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袁红涛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结项成果
一、一个现象：“乡绅”的遮蔽与发现
中国现代文学中“乡绅”阶层人物形象的广泛存在，与文学研究者一度对之基本无视，对比鲜明，值得思考。
与浮泛的印象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所叙写的城乡社会生活中其实活跃着大量的乡绅阶层人物：从“鲁镇”（鲁迅）、“乌镇”（茅盾）、浙东、皖南的宗族村落（许杰、吴组缃）、江南的乡下（叶圣陶、洪深、柔石）到湖南的县城（张天翼），从湘西边城（沈从文）到四川的城乡茶馆（李劼人、沙汀）、大西南的乡野（蹇先艾、艾芜），北至山东（王统照）、山西（赵树理）、中原（师陀）、冀中（孙犁）的村镇，处处可见；在小说中的称谓不一，有“大人”、“老爷”、“太爷”、“大老官”、“绅士”、“老师”、“先生”等；其时代横跨晚清民国，从前清的举人、秀才到清末的“假洋鬼子”，民国以后的各类“会长”“董事”“校长”，直至“土豪劣绅”地方强人等，鱼龙混杂；其阶级身份或分属“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明绅士”，加之朝代更迭，政治身份多变，文化修养悬殊，道德面貌甚至截然相反，地方差异明显。然而根据社会史的考察，他们大体都属于其时社会结构中的“乡绅”（“士绅”、“绅士”）阶层，只是身处转型时代社会分化剧烈，阶层标识模糊，各人的具体身份更加复杂多变而已。相关叙事纵贯启蒙文学、乡土文学、左翼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等各个阶段，在小说、话剧乃至诗歌中都有表现。
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无论是对作家群体的研究，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均难觅“乡绅”的影子。一方面，现代作家大多自然地被归为“知识分子”，因而缺乏对部分作家从士绅出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的关注。另一方面，叙事文本中大量存在的乡绅阶层人物一度也被遮蔽，这首先缘于研究话语的“覆盖”，主要是对阶级身份的划分曾完全替代了对社会阶层的分析，因而即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明确地以“乡绅”身份出场，通常也被研究者先划分为“地主阶级”、新兴“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等然后再展开分析。主要关注其阶级行为和本质，忽视其在作品所展开的社会空间中的实际地位和完整角色，因此遮蔽了其与明清时期乡绅阶层的历史联系，从而不曾留意一系列文学人物形象共同的社会阶层特征。其次可能因为历史观念带来的“错觉”。在现代化研究范式中，乡绅阶层被视为是现代化的阻碍，这一阶层的消亡具有历史必然性。以线性进化的历史观念回望，自现代伊始乡绅阶层就应该符合历史规律地消失了。这一时期乡绅阶层在现实生活与文学文本中的活跃，仿佛并不存在，其分化、蜕变、消亡的具体过程更无须关注。尤其是这两方面因素相互叠加，更使得“乡绅”人物形象长期被遮蔽，相关人物分析不乏偏颇、误读之处。
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并未被完全淹没。尤其是在鲁迅研究领域，由于鲁迅本人身处转型时代的鲜明特征，其家世、其文化精神与中国士阶层传统的深刻联系并未被忽视。不过，主要侧重于对作家文化精神的分析，其小说中人物的社会身份并未完全得到“还原”。近十余年来，现代文学中的乡绅阶层人物形象开始得到关注。李莉在其关于中国现代小城镇小说的研究中，较早将“士绅”“新士绅”等作为一种现代小说人物类型进行讨论。本书作者也在关于鲁迅《呐喊》《彷徨》、王统照长篇小说《山雨》乃至当代小说《白鹿原》的阅读中，逐渐明确地指出应当还原一系列人物在小说所展开的社会空间中的士绅或乡绅身份。2014年初《文学评论》连续两期刊发相关论文，晏洁《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绅”叙事》（第1期）、罗维斯《“绅”的嬗变——〈动摇〉的一种解读》（第2期），恰可代表其时关于乡绅人物研究的进展。前者以现代文学研究既有话语如启蒙文学、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分析三者对于乡绅形象的不同塑造，主要将“乡绅”视为一种新的小说人物类型；后者除了观点的新颖之外更重要的是显示出方法论上的更新，自觉地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以还原小说人物的社会身份及其代际变迁。循着这一研究路径，此后罗维斯著成《绅士阶层与中国现代文学》（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充分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中国社会固有的“绅士”这一概念梳理现代文学中相关人物形象谱系，既努力还原现代文学所书写的清季民国时期的社会历史情境，又以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对诸多现代文学作品做出了新的解读，进而对“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封建”等现代文学研究中惯用概念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辨析。此著及其问题意识可以代表近来相关研究的推进，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如何结合与平衡，此著也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另有研究者将“乡绅叙事”的概念，下延至当代文学，发掘当代作家对于乡绅或新乡贤人物的塑造。总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绅”人物形象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界同行的关注，也成为多篇学位论文的选题。
回望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乡绅阶层人物形象遮蔽与发现的过程，不仅是在此领域增加了一个人物类型，更可见研究视野和方法的更新；但目前的更新又是有限的。首先，大多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对乡绅人物形象本身的分类和归纳，侧重对人物道德品质、文化人格的优劣的评价。但乡绅不仅仅是文化人物，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而是基于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所形成的一个重要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包括文化领域发挥着整体性的影响。对此除了“文化”视角，还需要增强“社会”意识。其二，部分研究关注并努力揭示现当代文学中从“乡绅”到“地主”乃至“乡贤”人物形象塑造的变化往复；但是对于这种转折主要从作家的文化观念、外部意识形态调整这一层面进行解释。然而乡绅叙事变迁并不能仅由文学自身的演进得到说明；乡绅阶层命运变迁与国家和社会关系重塑息息相关，乡绅叙事与现代以来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需要充分揭示。其三，现有的研究和批评，大多立足于“现代”，将乡绅归于“传统”之列，而且这一现代意识与现代国家相互支持，同时包含着立足于“国家”向下看的视角；然而，乡绅叙事的变迁、现实社会中从“传统乡绅”再到新的地方权威人物的浮现或回归，恰恰提示研究者不仅要居高临下，还需要认识地方社会本身的进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视角相结合。回顾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乡绅人物形象的遮蔽与发现，在对具体作品和人物新的解读之外，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尤为重要。如果不能对已有研究的概念、话语、视野有所反思和追问，新的“发现”是有限的。
百余年来，“乡绅”人物形象在文学中的消隐与重现，本身已成为值得探究的文学现象。乡绅曾经是传统社会中尤其是明清时期重要的社会阶层，也是明清小说中的重要形象。晚清科举制度废除，这一阶层失去了立身之基；在现代革命大潮中，这一阶层中人通常被归于“土豪劣绅”之列；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变革后，通常认为这一阶层已经整体覆灭。与此相应，书写当代生活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到乡绅人物的影子；以现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中，类似的人物或有现身，但评论者对其社会阶层身份并不敏感。新世纪以来，随着当下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城乡社会巨变加速，对“新乡贤”的召唤吸引众多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代生活；另一方面，明确地以乡绅人物及其家族为主角重述现代历史的小说时有发表；两方面的创作相呼应，以致于有评论者认为出现了“乡绅叙事热”。它是否构成对此前叙事模式的转折，或只是历史螺旋式发展规律的又一次验证？是否意味着作家的历史观念、叙事意识的重要改变，这一改变如何发生，又或只是对意识形态调整的反映？当代文学中“乡绅”人物形象从消失到重现，其间是否只是一片空白、或一种断裂？
无论是面对当下文学现象，还是为了认识和回应巨变中的城乡社会，文学研究者都需要开放学科视野，转换认知框架，从而清理和呈现复杂现象背后的历史脉络，进而可能揭示文学叙事与文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乡绅与地方：中国乡绅研究史的一种梳理（略）
三、“国家与社会”：社会史研究的启示（略）
四、研究路径：“乡绅”叙事与“地方”浮沉
1、关于“乡绅”
从明到清，“绅衿士庶”一语，常出现在告示之中。这里的“绅”为有入仕经历者，“衿”为有功名者，“士”指无功名者；“绅衿士”大致囊括了读书人的全体，然后是庶民百姓；不过，后来一般言说中所谓“士绅”、“绅士”或“乡绅”，似没有这么严格，往往是泛称在乡之士人。另有研究者专门考证，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所谓“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会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结合乡绅研究史，反思关于乡绅叙事的已有认识，重要的不是给“乡绅”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以包罗如此众多甚至千差万别的文学人物形象；更值得探讨的是界定“乡绅”的方式。20世纪前半叶，乡绅阶层急剧分化；与此相关，现代文学中的众多乡绅阶层人物亦是样貌不一，似乎已难以进行整体性描述。这促使本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反思。在知识和财富要素之外，参与地方事务是乡绅身份的核心，由此“绅权治理与乡绅身份之间存在一个连续不断的互构关系”。相比以财富和知识要素为标准来静态地识别人物身份，从人物与地方社会关系动态变化的视角，更适合把握现代文学中不断分化蜕变的乡绅阶层人物形象。
本书最后选择以“乡绅”来总称现代文学中不同作家笔下、不同地方的权势人物，这首先是对文本事实的尊重。如前所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这一阶层人物广泛存在，差异巨大，分化明显。然而，在大量作品所展开的社会空间中，“乡绅”、“绅士”、“士绅”、“绅缙”等仍然是社会各方对这一地方权势阶层人物最普遍的称谓。本书立足于此，在具体作品中辨析乡绅身份在名义上的延续与现代以来分化、蜕变的实际情形；进而与己有研究对话，关注从作品中的“乡绅”到研究论述中被定义为“地主”“知识分子”等身份的转换过程。
如果说在此意义上，“乡绅”、“绅士”、“士绅”、“缙绅”等并无特别区别、本书具体论述中通常采用作品中的称谓；那么，全书选择以“乡绅”统称这一阶层，则基于如下问题意识。
首先，与“士绅”相比，“乡绅”意在突出支撑这一阶层地位的知识制度改变的时代背景。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人物承接明清乡绅阶层的地位而来，主要生活在近现代时期，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他们的身份不可避免地在分化蜕变之中，“士”的因素日趋淡化。另一方面，在新的教育制度下，“知识分子”阶层开始生成和壮大。乡绅阶层与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转化也成为本书在不同文本阅读中关注的一个线索。
其次、“乡绅”常常被划定为“地主”，但其间存在概念的转换。乡绅阶层通常有一定财富基础，占有一定的土地。“富民家族和乡绅家族是一体两面的，一个诞生新乡绅的家族往往既是富民家族，又是乡绅家族。”但是作为一个阶级概念的“地主”，是随着阶级话语的引进而确立的，“地主”并不一定是“乡绅”。“乡绅”基于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地主”乃后起的阶级概念。追索现代文学中“乡绅”向“地主”身份的转换过程，也构成本书叙事分析的一个线索。
最后，更重要的是，所谓“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以“乡绅”统称，意在凸显这一阶层本来与“乡”或曰地方社会的密切关系，及这一关系在现代以来的变化和疏离。“尽管乡绅不过是众多‘地方势力’之一种，但绅与官的联系，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存在；绅与士的关联，则可以上升到‘道’的层面；而绅与乡的关联，使道与国家落实到在地的领域。可知乡绅的存在，对于构建一个具有自足性的‘地方’至关紧要。”已有文学研究中对于这一阶层人物的遮蔽，相当程度上与认识和定义“乡绅”的方式有关。相比明显的知识或财富要素，乡绅身份与地方社会之间动态生成关系更容易被忽视。“从社会结构而言，乡绅，作为一种身份，特指其在乡村共同体中所处的位置。通常，我们还可以用‘角色’这样一种术语来表示这种身份的动态性质。”乡绅身份是地方性的，其公共身份的获得有赖于他们建构乡村共同体的努力；除了国家授予的功名，家族财富的积累、个人的权威都来自于乡村共同体。因为这种身份是动态的，是在人物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生成的，它恰可提示我们的认知方式，不是以确定的标准在文学世界中辨析或认定某一人物是否属于“乡绅”，转而应该认识人物作为主体在地方场域中的角色、活动从而赢得权威的过程，以此来认识人物的身份。现代时期这一阶层急剧分化，在整体堕落大势下，“土豪劣绅”成为其更突出的身标签；而只有确认这一阶层身份的核心，从而在文学叙事中寻绎这一阶层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延续与改变，在这一关系的变化中才能揭示和还原话语转换的过程。
民国时期茶馆一景（网络图片）
相应地，本书所谓“乡绅叙事”，并不将“乡绅”作为一种身份标准确定的人物类型，由此进行一种文学题材意义上的作品范围明确、历史线索清晰的完整系统的文学史研究；而重在以问题意识为指引的作品阅读和重读，即，尝试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现代转型视野下，对一系列与乡绅有关的作品进行新的解读和阐释，特别关注其不同身份要素转化、分化的动态过程，进而反思已有研究话语，引发进一步思考。这也表明本书的重读不是严格的叙事学意义上的研究，重点不在对叙事要素和技巧的关注，尽管也会适当进行一些叙事分析；而重在内容上与乡绅人物有关的作品及对这些作品的评论。
2、关于“地方”
以上强调在现代文学的地方场域中来动态地认识“乡绅”；另一方面，通过对乡绅叙事具体作品的解读，有可能呈现现代文学中“地方”社会形态的隐现浮沉。
汉语史中的“地方”含义丰富。当发音为“dì fāng”时，有中央下属各行政区的统称，本地、当地，非军队的、和军队相对举的另一方等义；当发音为“dì fang”时，有区域、空间，处所、地点，方面、部分等义。本书中“地方”首先指乡绅居住和生活、获得身份并实施其绅权的社会空间，其多重含义的具体展开也就与“乡绅”息息相关。
“地方”首先有“乡里社会”的含义，所谓“绅为一邑之望”的“一邑”。“小农经济的中国以血缘为纽带而有宗族组织，但作为地方社会，乡里又大于宗族。”因为乡里大于宗族，所以需要一种更富于广度的权威，明清时代由朝廷授予功名的士人群体遂成为领袖乡里社会的人物。“乡里”除了指乡民聚居的基层单位之义外，还有“家乡、故里”的意思，也与乡绅之特征有相合处。“比之官僚群体的出仕即是离乡远走，这种以士绅为总称的功名群体则大半都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社会之中。”在此意义上，近于“乡里社会”的“地方”还有一层“本地”甚而“本土”的意思，从而也为本书的研究留下了沟通全球化语境的通道。
其二，“地方”是有界限的。从词源上看，“地方”由象征“大地”的“地”与指代“边界”的“方”组成。雍正一朝的诏书曾曰：“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诏书意在突出士绅受到一方尊崇的威望，但也可见这威望限于“一方”。乡绅的权威是有“地方性”的,也因此，乡绅之间是有差异和等级的。在此意义上，对现代文学中乡绅人物形象的认识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地方”。
其三、“地方”是一个“社会空间”。地方的社会性，使它有别于主要在地理意义上使用的“地域”概念。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关于“地方”批评的多元化发展，更大大丰富了其“社会”内涵，兹不赘述。可借鉴者，如列斐伏尔曾用两层定义解释“空间”，即相对抽象的空间及有意义的空间。前者称为绝对空间，后者是社会空间，与地方的定义相近，即“地方就是我们如何使世界有意义，也指我们经历这个世界的方式。基本来讲，地方就是权力的背景下具有意义的空间”。在现象学视野中，“特别的地方”是由个人和群体的讲述、社会活动、惯例和习俗、共同的“记忆”相互塑造的，是一个“包括空间性和时间性、主体性和客体性、自我和他者的结构”。所以“地方”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外部容器，而是与人的主体性不可分割的社会结构。因而一方面对乡绅的认识不能脱离于其存在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地方空间中认识乡绅，亦在凸显乡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类文化人物。
四川彭镇老茶馆（图片来源：新华社）
其四，作为在“国家/地方”关系中的一方。“地方”是相对于“国家”（或“天下”）而言的，由此还可以延申出“基层/民间/非正式vs中央/官方/正式”等一组对举结构来展开其涵义。只能以如此方式阐发“地方”的含义，不但可见其与“国家”之相对独立，亦可见两者之不可分离。正如不能简单地将乡绅界定为与国家、官方相对应的地方、基层社会的代表一样，在理想的情况下他们不是分割两者，而是存在于两者互动的场域之中。“这种以功名为尊的人物因名器得自朝廷而与国家相连，又因根脉系于乡里而与地方相连。他们身处上下之间，所以他们能沟通上下之间。”因此，“如果没有在地的士绅，‘社会’与‘国家’就可能疏离。”现代以来，乡绅阶层的消亡，不是“地方社会”的消亡；而是由其所实践、所支撑的一种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终结或转型。与这一过程相关联，以现代国家为中心的叙事、自上而下的视野趋于强势，地方社会的表达、自下而上的视野一度被压抑。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乡绅人物的陌生即反映了现有认知框架的失衡或片面。在此，“国家/地方”又是作为一种认知框架，“地方”可谓“地方视野”。延伸至全球化语境中，研究者也意识到，“地方除了是存在之物，还是认识世界一种方式，是我们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和途径。”
3、研究路径
基于以上，遂确定本书的研究路径。其一、“盖绅为地方之重”，乡绅身份与地方社会是动态互构的关系；本书在现代文学以来若干作品中，在乡绅阶层与地方社会互动生成的具体场域中，呈现乡绅阶层的分化、蜕变，由此关注现代文学世界中“地方社会”的隐现浮沉。
其二，当代文学评论中对乡绅阶层人物一度的陌生，显示的是批评话语中“地方”视野的隐没，在此背后是现代国家意识、自上而下视野的空前强大。这构成本书另一重研线索，即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对其中乡绅人物角色的“还原”，与已有研究对话，揭示文学研究中“地方”意识的变迁，呈现作为认知框架的“国家与地方”之间关系消长的若干痕迹。
相应地，本书以具体作品重读来展开。择取鲁迅、茅盾、叶圣陶、洪深、王统照、张天翼、丁玲、李劼人等若干重要作家作品，对每部作品或每位作家的乡绅叙事力求相对系统地分析；基于不同文本所展开的世界，设置的问题、研究的角度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大体以代表作品初版时间的先后为序，但是并不着意从中梳理出一个前后相接续、线索很清晰的文学史脉络；彼此的关联主要在于上述问题意识的贯穿。或者说，这一重读的目的不在于建立新的结论，而重在与已有研究视野、模式的对话与反思。
本书选择在地方社会空间中辨识人物身份，进而在乡绅叙事的重读中关注地方社会空间的浮沉，追索地方视野的消长，这并不意味着去中心的研究取向，因为整体上依然在“国家/地方”关系框架中展开，并基于对这一关系进行现代转型、调适的关注。而之所以关注研究视野，乃是警醒于这样一种现象，在现代教育的塑造下，“当我们研究历史时，亦不免会不知不觉地运用了当代人习惯的思维和分类方式，去探索一个自己并不十分熟悉却可能更多姿多彩的过去的世界。我们往往会因为历史距离而产生时空错乱，作出与事实不符的判断”。为此，对“地方”视野的强调，主要是一种贴近文学世界的探索，努力从作品所展开的社会空间出发，在彼时彼地理解人物的角色和认同。而“从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出发”还可以“反思地观察我们自身的知识、信念和世界观”，“反思现代性的知识处境”。
本文为《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绪论节选，注释从略。
目 录
序言 （李继凯）
绪论 乡绅的“发现”与地方视野
一 一个现象：“乡绅”的遮蔽与发现
二 乡绅与地方：中国乡绅研究史的一种梳理
三 “国家与社会”：社会史研究的启示
四 研究路径：“乡绅”叙事与“地方”浮沉
第一章 “地方”之为“故乡”：士绅阶层近代蜕变的预言——鲁迅《呐喊》《彷徨》
第一节 《离婚》：绅权与地方社会
第二节 “假洋鬼子”：士绅阶层的新变种
第三节 《故乡》：知识阶层的裂变与“乡愁”
第二章 从改良到革命：世事巨变与地方绅缙——茅盾《动摇》《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
第一节 《动摇》：革命、地方社会与劣绅
第二节 《霜叶红似二月花》：江南城镇的绅缙更替
第三节 《子夜》：“老乡绅”进城与末路
第三章 走出地方社会：一个新青年的“前史”——叶圣陶《倪焕之》
第一节 废科举与新教育：青年何以消沉？
第二节 乡镇与乡绅：一个新青年的前世
第三节 报刊与演说：“五四”来到小镇上
第四节 潮起又潮落：新青年进城与大革命下乡
第五节 “新教育小说”与知识阶层的现代转型
第四章 转型的困境：乡绅分化与江南城乡社会——洪深《农村三部曲》
第一节 《五奎桥》：“乡绅的传统”与传统乡绅
第二节 《香稻米》：绅商的劣化
第三节 《青龙潭》：“现代”“学绅”的无力
第四节 困境：江南地方社会与现代转型
第五章 叛逆与断裂：乡绅继替与北方乡村社会——王统照《黄昏》《山雨》
第一节 《黄昏》：觉醒青年的叛逆
第二节 《山雨》：乡村领袖阶层的断裂
第三节 反差与交错：“乡绅”与“知识分子”
第六章 地方的近代史：绅界变迁与四川“社会”的兴起——李劼人“大河小说三部曲”
第一节 “接受之谜”与“社会”主题
第二节 从“微澜”到“大波”：四川绅界的分化与变迁
第三节 报纸、演说与社团：“绅士公共空间”的兴起
第四节 青羊宫、茶铺与公园：成都“公共地方”的近代化
第五节 大河小说与现代文学史的“社会”意识
第七章 新旧乡绅：在宗族、地方与国家之间——张天翼的“喜剧”世界
第一节 《脊背与奶子》《砥柱》：族绅和“理学”
第二节 《清明时节》：“区董”的内斗
第三节 《华威先生》：“国族主义”下的新乡绅
第八章 转折：从“乡绅”到“地主”——革命文学之两例
第一节 《咆哮了的土地》：土地革命与绅士父子
第二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地主”的发现与“诉苦”的动员
第三节 从“乡绅”到“地主”：话语转换与“新中国”想象
第九章 潜流：“乡绅”与“知识分子”——十七年文学之侧影
第一节 《风云初记》：在绅士家庭与革命队伍之间
第二节 《红旗谱》：复杂身份与“地方色彩”
第三节 “知识分子”：一种可疑的身份
第十章 发现商州：一个“地方社会空间”——贾平凹《腊月·正月》
第一节 近乎乡绅的“韩先生”
第二节 地方社会的延续
第三节 “人物”、面子与影响
第四节 商州写作与“地方社会空间”的复现
第五节 “发现商州”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
第十一章 世纪回眸：“最后一个士绅”——陈忠实《白鹿原》
第一节 “最后一个先生”
第二节 “国家”的进入
第三节 话语的覆盖
结语 打开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空间
一 从“乡绅”到“地主”：阶级革命对于地方社会的改造
二 “乡绅”与“知识分子”：城乡分离与地方视野的消隐
三 绅权终结：现代国家与地方关系重构
四 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与“发现地方”
五 以“乡绅”为方法，打开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袁红涛，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文学发展报告》执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史视野下的现代文学‘士绅’阶层人物研究”，结项成绩“优秀”；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间视野下百年乡村教育叙事研究”等。
“斯文在线”曾推出的相关链接：
（1）袁红涛：绅界变迁与四川近代“社会”的兴起——重读李劼人“大河小说”的一种视野，2022-12-5。
（2）袁红涛：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2020-7-10.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