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俗入乡：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城市移民社会适应》，陈云霞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2024年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研究系列
本书研究所涉及的关键词是民间信仰、移民和城市，移民一般作为主体，信仰作为客体，城市是环境。但实际上本研究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两两双向互动的，民间信仰决定移民的心理与行为、塑造城市的物理和社会空间，而城市空间本身的转变也促使民间信仰的嬗变，出现佛店、庙神分离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社会网络、文化心理、城市空间等相关概念，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社会现象、心理，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促使种种社会变迁的催化剂、粘合剂。笔者认为，尽管近代上海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其基层的社会生活仍然比较传统，民间信仰在帮助移民社会适应、组织地域人群和行业人群等基层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由农村进入现代化城市时发生转型，并融入到移民城市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开始由信仰形式转化为文化形式，并参与建构上海城市文化。
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因开埠和战争引发客观环境变化，各地移民大量进入上海，他们当中包括一些外地遭难的寺观，希望在上海建立分院、下院；也包括移民出于谋生、避难需要在上海租屋设庙的佛店；最多的还是同业、同乡、同帮等以血缘、地缘、业缘或自治社会规则约束下的特定人群所建立的民间信仰祠庙。民间信仰被赋予了很强的社会属性，它成为十分具有张力的粘合剂，帮助移民构建社会网络，通过文化活动来完成心理的适应。并且，在此基础上民间信仰与移民共同塑造了具有特定意义的城市空间。
尽管学界此前对城市移民的研究汗牛充栋，典型的案例也多不胜数，他们的对象都是在陌生城市实现落脚的移民。但是，目前跨国层面的全球流动怎样与基层社会发生联系，其途径和组织方式千差万别。看似相同的社会现象下实际上体现了城市化的不同阶段特征，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例如，项飙对于北京“浙江村”的研究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移民团体的自治可能降低犯罪率但也可能引起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这实际上已经是我们城市化发展中期出现的情况。而本书研究的则是上海在城市化起步阶段的移民情况，这一时期更多体现的是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与博弈。具体说来就是，这些被传统观念包裹的移民在现代化城市中怎样生存，他们借助民间信仰团结来适应城市生活和组织，但同时又在调适他们的传统。这一研究角度希望能补充全球范围城市移民网络研究的一角，将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嵌入其中。即便到了当代社会，传统社会的网络关系依然在城市存在并发挥作用，这就提示我们：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是绝对对立的。相反，两者在深层的文化上具有连续传承性，而这种连续最重要的链接就是习俗、信仰这些最本质的东西。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开启近代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先锋，它与传统、乡村、基层民众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或者说近代上海是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交接并激烈碰撞的时期，两者之间有断裂，有并存，有嵌入，传统文化则是其中最有韧性的一个纽带。
所有这些构成近代以来上海城市基层文化的底色和重要部分，同时在民间信仰、移民、城市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它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不是孤立的，它甚至可以解答许多问题，例如城市社会秩序的重构、城市空间对社会关系的映射、城市文化的建构，以及民间信仰本身转变所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转型等。
一、民间信仰帮助城市重构社会秩序
民间信仰对近代上海城市移民社会适应的作用体现了传统的乡间宗族关系网络向城市现代组织社会关系网络转变的过程。以同乡和同业基础上的同乡网络规则对城市的社会关系进行重构，而这一事实除了人群在空间上发生转移，最重要的是面对新型的社会组织关系和管理形式，传统的民间信仰依然发挥作用。在这当中，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链接而存在。
中国传统城市中社会秩序大多来自于皇权政治或商业逻辑，但是从民间信仰角度来看近代上海基层社会则是一种乡缘、业缘、商业利益的多重逻辑，它构建了一种新的自我运转的社会秩序。以当时各行业出现的崇神、造神风气为例，出现了民间信仰神祇系统的乱象，这与进入近代以后城市行业分工趋细相关。但与此前相比，此时的民间信仰与人的关系呈现出既松散又紧密的状态，随意设置的庙宇、神像表现了散漫的信仰状态，而另一方面存在雇佣关系的雇主与雇工之间，各行业、各地方的神灵又对其固定的信仰群体产生约束作用。这种活力与约束的同时存在是旧秩序在新时期一种调和的存续，是传统中国乡村的自治向城市自治的过渡。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里认为，村落与城市之差别仅在于其通过自身的组织来运转。而这当中，村庙是主要代理人，负责乡村的司法诉讼、道路、运河、防务、治安、义塾、医治、葬礼等，这也正是近代上海移民社会中所发生的。与此同时，近代上海城市的民间信仰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处世哲学中“市民”的一面，甚至经常失去了其应有的“神意”、“神圣”部分。
近代旅沪粤人天后宫迎神入庙
民间信仰不光在个人与城市之间发挥链接作用，还体现在对城市新型商业、社会团体的组织、运行中。这些主要体现在诸如火神庙、海神庙、药王庙之类的传统庙宇，进入近代以后与海运局、施药局等具有现代城市功能的机构合体。很难说，这些机构的设置没有借用人们对传统信仰的依赖与认同。
情感是秩序的核心与基础，它可以延申为认同和文化，移民对民间信仰的情感依赖源于陌生环境中对自身安全、职业、社交、求医等各方面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典型的案例就是近代上海许多具有区域特色的医药神转变成具有桑梓感情的乡土神。信众一般会对某种神、某个庙表现出一种执念和坚信，这一方面让信众出现群体划分的现象，同时也会固化某种神的特性。基于这些生活圈、工作圈的依赖，以民间信仰为标识建构出种种群体秩序，同乡会会章、同业公会准则、帮派规矩等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引导移民群体从各自的“乡土”走向“团体”、“民族”、“国家”。
事实上，我们必须重视社会网络与民间信仰奉祀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并非近代开埠才出现，而是早与行业分工、乡缘、血缘共存的。本书所要强调的是对由传统到现代的城市人口民间信仰起到何种作用及发生何种变化。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进程突飞猛进，尤其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仍在继续，大中城市的外来人口往往都是高于本地常住人口，他们以一种新的形式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相处。这种新的形式有可能是网络，也有可能是饮食习惯、文化习俗，还有可能是语言等，让他们认知、清楚自己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尽管民间信仰不再对移民群体发挥以往那样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上海已经形成的部分社区网络中依然存在，在全球其他城市中也同样存在。
当然，从整个上海城市乃至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脉络中看，尽管这一认同及其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当移民完全适应城市生活以后，或者新的经济形式让他们足以营生以后，民间信仰或许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新的认同路径又会相应建立起来，它只是作为特定阶段特定群体选择的城市生活方式。由于近代上海城市移民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社会组织方式的多样性，使得他们并不仅仅依靠信仰的集合。因此，我们应尽量保持与研究对象的合理距离，既认识到民间信仰的强大作用，也要理性地认为它不是万能的，适当地评价它对移民社会的作用是必要的。
二、民间信仰塑造城市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作为人类活动和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可以反映移民空间利用背后的社会关系，这是西方理论及实践下的表述。城市空间是城市研究中持久有生命力的话题，但实际上许多关于城市空间的理论与实践并非产生于城市自然生长即人们实际需求的过程中，而是产生于设计师。所以，许多城市空间具有标本性质，用来观赏或讨论，而非使用。
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宗教是非常典型和值得研究的一个文化要素。“在所有行程和反映文化地域差异的现象中，很少有像宗教这样潜在和敏感的”。尽管民间信仰是有别于宗教的另一种信仰模式，它独立于宗教系统之外，但都属于文化地理研究的范畴，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及其内在机制往往是相似甚至一致的。关于宗教与地理学的关系，早就有学者进行过阐述：在识别和理解社会集团的扩散、分布及其特性时，宗教形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宗教形成或传达了空间的感知及其用途；宗教行为促发了人类行为，进而影响到自然环境。民间信仰同样具有这三方面的特性。
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在开埠以后的转变与外来移民的进入紧密相连，移民不仅将外地的神祇带进上海奉祀，同时也改变着上海城市原有的信仰习俗。从而决定着开埠后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祠庙的数量，也对其种类产生影响。通过移民活动空间、商业布局、营生地点和民间祠庙分布及信仰神像游行范围的空间复原，空间叠加、分析发现它们的空间相关性。甚至可以从某个程度上说决定了这一城市空间区域内人群的从业种类及生活习惯，塑造出排他性的城市社会空间。
近代上海移民、民间信仰、城市空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空间使用者的能动性，尤其包括利益空间，还充分体现了社会心理空间的投射。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信仰参与塑造城市社会空间的过程，反之，移民也对这一空间产生情感认同。空间与移民之间的双向互动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基础。情感认同虽然难以量化，但由于以信仰、生活习俗、社交网络为基础而变得十分牢固。
开埠以后，上海城市的祠庙对地名、路名也产生影响，或直接作用于地名、路名，即某某路、某某地以某祠庙来命名；或通过吸引相关人群、商业点使某路、某地得以命名。前者如上海县城里的一粟庵、一粟街和北面城墙的观音阁、观音阁路等，但这一命名方式在开埠以前的上海就已经存在。由于民间信仰祠庙作为普通民众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成为中国传统城市中道路和街区命名的重要方式。开埠以后，新的祠庙进入上海以后又产生新的路名、地名，例如位于闸北的的太阳庙和太阳庙路。太阳庙，又称太阳寺，位于闸北大统路。目前可见最早关于太阳庙路的记载在太阳寺建立之后，因此可以判断路因庙命名。这种命名的祠庙所在位置地产属于该庙而得名，但是随着地产交易活动的频繁，许多祠庙的不动产被变卖或永租出去，因祠庙而命名的方式渐被搁浅。
1908年，上海绅士联合在一粟庵旧址成立上海劝学所，即上海市教育局的前身
民间信仰本身也因为空间位置的变化改变了城市空间布局，尤其是民间信仰的社会化使得许多民间信仰周边成为各种社会活动、商业活动、娱乐活动的集中区域。例如伴随邑庙商场的开设，邑庙区域商业化、消费化、旅游化的转型，促使许多民间信仰祠庙也希望如此。实际上诸如提篮桥区域、太阳庙区域等近代城市区域次中心的形成和繁荣都与周边的民间信仰祠庙不无关系。开埠以后，伴随城市化进展加快祠庙通过吸引地域人群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从而影响城市区域的命名。正如修编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指南》中所讲：“上海商业……其次则以商业竞争、卸运利便等故，同业多集拢一处，皆有悠久之历史，甚至街路由是得名。如花衣街之昔日曾为棉花同业最集地点，豆市街至今犹未杂粮同业最集地点是也。而棉花同业所在的花衣街也是先棉祠（即黄道婆祠）的所在地，黄道婆是上海地区是棉纺织业的行业保护神。因此，可以说先棉祠与花衣街的形成不无关系。祠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作用于商业空间，首先是某祠庙所奉祀的神祇作为行业保护神，那么就会吸引相关行业在此聚集。其次是祠庙本身就是公共空间，其周边必定是人员流动较大的区域，从而吸引商业点的开设。《申报》就多次记载了以南京东路虹庙为中心零售商业的发达情况。
近代上海虹口梧州路公输子庙及周边水木作相关商业点分布
（参考《老上海百业指南》第35图绘制）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国考察团进入上海老城，“在一个庙宇里过宿”，并且引来许多中国人来围观。而当英国使团向上海道台提出在城内居住遭到拒绝时，使团提出要在城内找到一处庙宇搭设帐篷。在这里，中国城市的祠庙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中国传统的城市结构中，与国家奉祀的祠庙不同，民间信仰祠庙是普通民众可利用的公共空间，他们若遇有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可随时向祠庙的神灵申诉。这种祠庙多是捐建，在归属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甚至在英国考察团进入上海时这种祠庙也可被视作没有明确归属的资产而被他们使用，可作为一个公共设施以供其搭设帐篷等。
这一公共空间在西方人眼里可以聚集大量的人群，因此在西方的传教士刚进入上海企图传教时，他们首先选择的是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祠庙，而这些民间祠庙大多是民间信仰属性的。在民国时期人所著《百年来的上海演变》一书中作者就记载到这样的情形：
美国传教士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极有希望的民族”，但是中国人的举动之中又有许多却使这班教士非常之惊骇。如过端午节拜太阳菩萨的生日、拜火神菩萨、拜灶司菩萨之类，尤其是新塑的佛像之开光，用鸡血去点这佛像的眼睛。中国人在举行这种节日的时候都兴高采烈，十分起劲，酒肉杂陈，锣鼓喧天，香烟缭绕，熏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有一天正碰着某庙里的菩萨开光，圣公会的两位牧师赛尔和斯实庭拿了些小册子走进去分派给那些来拜菩萨的民众。不料，大家竟抢着要这小册子，第一批所带去的片刻分完，两位牧师很是得意，这时已有了一大群民众围住了他们两人，在庙前的空场中七张八嘴的纷纷议论，两位牧师便想趁此机会向众人讲一些教义。他们先向一个站在旁边的中国人询问：他是否真正相信这些异端的举动。那个中国人立刻回答说：他并不相信，他所信的只是吃饭罢了。而在牧师的调查中，所得结果大抵如此。”
当传教士遇到中国民间习俗，是选择在中国庙宇前传教。可见，民间祠庙是中国普通群众聚集的空间，并且是开放的。作为社会活动的公共空间，上海城市的祠庙已经不仅仅是供奉祀之用，还聚集了大量的流动人群。
作为开放的空间，民间信仰祠庙也成为特定群体表达公共意志的理想场所。在对上海城市鲁班庙的研究中，水木业工人通过鲁班庙来解决争端、表达行业愿望等，并且以鲁班庙为基点开展相应空间内的游行示威，而这种携带神像出游的祠庙在上海频频可见。可以说上海城市的祠庙不仅作为行业工人和特定地域人群集聚的场所，也是普通民众开展社会活动的空间，但也因此成为犯罪和社会案件频发的地点。当然，伴随着近代上海对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的吸收，公园、广场、雕塑等西方城市组成要素的传入与应用，传统的、以祠庙为中心的公共生活空间产生的凝聚力日渐松动。在民国史料丛刊第827册《上海顾问》中第十三章专门讲“到上海来，游览”一门，除了传统的祠庙之外，还有许多公园、私园、碑像、博物等等。因此可以说，近代上海城市的民间信仰祠庙与社会空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密切到松动的过程。
段义孚在其著作《浪漫地理学》中就讲到，传统的城市是规划者将天堂带至人间的心理体现，所以当一个村民进入长安城的时候通常遭遇到世界观的改变，从乡村到城市感受到的多样性，让他原本对世界的认知发生转变，由地方性转向空间性。同样，旅沪移民对一条街的感知、对某个街区空间的依赖就是将其家乡的地方性附着在空间上，从而赋予其意义，而这其中的链接便是通过民间信仰来实现的。
三、文化腹地滋养与城市文化反哺
从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开埠以后是上海城市文化重塑并定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过程中包括两个问题，一是上海文化的形成，即复杂、多元化的过程；另一个是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现代性文化对其腹地的反哺。
上海接收了来自各地移民所携带的多种文化要素，从而使得上海迅速成为中外多种文化的集聚地。尤其是在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进入上海的中国移民，他们原先或经商、或为手工业者、或务农，以这些移民为媒介所带进上海的文化是原本流行在各地的世俗文化，这些文化种类与近代上海社会状况、管理制度等相遇时便形成了近代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特色之一，并促使上海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上海作为新文化的中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可以说已经初显端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确立，二、三十年代则进一步巩固。而这种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仅仅表现在层次较高的文化种类中，也同时表现在世俗文化。在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把文化中心城市的要素列为：宗教中心（圣址、教权机构）和世俗文化中心（教育、科研、大众传播、娱乐时尚）。民间信仰虽然不是宗教，但可以归属为第一类。而在民间信仰影响下所形成的生活习俗则应为第二类世俗文化，尤其是近代上海民间以信仰为纽带开展的各种娱乐性、社交性、消费性的活动，这三者都是现代性的上海文化特征。总之，两者都是组成文化中心的重要内容。
顾德曼指出，同乡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角色那里，有不同的含义，不能仅仅将其理解为文化的残余，它还是文化变化多端性质的实证。同乡会与籍贯认同产生于特定的时期，它不只是传统文化的反映，更是特定的经济与政治目的的投射。在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同乡观念是强有力的、易于认识到的文化因素。通过对传统同乡组织在近代上海功能演变的研究，可以看出，正是具备传统色彩的信仰帮助了新的文化形式形成并被接受。同时，一些特定种类的民间信仰如黄道婆信仰所蕴含的精神在特定时期被挖掘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加强了基层民众对城市的认同。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粘合剂，促使乡村与城市两种文明形态的融合和基层文化的市民化形成，构成江南文化与海派共存的文化特征。而那些与上海有往来移民的地区在作为经济腹地的同时也成为近代以来上海文化重要的文化腹地，产生双向的互动。
由于上海与经济腹地间移民的历史惯性和向心力，上海的文化影响力在近代奠定以后，又开始对周边省份、城市产生了文化的辐射力，即反过来去影响它们。这种文化的集聚、扩散现象在近代以来的许多西方城市中也能找到类似的影子。尤其是当时许多旅沪同乡会都会刊发自己的会刊，这些会刊主要关注家乡和上海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百态，有的会刊在家乡和上海两地刊发，甚至专门在家乡刊印再运往上海。在1934年的《广东旅沪同乡会月刊》中就讲到旅沪潮州人的生活受到乡俗和传统的影响，重乡缘。但是，那些“外出的乡民，实为潮州繁盛之先锋”，他们每年回乡、与家乡通信，都会起到了文化流通的作用。所有家乡的状况旅沪同乡们一览无遗，同时上海的流行文化家乡也有所了解。以移民为载体的文化在两地之间形成了一种互通、互补的局面。
以长三角为例，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发展就与长江沿线区域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密切相关。上海接收西方的城市治理、规划理念以及文化观念、样式，同时也接纳了来自于许多来自周边省份的移民，百川汇流的形势造就了上海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高位优势，从而影响长三角地区的社会形态，最终开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长江沿线城市纷纷效仿开设城市新区、开发区，掀起一股产业形态和城市规划的热潮，集中体现在长三角区域城市群间经济结构互补协调发展及社会文化的反哺方面。可以说，近代以来上海城市重大发展节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现代化道路选择。
以往的文化地理学研究认为，有经济优势的地区会对较落后地区表现出文化上的优势，而后者更容易模仿前者。但事实上，可以发现这一现象是在绝对优势发生以后，而近代上海与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文化早期是互动的，而非绝对的单向输入。即海派文化作为一种兼具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样式，受到了长三角文化腹地的环境滋养，率先开启中国式的现代化，此后反向影响长三角区域文化，表现在语言习俗、生活方式、流行文化等方面。尤其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以流行文化为例，长三角区域对日常生活中流行要素的接纳都是经由上海；生活方式上以缝纫机、自行车、日用品为例，也都是由上海这一窗口接触到先进的国产、西方品牌，并藉此改变人们的着装、审美甚至对自由的追求和空间的认知。在这种文化滋养、互动的基础上，上海引领的长江沿线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可能构成全球城市现代化的典型案例，而社会文化层面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这一部分正构成现代化最为稳定、坚实的层面。
这一过程与近代以来进入上海的各地移民关系密切，尽管民间信仰不能作为现代城市移民的认同标识，但在早期它确实帮助群体适应、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塑造了相应的城市空间。
近代上海城市的西乐迎神
同时，上海文化的混杂、多样性程度来源于多地域人群的聚集，中西文化的元素在多个层面互相混合、联系。近代上海城市至少有七种邮局，有不同的计时和历法习惯。同样是中国其他省份来源的人们，也是操着不同的方言和生活习惯，比起那时的“国家”概念，他们更认同和依恋的是他们的家乡，乡土情怀成为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情感基础，甚至在此基础上才滋生出共同的爱国行动。抗战爆发以后，许多地方团体开展自发的抗日活动，同乡会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当时的广东旅沪同乡会就开展了练习国技救国的活动。可见，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甫一近代化的城市仍然携带着大量的乡土基因。
正如上文所说，段义孚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在他的研究中，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无论作为恋地情结的典型区域还是作为价值观产生的环境，都是城市文化研究必须要讨论的内容。这不仅因为它是过去城市的重要内容，也构成当今城市文化产生的背景。
四、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转型
开埠以后，民间信仰并没有因为上海的近代化、工业化进程而消失，相反却在转型、调整后带来了城市生活的“民间信仰化”。同时，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通过改变自己的外在形式、组织逻辑等得以存续，有的转化为宗教文化，更多的则是转化为普通民众和政策接受范围内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形式。例如原本作为旅沪湖南人的地域信仰，开始走进白云观转向宗教化，而旧有的瞿真人信仰文化不仅存在于信仰活动中，还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于包括瞿溪路在内的城市路名、空间中。民间信仰作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是现代化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同时也是对社会心理、风俗观念影响最深的部分，尤其是移民社会中的民间信仰更成为他们改变习俗、观念的标识。
目前上海白云观药王殿三圣，居右的瞿真人民间称之为瞿大将军、瞿大老爷、药王菩萨、医生菩萨
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主张“文明生活”，并公布《神祠存废标准》，对民间信仰予以限制，从而导致了民间信仰的萧条。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状况是整个近代社会变迁背景下传统文化转变的一个缩影，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国家层面的文化制度、西方城市建设理念等要素均参与其中。在这当中，民间信仰通过改变奉祀方式达到与其他文化要素及社会变迁的共存，同时还牵涉到奉祀民间信仰的人群。民间信仰在近代化的背景下为了存续并帮助移民适应陌生环境，从而进行了主动的调适来组织城市基层社会，逐渐融入到现代城市社会，并参与构建了上海城市文化，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特色。
这种转型实际上不仅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蕴含着空间上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要素的碰撞。乡籍、地缘的人群在城市中逐渐转化为以民间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团体，并开展一系列的政治、日常活动，这种社会团体、工人集体组成现代城市社会结构。甚至，普通的民众都在乐此不疲地以民间信仰为基础创造新的文化生活，城市里新的民间传说、习俗虽然脱胎于旧有民间信仰，但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新的；许多民间信仰祠庙在《上海指南》中演变为旅游胜地，这些都是上海城市文化中消费性、娱乐性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之间有继承关系和内在的联系，有的以习俗的形式体现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尤其以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中所体现出的娱乐性和对城市空间消费性的贡献，最具娱乐性质的迎神赛会由传统的民乐吹拉弹唱逐渐转变为西乐演奏，演戏酬神由传统的地方戏曲偶尔更换成电影、戏剧等形式也被人、神所接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迎神赛会上所呈现的文化形式更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和传播。从观念层面来说，移民日常生活与信仰连结得越紧密，信仰就越趋于日常化。此时，人们对信仰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可以随意造神、杜撰关于神的传说，民间信仰的神灵变得不再那么神秘和威严，而是位也懂得城市生活的、随人们臆想变化的“神”。
总的来说，“移民”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广田康生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进行整体流动”。可以说，移民的社会适应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学现象，判断哪些行为和现象是为了实现或表明社会适应，是难以量化的。从这种角度上说，近代上海移民与城市之间更具有特殊性，民间信仰帮助近代来到上海城市的移民适应城市生活（不是唯一的方式），是一种由暂居到定居的过程，实际上更是参与建构城市现代性的过程，形成既有区域特性也有全球性的现代城市。
（本文节选自全书第六章）
目 录
序言 （张晓虹）
绪论
第一章 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时空分异与嬗变
第一节 晚清暴力、流动下的民间信仰格局转型
一 开埠初期上海城市民间信仰的变化 (1843—1885)
二 晚清上海城市的民间信仰格局 (1886—1911)
第二节 移民浪潮下县城与租界民间信仰格局转换
一 民国初期神祇种类和空间分布 (1912—1927)
二 寺庙登记政策下的传统民间信仰格局瓦解 (1928—1936)
三 移民涌入与租界民间信仰繁荣 (1937—1948)
第三节 民间信仰风气与租屋设庙盛行
一 佛店与移民异地建庙
二 市场化的信仰供给与庙产管理
第四节 是乡籍,亦是庙籍
一 住持籍贯与祠庙来源
二 会馆庙宇中的僧、俗之争到庙、神分离
三 佛、道神祇与民间信仰的转化
第二章 民间信仰媒介与移民社会网络
第一节 民间信仰与同业移民网络的组建
一 城市求职
二 寻找同业神的风气
三 迎神入会及祭神活动
第二节 同乡组织与城市乡土神
一 移民与城市的连接———同乡组织
二 迎神以 “敦乡谊”
三 基于民间信仰开展的社会活动
四 会馆、同乡会组织架构与特刊的社会意义
五 行业神与乡土神混杂
第三节 “拜老头子”与移民帮派信仰
一 “拜老头子”
二 帮派移民的组织形式和信仰
第四节 各地医药神的出现及转型
一 仙人治病的神通与归属
二 广东人的黄大仙
三 湖南籍的瞿真人信仰
第五节 由乡到国:乡土神与民族情结培育
一 “爱乡须爱国”,怎样走向爱国
二 乡土神与同乡组织的民族救亡运动
第三章 移民城市文化生活中的民间信仰
第一节 地方戏曲与民间信仰
一 演剧酬神
二 戏曲中的民间神祇
三 迎神赛会中的戏曲
四 移民城市的俗曲文化
第二节 民俗与民间传说中的民间信仰
一 生活习俗的演进与同乐会
二 旅沪粤人 “打地气”与 “打蘸”
三 新民间传说的生产
第三节 江北人的都天会文化狂欢
一 江北都天会
二 近代上海的都天会
第四节 江淮戏在上海
一 江北小戏在沪落脚
二 淮戏院、戏园与江北人的互动
三 江淮戏里的民间信仰
第四章 民间信仰参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建构
第一节 民间信仰塑造城市社会空间属性
一 人群活动空间与祠庙分布
二 工商业布局与信仰空间
第二节 水木行业的籍贯与鲁班庙空间区分
一 水木营造业的繁荣与行业保护神
二 “神灵”的乡籍区分
三 商业活动和公共空间的形成
第三节 太阳神信仰与区域城市化
一 城市化的前提与原始动力:信仰聚集人口
二 庙产买卖与两种城市化力量
三 公共服务配套的自然形成
四 庙名向城市区域名转化
第五章 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都市文化 “乡愁”
第一节 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基层文化延续
一 《破除迷信全书》中的民间信仰
二 民间信仰市民化转向
三 乡村与都市文化的碰撞
第二节 民间信仰祠庙与现代城市文化景观
一 广场空间的缓慢替代
二 城市指南背后的城市文化逻辑
三 邑庙空间的商业化、娱乐化
第三节 民间信仰与城市精神价值选择
一 瞿真人庙增祀和走进白云观
二 黄道婆信仰的时代价值变迁
第六章 “心安处即吾乡”: 传统与现代之交融互构
一 民间信仰帮助城市重构社会秩序
二 民间信仰塑造城市社会空间
三 文化腹地滋养与城市文化反哺
四 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转型
附录
附表一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市社会局寺庙调查情况
附表二 1929年 《申报》所载20世纪20年代上海寺庙登记情况
附表三 上海特别市政府检送 《淫祠邪祀调查表》 (1930年)
附表四 20世纪40年代上海市社会局寺庙调查情况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陈云霞，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城市文化等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在《复旦学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研究》《史林》等期刊、报纸发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数十篇，部分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宗教》全文转载。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