年，获得普利策奖；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等。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