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传统艺术代表的有田烧，在1868年来到了上海。长崎商人田代源平应田代屋庆右卫门之命，在上海开设的田代屋分号，经营陶瓷器。这家最早期在上海开设的日本商店，位于南苏州路、圆明园路交界处，英国领事馆背后，日租界内。这个位置不仅将日本与上海联系起来，而且因为租界的特殊窗口性，将中日与欧洲（世界）也联系起来。
日本最初的陶瓷是从中国引进的。事实上，著名的濑户烧、伊万里烧、有田烧、九谷烧、“柿右卫门样式”均受到了中国宋、明、清的陶瓷技艺的重要影响。至近代，有田烧带着日本的文化韵味来到上海，这一“文化回流”不仅提供了艺术交融的途径示例，它在近代新兴上海都市空间的后续发展，更值得关注。
后续发展指的是：其一，田代屋在日租界内经营，但其目的不仅在于将日本陶瓷卖给上海的西欧人，还向来华的日本女性出售木梳、镜子等化妆用品。也就是说，它成为上海都市空间的一个“国际传播”的窗口。其二，上海开埠之后，外国货品大量倾销，引发了爱国主义国货潮。面对洋瓷，海派工艺美术兴起，陶瓷艺术改良，形成了海派艺术。其三，经营有田烧的田代屋兼营旅馆，成为初期日本政客要人、文化人访问上海时的下榻地，具有特殊的文化交流意义。
江户时代，日本锁国二百余年，建立了稳定而富庶的社会文化环境。1853年，美国佩里黑船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借此契机踏出了开国之路。
1859年，当横滨、函馆、长崎成为第一批通商口岸后，上海的许多外商洋行在日本开设分行。至1866年，在横滨的外商洋行已超过四十家，他们经营着大部分日本对外航运和进出口贸易，获取巨额利润。而西洋商船占了日沪贸易船舶总数的92.5%，日本商船仅占7%。为了打破外国商行对日本对外贸易的垄断，1862年日本政府派出了“千岁丸”，以期打开中日贸易之门。
1859年，英国P&O轮船公司开设从长崎到上海的航路，这是日本最初的海外定期航路。正如日本《长崎新闻》（1989年2月10日）回顾上海航路开通的历史意义时所说，“这条航路连接我国与大陆的最短距离，大大增加了与此相连的国内铁路网的整备、发达而产生的运输力。而且，在西部的尽头，无论是地理还是经济方面都处于最短路线状态的长崎，成为日中交流的重要枢纽，人们可以展望其将来，日华联络船和上海，由此会引起大陆热潮”。在这个热潮发生的60年前，“千岁丸”自长崎首航上海，航行的责任方为长崎会所，携幕府官吏、长崎商人、西南强藩武士访沪，对繁华的上海感触颇深，幕府官员向上海道台吴熙提出了通商的要求。长崎老铺田代屋首负重任，来到了上海。
一、最早期的上海日商田代屋
（一）陶瓷杂货店的使命
民初竹枝词《日本各杂货洋行》描绘了日本洋行在上海销售东洋货的盛况：“东洋杂货巨行开，各物纷纷备栈堆。亦有公司船可载，一封电报即装来。”
田代屋这家杂货店经营陶漆器及木梳、镜子等化妆用品，兼营旅馆。店铺位于“右英地界苏州路第一番地”，准确的店名则是“新大桥畔苏州路三松屋田代屋庆右卫门店”。
“千岁丸”的首航为日本送回了诸多信息，尤其是长崎。“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明治维新的这两大口号，一是表明向世界寻求知识，二是向世界展示日本，发展经济。明治初期的主要产业是缫丝业，工艺品成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契机是世界博览会，其中陶瓷器成为中心产物，其数量占日本全部生产总数的七至八成。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之后，陶瓷器产业成为日本近代化产业的重要构成。为迎合美国从装饰品转向日用品的需求，日本主要出口陶瓷器的产地不得不变更生产品种。规模化产品大量生产，有田和京都迅速引进外国的制陶机器，推动了日本陶瓷器生产的近代工业化。1877年以后，受西南战争的影响，日本财政恶化。1884年，日本编纂发布《兴业意见》，目的在于保护、振兴产业尤其是地方传统工艺产业，通过改善旧技术，引进机器而进行大量生产，消除日本国内经济及贸易的不景气。
因此，明治日本能够迅速地将目光锁定一海之隔的上海，而国际上热门的工艺美术贸易市场，又促进了陶瓷产业的发展。日本九州的有田地区，自江户时代起就盛产陶瓷器，海外知名。“千岁丸”首航之后，田代屋庆右卫门也来到上海考察，他感到开埠后的上海具有很大的潜力，便劝养子田代源平到上海创业。1868年8月，田代源平在上海开办田代屋分号。1885年春，田代屋被转让给金子健次郎，号称虹口小旅馆，后又转行为杂货屋，迁往四马路西北处。1888年，田代源平重返上海，改做煤炭生意，1893年在上海病逝。
幕末时代，日本瓷器出口的最大产地是佐贺藩。佐贺藩在横滨开设的店铺是明治重要的陶瓷出口商，佐贺藩积极推进海外贸易政策，有力推动了有田瓷器的海外销售。
有田烧瓷器
（二）有田烧的“东西古今”
有田烧指的是日本佐贺县西部有田地区一带烧制的瓷器总称。江户时代，主要从临近的伊万里港出口，因而取名伊万里烧。从幕末到明治，出口产品的机缘再一次彰显出来，为了与有田以外地区的瓷器窑加以区别，开始使用“有田烧”这个产地名称。
日本明治时代确立了“工业立国”的方针，这个工业的实质就是以工艺品为核心的出口生产。日本的瓷器生产始于1610年代，自有田町东边的泉山发现陶石起，获得了迅速发展。窑结构、工具及制陶技术，一般认为传自朝鲜。不过另一方面，以吴须染绘为主体、土型的使用及其他方面复制景德镇制品，从初期阶段开始，在技术与设计上都深受中国影响。色绘瓷器的创始被视为1640年代，根据《酒井田柿右卫门家文书》的记录，是传自中国的技术，但是对于陶工的直接指导等方面尚未明确。
有田瓷器海外知名，但是在维也纳世博会视察之后，随行的佐贺藩士久米邦武认为有田陶瓷器在技术及意趣方面都比不上国外，回日本后他访问了有田，并建议在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挽回有田的名誉。于是，为改善产品，有田的川荣左卫门、辻胜藏、深海墨之助、陶器商手塚龟之助四人于1875年创办了制陶会社“香兰社”，社名取自《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香）如兰”。
明治初期的西欧制陶业近代化有两个方向：即法国式机械化生产和德国式创办工艺学校。日本的窑业技术毫不逊色于欧美，但是化学技术与工业技术较为落后。最初从西洋带来的是化学颜料。1867年，参加巴黎世博会的江户商人瑞穗屋清水卯三郎购买了氧化钴及上色的绘制工具，于次年带回日本。这一颜料及工具很快就由服部杏圃进行了试用，并投入实用。在有田，外国教师、德国化学家G·瓦格奈尔（Gottfried Wagener）指导日本人将石灰与木灰调和制作出釉。1870年4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四个月间，他与辻胜藏、深海墨之助·竹治兄弟等年轻的陶艺家一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是为日本陶瓷产业近代化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
然而，由于那一时期日货过于重视某种“技巧至上”，欧美对日本工艺品的审美观感又发生了变化，使得日本陶瓷产品逐渐失去好评。1900年巴黎世博会上，日本的展品完全不受欢迎。当时被称为“新艺术”的应用美术领域的新样式席卷西欧，而日本陶瓷的众多作品都偏重于花鸟风月，毫无新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大正初期，开始出现以陶瓷器鉴赏为本的再评价，日本古陶瓷的美被重新得到认识。同时期在中国出土了大量的宋瓷，欧美掀起了收藏中国陶瓷的热潮，而在日本则开始了以科学技术手段再现宋瓷风韵的动向。
有田的贸易商田代纹左卫门分别在1857年、1860年从久富与次兵卫手中获得了他们与荷兰、英国的贸易权转让，田代在素坯上绘制赤色的瓷器被标上“肥碟山信甫造”“有田山田代制”的商标。因其垄断性出口，引起了其他商人的反感而被投诉至官。以后，田代出口延续至明治三十年左右。
田代纹左卫门
二、作为“空间生产”的田代屋
（一）明治初年的日本对中陶瓷贸易
明治中期以后，日本对中国的陶瓷器出口额远超欧美。1882年，日本向中国出口的陶瓷器已超七万六千日元，约占全年陶瓷器出口额的13%。1887年，该金额超过了三十八万五千日元，中国成为日本陶瓷器的最大贸易国。
1880年代，日本棉纺织业兴起，1890年代起由中小工业主导的杂货生产获得了真正发展。这些产业对于出口的依赖性很大，特别是与中国市场关系密切。早在二十年前进入上海的田代屋，就是一个杂货店。对于上海这个重要的市场，日本政府针对陶瓷业，从需求、款式、顾客群等方面展开了详细调查。
例如，《从上海的中国人生活程度来看对日本陶瓷器的需求情况》考察了中国底层社会所用器皿粗鄙价廉，日本产品价高，不能成为发展贸易的对象；但是中流、上流社会重视意趣、形状，喜好色彩美丽之物，这正是日本可以大力发展精美瓷器的目标。因此，虽说田代屋是一个杂货店，但是杂货并不是品质低下的小商品的意思，而重于日常用品的涵义。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是研究“空间生产”的最佳场所，空间自生产开始就存在，实现了物质、精神、社会三大领域中的统一。而在上海的日本商店本身扮演着差异化空间（differential space）的职能，是以现实生活体验和感受为基础的空间。这里陈设的日本陶瓷器种类有粟田烧、濑户烧、美浓烧、九谷烧、有田烧等，主要是饮食餐具、装饰品。咖啡器具主要为满足欧美人的嗜好，中国商人销售日本陶瓷器则是因为日本陶瓷器上中国意趣的花木、人物等彩图满足了中国人的审美需求。经由中国商人之手传入的日本陶瓷器销售额每年大约三四万两，商品多销往苏杭地区。以有田烧为代表的日本瓷器，在经济发达的上海显然是有市场的。并且，作为港口城市，上海市场成为通往中国其他城市的重要枢纽。
（二）超越杂货店的文化交流
作为瓷器分店，田代屋在上海的经营情况可以查到的资料不多，似乎不是很发达，后来转为煤炭经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田代屋还兼营旅馆。通过杂货生意、旅馆业的嘉宾款待，田代屋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一笔。
1873年8月20日《申报》刊广告言：“代写联幅。启者，本行新来一客，自号胆斋先生，系日本名士也，善书四体，兼精行楷。如蒙诸宝号欲写联幅者，祈请至小行面嘱可也。笔资相宜，特此布闻。闰六月二十八日，大桥下东洋田代屋行告白。”
胆斋先生，即庄田胆斋翁（1815—1876年），日本会津人，名忠坦，字君平，号胆斋，日本书法家。明治以后出任福岛县、文部省官职，后辞职前往中国，与中国书画家交流颇多。因他在苏州所咏诗句极佳，被当地人称为“寒山先生”，后来据说在寒山寺内建了诗碑。胆斋在其著作《西航漫吟》（见图3）中谈及1873年7月来到中国，与胡公寿、吴廷康、郭传璞等画家名儒的交往轶事。
《申报》广告：代写联幅（划线处为笔者所划）
庄田胆斋：《西航漫吟》
上海开埠后，客栈酒店陆续开设。英国人阿斯脱豪夫·礼查建造了“礼查饭店”，法国人在法租界建造了“密采里”的法式旅馆，但是“千岁丸”来访上海之时尚未有日本旅馆。在1870年上海只有日侨7人。由于早期来沪日本人中贫困者居多，住不起中国客栈和西洋旅馆，且有语言障碍，田代屋主田代源平便开了田代屋旅馆，这是最早出现在上海的类似中国客栈式的日本旅馆。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记：“田代屋杂货店，经理藤原弥平。位于右英地界苏州路第一番地，客室四间，伙食费一日分，洋银七十五钱。”旅馆虽小，却是当时上海唯一由日本人经营的旅馆，除了接待普通商人外，还承担了日本政府特使和文化人等名人的下榻接待。
19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外交往来频繁，日本政府先后派外交特使柳原前光、副岛种臣、大久保利通、品川弥二郎等人来中国，在上海时并没有选择气派的西洋酒店，而是下榻于只有四间客房且还是主营杂货生意的田代屋。1870年9月，柳原前光等人在上海住了近二十天。1871年，田代屋接待了为开设领事馆而来的品川忠道。
1876年《申报》有记载：“东洋副公使到沪。日本副钦差副岛种臣于前日来沪，暂寓于日商田代屋內。闻钦差已入，告致仕□图游历苏杭等地。昨日冯道宪曾往拜谒矣。”1884年10月22日，日本记者尾崎行雄访问上海，与《时事新报》特派通信员本多孙四郎、自由党小室信介、驿递局渡边丰等人一同入住田代屋。
《申报》对副岛种臣下榻田代屋的报道
1876年11月12日，副岛种臣自天津拜访李鸿章、日本外交官森有礼之后返回上海，寓居田代屋。副岛与江南文人雅士颇有交往，如张滋昉、齐玉溪、钱子琴等，与陈曼寿、王冶梅、毛祥麟等人举办过诗文盛会，至1877年9月中旬回国前，副岛与上海的文人雅士举行过数次离别宴。
其实，不仅田代屋，1871年前后开设在上海的日本杂货店，如荒木屋、木棉屋、崎阳号等也兼营旅馆业务。1872年，从长崎来上海游玩的画家冈田篁所在《沪吴日记》中记：“取汉口路，抵大马路投崎阳号客舍，即长崎上野弥平所居也，店鬻日本瓷器。”早期日本杂货店在上海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有意无意间发挥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三、作为外来瓷器工艺象征的田代屋
在日本窑业史上，对江户末期至明治时代的陶瓷器关注较少。因该时期陶瓷器多是大规模出口的工业化产品，而被批评毫无艺术价值。但随着出口的增长，西欧技术的引进促进了窑业技术的现代化及大规模化，产业结构发生了变革。尤其在明治时代前期，日本制造出了绚烂华丽的陶瓷器，成为欧洲掀起日本美术热潮“Japonism”的重要促成因素。因此，这个时代是在日本窑业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时代。
日本的瓷器始于有田。至江户末年，有田的贸易商田代纹左卫门垄断了有田烧的出口。他集聚了古伊万里、柿右卫门、金斓手、锅岛等样式的有田瓷器，或清雅秀丽，或浓郁奢华，极具装饰性。这样的田代屋进入上海，为近代上海都市吹来了外来艺术之风。
（一）日本瓷器中的中国情调
14世纪前半叶，中国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器经由海上丝路大量输出海外，深受世界各国的喜爱。白底青纹样的设计引得越南、朝鲜半岛、日本、西亚、欧洲等地纷纷效仿，对世界的窑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1610年代起，日本有田开始瓷器生产时制作了很多朝鲜式的白瓷、朝鲜风的器型、古染的中国风纹样的瓷器，中国元素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到17世纪中叶，日本仿制了很多明代末期的青花瓷、五彩瓷的纹样与器型，在日本国内、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青花瓷的替代品。17世纪后半叶正处明清王朝交替的混乱期，中国陶瓷的出口减少，日本肥前瓷器便代替了中国瓷器出口欧洲，在技术及设计上都迎来了完成期。另外，在有田近郊的嬉野町吉田皿山，17世纪中期忠实模仿了“吴州赤绘”（中国福建漳州窑的五彩瓷器）的染色瓷器，这些都是有田未曾见过的产品，作为吴州赤绘的替代品在东南亚及日本国内流通。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陶瓷逐渐改变中国意趣，诞生了肥前独特的瓷器设计，等到18世纪前半叶成为出口欧洲的前锋时，有田已经脱离了对中国陶瓷的直接模仿而确立了独立性。日本江户后期，为配合当时流行的文人趣味，又制作了很多中国风的文房用品、烹茶道具等。
从幕末到明治前期，随着向欧美出口的瓷器生产的扩大，日本主要窑业地争相生产欧美人喜好的产品，原本来自中国瓷器的意趣脱离了主流。可是，从明治到大正时期，以欧美技术的引进为契机，在各种制瓷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过程中，青花瓷以外的中国古陶瓷，尤其是对宋代陶瓷的模仿与复原开始盛行。其背景在于，清末民初，中国向国外流出的古陶瓷经由欧美、日本的收藏家之手，在世界引起了中国古陶瓷鉴赏与收藏的流行。
另一方面，日本江户后期所见的古染、祥瑞、吴州赤绘等意趣并未被遗忘，以茶具为中心，渗透于日用品中，今天在“和食器”的意趣中都得到了传承。就这样，明治以后的日本瓷器对中国陶瓷意趣的吸收呈现出复杂的模样，延续至今日。
明治以后的有田烧瓷器
（二）在与洋瓷对垒和融通下的国货潮
田代屋是早期的杂货店，日本商店真正大规模进入上海则是在1887年，大阪杂货商社“吉田号”在英租界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开业，开创了在上海销售日本杂货的新时代。日本杂货在上海的销售路线，以上海市区为重点，向长江及江苏、浙江两省纵深发展。这一点与日本对中国的瓷器销售的路径也是一致的。
“东洋货”往往是廉价生活必需品的代名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洋杂货在中国市场较匮乏，而给了日本仿制并发展的机会，使日货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其实，不仅是日货，开埠后，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中国大肆倾销商品，扩大市场。洋货不仅一直在改良，还通过降低价格、广告等手段推销，对中国的手工业、机械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清末民初掀起了实业救国运动。1907年9月27日，《申报》载《组织美术工艺学堂》：“江西候补知县崔宝瑛被前藩司周浩参，即于去年赴东游学，今春毕业返赣，现在组织美术工艺十二种，开设学堂一区，招生四十名，入堂肄习，以为求实业之基础。”1912年《协和报》载《论国货之失败与将来》：“工艺未能进步，实业未能发达，则国货尚何言哉。噫，吾言及此而滋痛矣。痛我国无实业也，痛我国货不如人也，痛举国上下未能振兴实业以强国货而又遇事奢靡，任意挥霍，喜洋货而轻土货，几成为一般习俗也。”中国有传统工艺，但是因循守旧，更不能运用到实际生活而成为产品、成为一大工业。这需要有政策、技术上的支持，与外国货争高下的国货改良，需要拿出切实的行动。“提倡国货，改造工艺形态，造成一个新兴的有战斗性的工艺势力，作积极的奋斗，才是正当挽回利权的途径。”
近代中国，蔡元培、陈独秀、徐悲鸿、鲁迅等人提出了“美育救国”的理念，“在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社会形势下，工艺美术教育能够迅速而广泛地展开，其根本原因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市场的商品倾销，使根基薄弱的民族工商业岌岌可危。为振兴实业，以挽救民族经济，与商品生产和销售直接相关的设计人才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因此，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工艺美术教育势在必行。这种出发点，在民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办学宗旨上得到了集中反映。”
清末民初的艺术留学之地早期集中于日本，后期逐渐转向法国。“西洋图案作风介绍者尚少，在大体上讲不免多少带一点日本气息，乃此风之渐，来自东瀛也。杭州西湖博览会，刘既漂的欧式设计风格得到了世人瞩目后，才逐渐形成了南北图案教育作风，东西对峙之势。”可见，在“第一次全国美展”的工艺美术部中，来自日本的影响远大于欧洲。从书籍名词的译介、工艺美术学校的创办、工艺图案的模仿、工艺机器的引进，到切实的民生日用品的设计生产，逐渐形成了海派工艺的特点。“工艺美术”在民国初年的流行，不仅仅在日常生活用具之制作上，还有美化生活环境的实际设施，涉及住宅、家具、市容、图书、交通等广泛范围。
“真正意义上的‘海派陶瓷’，是从海派艺术大家朱熊、任熊等专门到景德镇参与制瓷开始起步。”以有田烧为代表的日本瓷器与景德镇陶瓷艺术为上海的陶瓷艺术注入了新的元素。再加上经济都市的商业化运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海派艺术。
四、结语
“海派文化”是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产物，而影响其文化构成的主要因素，一是中西文化碰撞、认同与排拒的产物，二是移民文化融合的结果。在其形成过程中所受的域外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晚清至1922年的二十年间左右，其中，日本作为东西方的“中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藉由日本商店田代屋上海分号的考察，对海派文化、海派瓷器所受的域外影响之可能进行了探索。正是通过有田烧的经营窗口“田代屋”，这家在上海最早期开设的日本商店、杂货店、旅馆的考察，深入探讨了明治日本对于上海、中国陶瓷业的调查及其为此做出的工艺及出口政策上的调整，由此引发中国抵抗洋货、振兴工艺美术、掀起“国货潮”的思考。田代屋所起到的中日交流的作用，对于海派文化、海派工艺的域外影响及关联研究也将不断为相关课题提出新的视角与阐释。
（刊于《江汉学术》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李艳丽，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特别研究员（2005-2008），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日比较文学，著有《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1898-1911）》《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译著《林纾冤案事件簿》《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琉球见闻录》《创意都市的挑战》等。
张政君，山东济南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