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乾嘉汉学的盛行以及中外交流的拓展，道家学说在近代中国、日本及欧洲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在注释、译介及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通过对道家思想与文学的现代解读，晚清国粹派与新文化人让老子、庄子在20世纪上半叶焕发出了新的魅力。道家思想中的先进性、革命性被重新评估，其文章被赋予了新的文学价值。经过鲁迅的漫画式新编，老子、庄子成功地进入了现代文学之中，为诸子学的现代传承贡献了一臂之力。
一、近世以来的道学热
近世以来，道家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在中国，随着乾嘉汉学的兴盛，老庄研究日益成为清儒关注的焦点，校勘、训诂、辑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纪昀的《老子道德经校订》、毕沅的《老子道德经考异》、姚鼐的《老子章义》、卢文弨的《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的《庄子杂志》、俞樾的《庄子平议》，王闿运的《庄子王氏注》、孙诒让的《庄子札迻》等著述在注释、考据、义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将道家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中不乏纪昀、毕沅、姚鼐、王念孙等名家，也有道门中人及名医的贡献。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清中期以来的老庄研究中考据型成果大大增加，在文本校勘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因声求义”“文同一例”“文法一律”等新型研究方法也被用于文本考证，为后人的老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
在深受汉文化浸润的日本，道家学说广受近代知识人的欢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道家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在1891—1910年这20年间，就有《庄子讲义》（大田才次郎1892版）、《庄子增注》（巌井文1893版）、《老子讲义》（西村越渓1893版、大野雲潭1898版、根本通明1902版、佐藤牧山1910版）等20余种老庄翻译、注释及研究专著问世，其中不乏荻生徂徕、高瀬武次郎、久保天随等名家之作。有不少日本近代作家的自号都出自于老庄，如坪内逍遥的“逍遥”、幸德秋水的“秋水”、久保天随的“天随”、高山樗牛的“樗牛”、相马御风的“御风”均出自《庄子》，长谷川天溪的“天溪”则出自《老子》。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日本近代文坛上的老庄热与浪漫主义运动相结合，从而推动了隐逸文学的流行，出现了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及田岛象二的《墨上隐士传》等作品。无论是汉学界还是文艺界，道家学说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汉学家内田周平称赞老子之道微妙深远，文章古朴简奥；儿岛献吉郎视老子思想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光芒；日本近代文豪森鸥外在小说《高瀬舟》（1916）中引用《老子》章节，将老子的“知足”思想作为小说主旨贯穿全篇；经历过严重精神危机的夏目漱石于晚年提出了“则天去私”的人生观，深受老庄“道法自然”“吾丧我”等观念的影响，崇尚顺随自然、超然物外。1901—1903年间，随着日本知识界的“尼采热”的出现，真冈势舟等文人将庄子视为东洋的尼采。谷崎润一郎也深以为然，盛赞庄子超脱的人生观并踏上了个性解放、探索自我理想的道路。现代学者加岛祥造认为老子的道家思想是东洋的价值观，蕴含着宇宙意义与女性原理，能够拯救现代文明的精神危机，还以道家思想为中心写了一本诗集《别无所求》（求めない）。尽管近代以来的日本社会整体崇尚欧美，中国道家学说依然受到不少日本文人学者的欢迎。
道学热在近代亦蔓延到了欧洲。19世纪以来的欧洲汉学家及传教士掀起了《道德经》的译介高潮，引发了西方学界对道家的追捧。1823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发表论文《老子的生平与学说》并节译《老子》，这是欧洲学者系统研究《老子》的开始，黑格尔曾受其影响。1870年，第一个《老子》德语全译本在普兰克勒的笔下诞生。同年还出版了施特劳斯颇具影响力的德译本，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转译《老子》时就以它为主要蓝本，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名著《儒教与道教》也主要参考了此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学界出现了道家热。老子不仅频繁出现 在各种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著作中，而且还成为学术专著的研讨对象，几乎成为了一种研究时尚。在英语世界，1868年英国传教士湛约翰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的思辨》在伦敦出版，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翟理斯相继翻译了《庄子》，分别于1891、1926年出版。德国学者雷赫完将欧洲研究东方圣贤者分为两派：其中较为著名的一派无理性地崇奉老子，另一派有理性地崇奉孔子。西方世界对道家的推崇一直持续至今，当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道家对中国思想、对华夏世界宗教运动的发展曾产生重要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道家为科学观的形成以及对某些发明作过重大贡献。其影响还见之于政权观念、管理理论方面。”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道家哲学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
清儒、日本及西方汉学家都在近世以来的道学传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隐然形成了国际道学研究的共同体。例如，日本学者加岛祥造原本从事美国现代文学研究，却以英译本《老子》为契机而成为了日本著名的老子研究者。这一现象并非个例，侧面反映了道学的世界性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80年代关于“译成外文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的统计结果显示：《道德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这一调查结果也忠实反映了近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道学热。
近施特劳斯的德译本《老子》
二、晚清到“五四”的道学开继
近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道学热为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革新及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丰厚的资源。如余英时所言：“道家知识人的社会批判在后世影响很大，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明代泰州学派、清末章炳麟、刘师培，以至‘五四’运动，都和这一传统有思想上的渊源。”
《国粹学报》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倡导“诸子学复兴”的重要舞台，发表了章太炎的《庄子解诂》、刘师培的《老子韵表》等重要老庄研究著述，在晚清道学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章太炎颇为赞赏道家，并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尊老贬孔立场。在比较儒、道时，他往往维护道家，尊道抑儒，态度鲜明。在他看来，自古以来有“伪儒”而无“伪道”。在《訄书·儒道第四》中，他更是详细地比较了儒家和道家，并作出了明显倾向于道家的判断：“夫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得木不求赢，财帛妇女不私取，其始与之而终以取之，比于诱人以《诗》、礼者，其庙算已多。夫不幸汙下以至于盗，而道犹胜于儒。”在他看来，王莽是盗取儒术之徒，田常、汉高祖是盗取道家之术之徒，王莽不如田常、汉高祖。选出两派中最低劣的徒子徒孙来作比较，道家依然要胜过儒家。章太炎还强调：儒家虽出自道家但并不承认，道家之术也比儒家更加高明。鲁迅也受到了这种尊道贬儒观点的影响并创作了《出关》。
刘师培的道家研究也颇具开创性，他从反对君主专制的角度出发，将老子、庄子视为先驱，并发现老庄思想与卢梭民约论、西方利乐学派等西学之间存在相似性。在他看来，老子的“圣人无常心”是富贵无常、君位无定的比喻；老子的“君非真贵”“以贱为本”“不为天下先”开启了贤明君主谦让之风，驳斥了君主自尊的观念；老子的“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是专制君主之戒。庄子更是“以贱视君主为主”，认为君主是人民的仆役，因此在《让王篇》中极言为君之难。刘师培还擅长比较道家与西方学说，指出老子、庄子的思想多与卢梭《民约论》相合，尤其是在反对君主专制方面。西方利乐学派主张享乐无为，近于道家。希腊什匿克学派、印度婆罗门教，主张克己力行，近于墨、道二家。这些比较在今天看来不免粗率，在崇尚学习欧西以挽救家国危机的晚清却颇有时代意义。
小学家田北湖也为衡量道家的价值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将道家视为民史时代的产物：“民史之世之作，两派相承，一为农家，一为道家。……名理、物理、事理、学理之微，阐发无遗，兼赅旧说，以御人事之赜，而兵家杂家之类与焉。农家得其粗，道家得其精，轩辕氏之教也。道训为理，非若后世所谓黄老之术矣。”民史是《国粹学报》所大力提倡的史学，区别于君史。他们认为君史多为糟粕，而民史则是史学中的国粹。将道家视为民史时代的产物，也就赋予了道家国粹的意义。
章太炎、刘师培、田北湖等国粹派学人对道家的关注重点虽然并不一致，但他们都提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观点，破除了过去关于道家的负面评价，并且赋予其积极乃至革命性的意义，对新文化人颇有启发。
胡适、高一涵、顾颉刚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对道家的现代价值作出了新的阐发，也是从排除其负面内涵、赋予其积极乃至革命性意义的角度入手的，与国粹派思路一致。胡适自幼喜爱老子，深受老子不争主义的影响。他称老子为“革命家”，认为其思想是对时代弊端的反动，老子的哲学也是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具体来看，胡适对老子的理解吸收了国粹派老子研究的精华：章太炎称老子为九流中第一个开学派的人，胡适亦称老子为“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章太炎颇为注重阐明儒、道关系，认为儒家有得于道家；胡适也称赞老子“不但是一位老儒，而且是一位根据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而形成一种哲学新体系的哲学家、实行家和传教士。”在他看来，老子代表了早期儒家宽容不争、懦弱的柔儒特性；孔子曾在16岁、30岁那年去拜访老子，吸收了老子的“柔道”、天道观念和无为的政治理想，但更进一步地创立出了一种新人文主义，形成了一种能够“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尽管不像章太炎那般明显的尊道抑儒，胡适在阐释道家时也总是不忘儒家，且具体分析了孔子吸收了道家怎样的思想，这一思路可以视为对章太炎道家研究的一种延续。刘师培指出老子反对君主专制，胡适也认为老子大胆批评政府，“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高一涵在《老子的政治哲学》中对老子的理解与刘师培、胡适有相通之处。高一涵认为：因为春秋时期人民不自由、不平等，因此老子主张“自然法”与“放任主义”，为的是打破人为的法制，这与英法两国18世纪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平等、自然国家等学说来攻击政府的武器是一样的道理。刘师培、胡适、高一涵都是从反对君主/政府的角度来对老子进行带有现实意义的阐发。不过，胡适比国粹派更进一步地指出老子是革命家，并为老子思想赋予了新文化的价值。
顾颉刚道家研究的思路亦与国粹派相近，都借助于儒、道比较，展现出道家之长及其进步、可取的一面。儒家往往批评道家消极，顾颉刚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道家主因，儒家主革。因故渐进，革故急进。……惟其主因，故其意惟风俗能陶铸名世。惟其主革，故其意惟名世能陶铸风俗。道家为智，儒家为勇。世多谓道家主消极，儒家主积极，其实非也。二家蕲至于美善之境固同，特出之道不同耳。”在他看来，道家主张的是因袭，是一种智慧的渐进主义。因袭并不等于消极，能够用风俗来陶铸名世。道家与儒家虽然主张不同，但各有所长，都能达到美善之境。目的相通，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国粹派率先注意到道家对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对新文化人多有启发。刘师培对道家与文学的关系颇有研究，且尝试从道家的视角来梳理中国文学史。在他看来，道家之文在文学史中是有迹可循的：道家文学最为昌盛的时期当数魏晋六朝。曹魏正始年间，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倡为道家之文，校练名理，辨析玄微”；六朝文人多崇尚老庄，因此“六朝之文，多道家言”，其中葛洪、孙兴公、王逸少、支遁、陶渊明、陶弘景之文，“皆喜言名理，以放达为高”。不仅是六朝文章如此，六朝诗歌也是如此。陶渊明诗“澹雅冲泊”，近于道家；嵇康、郭景纯之诗也有道家之意。宋代文学中，苏轼、范成大之诗都是道家诗，陆游词是道家之词。苏轼之诗“清言霏屑”、“妙善玄言，得之老、庄，兼得之佛学，故能含至理于诗”。范成大诗“多冲淡之作”，都可视为道家之诗。陆游词“屏除纤艳，清真绝俗，逋峭沈郁，而出以平淡之词，……此道家之词也。”清代文学中，汪缙、罗有高之文都属于道家之文：“大绅、台山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此道家之支派也。”他还认为诸子与文体的形成有关，其中“铭体附于道家”。道家之文为后世开启了一种文体风格：语言简练优美，说理易懂却深刻。罗惇曧在《国粹学报》中精心概括了老子、庄子、列子的独特文章风格，对道家之文作出了评述：老子“五千言深微奥古，冲远静专，求之弥幽，挹焉无竭”；庄子文章“引喻设问，粲其华辩。寓言重言，迷厥本指。幽玄之理，奥折之思，纠互盘纡，断续离合。信千古之至文，未有能穷其际者也”；列子文章“苟抽秘思，骋妍词，斯为采摭，靡能尽者。抑亦文章之灵囿已”。这样的尝试为后人从文学角度理解道家之文作出了示范。鲁迅称赞“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施蛰存向青年人推荐《庄子》“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希望青年人能够从《庄子》中“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顾颉刚称赞“庄子的文章特别优美”，都是从写作的角度肯定《庄子》对于文学的意义。
由此可见，国粹派的道家研究具有先驱性和开创价值，在其思想史意义的重新界定、与儒家关系的梳理、道家之文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道家的文学价值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贡献，对新文化人重新理解道家、发掘道家对于新文学的意义等方面都有积极影响。
丁云鹏 《三教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此图画孔子、老子、红衣罗汉坐于树下共同探究玄理的情景。
三、新文学中的老庄重构——以《出关》《起死》为中心
作为源远流长的本土学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并不沉寂。沈从文曾以道家为例指出诸子在推动小说发达方面的功绩：“诸子中最有功绩的是列子同庄子，……庄子是一个借用神话而用创作形式表现他思想的作家，……用文字自由抒写打破了文字为史家专利的习气。”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中充满了道家气息，《边城》《萧萧》《菜园》等作品都可读出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之味。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郁达夫、废名等人的作品亦有得于老庄，道家精神在现代文学中通过不同形式得以延续。其中，秉承了晚清“诸子学复兴”精神的现代作家首推鲁迅。《故事新编》是鲁迅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集，共有8则故事，其中《非攻》《出关》《起死》分别改编自墨子、老子与庄子的故事，既有史实依据、学术考证，又有幽默的漫画式书写。《出关》与《起死》均写于1935年12月，延续了国粹派以文学来阐释道家的思路，受章太炎道家研究影响尤深。
《出关》描写简洁却蕴含深刻的象征意义，诸多评论家迷惑不解。若联系章太炎的诸子学思想来解读，或许能够获得一些突破。鲁迅改编的《出关》以孔子向老子问学及老子出关为关键情节。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出自《庄子》中的《天运》篇。《天运》中只讲到孔子第二次拜访老子说自己得道之事，并没有言及老子因此而出关，但鲁迅却在这里加上了关键性的“新编”：老子出关与孔子有关。《出关》曾引起过争议，鲁迅不得不写下了《〈出关〉的“关”》一文，解释这一情节并非自己生造，实则得益于章太炎：“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
章太炎对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师承关系确有心得，他曾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原注略——引者注），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嗁。’（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徳经》以发其覆。”在阐述老子与孔子关系的时候，章太炎流露出了鲜明的尊老贬孔态度：指出孔子虽然“诈取”了老子的权术和学问，但却因儒道路径不同，不肯崇奉老子为师，还劝说老子不要著书立说。老子知道孔子要争名，不得不听从孔子劝说，又怕留下来遭到孔子嫉恨，所以西出函谷关。因为那里没有儒生，才敢写下《道德经》。太炎据此感叹道：“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不过，太炎后来对这一观点有所修正。1921年，柳诒徴发表了《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批评章太炎对孔老关系的猜测是一种臆解，胡适就根据这一思路宣传孔子杀少正卯。章太炎读后致信柳诒徴，感谢其批评自己“狂妄逆诈之说”，自陈诋孔子是因为早年深恶康有为孔教之论。中年以后笃信古文经，对诋孔绝口不谈。换言之，章太炎早期关于孔老相争的观点其实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立“孔教”而提出的，中年后的太炎虽已不再诋孔，其早年的观点却已播散开来，影响了胡适、鲁迅等人。
鲁迅小说《出关》虽作于1935年，却并未吸收章太炎“中年以后”的修正，而是将其关于孔老相争的早期观点演绎为小说《出关》中的重要情节，同时也延续了太炎对孔子的讽刺态度。《出关》中的老子身上既有章太炎的影子，也有鲁迅自己的影子：老子讲学场景与章太炎讲学的场景极为相似：内容艰深，还带着方言的口音。这与鲁迅在去世前十天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形成了呼应。章太炎思想深邃，余杭口音很重，演讲时常会有人听不懂。他在东京民报社时的生活方式也近于老子。据宫崎滔天回忆：“听说他的生活方式，每天除了思索和读书写作以外，余事一概不闻不问，似乎让人一看便觉得像是老子。”
1908年鲁迅在东京听讲时章太炎39岁，1935年写作《出关》时鲁迅51岁，他们都到了被人尊称“先生”、名满天下的年纪，鲁迅的生命体验也更接近于曾经的章太炎乃至老子了。鲁迅在《出关》中写道：老子出关是因为孔子不老实：“他知道能够明白他的底细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他以后就不再来，也再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在这里，老子之言也暗示着鲁迅当时的处境：虽然点化了学生，但有的学生与自己并非同路人，要提防着老师，背地里还要玩花样，所以只能是老实的人离开。还用牙齿的比喻“硬的早掉，软的却在”讲刚柔关系：刚的先衰，柔的长久。老子用柔不用刚，所以选择离开而非对抗，这样才能更长久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也以此暗示自己不愿与儒家相抗。鲁迅笔下的老子虽有执拗的一面，但整体上是一位大智若愚、以柔克刚的正人君子。这与鲁迅早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对老子的评价相呼应：“老子之辈，盖其枭雄。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
《出关》中的许多细节，都能在鲁迅的个人经历中找到影子。老子本来只想出函谷关，没想到却被关官硬是“请”到关上讲学，讲完还必须把讲义自己写出来才能出关，整个过程中都受到了严密的监视：“第二天早晨，天气有些阴沉沉，老子觉得心里不舒适，不过仍须编讲义，因为他急于要出关，而出关，却须把讲义交卷。他看一眼面前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觉得更加不舒适了。”这一场景与鲁迅在厦门、广州的亲身经历相仿：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南方革命人士对他的监视极其严密，以致影响了其正常生活，鲁迅因为“害怕”而辞职前往广州。不料，广州的革命人士也想要将鲁迅塑造成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的领袖，不断邀请他公开发表坚定革命主题的演讲，很快令其产生了厌烦情绪。结合这两段经历，不难想象鲁迅笔下的老子被迫写下《道德经》的无奈与厌烦。
老子骑青牛出关（缂丝青牛老子图轴，清乾隆）
孔子与老子潜在的竞争，是老子出关的主要原因。鲁迅虽不确信章太炎的这一观点，却将其塑造为小说情节，不无深意。在现实中，鲁迅本人也深陷于语丝社与创造社之争以及左联内部的宗派斗争之中，与周扬、徐懋庸等人产生矛盾，被称为“老头子”，内心受伤极深。语丝社是1924年周作人联合鲁迅所办，《语丝》编辑部迁往上海后由鲁迅任主编，不久后陷入与创造社的论战。当时创造社意图取缔一切与他们理念不合的文学形态，而鲁迅领导的语丝社则不赞成郭沫若、成仿吾等所代表的严格绝对的排他主义。1929年，饱受纷扰的鲁迅决定辞职，寻得柔石接替自己主编《语丝》，然而柔石仅任职六个月。结合这一背景来读《出关》，不难领会到鲁迅的寓意：借孔老之争来暗示创造社与语丝社之争，借老子被迫“出关”来暗喻自己被迫辞去《语丝》主编一事。小说中老子学生庚桑楚身上亦有柔石的影子。
即便是老子这样清净无名的人，也因为出了名，不得不在函谷关讲学并留下讲义才得以脱身，他的稿费也都全凭关官的个人喜好裁夺，而关官并不欣赏他的学问。一如《道德经》所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的满腹经纶和高明哲学并不能让他过关，他只能随波逐流，听凭有权势的人裁夺。《出关》中的关官认出老子之后巴结的态度，与《起死》中巡士对庄子的态度如出一辙，也是鲁迅作为一个名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场景。
比起以老子为主人公的小说《出关》，以庄子为主人公的《起死》更具有戏剧效果及神话色彩。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9月至1935年6月的鲁迅一直在与施蛰存笔战，反对其向青年人推荐《庄子》，为何1935年底自己却动手改编起《庄子》中的故事了？如果真的反对青年人读《庄子》，在《故事新编》中理应避开庄子而选择他人，为何要特意选择庄子作为主人公？《起死》中改编的庄子故事妙趣横生，有心人自然会顺藤摸瓜去读《庄子》原文。其实，鲁迅承认自己曾中过庄子的“毒”：“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正是因为自己中过庄子的“毒”，才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不希望年青人像自己一样背上“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因而反对他们读《庄子》；一方面又对《庄子》依然恋恋不舍，将其故事改编为《起死》。
章太炎曾在东京讲学《庄子》，其讲义整理成了《齐物论释》，另著有《庄子解诂》。李振声指出：“章太炎《齐物论释》所推崇的‘不齐而齐’原则，与新文学标举的诸如个性，思想，创作的独立、自主等重要价值之间，存在‘家族相似’性。”的确，章太炎的庄子研究对新文化人而言有重要的思想意义，鲁迅的小说中也留下了痕迹。如果说《出关》中的老子清静不争，《起死》中的庄子却更有儒家的味道。鲁迅笔下的庄子经过了一番改造。“起死”的情节出自《庄子·至乐篇》。在原文中，庄子遇到了骷髅之后并没有让他起死复生，而是梦见这个骷髅向自己诉说死后的快乐，并无《起死》中庄子与复生大汉纠缠的戏谑场景。庄子看重“无为”，把生存看作是多余的累赘，把死亡看作是毒痈化脓后的溃破，生命随自然变化，始终循环，茫茫然巡游在尘世之外，逍遥自在于无为的事业里。在这种思维逻辑下，让骷髅复活其实并不符合庄子的性格。庄子虽被世人所崇拜，却并不愿意出山为官，只想做一只曳泥之龟，不愿受到世俗名利的束缚，也不会总是把要去见楚王、自己是庄周这样的话挂在嘴边。鲁迅塑造的庄子是经过改造的，多了几分儒家的入世，反讽意味也更加强烈。《起死》中新增的关键情节有：庄子不惜动用自己的交情让骷髅复活，复活了的大汉却毫不领情，甚至给庄子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巡士出来后发现是庄子，为了拍局长马屁，马上讨好庄子。这样的情节更像是鲁迅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只是把它改头换面安放在了庄子身上。这也就是“故事新编”的意义所在。鲁迅并不是要把古人的故事换成白话文重新讲一遍，而是在“编”的过程中加以新的元素，赋予其新的意义。
鲁迅之所以会赋予庄子以儒家的色彩，可能与章太炎对庄子的理解有关。章太炎的庄子研究注重辨别儒家与道家的关系，认为庄子学习了颜回的学问，“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在章太炎看来，庄子对儒家很熟悉，肯定颜回，学习儒家思想，这些都是无需避讳的。儒家与道家之间本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两派，他们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也是极其正常的学术交流。章太炎在儒、道交流的思路下来理解庄子，也是合情合理的。《庄子》对孔门之事很熟悉，经常讲孔子和颜回、子贡、子路等弟子之间的故事以及孔子和老子之间的故事。《庄子》中的孔子对老子极为崇拜，不太积极入世，甚至一度主张放弃言论与作为（见《庄子·知北游篇》），极像深受道家感化而思想大变之人。章太炎作为晚清诸子学复兴运动的引领者，力图打破儒家独尊的权威，恢复到先秦时期诸子之间平等争鸣的状态，沟通儒、道也是题中之义。在这一背景下再来看《起死》中带有儒家色彩的庄子，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经过鲁迅改编过后的庄子有些儒家化，甚至更像他自己，但庄子身上的那种道家气度还是存在的。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塑造老子、庄子形象时融入了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和体会，对道家哲学也深有感悟。
作为晚清国粹派中倡导“诸子学复兴”的核心人物，章太炎的学术主张被鲁迅、胡适等人所吸收，鲁迅更是引领了先秦诸子在现代文学中的新编与重塑。在儒、道之间，章太炎更愿意平等视之，客观分析各家的优势与不足，不愿屈从权威。鲁迅亦延续了这一态度，在小说中对孔子、老子、庄子均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嘲讽与批判。通过对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先秦诸子人物故事的“新编”，他将自己的好恶展现无遗：他喜欢言行脱俗之人，反感自居“正统”却表里不一的人物。在人物塑造中，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融入了个人情感及生活细节，为读者带来了丰富的解读空间。近世以来的“诸子学复兴”始于学术界，鲁迅却将其成就扩展到了现代文学界。凭借文学巨大的影响力，《故事新编》引发了现代读者对先秦诸子的兴趣，堪称小说界的“诸子学复兴”。
四、结语
近世以来，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在中国，清代乾嘉汉学界在注释、考据、义理等方面颇有斩获；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道家研究著述大量涌现，日本学界在老庄翻译、注释及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知足”“无为”等道家观念也成为了森鸥外、高村光太郎等作家的文学主题；随着《道德经》《庄子》被译介为欧洲语言，来自中国的道家学说受到了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被视为救治西方社会的药剂。在清儒、日本及西方汉学家的努力之下，道家学说的近代价值得以彰显，为晚清民国的思想文化运动提供了丰厚的资源。随着国粹主义思潮的兴起，章太炎、刘师培等学人在《国粹学报》中倡导以“诸子学复兴”为特色的“古学复兴”，希望效仿欧洲文艺复兴、日本国粹运动来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中颇具影响力的一支，自然备受国粹派学人青睐。为了反对康有为倡导的“孔教”，章太炎在道家研究中表现出尊道抑儒、尊老贬孔的态度，影响深远。刘师培、田北湖等人也发掘了道家的革命性与先驱性，赋予老庄以积极意义，对新文化人颇有启发。胡适、顾颉刚、高一涵等人对道家现代意义的阐发，也往往从上述视角入手，但更注重在新文化运动中赋予老庄思想以时代价值。国粹派率先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道家，尝试从道家的视角来梳理中国文学史，这一思路也被鲁迅、施蛰存、顾颉刚等人所接受，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老庄对于文学的意义。在现代文学界，有得于道家且将其化用到自己作品之中的作家并不少见，鲁迅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延续了国粹派以文学来阐释道家的“诸子学复兴”理路，吸收了章太炎关于孔老关系、儒道关系的研究观点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以小说及戏剧的形式对老庄加以漫画式的艺术改编。鲁迅对老庄的“新编”不仅让曲高和寡的道家学说“飞入寻常百姓家”，也为其思想精华的现代重构提供了可能。
（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
狄霞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著有《博学于文：中外思想学术交汇下的刘师培文论》《从英文报刊看中国语言文学的近代转型（1833-1916）》等。
主编：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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