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过了立春，就是新年。中国人的心情已经全都切换到了“春节”模式。
各种各样的节日都是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的运转中打开一个时间窗口，借用一些古老而又新鲜的、有仪式感的形式，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放松、情感上的沟通、精神上的愉悦。如果说，有些年轻人所热衷的“洋节土过”是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轻松愉快的方式，吸纳一部分外来文化，那么，不少老年人也逐渐接受的“土节洋过”则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或者是本土文化的向外传播。具体到上海而言，两者都可以说体现了上海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基本特质。而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两者都表达了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爱和期待，表达了对于自己和他人，对于家庭、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祝福。
当前，面对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新形势，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构建以彰显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为主要旨归的节日文化。基于这样的认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几位科研人员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他们的个人看法，希望有助于促进沟通、达成共识，共同建构我们所需要的节日文化。
毕旭玲：兼收并蓄 汰旧出新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节日，其形成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兼收并蓄、汰旧出新的过程，从来没有哪一个节日是千百年固定不变的。以春节为例，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除夕焚烧苍术、皂角和全家排队饮屠苏酒以辟瘟的仪式了，这些在古代曾非常流行，苏辙的《除日》和苏轼的《除夜野宿常州城外》都有记录。焚烧苍术、皂角能够为环境消毒，饮屠苏酒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但随着我们卫生意识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不需要再通过这些仪式活动来预防疾病和强身健体，它们就逐渐消失了；有一些春节仪式活动延续到现代，但也不是一成不变。比如宋人就流行以送拜年帖的方式代替上门拜年，名帖拜年的方式后来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特别盛行。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手写拜年名帖被私人定制拜年名帖代替。后来，受西方邮寄贺年卡的影响，印刷的拜年名帖也从派遣仆从递送转变为通过邮递网络递送；还有一些春节仪式活动干脆就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比如元宵观灯。元宵节张灯仪式的产生，既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也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元宵节的别称之一——上元节，就是因为道教徒认为正月十五是上元天官生日，因而燃灯庆祝，这种行为扩散到民间以后，元宵节也逐渐被称为“上元节”了。元宵节中特别受欢迎的鱼龙灯彩（《青玉案·元夕》中有“一夜鱼龙舞”的描述），其雏形是西汉时受西域民间艺术影响而产生的大型幻术表演——鱼龙曼延。甚至上海年夜饭中常见的炸猪排、罗宋汤、上海色拉等菜肴都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产物。中国春节在吸收多元文化的同时，也向外传播，今天世界上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中国春节。让我们从狭隘的土洋之争中走出来，因为无论它源自哪里，中国文化都会赋予它鲜明的中国特色。
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展出的《我们的节日 春节》 （策展：毕旭玲）
展板列出了数十个欢庆春节的主要海外国家
金方廷：礼俗本应共处
节庆属于宽泛的民俗活动，是一种富有意义的社会实践。中国传统中经常并称“礼俗”，然而礼、俗二者至少在春秋时期便已“分为二事”，前者代表国家认可的正统仪轨，后者即“土地所习”，所谓“与礼不同而不必变革者”（见孙诒让《周礼正义》）。
“礼”“俗”之关系历来论述极多。经典的儒家思想中，就存在用礼教去“移风易俗”和“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可即便是强调要用礼法教化去改易民间习俗，也更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就是使用乐教来实现民风民俗的渐进变化。在早期中国，最为激进的主张整饬民间风俗的力量来自于秦法的推行。然而从《睡虎地秦简》所载地方官吏的具体行政风格来看，秦法力图在宇内实现一元化的风俗伦理治理，却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不同地域已有的惯例和特点：《南郡太守书》中认为“乡俗”的存在“甚害于邦，不便于民”；但同时睡虎地秦简中也保存了秦、楚两个版本的占卜《日书》，证明了当时地方文化中一些惯习，也被有机吸纳进了秦代基层官僚的工作当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礼”“俗”形成了包括“据俗成礼”“礼化为俗”“礼俗共处”等多种形态。官方理念同民间偏好发生对立并非传统之常态，相反，正由于“大传统”与“小传统”有着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带有官方色彩的精英文化才能与同多样态的民间文化充分地双向渗透，才构成了主流礼制传统下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基于这样的认识，回到今日的情境，可以看到，争议的焦点也许就存在于如何处理好中国文化中“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中国文化独特的向心力和统一性，确保了文明根脉绵延不绝，但幅员辽阔的大国地理基础，决定了文化势必因“三里之隔，习俗不同；五邑之间，语音不同”而存在着多样的实践。这种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和非匀质性，以及不同地区对特定文化习惯的认知度和接纳度，在当今的媒介情境下，很容易催生出不同群体间的“理念之争”。现在围绕节庆问题的许多争议与冲突，本质正在于此。
近些年节庆的庆祝方式没有太多变化，改变的也许只是人们看待和定义各种不同节庆活动的观念。一些针对特定节庆和群体的热点事件，往往不乏在流量时代挑起观众情绪以增加话题流量的意图，但这些媒介时代特有的议题设置，即便从表面看也不过是偶发的热点话题，却始终折射出整体社会情感结构正在发生偏转。相比从宏观层面上探讨如何关注节庆的民俗文化问题，更棘手的恐怕仍旧是讨论民俗和文化问题的当代语境。当身处一个情感态度有别的群体之间极易爆发意见冲突的话语情境中，不论是探讨节庆还是其他问题，都会变得困难重重。
考虑到节庆活动的实践特质，似乎不能也不该过分抽象地去理解任何一类节庆的意义，更需要的始终是深入到人民群众生活中，从生活实践的肌理处去分析、评判节庆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不论如何，节庆活动的丰盛度、活跃度、趣味性和创新性，既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实践层面的生动表达，也能体现中华文明汲取其他文明养分以实现本土化发展的坚韧精神力。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节庆也将始终是人民群众不断增加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文化活动。
戴伊璇：节日快乐 无需表演
节日的本质是人们得以跳出日常语境，获得一些非日常欢乐体验的一个“起兴仪式”，人们可以把庆祝节日作为自己获得放松和愉悦的正当理由，至于怎么过，则因个人喜好、文化差异和时代变化而呈现出多样化。
所谓的传统节庆文化本身也正处于不停歇的历史演变当中，元宵节起源于汉代，当时以祭祀活动和宫廷内庆典为主，到了宋代，才将元宵节的欢庆时间扩容，并衍生出逛灯会、猜灯谜等全民性狂欢活动，可见同一个节日的庆祝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的。现代社会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东京梦华录》形容元宵节的热闹场面是“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因为那是当时物质条件下人们能获得的最佳娱乐体验，现代生活中获得非日常欢乐体验的途径十分丰富，有些人甚至觉得去迪士尼或者环球影城玩一天就“堪比过年”，传统节日如果抛开惯性思维，也可以利用社交平台或者新兴媒介获得新的生命力，元宵节一定要比肩接踵去逛灯会吗？在视频平台或者网络游戏里看一场虚拟灯会是不是也是一种轻松愉快的体验，且让人感受到历史的连续性呢？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情感纽带不再深度绑定宗族、血缘、师缘、仕缘等明显具有权力等级结构的人际关系，而更多地体现出个体的自由选择和共同兴趣，与此相反的是，传统节日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展现“和和乐乐”的义务，且不说逢节回家的不易，年轻人也无法再从与七大姑八大姨同桌吃一顿高油高糖的饭菜一事中获得想要的放松与喜悦。
人们想过的并不是“洋节”，而是能有自主选择权、不需要“表演快乐”的节日。重要的并不是过哪个节，而是如何让过节成为可以摒弃疲惫、自我舒展的一段时光，不是节日赐予我们欢愉，而是我们赋节日以生机，发自内心的欢乐，才是真正点亮节庆灯火的力量所在。
爆火的湖南浏阳焰火秀“追光之旅”（图片来源：B站）
李汇川：在多元文化的变奏中言说自我
“洋节”一词本身蕴含了朴素的文化二元论立场，它暗示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天然存在的“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于是以“土过”来强调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便成为必然。“洋节土过”的语义因此指向了混杂性，指向了消解与颠覆。现实层面也的确如此。“平安夜吃苹果”传统的形成与深入人心，重新生产了一个空壳化的圣诞节，使其徒有虚名。本质上，“洋节土过”是“延异”的游戏。世界文化交流的进程中，不同文化集体伴随击鼓声而传递的，其实是一朵朵不断突变着的花。如果我们认同马修·阿诺德的说法，把文化看成一个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精华的储存库，那么任何来自异域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一旦踏足，都必然失去其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说，“洋节土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正进行着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对抗。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变奏，潜移默化地维系着不断涌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更重要的是，正如巴柔所说，在不断言说“他者”的过程中，“我”也否定了“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
张晴柔：节日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
我可以讲讲近代对本土节日的一些争议。那时与现在恰好相反，争的是应不应该过春节。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是现代化的紧要问题，一切要向“新”看齐，圣诞节和阳历新年在上海落地生根，是自然而然的。反倒是春节，因为是旧历，这个“旧”是应该打破的对象。洋人认为春节是落后的，中国的进步派也有这种看法。晚清时期外国人管理租界，就要推行阳历，要求不过农历新年。民国建立，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迷信运动”，采用新历，淡化春节。但无论政府当局如何提倡，沪城百姓仍习惯过旧历新年。过年时，各行各业歇业四天。渐渐地，连外国人也学会了遵从老黄历，当时的竹枝词写道：“俗例难教一旦捐，依然旧历过新年。洋人亦解华人意，仍旧封关满四天。”也就是说，没有公共假日，人民自己约定俗成在春节时放假四天，洋人也跟着一起放假了，所有人都不做生意，不办公，回家休息。
从租界到华界的管理部门，对春节的一个主要不满，是放鞭炮的问题。放鞭炮被看作扰民，是落后习俗，不文明的体现，所以常常是遭到禁止的。但是，后来很多外国居民也开始为放鞭炮辩护。比如1927年，战火烧到上海周边，松江、嘉定众多难民涌入，城里人心惶惶，在这一年2月2日的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上，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新年应该放鞭炮，不仅是为了辞旧迎新，也是希望这个轮回能以和平的方式，给挣扎中的中华民国带来更多美好。”从20年代开始，英文报纸上越来越多地出现赞美春节的声音，如认为春节的种种祈福习俗能给商人带来好运，有助于来年经商顺利。这充分说明久居上海的外国人也对中国春节风俗产生了认同感。
由此可见，节日主要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人们想过一个节日，背后有着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很难去强行禁止或改变。租界工部局屡屡明令禁止春节放鞭炮，也不给假期，但最后是外国居民也跟上海人一起红红火火过春节。民国元年发布的禁止到龙华寺烧香等政策，很快也就无人理会了。无论什么文化背景的人，都对节日的喜庆氛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是人性共通之处。最终的结果，是上海各国居民既过新历新年，也过旧历新年，也过圣诞节，所有能过的节日都热热闹闹地过，皆大欢喜。
孩子们在房前放烟花 （图片来源：新华社）
狄霞晨：放假的节与不放假的节
很多年前在北京偶尔看到过一张照片，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上海城隍庙，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建筑旁边，有一棵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却毫无违和感。那时北京正在筹办奥运会，公园里时而会遇到戴着老花镜、标着汉语拼音念英文的北京老人，也毫无违和感。
如今，对于众多城市上班族而言，节日只分为两种：一种是放假的节，还有一种是不放假的节。就不放假的节日而言，是在家“躺平”还是出门“轧闹猛”，则取决于是否存在有吸引力的活动，如灯会、集市或是商场大促等。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商圈、商铺远比普通打工人深谙节庆精髓的门道所在。北风一吹，各种店铺便纷纷换上了红色的喜庆装扮，从十二月一路红到正月十五。
近年来，无论是外来节日还是本土节日，街市上总少不了打扮成嫦娥模样的汉服小姐姐或是网红潮人。手持冰激凌或咖啡、奶茶，在各种小红书必打卡点前凹造型拍照，成为了寻常生活中的一点亮色、一种点缀。逢年过节，当孩子们唱着“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挥舞着DIY非遗龙灯，穿戴着三丽鸥联名服饰过节的时候；当“屈原”出现在端午节的海洋馆中，与海豚一起游泳时；当迪士尼推出戴着中国生肖帽子的米奇、米尼玩偶时，中外节日的精髓已经融汇于无形之中。
曹晓华：过圣诞也吃排骨年糕
讨论这个话题适逢年末，春节将至，电视剧《繁花》的长尾效应还在持续，正好可以观察到一些“洋节”“土节”在不同时代里的表现。
数字时代人与地方的情感纽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网络经验维系，仪式感被网络经验强化。如同电视剧《繁花》引起的一系列打卡，在话题流量的助推下，直播、打卡的群体不只有上海的怀旧者，也有好奇的Z世代，应该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景观里，曾经在和平饭店露台上过圣诞节的汪小姐，转身变成在破旧写字楼天台上过圣诞的小汪，但这并不妨碍她点亮彩灯，许下新年愿望，做自己的“码头”。观众可能也还记得，曾经洋气的汪小姐，在工厂穿上工作服，扎起大波浪，撸起袖子加油干，然后大大咧咧接过师傅的一支光明牌棒冰，也毫无违和感。做外贸的汪小姐确实洋气，但她最喜欢吃的，是排骨年糕。而故事的另一个重要角色玲子，自创了“本帮怀石料理”，现在看来，也是海派餐饮本土化的典型叙事了。抛开电视剧中的“土”与“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拼搏奋进的每一个上海人，他们的故事是上海故事，同时也是中国故事。中西合璧，吐故纳新，已经融入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日常，这是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诠释。
近代上海开埠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开端，多元包容是这座城市的精神特质。到了2003年，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在全市性大讨论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上海城市精神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又提出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表述。从此“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十六个字，是对上海城市精神的精准概括，也成为了解这座移民城市精神图景的一把钥匙。海派文化虽然是一种地域性文化，但其超地域的文化溢出效应也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彰显。如今地方感的形成不再只是依赖于现实中的地理空间，原本根植于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恋地情节”有时演化为一种网络“新乡愁”的感召。虚拟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地方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型表达方式，需要更多与时俱进的思考。
吴晗：移风易俗 古今皆然
节日本身是一种民俗文化，是社会大众生活文化特性的体现。“‘风’强调风土等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俗’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模式。”节日风俗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人文环境的不断演变，多元文化的融合，节日风俗也在发生着变化。所谓“移风易俗”，风俗随着环境的变化得以“移易”。
节日的设立同样随着环境的变化或各种原因而产生变迁。比如说中国特有的两个“新年”，从农历第一天的节日转为农历和公历并用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元旦是指“初始之日”，一年的开始，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自夏朝以来，根据农历的纪年法，一月第一天、十二月第一天、十一月第一天、十月第一天都曾被设为过元旦。1912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元旦则运用公历的记法，设为每年的1月1日。这种节日设置的变化，很好地诠释了文化的变迁及交融。
庆祝节日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人过节，多饮酒以庆，为祝身体康健，驱灾辟邪。元旦有椒柏酒，“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樽。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元宵有“饮灯酒”“年宵酒”；中和节有“中和酒”；端午节有饮“菖蒲酒”“雄黄酒”的习惯。现下，传统节日举办宴席庆祝，以酒为乐，是传统节日习俗的一种表达，而所饮之酒，亦非传统意义上的节庆酒，包括各式洋酒，某种意义上算是“土节洋过”。
同样的，因环境的变迁，当代的青年人所过节日，以及过节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比如说用cosplay（角色扮演）的方式过西方的万圣节、圣诞节等，这一方式也是和节日本身的人文气氛相契合。而且，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不但有西方的人物，而且更多出现的是中国本土的人物形象，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中国传统著作中的角色，又比如比较火的电视剧《甄嬛传》《白娘子传奇》中的人物，还有如社会事件中的明星等，也算是“洋节土过”。青年人将自己对社会文化的理解通过夸张化的表演方式呈现，他们有时关注一些亚文化圈的话题，又带有一种自嘲和玩梗的心态，这背后可能存在着迷茫与焦虑心态。通过过洋节的方式，纾解情绪，追求趣味，这和传统节日饮酒驱邪的心态未尝没有某种契合性。而对趣味性和多样性的追求，正体现出城市的包容性，这也是文化的开放与融合的呈现。
程鹏：节日文化的“再生产”
节日民俗作为一种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始终在民众中进行着文化的交流和共享。节日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是原有文化的简单照搬，在进入另一地域之后往往会进行文化的再生产，诞生新的节日文化。
今天我们谈的圣诞节等“洋节”，在传入中国后都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上海开埠后，定居上海的外国侨民将圣诞节带入上海，而沪上对其最初称为“西国冬至”“西人冬至”“西历冬至”等称呼，这一本土化的叫法反映的是国人对日期相邻两个节日的理解。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国人已经开始享受这一狂欢的节日，逛百货、吃西餐成为时尚，商店贴满促销的宣传告示，红房子等西菜馆生意红火。其实现在国内的洋节，无论是平安夜吃苹果的谐音梗，还是中式cosplay的万圣节，都与西方原有的节日内涵大相径庭。节日民俗的跨文化传播，都早已进行了本土化的文化再生产。许多洋节只是商家营销推波助澜的手段，是许多民众休闲放松聚餐的由头。许多人并不知道也不太关心这些洋节原有的节日内涵，而更多的是享受欢乐的节日氛围。
中国的节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在向外传播，同属东亚文化系统的日本、韩国，很多传统节日都源自中国，但在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在地化的再生产。这些节日的异同之处，反映了中国传统节日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继承、扩布和融合。而在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春节也成为当地的重要节日。2022年，美国加州就通过一项法案，将中国农历新年定为加州法定节假日。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华人所带来的多样性文化的承认，也为所有加州人的参与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文化的交流，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联合国邮政管理局近日发行的中国农历甲辰年特别版邮票版张——龙票版张
由每枚面值1.50美元的10枚邮票组成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