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是上海积极倡导的三种文化之一，其研究在上海学界已有不少年头，但普通大众甚至许多知识人仍然认为含混不清，以致于拿程十发先生所言“海派无派，但有文化”，陈家泠先生调侃“海派文化有东有西，不东不西，不是东西，是个好东西”等作为生动有趣，虽然妙哉妙哉，但毕竟不能代替学理性阐述。就个人陋见，海派文化研究可以从下面十个维度进行再思考：
（1） 海派文化过时了吗
对于历史上的海派，其来龙去脉和基本理解，其实在熊月之先生主编的《上海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海派文化新论》、郭骥先生所著《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许多专家学者的论文中已基本阐述清楚，只是一般人没有耐心读完这些比较系统的论著。早在1998年召开的“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的一致观点是“海派文化已经是一个过去时的概念”。陈旭麓先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海派作为一个艺术流派，似已成为过去，因为它当初的某些特征已逐步为各种文化所共有，程度也在深化，而且昔日的上海已成陈迹，与京派对称的海派的社会条件正在消失，所以，海派已是一个历史词语。但作为艺术、文化上的风格来说，仍是现实的，我们还随时可以听到海派散发的气息，有你，有我，有他。”但如果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社会-空间框架中，以及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系中来看，狭义的“海派”一词虽已过时，广义的海派和海派文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究竟是已经终结，还是延续与断裂，延续与改造、或者扬弃与新创的关系，仍然是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海派文化在新的时代，新的国际国内大变局下无疑应该发挥更大的当代价值，但如何发挥作用，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徐锦江 郑崇选 等著；《海派文化新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
（2）海派文化是地域文化吗
海派文化定义繁多，但相比1950年代就有150多种文化定义，实属正常。其实海派文化的基本定义八九不离十，《海派文化新论》中表述为：“海派文化是一种发端于上海，但并不局限于上海地域的现代性都市文化类型，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近现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海派文化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的城市发展为时代背景，在江南文化深厚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融合各种新的文化滋养而形成”。因为有一个“海”字，海派文化很容易被简单误读成上海的地域文化，也的确，“在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上海文化与海派文化几乎是划等号的”，甚至有一些专家把海派文化定义为江南文化下与苏文化、杭文化、甬文化、宁文化并列的小传统文化，这是完全从地域文化的概念上去认识海派文化了，许多深入研究过海派文化的学者都认为应该从海派文化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本质属性上去认识海派文化。姑且不说我们一直强调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三种上海文化特质，熊月之先生在《上海通史·导论》中将吴越文化·江南文化·上海文化相连，强调其“既一脉相承，又有明显的阶段区别”，并指出：“上海地区文化是从属于江南文化的，只是在开埠以后，上海才逐渐形成在全国范围内有鲜明特色、重要地位的区域文化，我们称之为上海文化。”而对“海派”的理解，“狭义的海派，指京剧、绘画、文学等具体艺术品种中的上海流派，其源起于晚清绘画中的‘海上画派’和京剧中的海派，后来内涵扩展、延伸，成为一种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乃至包括审美情趣、生活方式，所涉人事已不复限于上海一地”。其理解即认为上海文化而不是海派文化才代表上海地域。笔者和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先生交谈时，也都认为不能简单将海派文化等同于上海地域文化。可以这么说：海派文化不等于上海文化，但最能代表上海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表达。这一点，张济顺先生在《海派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中解释得较为完整和辩证：“关于海派文化是否区域性文化的问题，不应笼统而论，而应把它界定在特指的范围内。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观之，海派文化的生成离不开上海这个地域，是上海文化哺育了海派文化，没有上海，就无所谓海派文化。但从文化传播与功能的角度看，海派文化却已突破了地域界限，表现出它在中国近代都市文化中的示范性和普适性。再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观察，情况可能更复杂些。海派文化尽管一再发生流变，其内涵也呈膨胀势头，但它仍然同上海的近代化进程，同上海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所以，离开了上海这一区域含义去谈海派精神、海派风格乃至海派作风，似乎都不能体认到海派文化的精髓，就可能产生‘魂不附体’之感。然而，海派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刻意求新，从不封闭保守，她不断从各种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及中国其他地方、流派的文化中吸取养料，博采众长，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又很难在海派文化中找到一种‘纯’上海的因素，而恰恰是上海才具有四海通津，五方杂处、中西交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区域界限的模糊也就成了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征。”不同于江南文化首先是一种地域文化，然后才从中挖掘其特殊的文化内涵。研究海派文化则不仅要联系地域，更应该结合世界格局、海洋文明、社会结构、都市形态、人口规模、产业基础、文化传播、空间变迁等来动态阐发它特有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特征。天时地利人和，使具有发达都市性、现代性、市民性、商业性等本质属性的海派文化首先发生在上海，但作为一种外向型的海洋性大文化，将其简单视为地域文化，无疑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对于当下以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为目标的上海来说，将海派文化放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全球文明大背景、大格局中加以思考，才是明策。
（3）海派文化的时空缘起
从空间看，上海通江达海，地理优势明显。罗兹·墨菲先生曾分析上海的三大优势：一是长江三角洲平原几乎完全平坦，二是有着比旗鼓相当的华南各港市更加舒适的气候，三是位于中国南北海岸钱的中途，同时处于远东航运的焦点和大西洋与美洲之间的正中位置。从时间上看，上海早期发展几乎与欧美资本主义大发展同步，因此能够很快地对接最发达的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同时代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黄金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不仅发明了蒸汽火车，电动汽车也开始崭露头角。“在1800年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伦敦无可争议的成为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它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扩张。开创了一个先例，先是19世纪的北美和澳大利亚城市，随后是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纷纷效仿”。伦敦人口在1901年已经达到了453.6万人。伦敦市政关心的问题有警察机构改革、监狱改革、《济贫法》改革、公众健康运动、供水系统、下水道、住房等。19世纪的巴黎，经历了奥斯曼大改造，和伦敦不仅都具有惊人的发展速度，而且由此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在种类和规模上也都非常相似。192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柯立芝繁荣”经济高涨期，也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活力的时代，展现出“疯狂”的经济实力和活力。以纽约为例，彼得·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中写道：“那些年的纽约--即19世纪末最后20年和20世纪初的前十年，传递给所有游客的是一种特别的、几乎是触电般的兴奋之情：这是一座能量充沛、活力四射的城市，富于创造与革新的能力”，被称为“大都会时代”。制造业、金融业、时尚业蓬勃发展，地铁、汽车、电影、广播、爵士乐、流行歌曲广受欢迎，好莱坞电影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输出品。上海紧随英美法，电影放映拍摄几乎和世界同步，国际通讯直达欧洲，无线电台数量甚至超过纽约。摩天大楼在欧美国家变成一种潮流，主要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上海24层的国际饭店1934年落成，虽然高度不能同美国城市相比，趋势却已经接轨。1946年来到上海的贾植芳先生回忆道：“那时的上海与世界文化是同步的，真可谓‘国际上刮什么风，上海就起什么浪’，东西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消费趣味很快会在上海兴盛起来”。
始建于1934年的国际饭店
（4）海派文化的特征概括
描述海派文化特征的词汇很多，正面的有多元、灵活、好学、爱国、理性、杂糅、重商、法治、务实、得体、自律、通达、老练、靠谱、精致、精细、精明、敬业、专业、摩登、浪漫、国际范、会打扮、讲规矩、守信用、有情调、有品位、有分寸；负面的如小气、抠门、排外、低俗、自恋、势利、高傲、奢靡、市侩、崇洋媚外、精明不高明等。用上海话来概括，还有克勒、老举、登样、懂经、上路、大兴、精乖、海威、模子、小乐惠、有轻头、有腔调、门槛精、拎得清等。试图用某几个概念来定义海派文化，都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但正是这些庞杂的词语系统构成了海派文化在价值观、规范和实体三个文化层面上的丰富内涵，构成了一般文化定义上所指称的差异化的整体生活方式，使海派文化的内涵更加完整和复杂。海派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特征应该是“开放、创新、包容”，是“海纳百川”“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如果还要进一步延伸的话，或者还可以加上一个法治精神。
（5）海派文化的空间生产
过往的海派文化研究较注重表征概括，对其背后的城市空间生产则较为忽略。历史上的海派文化是港口贸易、文化融合、租界格局和战争环境的产物，再深入一步分析，其实还是当时包括治理模式、人口规模、交通条件、居住密度、社会结构、构成中心、市场体系、支柱产业、城市形态、基础设施、商业伦理、法治观念、文化组织、传播媒介、市民意识、公共空间、社团治理、异质文化、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娱乐场景等在内的关系空间生产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的产物。从表征空间看，河浜变成了马路，沙船变成了轮船，马褂变成了西装，马车变成了汽车，木头马桶变成了抽水马桶，蜡烛变成了电灯，柴灶变成了煤气，扇子变成了电风扇，茶馆变成了酒吧，书信变成了电话电报，井水河水变成了自来水、石库门变成了花园洋房，私塾变成了公校，私园变成了公园。“世界大餐”、城市雕塑、公共音乐、摩登时装、舞厅总会、工艺美术、体育运动、电影放映、咖啡剧场、集体婚礼、印刷出版、大学医院、电车火车等，让人眼花缭乱。如此凭般，通过海派文化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经过起码30年一代人的积累，终于伴随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上海话和上海生活的成熟，海派文化自下而上，通过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润物细无声地自然传播，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地影响了市民的思想观念。
（6）海派文化的都市特征
芝加哥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与上海社会的成熟几乎同步，其所参本的城市芝加哥也是上海的一个重要母本，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来分析当时的上海社会恰如其分。其代表人物沃思曾归纳了“城市主义”的三个特征：规模、密度和异质性。
从人口规模和密度看：开埠前的上海人口虽只有25万，但已经“五方杂处”，本土力量并不强大。开埠以后，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苏俄革命、纳粹反犹以及抗战孤岛时期，城内人口、江南人口和各国难民大量涌入上海，尤其是租界，“华洋混居”局面出现，人口以几乎每10年递增100万的速度爆增，至1940年代达400多万，已是世界上的超大城市。今天，我们想必都知道人口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1945年，上海全市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5453人，最高的三个地区老闸、新成和邑庙分别为144260人、116837人和90706人；1947年，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更上升为7339人，最高的三个地区老闸、邑庙、北站分别为146176人、128212人和103536人，远远超过今天的上海城区，因为是一个移民城市，整个社会对异文化和外国人并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频繁的交流带来巨大的文化创造活力，无疑加速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从城市形态和异质多元看：一市三治三界四方的治理格局无疑是多元文化的政治基础；发达的交通和水电煤设施，以及中外设计师共同完成的一系列建筑景观构成了市政基础；大学、教会、银行、法院、社会组织、证券市场、公用事业机构的兴起构成了社会基础；电台、报刊、杂志、出版等文化机构的快速发展构成了传播基础。公园、舞厅、剧场、夜总会、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空间的崛起构成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教育多元、语言多元、报刊多元、影视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风俗多元。比如货币多元，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外国银行在上海都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18家。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又比如节假日多元，圣约翰大学中西节日兼顾，春节、端午、中秋节放假，圣诞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熊月之先生将此时的上海比作“袖珍地球”，并认为纽约、巴黎、洛杉矶尽管也是移民城市，但“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上海科学会堂的彩窗
（7）“海派”与“海派文化”
“海派”一词1910年代在社会民众口语表达中广泛使用，最早出现在戏剧、绘画领域。1917年徐珂《清稗类钞》中首次在“戏剧类”中设“海派”词条。1920年代在《申报》等报刊中普遍用于书面文字，潘天寿和俞剑华于1936、1937年分别刊印的《中国绘画史》中率先使用“海派”。1933年由辛祖敛《北平与上海》一文肇端的“京海之争”将“海派”概念转移到文学领域。作为艺术流派的海派和作为社会风气的“海派”有区别。“海派”在历史上曾经遭到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先生等人的大肆讨伐，鲁迅先生也将之与京派加以对比讽刺，认识都趋于贬义。海派真正的成熟期应该是在清逊民立之后的1910-1930年代。1949年以后，针对“海派”的讨论暂告一段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派”更是成为“崇洋媚外”“轻浮奢靡”的代名词。到20世纪80年代，“海派”重新回归学者的视野，如何看待“海派”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为此，各界学者召开了很多围绕海派文化的大型研讨会。“海派”与“文化”相连最早是在1985年上海市委宣传部牵头召开的“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上，出发点已经是从积极、正面、肯定的意义上去认识海派文化了，到了世博会期间，提出新海派文化，则完全是将其作为上海进一步发展的文化资源，所以海派和海派文化两个概念应该区分清楚，海派或带有贬义和否定性，而海派文化则在讨论中滤清为积极的肯定性概念。
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8）海派文化的当代价值
同在1990年代，在“迈向21世纪的上海”大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上海要率先进入全国的中心城市乃至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就要把上海的海派文化、时代特征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它推到一个新高峰”。在之后形成的“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此意见被采纳，表述为“上海要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融合当代世界的进步文化，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与时代精神及市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创造新的海派文化”。以举办世博会为契机的“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中，又提出了“赋予海派文化新的内涵”的命题，并与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相连。《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要求：“策划上海城市整体标识体系，提炼突出海派文化内涵的标识要素”，在解读“海派文化的新内涵与历史责任”时，又强调“上海文化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文化融合’的途径，将多样人群、多元文化，炼就为‘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精神’，以呈现出具有上海自身鲜明特征的全球城市文化、新海派文化风格。从文化主体而言，是在一本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具有引领全球文化价值的高度和广度。这就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曾经有一位欧洲观察家发现：上海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创造二度辉煌，其秘诀有三条，一是强势政府，二是国际资本，三是海派文化，可见海派文化对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性。1990年代以后，对海派文化的重视和直视更加迫切与坦然。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海派文化内化为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重要体现，原有的争议和贬损，随着上海改革开放的实践，基本失去了生存的历史语境。城市决策规划者的关注重点已放在海派文化如何为上海迈向国际大都市提供当代价值上，试图引导学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海派文化的特征和内涵。
（9）海派文化当下的研究重点
在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再构和国际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围绕“开放的上海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命题，新时代的海派文化研究可以有如下面向：历史概念的海派文化和新时代海派文化各自的创生环境、区别和联系是什么；海派文化与上海文化、与红色文化和江南文化是什么关系；海派文化对长三角一体化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如何将海派文化注入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塑造；如何发挥海派文化的潜质完善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治理模式；如何运用海派文化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社会生活；如何运用海派文化的景观、场景和非遗成果进行城市品牌形象的国际传播；如何通过海派文化的实践全面提升上海城市提升软实力；新时代海派文化+推动经济的四梁八柱是什么；如何用海派文化精神寻找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如何运用好海派文化的融合经验为全球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共同价值，等等。将不限于此的问题一一研究清楚，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可以在“历史渊源”中发现海派文化的“当代意蕴”。
（10）新时代海派文化的内涵
海派文化是全球视域下中外文明激荡交汇的结果，是具有本土特质的全球文化。本土文化不仅有江南文化，也包括八闵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东北文化等18个省区的文化影响，本土文化以江南文化为主，但并非仅指江南文化；外来文化不仅有西洋文化，也有东洋文化，包括比较特殊的苏俄文化、犹太文化、印度文化等文化影响，域外文明以西方文明为主，但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文明。海派文化既具有现代文明的一般规律，又具有深沉的中国内涵，更具有鲜明的上海特色。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远东大都市的海派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海派文化的差异，立基于上海在不同历史阶段城市定位的不同。新时代海派文化是海派文化的现代表述，具有内在联系且互为支撑的六个层面特质和取向，即：“人民本位的价值追求”“开放引领的国际视野”“创新发展的市场机制”“包容共生的活力源泉”“依法治理的制度保障”和“经世济用的实践路径”，六位一体为海派文化建设的当下与未来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对此，需要打造研究高地，不断开掘海派文化生命力；打造标识高地，不断强化海派文化亲和力；打造传播高地，不断提升海派文化影响力；打造产业高地，不断激发海派文化活力；打造演艺高地，不断彰显海派文化魅力；打造素质高地，不断赋能海派文化动力。
在实践中，历史条件不可能复制，但正确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精神应该尊重，相信在正确的历史观指引下，新时代海派文化的伟力一定可以超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活力。
（本文主要观点以《海派文化研究再探析》为题，刊于2024年5月31日《解放日报》新论版。）
【作者简介】
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