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风文”特指将故事时代设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女频网络小说。其特征是将一些当下最受欢迎的网络言情叙事模式，杂糅进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为时空背景的叙事设定之中。从性质而言，“港风文”无疑是成型并发表于网络上的通俗文学作品。其主题明确属于网络文学中的都市言情一脉，即便有所取材于香港本土言情文学（如亦舒、梁凤仪等），却习惯从“内地”视角书写“香港传奇”，无意中延续了由张爱玲所开创的描写香港的叙事视角，然而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港风文”则又更偏向于当下网络流行的言情模式。
于是虽借用了“港风”之名，却很难认为“港风文”是“港风”审美观念在文学领域的延伸。“港风文”不可避免地具备绝大多数网络文学的基本特点，它们以网络文学的生产逻辑、流通方式被写作、阅读和传播，然而本文更关注的现象是，在这种通俗故事中，作为叙事场景设定出现的那个具有年代感的香港城市，显然被高度符号化、抽象化和滤镜化了。用城市文学研究常用的说法，“港风文”中的香港叙述只能称得上是跨地域的城市想象。但想象并不意味着虚假。这重由叙事构造出来的“城市滤镜”，极为典型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地读者，在凝视香港这座城市时所透露出来的种种“惯习的目光”。事实上，哪怕并非所有内地读者都曾去过香港或在香港生活过，而生于内地、长在内地的我们，也绝不会对香港一无所知。
本文想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并非一无所知”的香港认知，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促成并牵引着当代“港风文”的创作，而在纷繁的新媒体时代下，“港风文”又以何种方式回馈于内地读者所习惯抱有的种种香港印象、香港观念。
一、以“港风”续写“香港传奇”
以内地作者身份撰写香港背景的故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从来不是稀奇陌生之事。张爱玲当然是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并且她对这种站在内地视角书写香港的写作抱有相当的自觉。在谈及《传奇》中的小说时，张爱玲指出，她对香港的描写便是“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这一说法不仅清楚地标榜了作者身为上海人的身份立场，同时也把她笔下的香港界定为供上海人阅读和想象的对象，巧妙借助香港这个相异于内地的环境，塑造了传奇的效果。同样专注书写情爱欲望，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分享了颇为类似的写作视野，通过将香港处理为一个缺乏地方性意义的“上演故事的戏台”，恰恰反映出作者把香港理解为“他者”的潜意识。在张爱玲看来，一场介乎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城与城的“对话”，可以通过“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的方式来实现，王安忆的香港故事也势必要以类似传奇的笔法写就。然而这种为香港“书写传奇”的做法，事实上正可以用来描述“港风文”的缘起：它们不自觉地承继了张爱玲等人的事业，在网络文学的天地中，为内地的读者们“续写香港传奇”。
“港风文”好像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了对香港传奇的续写，但又超出了张爱玲笔下那种上海—香港双城间“互为镜像”的书写模式。在当代通俗文学中，香港仍旧是那个香港，但内地的作者、读者用来与小说中那个景观化的香港城市不断镜鉴、比照的城市经验，却已经不再局限于上海、广州等少数几个城市。更准确地说，过去三十年内地的城市化进程不断“生产”出大量具备城市经验的作者和读者，他们分布并生活在过去数十年间拔地而起的各个大中小城市当中，却将写作和阅读的兴趣投射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一个在城市经验、景观和文化上都同内地城市多有不同的城市空间。对于同时身为文化消费者的内地读者而言，香港携带着自身独有的城市文化特质，或者说，那种得益于中西文化交错环境中发展出来的、相对于内地城市而言的独特情调（或许“港风”也不单纯只限于独特情调），不仅本身仍旧是极具消费潜能的城市风貌，同时也在不断提醒这些读者，这样一个通过传奇故事、通俗作品所反映出来的香港，和自己所熟知的城市环境在任何层面都很不一样。在一种透过文学不断相互比照、观看的关系当中，“港风文”由此建构了当代的内地城市经验同香港城市书写之间的新型镜像关系，二者最终都能在对方身上发现自己。
正是这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观看”，开启了今天网络上所涌现的“港风文”写作。它始于内地读者对香港绵延不断的好奇，却最终将这种好奇转化为文化消费。通俗文学本质上与文学的商业化相依共存，因之通俗而得以售卖，因可消费而势必通俗。于是，埋藏在“续写香港传奇”之下的现实目的，显然是一种带有文化趣味的商业策略。只要“香港”“香港传奇”在读者那里仍有市场，它就不难在当代网络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港风文”中的“香港”更近于一个可供销售的文化概念，一个具有商品价值的文化品牌。而在商业化的文学世界里，“香港”竟然可以同时具备写作/阅读和商业的价值，似乎也和香港这座城市自身的特质有关。当下流行的都市言情若非设定于一个面目模糊的内地大中型城市，这些都市浪漫故事的最佳语境就只剩下了单调的北京和上海。相比之下，在“港风文”中作为地域背景出现的香港，除了不同于内地城市的浓郁的独特性之外，香港所携带的城市文化的“色彩感”显然要浓郁和分明得多。没有任何一个内地城市可以像香港那样，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集合，能够同时展现出如此多元、复杂的文本可塑性。论及香港自身的复杂性，以及香港作为城市参与进叙事的丰富文化潜力，即便是以开放、多元自居的上海也远远不及。正因为这样，在当代文学中，上海可以完美地被塑造成通向现代性想象的符号都市，但香港却不能。任何想要平面化地把香港作为现代性标志的尝试注定都会失败。
从整体而言，“港风”更精确地说更多地指向了小说“表层结构”的塑造，“港风文”会倾向于夸大化地展现香港景观中足以突显文化异质感的成分，这一点颇近于侣伦小说里塑造出来的香港风情。一个独特的香港既是小说的卖点，也构成了小说的风格。当今网络文学的诸多类型中，与之类似的还有女频的“金三角文”“民国文”以及男频的“东京文”，这一类作品的共通之处在于把故事场景设定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域和时代，以塑造出不同于当代经验的景观式写作，但在叙事上却未必能贡献出将之划为固定类型的特殊之处。从这个角度看，“港风文”的特点、风格和意义几乎完全建立在“港风”一词所提示的城市叙事设定上，一旦将这些故事“安放”进一个与身处时代迥异的时空当中，小说在事实上被增添了一种因时空阻隔所带来的阅读上的猎奇感。
可在小说的场景设定之外，在内容层面上，“港风文”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叙事和情节意义上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港风文”已然篡改了张爱玲、王安忆对“香港传奇”的定位。过去，内地作家笔下的“香港传奇”之所以独特，就在于这些故事永远不可能发生在内地其他地方。李欧梵曾经这样评价经典作家笔下的香港：“在上海的现实中不能发生的事，特别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却可以在香港发生。”但是，“港风文”却一再地重蹈着当代网络女频文学常见的叙事套路，执拗地让那些完全可以在任何内地城市发生的相似故事，在香港这个戏台、布景上再度上演。甚至那些为当代网络读者耳熟能详的言情叙事模式，既可以在“港风文”里出现，也完全可以发生在以金三角或民国上海为背景的女频小说里。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仍旧是那个讲述罗曼蒂克的戏台，只是当中国其他城市（进而包括其他被通俗文学染指的异域时空）在通俗文学层出不穷的书写中逐渐“罗曼蒂克化”了以后，香港在整体文学世界里作为罗曼蒂克象征的城市身份，也便不再那么的独树一帜。
所以，不管如何将“港风”塑造得贴近那个作为对象的香港，最重要的始终是在故事中割裂一个以“香港”为名的异托邦，传递出一种符合大众阅读想象的独特的香港。从写作、阅读的身份立场同书写对象之间呈现的有意味的张力来看，“港风文”始终都只是在扁平且空洞地续写“香港传奇”，因为看起来这些“港风文”既缺乏张爱玲那样亲身在香港生活的经验，自然也不可能具备张爱玲挑剔、省查香港的“本土”立场。最典型的证据在于，张爱玲所写的都是属于同时代的香港城和香港人，而标榜“港风”的网络小说则无一例外回避了对当代香港的描写，它们更倾向于将小说时代放置在更便于想象也更适合于虚构的“旧日香港”，一个最符合内地认知的“香港”。
下面就将结合一些常见的“港风文”叙事要素，简要剖析“港风”这个空洞的能指是如何在小说中被塑造出来的。
二、可被消费的香港都市奇情：符号与故事
“港风文”的特征几乎完全放置在“港风”一词所提示的城市叙事上，对此，不同作者采用了许多独具匠心的方法。从时间维度来看，营造“港风”的常见做法，是在行文中穿插20世纪90年代新闻报道，以制造出一种时空“在场”的错觉。《今夜离港》（作者：兜兜麽）选择历数1991年的新闻报道作为开篇，由此揭开了名叫“香港”的时代剧大幕。
《佛兰明歌》（作者：也稚）第三十四章记录了1997年7月的几条代表性新闻，以此巧妙地映射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下的香港局势。至于在空间维度的“港风”营造则来得更为直接。重庆大厦、九龙寨城、启德机场等地点反复成为各类“港风文”中的文化“地标”。《香江失渡》（作者：子茕啊）在这方面可以称之为典型，故事以“重庆大厦”为首章篇名，故事主人公又被设定为出身九龙寨城的“北姑”之女，两个标志性“港风”场所就此在同一故事中叠加，使“港风文”更加“港风”。至于在小说中掺杂粤语词汇甚至是香港本土的俚语，固然对写手来说构成了极大挑战，却是塑造“港风”必不可少的环节。大量诸如“契爷”“差人”“大金牛”等本地词汇，在“港风文”的作者和读者那里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场景密码。为了让不了解香港风土的读者不至于产生阅读障碍，许多“港风文”还会增加俚语注释——这或许是《善男信女》（作者：步微澜）所开创的“传统”，这部小说在每章开篇，都会附上所用方言及俚语的介绍，甚至连带介绍了相关的香港地名及文化。
在通俗文学中令内地读者感到“陌生化”的“港风”，并不限于使用上述这些城市符号去堆砌出一种流于表层的营造。“港风”也必须由一系列结构化、同时也仍旧是符号化的故事元素所塑造，如此才能给独特的香港灌注进充足的罗曼蒂克想象。有趣的是，“港风文”所提供的“香港罗曼蒂克”又是高度类型化的。也许，发生在香港的“罗曼蒂克”只有经过类型化写作之后，才能在写作上“制服”那个令人不安且陌生的“异色香港”。用符号堆砌起来的异域般的城市景观，与类型化、模式化的浪漫故事套路之间，由此实现了一种不无默契的平衡。
（一）黑帮题材与犯罪都市
“港风文”经常取材黑帮故事进行创作。被誉为“港风文”“开山鼻祖”作品的《善男信女》（作者：步微澜）就采用了典型的黑帮题材，故事的情感线融合了“强取豪夺”“破镜重圆”等网络通俗言情常见的叙事套路。之后大批“港风文”均取材于香港的黑帮往事，只是在黑帮题材上铺展的“情感线”略有参差。例如，颇受好评的“港风文”《今夜离港》最终将黑帮大佬与豪门外室家的少女之间的情感线，写成了男女主人公间的双向情感“救赎”关系；同一作者的另一部港风作品《无间宿命》（作者：兜兜麽）则聚焦于警察和黑帮之女的情感纠缠；近期在“豆瓣阅读”结束连载的港风作品《地尽头》（作者：丁甲）写的是黑帮大佬之女与黑帮马仔的爱情故事，则试图从人格意义上塑造男女主人公的“双强”关系。即便在非典型的黑帮题材“港风文”中，例如以展现豪门斗争为主题的《佛兰明歌》，黑帮也充当了极为关键的要素。
电影《古惑仔》
这类将言情故事与黑帮题材混搭的“港风文”作品，显然具有相当突出的共性特征。当小说主人公被设定为“古惑仔”式的黑帮人物时，故事就不可避免地穿插着大量凶杀、火拼、械斗等犯罪活动，这就势必会将“港风”叙述的重点放置在以黑帮、差佬（警察）为代表的群体上，尽管叙事还可能辐射到一群在正邪两股势力斗争下“讨生活”的市井阶层，但无论如何，这些小说里的香港，注定成了一个在黑帮同警察斗争中模糊了正邪与善恶界限的城市。正如《地尽头》里会把香港描述成一个价值观念被颠覆的城市：“那些住山顶的人也会抱着襁褓里的婴儿跳楼，身光颈靓的金融精英也可能是诈骗惯犯，古惑仔在黑社会里呼风唤雨日进斗金，遇到警察照样低头认命。”一旦“犯罪都市”与言情传奇叠加，女性主人公所在的家庭与家以外的城市，便经常被塑造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于是对于言情故事而言，一个多元化的香港既是上演爱情的背景，也是诱导爱情发生的前提：都市带来的种种风险，使得家庭很难再充当保护弱小女性的避难所；可一旦走出家庭，女性就被迫要在危险的城市中寻找“动荡世界里唯一依靠”。把香港描写为现代都市的设定，既决定性地推动着女性主人公被迫走出家庭，也构成了引导女性持续走向男性主人公的外因，而所有被浪漫化处理的“传奇”，就发生在女性走出“父家”之后、步入“夫家”之前那段漫长的时间缝隙之中。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在这类以黑帮题材为背景的言情故事里，所谓“港风”在本质上把香港书写成一个现代都市，这一点正类似于阮朗那些意在“暴露罪恶”的作品，从中反映出的是一种高度概念化和漫画化的先验香港想象。这也决定了这类故事的普遍结局通常是，一旦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关系最终获得和解，他们就必须离开这座“犯罪之都”，另觅可供安定生活的去处。总之在这类故事中，香港就这样牵动并成就着少女同黑帮青年之间的奇情爱欲，却始终不被塑造成一个可以提供稳定家庭生活的场所。
（二）封建家族的苍凉背影
“港风文”中的香港绝非适宜安家之所，痴男爱女、苦命鸳鸯唯有脱离此地才有可能安居乐业，不唯如此，小说里的香港或许本质上就无法提供和睦的家庭生活。不仅在小说呈现出来的原生家庭各有各的悲剧，更有趣的地方在于，不少小说不约而同地将香港社会存在过的一夫多妻制度，作为表现家庭不幸的特殊背景。最典型的作品《佛兰明歌》直接以香港豪门为题材，小说叙事的主线围绕“大房”幺女裴辛夷向“二房”的复仇展开。然而，借鉴香港豪门八卦构筑一夫多妻家庭关系的创作，一直在网络文学中屡见不鲜，在许多不被归于“港风”的女频小说里，也时常可以捕捉到取材于香港豪门的家庭描述。至于各类公开或半公开的多妻家庭形态，在“港风文”中更比比皆是：《善男信女》中女主人公的母亲本为黑帮大佬的“外室”，这样一个原生家庭用女主人公詹美若的话说，是“他们难以想象的畸形”。《今夜离港》中女主人公温玉本为家道中落的豪门温氏“七小姐”，生母原是“船王”在内地的情妇，因生下了唯一的儿子成为家中“三太”，而故事开始时，家里还多了一位同样“名不正言不顺”的“四太”，整个家族住满了“活在上世纪的太太们”。
在“港风文”的叙述中，所有这些不符合现代一夫一妻婚姻观念的“畸形”婚姻关系，通常被一律视作封建糟粕制度的残余。固然以一夫多妻为代表的种种背离现代婚姻制度的现象，在香港社会中曾一度以“合法”形式存在，然而问题在于，一夫多妻、包二奶、私生子等颇为畸形的家庭关系已然是小说构造“港风”的定势叙说，最终成为小说中指认“封建香港”的标志。罗孚曾经用文言文为例，指认香港长期受到封建文化影响。在“港风文”中，一个在陈旧制度下组织起来的多妻家族，或许更活灵活现地传递出了“封建”这个标签的意涵。《今夜离港》对此表达得相当明确，小说把温氏这个多妻家庭安置进名为“忠烈祠”的祖宅中，在这个不无封建色彩的地名上，更竖立着“一座砂岩凿出来的贞节牌坊”，象征着整个家族在20世纪末仍沦陷在“古老而僵死的时光里”。《佛兰明歌》中的人物矛盾围绕裴氏家族的“大房”“二房”展开，在富于反抗精神的女主人公裴辛夷看来，深陷豪门争宠的“二太”何云秋“就像深宫里的嬷嬷，害人时别有创造力，可自始至终都跳不出宫墙”。此种描述同样暗示了这般畸形的家庭关系与封建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
通常“港风文”中出现的封建家族如今只剩下一个苍白的背影。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象征着父权因财产积累曾一度高涨，家道中落的现实则意味着父权的衰朽，家庭内部的纷争和不再受到家族庇护的女性，不过是父权衰朽后的一系列连带后果。由此也可以看到，“港风文”中将香港定义为存放封建家族的场所，恰恰颠覆了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试图构建的“封建（上海）白公馆”与“浪漫香港”之间的对立。只因为“港风文”所立足的内地本土视野当中，早已不存在任何封建家族的身影。这又一次印证了前文提出过的观点：当代内地城市经验同香港城市书写之间所形成的新型镜像关系，决定性地改写了由张爱玲开创的“香港传奇”在今天的文学书写方式。
《善男信女》 步微澜著
（三）价值对照下的关系叙事
对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描述在“港风文”中很少成为叙事的核心，但基于“港风”的写作视角，内地不论作为小说中确切出现的地点，还是代表一种与香港相关联的价值立场，都不可能在此类小说中彻底缺席。或者更确切地说，叙事层面主要存在于“乡土内地”与“城市香港”的对比。香港贫富差距是如此之大，既能一夜暴富又能瞬间一无所有的城市，不断培育着内心扭曲的个人。从内地来到香港，对于个体来说，首先意味着价值观上的强烈对照。
《地尽头》中来港读书的邓颖说：“来港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世界这么大，路上的车又靓又宽敞。房价高得离谱，但你们人人住半山，下午茶都要讲究瓷碟上的图案是否与家具搭配。”《佛兰明歌》中的反派“二太”何云秋，就因为“从惠州到九龙”后的经历，使她认识到“穷是万恶之源”。然而绝大多数时候，小说中存在着那个回不去的故乡，原本在内地生活的殷实鼎盛之家，一旦迁居香港这个花花世界，就势必走向家道中落。《善男信女》中女主人公的家庭就是如此，而《今夜离港》中的“七小姐”随着身为豪门情妇的母亲被接到香港，没有如愿过上豪门的生活，反而见证了温家从风光岁月落到赌债上门的下场。
香港是如此地充满各种机遇与可能，依靠本分努力在这个资本所主导的世界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原本富庶的家庭却可能被这座城市的危险所捕获，成为繁华都市里造就灯红酒绿的祭品。无怪乎小说经常在文化和价值意义的层面上象征着香港的对照。《佛兰明歌》有一个细节提到了一对来自内地的张姓商人父子，儿子对着港人“张口‘资本主义’闭口‘糟粕’”，父亲则大骂做灰色生意的香港商人“公然藐视法律”，如此表达着内地与香港的观念分歧。在分析“港风文”到底怀着何种价值立场时，涉毒段落或许是非常好的例子。好比说，《今夜离港》十分有意地将男主人公戒毒的场所“搬回”内地，不仅使其成为小说里那个“毒品泛滥的香港”的对比，这种叙事本身也反映了作者自身对待毒品问题的态度。这是因为，即便“港风文”可以写到暴力、毒品等一切不符合当代主流价值观的事实，也必须在行文中不断暗示对此类“香港事实”的价值批判，哪怕这种“香港事实”也是经想象后展现出来的不无偏颇的事实。
相比之下，没有什么比“偷渡客”的身份更尖锐地体现着种种关系的复杂性。许多以黑帮为题材的言情故事，都会将男主人公设定为偷渡来港的古惑仔。前文提到的《今夜离港》必须让男主人公回到内地完成戒毒，发生在内地“老家”的家庭悲剧是促成男主人公偷渡来港的直接原因，但至少在“老家”暂时不存在黑帮，也不会纵容犯罪横生，有的只是因为私人道德堕落带来的家庭悲剧。这也使得“内地”在“港风文”中经常被塑造为一个公共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净土”，各种不为主流价值所接纳的“异物”，则只能圈定在香港的地界以内。
《地尽头》也延续了《今夜离港》的模式，将男主人公设定为来港偷渡客的身份，但在这个故事中，男主人公是一个很不典型的黑帮马仔。对他而言，为黑帮做事只是偷渡客“命贱”地挣扎求生，绝非他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男主人公可以替黑帮大佬杀人越货，却拒绝吸毒嫖娼这类有违私德的行为，可在许多读者看来，如此不典型的黑帮马仔却是一个理想的言情文男主。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有些段落特别以男主人公的口吻谈到对香港这片土地的认识：“这里从未给过他分毫归属感。金钱第一利益至上，最不缺的就是他这类帮人搏命的街头烂仔。死了他一个，还有成千上万个，堆砌出日新月异的繁华盛世。”小说女主人公作为黑帮大佬千金，对于自身的存在也报以极为清醒的认识：“她睡的是人肉堆砌的高床，吃的是践踏法律的菜肴，身上一针一线皆由性命编织而成。”——这或许正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写下充满了黄赌毒的香江往事，并不意味着要在价值上认同这个社会。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挣扎于污泥中的苦命鸳鸯，但作者又不忍心让小说主人公成为彻底的负面人物；而为了让内地的言情小说读者更好地接受黑帮出身的男主形象，古惑仔居然也可以在“港风文”中守身如玉。
（四）通向更广阔异域的中介
与多元维度的内地与香港关系不同，还有一些“港风文”注意到了香港立足华南、辐射东南亚的地域特质，从而在小说中将香港表达为一个通向更广或“异域”的中介。由于不少“港风文”都涉及黑帮题材，自然也会在叙事中谈及与黑帮生意有关的金三角等地，例如《地尽头》中就展现了两种中国香港以外截然不同的异域：一个是与黑帮生意息息相关的缅甸、俄罗斯等地，尤其是1991年经历苏联解体后“乱世出枭雄”的俄罗斯，用小说里的话说，“俄罗斯不像港岛讲道义，也不像意大利讲伦常。这里想杀谁就杀谁，活着靠暴力，死了归上帝”。但另一个异域则是美国，小说把芝加哥幻化为可以“躺在杰克逊公园草坪上大声朗诵金刚经”的理想居所，却没有考虑到芝加哥大学附近暴力枪击案件层出不穷的现实。
但是将更广阔的异域揭示得最细致的小说可能还是《佛兰明歌》，小说第一部名为“南洋旧事”，开篇就揭示了这是一部聚焦中越关系的作品：裴辛夷的一生有三次重要的飞行：一是飞抵河内，二是飞离大叻，再是飞往西贡。将三点连线，由北向南，几乎画出一张越南地图。来来去去，飞行弧线的另一端皆是香港。
然而这部作品之所以仍是“港风”题材而非“南洋风”，是因为牵动整个叙事发展的矛盾中心仍集中在香港。正如故事中的阮决明本质上是一个因感情纠纷而被卷入香港豪门恩怨的“外人”，位于越南的阮氏帮派最终面临来自政府军的肃清，本质上源于“97回归”对所有以香港为中心的地下交易的震慑，因为掌握了黑色贸易生命线的，正是位于香港的航运世家。在越—港地下交易中作为供货方的越南，在小说里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形象，正如决定小说情感关系走向的关键，也只能落地于香港而非越南——越南见证了裴辛夷和阮决明的定情与重逢，感情的破镜重圆则必须发生在香港。最终正如一切“港风文”所选择的那样，想要厮守终生、换得一个完满的结局，就必须逃离汇集了一切恩怨情仇的香港，换一个新身份来到安全的异域（新加坡）重新开始。
提及各种异域，就此构成了“港风文”非常值得一提的特点。哪怕这些异域也注定是带有想象的滤镜化书写，但这些异域的存在，恰恰在小说里锚定了香港在叙事层面作为地点的性质。《今夜离港》中男女主人公选择定居的加拿大，“这边社团未发达”，移民后的黑帮大佬陆显只能“做做生意，赚赚小钱”。《地尽头》里，仿佛离开了香港，就把一切铤而走险、江湖恩怨与灯红酒绿抛在身后，与此同时，象征着罗曼蒂克的奇情爱欲，也被一同尘封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不可否认的是，“港风文”中的香港，本质上就是个在故事中任凭爱情发酵的城市。
三、回望香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通俗文学的商业性及消费性，使“港风文”更需要一个具有符号属性的香港。一个真实且立面的香港既不必须也不必要。作为小说里的城市布景，香港即便仍被赋予了浪漫色彩，却始终是一个高度扁平化的、滤镜化的文化符号，而当这座城市被沾染了层层叠叠的超自然般的异域想象时，却被迫充当起容许通俗文学创造出猎奇的乃至超现实情节的“避风塘”。通过阅读网络文学，文本所构筑的虚拟现实部分，“实现”了读者在现实中无法成真的愿望，而“港风文”中所描绘的20世纪经济腾飞期的香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扮演起了只有借助阅读才能满足的欲望客体。
现实中的香港同内地作者笔下的虚构香港、香港想象之间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差距，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却有着多个层次。首先，过去在文学研究领域谈及内地的香港认知时，“中原心态”是一个高频概念，同时学者们也很早注意到，所谓“中原心态”源于内地（尤其是城市）与香港之间存在着的互为“他者”的观看关系。李欧梵十分犀利地指出，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把香港作为上海的“他者”，“香港对上海的中国居民来说，一直提醒着他们半殖民地的焦虑”；而到了20世纪末，香港的大众传媒经常将旧上海作为“时间末的城市”（梁秉钧语）的镜像想象物，从中捕捉到了不能为大写的历史叙事所阐述的神秘。延续这种观察视角来看，“港风文”始于内地（或者说广义的“中原”）对香港这个“边缘”地带的观察、审视与好奇，这类小说始终是抱着“中原心态”去观察香港后的产物。只不过这种“中原心态”在当代最大的变量在于，当中国内地在经历了几十年高速城市化进程之后，支撑所谓“中原心态”的物质和现实基础已经天翻地覆。“港风文”里的香港未尝不是当下内地城市及其未来的寓言，至少对读者而言，在阅读中一边想象着繁华都市酝酿出的罗曼蒂克传奇，内心同时也在衡量着自己所能容受的城市发展的方向与限度。
香港的“石屎森林”
另外，作为一座在同内地城市经验多有不同的华南城市，香港在历史上形成了既不属于殖民主义也不符合民族主义的那种“反省、共处”的特质，决定了香港连同香港文学都势必共享着这样一种独特的复杂、混合。当这一切投射在内地的读者和观众的眼中时，自然很容易把香港有意或无意塑造或理解为一个充满新奇体验的地域，乃至一个包容了多元形态的“超自然世界”。久而久之，这种观看逐渐“惯习化”为站在特定立场去观察的文化心态。反过来，瞄准香港的这般猎奇式的文化搜寻，又深化了内地接受者对香港的多元认知。
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涌入内地市场的港台通俗文艺作品，则为内地观众、读者提供充足的想象与猎奇香港这座城市的基本素材。前文提到“港风文”脱离不了黑帮题材，而20世纪90年代正是以《古惑仔》为代表的香港黑帮片最为兴盛的时代。此外，包括TVB港剧、香港武侠小说和言情文学、港产漫画、香港流行音乐等，都足以为当代网络文学的作者标记出一系列构筑“港风”的文化符号。这也决定了“港风文”只能从已有的通俗文艺素材中，拼接并构筑出一个与之时代接近的香港。考虑到这重影响，前文所列举的种种指向“香港印象”的标签要素，之所以填塞了当下内地通俗文学中所谓“港风文”的叙事脉络，其原因或许并不难理解：这些由内地作者所构筑的“香港传奇”，即便距离真实香港相当遥远，却如实地写下了过去数十年间内地受众以猎奇心态观看香港之后，所堆砌出来的那个印象画式的香港形象。
造成这种印象画式的香港认知的根源，或许正源自内地目光难以从香港身上发掘并寄托“现代性”想象的不满足感。与“港风”审美所折射的那个经济发展、思想开放和流行文化繁荣的香港想象不同，“港风文”更善于在搜幽寻奇的观察里，表现因纠缠于中西文化之间而“蜿蜒流动”的香港。作为复古流行审美的“港风”，与作为通俗写作题材的“港风”，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文化意义层面的香港：一个是代表了经济腾飞时期走在世界潮流前端的、作为现代大都市典范的辉煌香港；另一个则是不遗余力地演绎那个掩盖在“石屎森林”底下的、纠缠于古今中西之间的那个反现代性宏大叙事的香港。这两种香港印象的表征（representation），本质上均诞生于“真实香港”同投射在香港身上的那一束束急于拥抱“现代世界”的内地目光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目光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
可问题在于，对网络通俗文学而言，最关键的其实不是这种文学是否如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香港，而是怎样更好地使香港事实上成为一个可以被消费的叙事情境。上述两种在文化上自相矛盾的香港印象，却同样被汇注入新媒体时代的消费文化之中，化身成为在时尚、文学两个领域被各自表述的“港风”。有人从中消费到了怀旧的情绪与复古的风格，有人则消费到了超越日常生活琐事的惊奇感和被压抑的都市爱欲。在这个意义上，“港风文”的文化意义就在于，通过对现实香港做了虚构化的处理，在新媒介革命的强大助推下，将埋藏在著作与阅读之间那种极为真实的大众心态得以暴露出来——怀旧是真实的，猎奇与窥探也是真实的，甚至连小说字里行间的批评也同样真实，因为作者、读者对香港的心态就是如此复杂。最终网络文学中的城市更接近于电子游戏中的场景设定，不无讽刺意味的是，真实的香港旧影反而无法在商业化的书写和阅读中满足读者的期待，而这或许是绝大多数网络文学中被符号化的城市叙事所注定遭遇的命运。作为构筑小说情节的工具，香港在“港风文”中简直无所不能；但在传递深层意义的层面上，故事里的香港显得一无是处。
所以我们认为，“港风文”所能写下的可能只是一种“可控制”的香港传奇。如果说香港文化历来以独特的“都市性”著称，那么显然“港风文”没能延续曾经“香港传奇”所蕴含的特异的都市性。在当代网络通俗写作中，非但香港在不同故事中被高度扁平化、单一化了，更重要的是，香港一直以来积极介入传奇叙事的“文学城市”特质正在消解，反而在通俗文本中逐渐沦为一个外形独特却被不断注入雷同故事的景观城市。“港风文”以炮制在叙事层面上缺乏特异性的罗曼蒂克故事，使香港在大众文化中所具有的本质性的罗曼蒂克色彩逐渐走向消亡。即便“港风文”极为谨慎地借助符号化的叙事、方言写作等手段，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符合“港风”想象的香港都市景观，然而“港风文”却从来不曾真正地与香港这座城市发生文化层面的“共情”，所传递的也绝不会是香港这座城市所独有的都市观念或文化态度。这种颇为纠结的著作态度，时常在小说中造成叙事与价值的割裂，而这种割裂又不能真正指向对香港城市或香港社会的批评，因为似乎内地作者本质只是香港的他者，常常缺乏批评的意愿，也难以“对香港作出什么看法”。
照此看，专注于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为背景的“港风文”的写作，大约是对张爱玲和亦舒所开创的“文学传统”的不均衡延续。一方面它承继了张爱玲为读者写“香港传奇”并极力邀请读者以阅读遐想“香港”的文学事业，却又剥夺了张爱玲书写香港时暗含的沪、港双城对照的比较意味，因为今天与香港构成相互窥视、镜鉴关系的内地城市早已不再局限于上海。另一方面，香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出了独到的“都会的流动变貌”，可香港的都市文化毕竟有违内地作者的城市经验，因而同样书写言情故事，当代中国网络文学不可能用亦舒的方式撰写发生在香港的奇情爱欲。最终只能将内地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叙事模式，抛掷进亦舒小说所划定的旧日香港情境中，同时将香港本土言情文学所具有那种独到的“都市性”排除在外。在“港风文”的世界里，香港实质上是一个时光停滞的、被叙事锁进博物馆里的旧日城市景观，“港风文”中的香港只在确定的时段中拥有短暂的、可流逝的时间，却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历史。
四、结论：驯服“香港罗曼蒂克”
网络文学中称之为“港风”的表层构建营造，不管用多少文化符号拼贴起一个漂亮精致的复古戏台，最终反映出来的，仍旧是由左翼批判话语、罗孚式的异域猎奇书写和大量香港通俗影视素材加以糅合而成的混沌城市印象。在叙事的价值态度上，“港风文”又把从香港社会那里观察到的一切陌生和异质的东西，诉诸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化的批评。所有这些混沌“港风”印象与宽泛价值批评的集合，大体上填补出了一幅内地读者对香港的集体认知与想象的图景。
“港风文”所构筑的香港似乎还是那个“爱欲游荡、分裂、折射、永劫回归的中介点”，充满了蓬勃的罗曼蒂克色彩，却不是一个可以在价值层面加以简单厘清的城市。一代又一代来自内地的作者，都选择把香港作为罗曼蒂克发生的背景，但又将他们对香港的复杂感受，埋藏在想象的罗曼蒂克故事背后。张爱玲曾说：“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美而哀”的判语无不透露着价值色彩的含混、情感色调的割裂。王安忆笔下的香港也仍是美的，但支撑着那种城市之美的不再是“悲哀”而是“丑陋”：“有了这丑陋作底，香港夜晚的美便不再是浮光掠影，而是实实在在的美了。这丑陋是石头一样坚硬的东西。”当代“港风文”的写手们同样一面被香港的罗曼蒂克之美所捕获，一面又无法克制地控诉自己所写下的这座城市。《香江失渡》开篇描述了一个“腐朽糜烂，却又欣欣向荣”的香港：“这里是滋生黑暗的天堂，纸醉金迷的背面，最低级的享乐，黑暗里常常隐匿着白日人们看不到的虫。”
《无间宿命》第三章的形容与之类似：“这正是黄金遍地的年代，碰撞毁灭的年代，是生与死的抉择，亦是钞票堆砌的梦幻。”在当代网络流传的通俗小说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悖谬地包容着“美与丑”，他们似乎相信，掩盖在香港繁华之美的另一面，只能是种种自己未必经验过的“恶”。
对香港的迷恋、憧憬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这座城市的万千夜色。香港之于张爱玲不过是一个“她者”；之于王安忆而言也不过是一个“象征”，只供生长奇迹，绝无安顿之处。对当代“港风文”的作者而言，香港又何尝不是一个“他者”和填塞空洞符号的“象征”？不同之处在于，“港风文”已经不再幻想一个属于香港的独一无二的故事。即便正如王安忆说的那样，“香港的故事是不会演到头”，只不过在网络文学中，以香港为背景的故事哪怕罗曼蒂克到“狗血”，也必须以内地读者所喜欢的模式展开。“香港的罗曼蒂克”正随风而逝，剩下的只有被商业文学、消费文化所驯服的“罗曼蒂克在香港”。不管怎么说，一个从内地视角写就的香港罗曼蒂克故事，恐怕未必服从于香港这座城市以及香港人的意愿。因为正如赵稀方所注意到的那样，香港人在叙述香港时不仅不浪漫，时而语带反讽，然而“这约略的讽刺下面其实隐含着未被注意到的踏实和眷恋”——不是罗曼蒂克而是“踏实和眷恋”，从生活意义上构成了对香港人而言“恒常”的东西。
原刊《南方文坛》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金方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编辑，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博士，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方向为先秦文献与文学、中希比较研究。参与翻译、校对《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知识与智慧》，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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