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文学史的叙述中，章士钊（1881-1973年）以《甲寅》期刊为主阵地撰写的文章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被称作“甲寅文体”。和章士钊身处同一时代的文学史家曾经分别用“政论文” “逻辑文”以及“欧化的古文”来指称这一独具特色的文体。“政论文”直接指向“甲寅文体”的题材内容，又因其文章组织切合近代西洋逻辑学，用“逻辑文”来概括其文体特点，而“欧化的古文”侧重强调章文在近代译学和文言体式交互过程中迸发出的新变。“政论文”的名义未免失之笼统，难以凸显“甲寅文体”在议论文细分场域的鲜明个性，“逻辑文”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显有以偏概全之弊。近年来，学界多从“欧化的古文”或“逻辑文”这一角度切入，深化对章士钊文章的整体性把握和认知。然而，关于“甲寅文体”，仍然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逻辑”一词是章士钊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核心高频词汇，作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也显然受到近代西洋逻辑学发展的影响，直观地体现在文章的组织形式和论辩依据上，但是他对政论文的写作有更高的实用期许和诉求，高估逻辑学的工具性效用就容易忽略在其思想资源和思维模式方面更占主导的传统延续性，并造成对“甲寅文体”取向的根本误判。章士钊长于译学，采用“欧化的古文”这一定评审视章文，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某些先验性的遮蔽，从而忽视他对“古文”书写空间的开拓和接续诸子散文传统的面向。“甲寅文体”之所以兼具实用性和可读性，离不开其别具一格的修辞体式，精通“西洋文法”的章士钊对当时新兴的中国本土修辞学饶有兴趣，但他的修辞技巧不仅和受西洋文法影响的新修辞学有别，而且体现出回归和凸显传统修辞技巧的倾向。章士钊以“甲寅文体”论政参政，以“甲寅文体”述学说理，离不开他对逻辑学、文章学、修辞学的深耕。
人生不同阶段的章士钊
终其一生，章士钊三次创办《甲寅》杂志。1914年 5月，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中间曾因故停刊，1915年 5月移至上海印刷出版并改为周刊，10月彻底被禁。由于这一时期的《甲寅》作者群都是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猛将，受到社会各界如潮好评，影响亦大。回国后，章士钊设法筹集资金恢复《甲寅》杂志，1917年1月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７月张勋复辟后停刊，因章氏主张调和立国论，原本被划为“甲寅派”的作者李大钊、高一涵等纷纷离开并与之划清界限。1925 年7月至 1926 年 3月，章氏在北京复刊《甲寅》，定为周刊。1926年12月至1927 年 4月，他在天津又出版了多期《甲寅》周刊。因章士钊在段祺瑞政府的执政经历及其反对新文化和白话文的立场，这一时期的《甲寅》备受抨击，章氏亦不收报资，凡同情其立场的读者只需要求便一律寄览。尽管章士钊主持《甲寅》的文章风格调性前后如一，但不同的时地因素对其人其文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从方法论上说，在将章士钊的“甲寅文体”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同时，也需要将具体的环境因素以及章士钊对此的反应纳入考量。就本体论而言，若要完整揭示“甲寅文体”之所以成为“甲寅文体”的原因，需要考察和探究文学史旧有的指称所带来的遮蔽性因素。本文从章士钊的文学观念和实践出发，致力于阐发章士钊“甲寅文体”为“逻辑文”“欧化的古文”等固有指称所遮蔽的传统底色，体现在以墨学务实作为政论文旨归，接续诸子古文一脉，贯彻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等方面。对章士钊“甲寅文体”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本土传统杂文学体系特点的认知，提炼古典文章的美学标准，抉发民族本位的修辞特点，并围绕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思想和文体的关系、语言和文体的关系提供一个开放而典型的研究样本。
一、“逻辑之境” 的光影：墨学验宗的实用学理
1922年，钱基博完成《现代文学史》草稿，1926年致信章士钊表彰其文“卓然一家”，并索取1925年全年份《甲寅》作为“时移世易”之下改写文学史前稿的基础，1936 年第四次最终修订版《现代中国文学史》在古文学、新文学二分的框架下，将章士钊的逻辑文和新民体、白话文并列为新文学的体式之一：“惟士钊为人，达于西洋之逻辑，抒以中国之古文。”若暂时搁置“甲寅文体”的新旧归属，章士钊长于逻辑学，其文学观念和实践受到近代逻辑学学科演进的影响自是显而易见。论者也大多注意到了此点，从“逻辑文”的角度归纳了章士钊政论文所具备的显性逻辑学特征，表现为语言结构上的多重复句、惯用插入语、三段论推理的有效性、直接使用逻辑学术语或译词等特点。但若细绎章士钊治学的思想资源和志趣旨归，就会发现逻辑学仅仅是章士钊文学观的发端，他的写作实践和最终目的甚至和近代西洋逻辑学倡导的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反其道的乖违。
章士钊早年选择废学救国，在上海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等结盟为兄弟。《苏报》案案发后，章士钊因业师俞明震网开一面侥幸逃脱，对邹容病死狱中终生抱愧。他在治学方面深受章太炎的影响，行文持论经常征引“吾兄太炎”的论说。在近代逻辑学知识传入国内的过程中，章太炎和章士钊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先导和普及作用。和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墨学研究有所不同的是，二章对西洋逻辑学、印度因明学和传统名学之间的关系，既致力于使之融会贯通，又指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差别。从源头上说，西洋逻辑学的兴起和古希腊雄辩术有关，因明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古印度的辩论风尚，而传统名学的滥觞则与论辩争胜无关。章太炎认为，先秦诸子所论之名本有刑名、爵名、文名和散名之分，儒家荀子《正名》、墨家《墨经》皆泛论散名，而精于诡辩的惠施、公孙龙等人标榜名学，才渐渐集中到“务在求胜” 的目的，因此诸子皆有名学，但不可一概而论。章士钊完全秉承了这一观点，指出惠施、公孙龙和《墨经》在学说义理上的重大差异，论证惠施、公孙龙并非墨家支流而应被单独视作名家。从立学初衷的角度而言，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洋逻辑学知识更接近名家一派，而墨家奉行实用精神，侧重效验之方，章士钊在与胡适的通信中曾经强调两者的差别：
吾国《墨辩》，果得适用欧洲逻辑之思想律与否乃为根本问题，应先讨论。适之未语及此遽假定某为矛盾律或某为不容中律，未免早计。其在欧洲，思想律已不尽为逻辑家所采用，穆勒即其一人也。大抵主实验者，多言此项律令不益于用，吾之墨家当然属之验宗，其精神正与斯律相反，适之未暇深考也。（《章士钊全集》第4卷）
此外，由于章太炎推崇汉代王充《论衡》，章士钊亦将《论衡》一书奉为圭臬：“吾家太炎，曾盛称《论衡》一书，谓其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章士钊全集》第6卷）其中，《论衡》的《实知》篇破除的是圣人“神而先知”的迷思：“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论者提出，即便是圣人，也要通过耳目等感官才能学习和了解客观世界，并非生来即知。在为圣人祛魅的同时，也开拓了圣人可以学而致之的可能性。《知实》篇在此基础上征引大量实例，作为圣人绝非生而知之的证验：“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些论述既明确了人们开展认知活动的途径，又能够举出与之相符的大量实证，无怪乎章士钊将《论衡》推为“开东方逻辑学之宗”。不过，《论衡》虽然涉及了一些名实关系的讨论，全书主要还是停留在正名的阶段，王充另一部早佚的著作《政务》才是真正起到移风易俗实际作用的关键，章士钊对此也有专门的阐发：“不知书以衡名，其职及于权物而止，至天人之际，政学之微，直抒己见而成一系统者，充别有一书曰《 政务》，惜不传矣。”（《章士钊全集》第6 卷）从《政务》的书名不难推断，该书内容当以更加实在和具体的政事为论，和《论衡》以正名为主形成互补。
从章士钊的墨学研究以及他对王充《论衡》《政务》等书的研判来看，“正名”对于他只是一项最基础最初步的功夫，名实相应、循名责实，才算得上是切实可行。再来看章士钊作为报人如何在文学实践中审视和处理名实关系。早在主理《苏报》时期，章士钊就曾增设“舆论商榷”栏目，因暗杀活动败露经历囹圄之灾后，开始转向文学救国。他创办《甲寅》，更是以此作为鼓吹政治理论的宣传阵地，矢志使之成为“士林之公器”。在他看来，造就舆论的工具可析为二事：“舆论者有其逻辑之境，有外赋之形。逻辑云者，全社会纯正心理所应有之表章，外赋云者，国中一种言论所偶被之形式。二者合体，固为政想最上之的标。”（《章士钊全集》第3卷）
“逻辑之境”把当时如日方升的热词“逻辑”和古典文学的传统范畴“境界”集在一处。“心之所游履攀援者，谓之境”，从佛经翻译中拈得的境字，是古典诗学意境理论的缘起。用西方学术嫁接古典诗学的做法在晚清民初并不鲜见，譬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境界”二字亦有一番独到的理解，以为探本之论：“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这种境界在“吾心”（主观的意）和“外物”（客观的物）之间起到毗连融会的作用。黄遵宪称赞梁启超的报刊文章是“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可见要用客观的语言文字把握住人人意中所有之境殊不易得。在认知过程中，客观的物象为人的五感或意识所认知，依然以人同此心的共相存在，“逻辑之境”起作用的时间点即紧随其后，意在以逻辑作为取相方法完成将外境概念化的过程：“凡物有其通德，丽物在物，离物在心，是曰物宜。物宜者，大抵人人心中之所能有，惟人智不完，失于如量表显，而各各所怀，因不一致耳。”（《章士钊全集》第 7 卷）逻辑学被用来规范人们对感官经验的认识过程，是推行智识化信息处理方式的有效工具。不过，在章士钊看来，“逻辑之境”显然只是文学构思过程中的一环，由于当时民智普遍缺乏系统而特别强调此点，而其真正注重的乃是结合“逻辑之境”和“外赋之形”，形塑足以撼动人心、转移时局的舆论之力，非仅止于空言而已：“当时吾徒之所标榜，为朴实说理四字。［……］特吾有一戒约，凡理性之攻守正负，不许徒讬空言。其时吾笃信墨子非而易之学说，非之云者，批评一理，以为不足守之谓；易之云者， 新据一理，以代替前所非者之谓。”（《章士钊全集》第8卷）
以新理取代旧理，这就已经在纯粹的理性主义中掺入了经验主义的做法，而章士钊对舆论的观察以及对时政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富有实证精神。近代诗人蒋智由认为“今日时局，非文字所能转移，故虽所学已精，不望行世”，有袖手当寓公之意。对此，章士钊固然认同现实发展不尽如人意，但学者仍应有行者的担当：“盖精者行之静也，行者精之动也，在理即精即行，初无所待，故吾人亦问所学精焉否耳，果其精也，即以精之一事言之，已为能行之证。不然先生之学，决无由精，［……］大凡一说之行，形行于行之日，而神行于未行之先，今求形而不可得，并神不以示人，似非闵世病俗者所宜出也。”（《章士钊全集》第 ３ 卷）
“即精即行”体现了章士钊极其积极的以文入世精神，在理想化现实未到来以前尝试用道理先行、形式后至的方式耐心罗致。“神先形后”中的“神”，在章士钊的术语体系中指的是充分的理由：“每一事物，咸有其充足理由，［……］ 此充足理由者何？曰神。” （《章士钊全集》第 7卷）与此同时，他的政论文绝大多数是诠释政体或政治制度的作品，民国成立前后的复杂政治局势让他认识到，正名是必要的，然而政治名义或理想精神的表达若仅止于名义上的冠冕堂皇并无益处，终究还是要落实到具体形式上：“一言蔽之，诠政体者，当求之形式，而不当求之精神。”（《章士钊全集》第2 卷）比如，专制或共和都仅仅是名称而已，若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其名共和也甚无谓。
章士钊在《甲寅》围绕“联邦论”打响的舆论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国成立前后，各方政治势力持续展开博弈，关于国家政体组织形式的讨论层出不穷。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和革命派都赞成采用联邦制，但彼时南北统一的议题更为迫切。革命爆发后，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联省自治的风潮一度达到顶峰。民国初年，袁世凯逐步加强集权，实现全国统一的要求再度动摇了联邦制的思想基础。此时联邦制分明是人人意中所有之物，但论者却往往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就在联邦制业已成为“房间里的大象”之际，章士钊的联邦论重新引发了各界对联邦制的广泛讨论，不啻对其“即精即行”“神先形后”文学观的深刻践行。
1914年11月，章士钊通过回应张东荪和丁世峄倡导地方自治的文章，在《甲寅》刊出《联邦论》。张、丁二人虽主张联邦论，却提出联邦精神在于自治，鼓吹各省自治，而不敢直接把联邦论三个字宣之于口，特地表明如欧美等先邦后国者方为联邦，如中国这般先国后邦者只能称为自治而非联邦，欲行联邦之实而去联邦之名。章士钊的《联邦论》直接点破当时联邦制少人问津的现实和原因，指出张、丁所言自治形式的实质就是联邦论，没有必要去名存实、刻意掩饰，为联邦论作了正名。1915年 5月，章士钊又刊出《学理上之联邦论》，将联邦论明确限定在学理范围内进行讨论，悬置对联邦论的价值判断。他在文中指出，实现先国后邦的联邦制未必要通过革命的形式，而是取决于国内舆论环境成熟与否：“是则联邦之成否，惟视舆论之熟否以为衡。舆论朝通，则联邦夕起；舆论夕通，则联邦朝起，初无俟乎革命也。”（《章士钊全集》第 3卷）
《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
而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的目标即在于催化舆论，培育适合联邦制落地生根的社会环境。他征引荀子“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表示“名存而实不至”的例子有很多，但绝不可能出现“实存而名不至”的现象，而他所做的就是彰显联邦论之名，静待联邦论之实。储亚心曾与之论争，质疑“适于学理者，未必适于国情”，主张“宁舍学理而就国情”（《致〈甲寅杂志〉记者函》；《章士钊全集》第 3卷）。章士钊遂刊出《联邦论——答储亚心君》一文，正面回应了将联邦制的讨论限制在学理范围之内的原因，即先要用学理破除舆论环境对联邦论的拒斥，而浓厚的现实关怀是其归宿：
学理与国情，本有不必相融之处。惟主张学理，而忽于国情，实学理之蟊贼，非能主张之者也。愚为联邦论，亦以适于国情而为之耳，非只见其理论甚精而遽右之也。特时人之訾议联邦者，初不问其于吾是否有合，而矢口则骂，谓于学理不通，搢绅所不道，明达所不言，乱党暴徒，辄利用以为鼓吹，是则不可不先与言理，再论事实耳。愚为此文，标曰学理上之联邦论，语有范围，自不能以实际之谈，率尔羼入。（《章士钊全集》 第3卷）
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洋逻辑学处理的对象主要是抽象的政理或学理，章士钊对逻辑学的运用也多着眼于此。但从其文学观和实践的整体性来看，章士钊对政论文的要求和期待远不止此，有切于世用从始至终是章文的最大诉求和落脚点：“夫政治与政治之理，并非同物，何以言之？政治之理不一，宜断于古书，政治不一，宜断于当代。［……］此其的彀，在世用二字。倘尧、舜之大道，孔氏之大志，不论如何高尚精善，一敷于世用而不得当，则不啻土木而已矣，是之谓本。”（《章士钊全集》第 9卷）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章士钊后来虽然反对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但对“白话也可以是美文”的论断依旧让渡了在逻辑上成立的权限：“适之谓白话本身，能为美文，此语在逻辑为可能，但处今日文化运动之下，其的决不能达。”（《章士钊全集》第5卷）逻辑上的成立仅是一纸空文，可以预见的实质才是他争夺的重点。循名不忘责实、形式重于精神的思维方式也直接影响了他对文学的看法。对形式的倚重恰好是传统杂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杂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往往共同构成其“文学性”，且形式的重要性甚至远在内容之上：“盖文学者形式之事多，精神之事少。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全指内容宜由何式而外达，无与内容自身之善恶也。古今文事，其同一语意，以两人说法不同，价值全异者何限？有内无外，又安足当文学二字耶？”（《章士钊全集》第6卷）
章士钊朴实的说理文字是名副其实的应用类古文，助其行使强大的意识形态权力。近代西洋逻辑学作为称手的思维工具，确为他的取相造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抽象的逻辑理性在章氏政治学中仅仅是一个前置的工具理性环节：“则科学之验，在夫发见真理之通象。政学之验，在夫改良政制之进程。”（《章士钊全集》第3卷）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政治学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是与不是为一事，宜与不宜为另一事。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学（也是章士钊所谓的逻辑学）只能处理是与不是的真值问题，却无法为具象的政治情境提供宜与不宜的答案。尽管章士钊日后回顾时感慨自己把“讲学与治事打成两橛”，欣羡李大钊“凡持一理，必先视此理是否合乎当时环境，及己是否能实行以为断”（《章士钊全集》第 ８卷），但影响政治学发展的变量极多，“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他以“成于国民之总意”的舆论之力转移时局并非只是坐而论道的空想，而是切实地履行了改良政治舆论、观念驱动现实的士人职责。而如果仅仅用“逻辑文”或者逻辑学观念影响下的政论文来审视章文，就容易忽视这一面向。
二、“欧化的古文”之内涵：子学笔体的名家之文
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不仅对标英国周报司配铁特（Spectator），而且其初衷在于“以西人名著，译登《甲寅》”，这些以直译为主的译文难免受到西方文法的影响，呈现出“欧化”的特色。他早年也承认自己文章的长处在于兼采西文：“国文参用西文间架，事本可能。鄙文偶有微长，即存此点。”（《章士钊全集》第5卷）甚至一度认为汉文亟待改良：“汉文劣于欧文之处甚多，予识虽浅，亦颇能从经验上道出一二。颇以为汉文不速改良，行成废料不复可用，其说又断非浮妄少年鄙夷国文者之所持也。”（《 章士钊全集》第1 卷）1920年9月，罗家伦在《新潮》上刊载的长文《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即指出章文在“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但如果仅仅用“欧化的古文”一词来统摄章士钊的文学创作，在寻找章文更多“欧化”要素的同时可能也会无意间抹杀他在接续古文传统尤其是诸子散文方面的努力，并忽视他为笔体古文拓展书写空间的尝试。
章士钊自述“吾年十三四，勤于记诵，则偏嗜子厚文，一切取子厚所历，衡量自己” （《章士钊全集》第10 卷），辗转之际随时随地携带柳文，在耄耋之年力排众议坚持出版《柳文指要》。他之所以青睐柳文，和他个人的题材偏好和风格审美有关。一是章士钊认为柳文具有政治性强、文艺性弱的特点，适与其好为政论文字相应：“寻柳文之带政治性者，十之六七，其纯乎文艺性者，反居少数，只不过十之三四。”（《章士钊全集》第10卷）二是柳文与科学精神相近：“则凡爱好柳文者，其人大抵习于名数，性与科学相近。”这里的科学精神主要是指柳文对正名有着一丝不苟的精神，行文亦具严密的组织，从诸子散文系统的演化来看，柳文当属“名家之文”。
章士钊：《柳文指要》
章士钊在文中多次表露，以柳文属之“名家之文”的观点本于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古人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章学诚文中自注云：“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礼家。”在章学诚的学术史观中，六经变而为诸子专门之学，诸子传家之业又变而为文集，有着层层衰变的差序关系。尽管诸子专家著述比起六经已略逊一筹，他还是充分肯定了战国时期诸子之文的价值，后世的各种文体都可以在其中找到雏形。只是相较于六经的文质合一，诸子之文已经出现文质分离、以文饰质的倾向：“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晚清诸子学的复兴，重新发见了章学诚对诸子之文的表彰，对其文质论的观点则有所扬弃。比如，刘师培《论文杂记》就指出，周末诸子时代是中国文学极盛的顶峰，不仅是 “后世文章之祖”，而且“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同时，刘师培也赞成柳文属于“名家之文”的看法：“子厚之文，善言事情之情，出以形容之词。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覈刻深，名家之文也。”
由于受到章太炎的影响，章士钊对刘师培的文论颇不以为然，唯一例外的是，他极为赞成刘氏关于“文”与“笔” 的论断，以为“甚锐而确”：“唐人以笔为文，始于韩、柳。［……］当时之士，以其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遂群然目之为古文。［……］而韩、欧之文，遂为后世古文之正宗矣。世有正名之圣人，知言之君子，其惟易古文之名为杂著乎。”刘师培认为，按照六朝文学的标准，在唐代古文运动及其后续余波中创生的“古文”一体，是排斥偶俪、不讲韵语的笔体文章。尽管这一表述是建立在刘师培扬骈抑散的理论大前提之上，但也揭示了古文有别于韵文的固有属性。章士钊“披沙拣金”地标举刘氏的这一文学观念，意在说明，“古文” 的文本天然地具有一部分“杂著”的性质，而不像古典诗歌和骈文在体性上更接近当时已逐渐传入国内的纯文学概念。
章士钊兼引章学诚、阮元二者，提出《文选》仅收录经、史、子之外的文艺性作品并冠之以“文”名，而古文的标准恰好与之形成互补，即以关涉经、史、子的政治性作品为主，并以柳文为典型说明笔体古文涵盖经、史、子三者的细分场域和风格类型：“自唐家有古文者出，章、阮两家所祖述之界说以破，盖凡沉思翰藻之文所不收者，古文皆收之。以柳文言：如《祀朝日说》之类，义解也，此即经派；《段太尉逸事状》之类，传记也，此即史派；《封建论》之类，论撰也，此即子派。”（《章士钊全集》第10卷）
道咸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领袖的子家文派与今文经学为表里，成为经世思潮的载体。梁启超所创的新民体散文，即体现了诸子之文纵横捭阖、长于论辩的特点，而晚清研究西学一派的作者也往往被归入子家文派，章士钊的文学创作也处在这一文脉的延长线上。章士钊追忆民国初年创办《甲寅》的宗旨不过是“朴实说理”，他希踪子史、以笔为文的创作方法在读者看来，显是子家文脉的后嗣：“甲寅之岁，章君为文，乃流居异域，处士横议之文也。”（《章士钊全集》第 6卷）至于诸子内派内部的分野，则鲜少有人关注，反对章士钊者或视其人为行事诡谲隐秘的“纵横家”，而如前所论，章士钊对墨家的学术精神情有独钟，对惠施、公孙龙等名家的辩词争胜持有保留看法。
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提到，战国诸子之文偏向使用否定的表达方式，使其命意吐辞具有“正言若反”的效果。“正言若反”一词出自《道德经》第七十八章，章太炎 1907年至1910 年在日本讲学时谈论周秦诸子，即强调老子不是权谋论者，而是“正言若反”。章士钊推崇“正言若反”的技巧，并详细阐释这一诸子之文习用的论辩方法，在实际写作中也多有借鉴：“气者，心里之所为蕴发也，故立言人当时心理如何，殆为一言倏正倏负之主因。其或与人上下议论，意在屈人以申己，抑重言以声明，往往以负式为便于用力，数多于正。”（《章士钊全集》第7卷）尽管从逻辑上说，同样的语意用正面或否定的形式进行表述并无差别，但对文家来说，这样的技巧可以使“论锋遥为犀利，语势遥为紧逼”（《章士钊全集》第7卷）。
章士钊虽不排斥韵文，但其创作重心完全在古文一体。他的创作目的在于通过复归诸子散文的传统，破除桐城派树立的古文壁垒，拓展古文的述学说理空间。他早年一度追慕湘乡古文，后来却对桐城派多有批评，这其中固然也夹杂着他和桐城派作者在鉴赏兴趣方面的差异，比如方苞对柳文的评价极低令章氏不满，但更多的还是由于章士钊和桐城派对古文一体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分歧：“昔桐城家言，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缺一。愚独为义理、考据及凡为文本质，盖一切关乎学养，而不迳与于文章，长于文者亦于落笔时，凡言之短长，声之高下，与意之疾徐轻重，适然相应，使人读之，爽然如己之所欲出，而未审其道何由而已，非有他也。质而言之，文章形式之事，非精神之事也。”（《章士钊全集》第6卷）
桐城派古文虽然也有简淡的优点，但在章士钊看来，前者为了追求雅洁过于简省，使文章显得淡寡无味，不再适合开展学理辨析：“邦文求简，往往并其不能简者而亦去之，自矜义法。曾涤生谓古文不适于辨理，即此等处。”（《章士钊全集》第 6卷）而章士钊尝试用古文一体容受更多的学理内容，显然更符合章太炎提出的“文章之道，亦本与学术相系”这一论断。以“众学之学” 的逻辑学作为准绳，也要求文章的言意关系清晰直白且保持一致：“里曰意，表曰言，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中国词家有意内言外之说，如意言一致，又谥之为直率，有违词范。推词家用心，必使名言敷衍在外，而内意终于深隐不可捉摸，方是上乘文字，此全属逻辑外道，所当别论。”（《章士钊全集》第7卷）
“意内而言外”最早是《说文解字》对“词”字的训释，清人张惠言借用此语提出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强调抒情词体以意胜言的特点。为了强调“意言一致”的重要性，章士钊甚至强行跨越文类的壁垒，对词论追求的“言外之意”“弦外之响”也嗤之以鼻。近乎有些冒犯的直率的议论方式，几乎接近词穷的质朴的说理风格，以及穷尽读者心力的繁复的述学文字,正是章士钊理想中的诸子古文书写传统。
对章士钊而言，《甲寅》不仅是鼓吹宣传政论的舆论阵地，而且也是他接续和拓展古文文体实验的抓手。1925年 7月起，他在北京和天津续办《甲寅》周刊，在此前备受好评的通讯栏目上进行了一项怪异的尝试和调整。从当年的第 １ 期开始，他就尝试从作者来函中随机抽取若干文字作为全文篇题。比如，第 １ 卷第 ５ 期“通讯”栏载王树柟来信，题为“时可”，只因文中提到“孟子曰：以时考之，则亦可矣” （王树柟 １７），章士钊即截取“时可”二字作为篇题。同年第 １ 卷“通讯”栏有类似篇题的还有像王荟生《大愚》、林奄方《尘俗》、董维键《法》、刘秉麟《闲来》、熊梦《日前》等数十篇文章之多，读者若仅阅读篇题，完全不知正文所云何物。这显然和章士钊 １９１４ 年首创《甲寅》期刊之际“通讯”栏多以“论某某”为题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其中，1925年第1卷第10期《甲寅》“通讯”栏刊载曹典球来信，题为“者何”，文后照例是章士钊对函件的公开回应。其中，他就解释了此篇篇题为“者何”的原因以及《甲寅》杂志最初得名的经过：“前岁在湘，子榖约集夙荒、剑凡诸君，议创学会而难其名，愚询为何会意？子榖言实事求是，并无前设固定之宗旨，谋立语言，起名字，以相号召，亦因物付物，何所得即何所主张而已。愚笑应之曰：‘此公榖笔法所称王者何、元年春者何及其他者何者也，何不迳名曰者何学会？’众嫌其不习，卒定名‘南强’而散。忆愚违难东京，初为杂志时，与克强议名，连不得当，愚倡以其岁牒之，即曰《甲寅》。”（《章士钊全集》第5卷）
从这段回忆来看，《甲寅》杂志的得名尚属神来之笔，而这篇《者何》以及前文提到的一系列特殊篇题显然是章士钊有意为之的结果。这一做法很快就引起了读者的反弹，1925年12月即有来自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读者来信指出这一问题：“近读贵刊，见‘通讯’ 标题，羌无意义。语助可为题首，称谓亦列篇端。不知则殊费思索，知之亦诚属无谓。”对此，章士钊依旧我行我素，并且还将这篇读者意见信的开头“鄙髫年入学”割裂为不成句法的“鄙髫”作为篇题。他给出的理由是：“‘通讯’标题之法，已经数易，近以学而为政机械之道出之，乃因孙君思昉发议致然，盖有鉴于尊示简撮抽绎之艰困也。［……］尊论防弊，鄙意则从长斟酌至善，可于国文开一生面。幸就近与梁任公先生论之，视其意何如？”（《章士钊全集》第5卷）
他提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在国文创作上有所突破，还提议读者可就近与梁启超讨论，而其灵感来源则是孙思昉，孙是章太炎的弟子，其文学观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实际上，章太炎在《正名杂义》中就曾经提出，周秦诸子的述作在篇题上具有“无义例”的特点：“前世作述，其篇题多无义例。《和氏》、《盗跖》，以人名为符号。《马蹄》、《骈拇》，以章首为楬櫫。穿凿者或因缘生义，信无当于本旨也。至韵文，则复有特别者。”
章太炎“以人名为符号，以章首为楬槩”的观点恰好和清华国学院读者来信中提到的“语助可为题首，称谓亦列篇端”相映成趣，也能在当年《甲寅》“通讯”栏中找到大量对应的例子。由此可以推断，1925年章士钊复刊《甲寅》对“通讯”栏的篇题处理实有深意存焉，想要复归章太炎所说的诸子散文义例。此外，《甲寅》杂志的篇幅和刊期也对刊载其上的文字风格产生了制约性的影响。对此，章士钊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随之作出灵活调整：“《甲寅》者，周刊也。周刊文字，固不便于讲学。速来稿件，不论自作他作，凡属学理稍晦，篇幅过长，愚均削去。诚以二十六页之小册子，满纸柯尔、狄骥，非专家不甚了解之文，则读《甲寅》者，何止万人？［……］周刊者，寒暑表也；可从而验风雨，不足以来风雨。周刊者，探矿针也；可从而审矿苗，不足以长矿苗。［……］甲寅年之论文，布在月刊，意境体裁，俱各不同。”（《章士钊全集》第5卷）
初创《甲寅》为月刊，论学之文篇幅更长，文字承载的信息量更大，学理问题也谈得更加深入透彻，而续办《甲寅》为周刊，文章的整体定位也随之迁改，需要用更加短、平、快的传播方式覆盖更大范围的读者，这也显示出十多年间文章风气好尚发生的变化，充斥大量学理内容的文言受众逐渐减少。
从后视的文学史立场来看，很容易将传统的文笔论和纯杂文学之间的差别对应起来：“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于是始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有些相近。”章士钊将自己的古文创作定位在笔体古文，就当时流行的知、情、意或情、事、理的文章分类而言，无疑属于“知的文学”或偏向理的文章。“强调议论文的逻辑要素，并将之上溯到先秦名家，应是晚清西学盛行和诸子学复兴之后的独有认知。”晚清诸子学脉的一支本就带有研究西学、说理辨析的色彩，章士钊在诸子学尤其是墨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他复归诸子名家之文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他在行文中不仅借鉴诸子古文的写作技巧，也开拓了古文一体的述学说理空间。他复归子学笔体古文的创作思想，就鲜明地体现在《甲寅》“通讯”栏的文体实验中。
三、西洋文法背后的“中国文典”：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
章士钊的文学创作在修辞上注重意匠经营，这和他墨学、逻辑学研究背景以及外语习得和教学经历有关，这些要素构成了“甲寅文体”的底色。
1906年在日本实践女学校任教期间，章士钊尝试用西文规律诠释古文，整理为《初等国文典》一书（1907年在日出版，商务印书馆再版时更名为“中等国文典”）。文典是兴起于近代日本的一种新式文章学的撰述体例，一般分为文字典和文章典。在章士钊看来，“文典者，文之典则也，或曰文法”。（《中等国文典》）“文法”一词在清末民初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有着多歧性的含义，包括文章作法、语法和修辞法等。从《中等国文典》的内容来看，章士钊这里所谓的“文法”实际上带有浑融的意味，兼有文章作法、语法和修辞的要素。由于教学目标针对初学者（中学校一、二、三年级），故该书仅涉及词性论而无文章论。
清末民初，作为“rhetoric”（修辞学）的日译汉字传入国内且逐渐被接受的“修辞学”，悄然蚕食了原先属于“文法”的知识领域，尤其是传统文章作法和写作技巧中更富有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部分，这也暗示了日后修辞学研讨的对象主要集中于美术文章而非应用文章。章士钊的创作重心和修辞重点在应用古文，与美术文章的修辞学有着不可避免的分歧和疏离。尽管文典的实际内容包蕴甚广，随着修辞学的传入和学科独立的发展要求，逐渐形成了文典以字词为中心、修辞学著作以句和篇章为中心的区别性观念，这意味着前者更偏向“文法”（含义是作为grammer译词的语法），而后者已隐现现代“修辞学”的特征：“文典仅能以字为单位，不能以句为单位；仅能以言语为材料，不能以辞为材料——此为二者不可逾越之界线。”在现代学科的分类体系中，语法和修辞判然为不同的学科，但在晚清民初，“文法”和“修辞学”的分道扬镳还是非常时新的尝试，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以及他对语法和修辞的理解显然还停留在二者融合的阶段。
章士钊：《中等国文典》
尽管章士钊后来认为早年草创的《中等国文典》“识解稚谬，处处以西文法比附吾文，胶执尤可哂”，但他终以此书蜚声学界。他在撰写《中等国文典》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规避了《马氏文通》过度比附拉丁文法以及儿岛献吉郎《汉文典》以日语语法为本位的缺陷，更注重贴合古典文学的自然语境。无论《马氏文通》还是《中等国文典》，其首要做法是划分汉语的词类，显现出以词类为中心的“文法”特征。吕叔湘曾经指出：“句法作为现代语法学中心的地位是近百年来取得的。在这以前，讲语法总是以词法（形态）为主，句法不受重视，许多句法现象都放在词法里讲。”章士钊奉行的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是造就“甲寅文体”的内在肌理。
一是归纳分析汉语词类，并对不同词类的使用进行修辞学意义上的研判。
章士钊多次拈出“洁”字作为文学写作的至高境界。而能够体现“洁”字效用的直接抓手就是古文的助字：“子厚集中屡言文律，［……］夫律令包括各种辞，而助字只其一，助字亦不止一种，［……］吾考柳文好洁，而洁之最先表现处，在用助字恰当。”（《章士钊全集》第 10卷）恰如其分地使用助字才能使文章具有良好的节奏感：“以愚观之，凡文自有其逻辑独至之境，高之则太仰，低焉则太俯，增之则太多，减之则太少，急焉则太张，缓焉则太弛，能斟酌乎？”（《章士钊全集》第6卷）
若以《中等国文典》的词类划分标准来看，柳文的助字包括了助词、副词、介词等词类。章士钊将助词的作用划为若干种类，包括“助固有名词”“助普通名词”“助抽象名词”“助短语”“助句”。其中，“助短语”意为在居于主格位置的名词短语后加上“也”，例如“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所谓“助句”则是在整个句子后面加上“也”，例如“陈良，楚产也”。对此，章士钊解释说：“在文法上，不助也字，亦自可通，而惟势嫌不振，而气亦失之促，须也字助之者，则所以顿住上文，呼起下文，蓄其势而舒其气也。”（章士钊，《中等国文典》２６４）对比马建忠《马氏文通》将助字界定为“凡虚字用以煞字与句读者”（马建忠 ７），章士钊对词的理解显然更为深刻，分类也更加精细。章士钊对助字的深入剖析，体现了他以遣词作为重要修辞手段的面向。
二是通过改变词序加强语势，提升修辞效果，尤以“之”的提顿用法为典型。
章士钊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是通过名词性短语的前提加强论辩的语气：“其所以须先行者，则语势之所至，先出之以为标准，以便于陈说故也。”（《中等国文典》）这里的名词性短语包括名词、代名词、先行目的格名词和先行所有格名词的前提。以名词前提为例，章士钊从柳文“蒸郁之与曹，螺蜯之与居”一句中获得该“造句提顿法”的灵感，其作法即“将名词提在句首，唤起人之注意，而随以之字代名词紧牒之，使为一顿，然后说出动词”。这样的表达效果在于“最易醒目，之字为直顶上文之代名词，绝非泛设” （《章士钊全集》第9卷）。不同于仅将“之” 字视为倒装句语法标志的现代通行语法阐释，章士钊认为，“之”字还有调整文章节奏的作用。在具体的写作中，先行目的格、先行所有格等名词性短语的前提较之名词前提更为常见。
所谓“先行目的格”，《中等国文典》中的例句有如“百亩之田，匹夫耕之”，为表强调将“百亩之田”作为主格前提，原处用代名词“之”加以替换。章文用例则如“天下丐词之大，莫过于是，作者决非谓是也”（《政治与社会》）、“共和实田，耕之何用”（《共和平议》）、“是何邪说？而令欧人闻之”（《说宪》）、“革命一语，在欧文字典中觅之，殆无不训为政治根本上之变迁”（《帝政驳议》），其表达效果都在于强调主格的语意。和“先行目的格”的表达效果和语法功能极为相似，“先行所有格”将所有格名词前提至句首，《中等国文典》中的例句有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高明之家”原是修饰“室”的所有格名词，前提之后由所有格代名词“其”充于原处。章文用例诸如：“兹篇所商，此点其最要也”（《复辟平议》）、“如社会之不良，政治其本因也”（《政治与社会》）、“至于普通人民，其智未足以言政，即于政制，无所可否于其间”（《共和平议》），等等。其作用在于通过所有格名词的前提，让文意更加显豁，重点更为突出。
无论是迅速研判词类的修辞意义，还是调整短语的词序改变语势，都对作者的文学储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谓曰‘偶得’，形容最妙，以知文家之能臻是域，关键全在选词。词而曰选，必其词之总积，无今无古，无精无粗，往来罗布于胸中，听其甄拔，应有尽有，应无尽无，然后能事可尽。”（《章士钊全集》第4卷）
结合前文提到的逻辑工具，章士钊提供了他个人在古文创作中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经典问题的方案。动笔之前意在笔先，文家在构思过程中，先要将纷繁复杂又千变万化的具体物相抽绎成意，借助逻辑学方法完成“意称物”的步骤，再以广积薄发的方式从词库中选出最相契的词，通过语词的精心搭配实现“文逮意”。这后一半的功夫看似容易却艰辛，体现了以词法为本位的文法修辞所能达到的语感纵深。
余 论
从变的一面来看，“甲寅文体”引入了西洋逻辑学作为思辨的工具，在文中或多或少地掺杂了欧化的句法，章士钊对修辞手法的表述也借鉴了西洋文法的术语和科学分析。从不变的一面来看，“甲寅文体”是应用类古典文学的自然延展，作者本人的传统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仍然在文体的底层构建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拓展古文作为杂著文体的写作空间通过复归诸子之文的方式得以实现，展现和运用了汉语固有的修辞特点。这些变与不变的因素，共同构成了“甲寅文体”这样一个高度情境化的指称。章士钊曾经自嘲，他的文章多年来风格上甚少变化但收获的反馈却大相径庭，只因“早晚时价不同”而已。传统文学史的筛选和评价方式往往更加注重作家作品在创作方面的时代性变革要素，从文学史的书写初衷来说，这一做法自是无可厚非，但固定镜头也意味着遮蔽性视角的存在，而稍微转动这一视角，或许就能破除固有认知的局限，得以更为全面地审视和对待具体的文学实践，为复现生动的文学图景提供必要的补充。就文学史的重要作者来说，对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的研判更需要全局性的总持。
晚年的章士钊回顾清末民初的文坛，在和严复、梁启超以及自作文章的比较视野中提出过这样一番整体性的评价：“几道规模桐城，字栉句比，略带泰西文律，形成一种中西合参文格，面生可疑，使人望而生畏。任公有陶渊明之风，于政于学，皆不求甚解而止，行文信笔所之，以情感人，使读者喜而易近，因之天下从风而靡。吾则人婉言之，曰桐城变种，毒言之，曰桐城余孽，实则桐城于吾绝不近，吾之所长，特不知者不敢言，能言者差能自信，文不乖乎逻辑，出笔即差明其所以然，不以言欺人而已。”（《章士钊全集》第10卷）
章士钊既不满严复以泰西文律掺入桐城文法，也鄙薄梁启超在政学不求甚解以情动人，虽标榜自己行文不悖逻辑，终带着几分自得复归于“明其所以然”。时人评价“甲寅文体”，谓其“词旨渊雅，思理缜密，足为吾国散文作家开一局面”（《章士钊全集》第 ５ 卷３４０），兼具文辞的可读性和学理的反思性。如果说章太炎从义理上颠覆了“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观点，提出了“且学说者，独不可感人哉？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那么章士钊的文学实践正好是对学说亦可感人、可得人心的实证诠释。
从纯杂文学判分的角度来说，章士钊的“甲寅文体”是古典杂文学的代表，属于以说理述学为主的应用类古文。这些杂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往往体现在内容和形式的协同上，虽不乏言辞修饰，但并不适合完全用抒情和艺术标准加以衡量。而其之所以淡出文学史前景的主要原因，是围绕该体式写作阅读和修辞鉴赏等活动赖以展开的政教基础的分崩离析。探究章士钊的文学观念和以“甲寅文体”为代表的文学实践，将其纳入“未有不深于学而长于文者”的讨论脉络，在张扬本土审美经验和价值感召的同时，也能够展现出传统文艺表达机制和话语体系的可通约性，有助于深化对本土杂文学特点的认知，构建民族本位的古典文章批评标准。
（原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
常方舟，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