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海绒绣是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唯一的“舶来品”，是在西方绒绣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刺绣技法创造而成的新艺术形式，是外来文化被中华文化创造性吸收并转化的实践成果。人类学长期关注文化变迁现象，美国人类学率先使用涵化（Acculturation）理论，意指“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接触而发生的文化变迁”。部分人类学者关注到艺术品的涵化现象，美国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以多国少数民族所创作的手工艺品为案例，指出它们均经历了接触、摹仿与革新的艺术涵化过程，并藉此实现形式、内容与功能的转变。他提出“第四世界艺术”的分类体系，其中的“集成艺术（reintegrated art）”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碰撞下产生的观念综合体，现已成为第四世界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艺术形式经由文化交流传入本土，又在本土文化的改造过程中被整合，并最终成为具有双重文化特征的新的文化传统。但“艺术涵化”理论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其长期关注少数民族艺术，却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族群缺乏考察。尽管“涵化”相当中性，但因不同文化间经济、权利资源不对等而使其在应用中带有一定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
文明交流互鉴以“尊重—交流—互鉴—共存”为交往逻辑，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倡导“平等互敬、和合共生”，为艺术涵化理论的不足提供了补充视角。传入上海的绒绣技艺在传承中被持续改造，既保留了异文化特色，富有地方感的技术改造与题材又使上海绒绣融入本土文化，成为珍贵的中国文化遗产。上海绒绣本土演化进程即是艺术涵化过程，其正是经过涵化的“集成艺术”。学界对于上海绒绣的研究集中于发展历史、技艺研究及当代保护等三方面，柯玲、游红霞、绍运文等学者关注到上海绒绣的国际性与文化交流特征，但对其跨文化特质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方面的探讨尚显不足。由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分析上海绒绣的艺术涵化路径，并基于文明交流互鉴视域探讨其如何超越涵化，成为当代展现地方与国家形象，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民族文化遗产。
一、西方绒绣技艺的演变
绒绣是用色彩丰富的羊毛绒线手工绣制在特制的网眼布上，通过“彩点组合”，以点集成画面的手工艺品。绒绣技艺发源自欧洲壁毯（Tapestry）艺术。早期壁毯多使用刺绣制作，如创作于公元11世纪，使用羊毛绒线及两种针法刺绣的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进入中世纪，使用十字绣法（Cross stitch）或斜针绣法（Tent stitch）完成的羊毛刺绣被贵族群体广泛使用，16至18世纪，伴随壁毯艺术飞速发展，由法国生产的壁毯以其工序繁复、制作精美、价格高昂成为彰显身份与地位的重要象征。
1805年，柏林绒绣（Berlin woolwork）在欧洲出现，并传播至北美，于1830年至1880年在美国达到鼎盛。柏林绒绣是使用羊毛线（壁毯线）在帆布（Canvas）上进行的一种刺绣，通常使用刺绣设计图稿，以单一针法，尤其是十字绣法或斜针绣法完成。柏林绒绣图案以花卉、水果、动物、几何图案等为主；用于刺绣的底布既有“帆布”（Canvas），也有打孔的硬纸板；所使用的绣线既包含羊毛绒线，也有更细的丝线。以绣片为例（见图1），其“双经双纬”的网眼底布与排列整齐的羊毛刺绣针脚布局与上海绒绣在工艺形态上已呈现出较强的相似性。
图1 柏林绒绣绣片（1840—1866）
美国温特图尔博物馆（Winterthur Museum）藏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新以及主动与壁毯艺术相关联所建构起的“高级感”与“奢华感”是柏林绒绣能够迅速发展并被广泛传播的关键原因。机器印刷技术与苯胺染料的应用提升了设计图稿的传播效率，并降低了绒线的生产成本。而“高级感”与“奢华感”的形象建构与针对柏林绒绣的艺术批评相关。妮科尔·贝罗兰（Nicole Belolan）发现，柏林绒绣在19世纪至20世纪因针法单一、图案陈旧且缺乏独创性等原因备受批评。这些批评影响了对柏林绒绣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判断，但柏林绒绣的制作者们所作出的回应却帮助其成功地建立起高级与奢华的形象：通过设计近似图案，将柏林绒绣知名壁毯艺术相关联；使用成本高昂的彩色印刷图稿册，将“艳俗”再阐释为彰显奢侈的“色彩华丽”；制作柏林绒绣被有意识地宣传为对皇家艺术的追随与模仿，制作绒绣更成为一种身份隐喻——只有有钱有闲的贵妇人才有资格制作柏林绒绣。由此，饱受批评家诟病的柏林绒绣成为当时欧美女性中最为流行的手工艺之一。
历经百年发展，柏林绒绣已融入欧美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一项常见的家庭手工技术，与钩针、花边等技艺共同包含在针绣工艺（Needlepoint/Needlework）大类中。伴随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大量新设计的图稿、绒绣材料等在由个人建立的专题页面被分享，视频网站平台上则上传有大量绒绣制作教学视频，一批专营针绣产品的商业网站被建立，这些相关内容能持续激发手工爱好者对于绒绣DIY的兴趣与热情，促进绒绣技术在当代的推广。
二、上海绒绣的艺术涵化路径
20世纪初至30年代，绒绣技艺在上海开埠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外贸易传入并朝向体系化与产业化发展，经由职业技术教育扩散至上海全境及周边地区。在国家、地方政府、传承人等多元主体的持续影响下，绒绣技艺持续进行自我调试与重构，叙事策略不断转换。作为“舶来品”的绒绣与中国本土文化逐渐融合，由民国时期的“外来技艺”“新兴艺术”转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艺术”“传统工艺新发展”，在实现本土化的同时完成艺术涵化。
（一）职业技术教育：绒绣技艺初入上海
1842年签订的《上海租地章程》拉开了上海的百年殖民地历史。开埠后的上海外商云集，很快便取代广州成为新的外贸中心。“一市三治”的独特城市管理格局奠定了文化多元并存与相互交流的基础，上海因此成为东方文化世界中的西方文化“飞地”，并作为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殊区域，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文化多元化与贸易全球化是绒绣技艺传入上海的重要原因。
职业教育推动了绒绣技艺在上海的扩散，也为绒绣的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由于收益可观，外商与洋行买办的积极参与既使绒绣实现体系化与产业化，又促使绒绣技术更进一步扩散。绒绣发展为承接海外订单，进行批量加工与集中出口的上海对外贸易产业。此时上海生产的绒绣产品均为西式风格，尚未产生具有本土化特征的绒绣产品。尽管绒绣的艺术涵化进程尚未开始，上海绒绣在这一时期却已被赋予了一层本土化的身份——作为生计的手工产业与农村副业。在欧美，绒绣技艺是为贵族或富裕阶层所享有的、用于休闲的高级手工技艺。“贵妇人们的休闲（Leisure）意味着很少或不需从事家务劳动，她们只需要维持‘一种表面上看来属于辛勤劳动的职责’。”上海绒绣女工们因谋生需要而从事绒绣制作，这使上海绒绣呈现出不同于欧美绒绣的本土化象征意味：上海绒绣是职业教育的培养方向，是女性自立的职业选择，是增加农村收入的重要副业。
（二）“时尚奢品”与“新兴艺术”：上海绒绣的初步涵化
上海绒绣的艺术涵化进程始于20世纪40年代。“时尚奢品”与“新兴艺术”是此时上海绒绣最为显著的身份标签。“时尚奢品”的形象建构与曾开设于霞飞路的绒绣专营商店“美一公司”密切相关。该公司提供绒绣室内家居设计服务和以绒绣“美莲鞋”为代表的绒绣饰品，标志着上海绒绣开始面向国内消费需求进行本土化发展。丰富的产品体系与精美的绒绣消费品以物像叙事手段建构起上海绒绣的“高级艺术产品”形象。报纸广告中的“彩帷绒绣”被有意识地译作“Tapestry”（壁毯），绒绣商品被着意宣传为“世界著名”的“高尚出品”，灵活的语言叙事手段构筑起上海绒绣的“舶来珍品”形象。而美一公司及其所在的繁华商业街区则成为上海绒绣最早的景观叙事，塑造起上海绒绣“都市精品商店中的奢侈品”形象。由此，上海绒绣成为蕴含欧式风格，象征奢华与品味的都市高端时尚精品。
《水乡周庄》，上海绒绣洋泾保护传承基地·上海黎辉绒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藏
定制化与高端化的发展趋势为绒绣的艺术化奠定基础，由上海绒绣艺术家刘佩珍和其丈夫石金虎创造的“新兴艺术”——绒绣绣像的出现标志着不同于传统西方绒绣的“上海绒绣”的真正诞生。专业美术设计师的参与丰富了绒绣的创作题材，绒线拼色与色彩过渡工艺的发明是对绒绣工艺的再发展。绒绣由此突破了日用品范畴，由舶来手工技艺转变为上海孕育的手工艺术。诞生初期的绒绣艺术欣赏品重点创作名人绣像，在获取媒体曝光，提升绒绣艺术知名度的同时，更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与国内、国际政治深度捆绑，成为既能赚取外汇，又可促进国际交流的艺术手工业，为绒绣发展成为代表“民族艺术”的“国礼”奠定基础。
（三）“传统工艺新发展”：完成涵化的上海绒绣
民国时期的上海绒绣呈现出一定的本土化趋向，但更多表现为在西方传统风格框架内进行的有限调整，是一种程度相对较轻的本土化改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上海绒绣与其他工艺美术项目不仅被委以经济重任，更被赋予民族文化传承与展现新中国风貌的文化与政治使命。这样的转变大大加快了上海绒绣的艺术涵化进程，并进一步带来绒绣技艺与表现题材的系统发展。一方面，上海绒绣艺人在创作中积极吸收中国传统刺绣技法改良绒绣技艺；另一方面，在对外发展贸易、开展文化交流与对内政治宣传的双重作用下，上海绒绣保留了部分“舶来品”文化特质，又在艺人群体有意识的创作实践中，将中华传统文化与海派文化元素作为上海绒绣艺术的重要主题融入其中。此时的上海绒绣是在文化交流背景下诞生的自我创造，充分展现出中华文明主动向外借鉴、相互交融与创造性发展的历程。
绒绣技法与题材的本土化使上海绒绣实现艺术涵化，而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上海绒绣深度融入新中国发展历程，建构起自身的多重身份：在经济层面，上海绒绣是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生计产业。在政治层面，上海绒绣是展现新生政权“以人民为根本”的政治立场，建构和凝聚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在文化层面，上海绒绣是展现中国工艺美术传统，服务国际文化交流，构建文化认同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广泛的对外交流中，上海绒绣又被赋予新的身份：对外，上海绒绣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为国争光”的艺术佳品；对内，上海绒绣是礼赞新中国，开展政治宣传的重要方式。在政治与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上海绒绣被再建构为“传统刺绣工艺新发展”，“展现劳动人民智慧与艺术创造才能”的“民族艺术”。在激发人民的国家自豪感，树立国家认同的同时，凝聚起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
三、走向民族化的当代上海绒绣
20世纪90年代，伴随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深入发展，上海绒绣在探索产业化转型的过程中走向收缩。但上海绒绣艺术作品依然广泛活跃于海内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服务于国家外交事业与重大活动。进入21世纪，非遗保护运动兴起并持续发展，上海绒绣成功入列区、市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身份为上海绒绣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其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具体表现在技艺传承困难、市场需求不足以及产品创新不足等多方面。非遗申报与保护机制将地方文化从传统社会中脱嵌出来，并为其重新嵌入现代社会结构提供条件。上海绒绣借助非遗申报实现“非遗化”，嵌入非遗话语体系则帮助上海绒绣以“文化遗产”的新形象重新进入公共文化体系，成为现代性话语表达，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识别与认可，为上海绒绣与现代社会“再嵌”提供可能。
叙事性是民俗得以存在的重要方式，在民俗发生与发展中地位突出，叙事的不同形态既构成了民俗的结构形式，也成为其功能发挥的不同形态。作为一种大叙事概念，“民俗叙事”涵盖语言叙事、行为叙事、物像叙事等三重形态，没有叙事，就没有民俗，更没有认同。为应对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挑战，以“国家级非遗·上海绒绣”为核心的，涵盖语言叙事、景观叙事及图像叙事等在内的多元民俗叙事体系正被重新建构并不断发展。上海绒绣也在此过程中超越艺术涵化，成为展现新时代国家形象与中华民族卓越文化创造力的珍贵文化遗产。
（一）当代上海绒绣的语言叙事建构
霍布斯鲍姆（Hobsbawm）认为“传统”在对富有历史意义的“过去”的主动选择与重复实现中建立“从古至今”的连续历史发展脉络，构筑其文化意义。上海绒绣同样在追溯与重述历史中建构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舶来品”“国礼”与“上海制”构成上海绒绣符号形象最为重要的三重身份标签。
“舶来品”强调上海绒绣具有的跨文化特质。绒绣技艺的起源地已不可考，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均被认为是绒绣技艺的发源地，源于“欧洲”因此成为一种折中的叙事策略。绒绣技艺传入上海的方式亦因文献缺失而难以考证，多为结合历史文献重新进行的演绎和推断。利用“据记载”“相传”的叙事手段，绒绣得以修饰并延长自身发展历史；其“舶来品”身份也在此过程中被塑造并强化。
“国礼”赋予上海绒绣“珍贵、高端”的艺术属性。一方面，强调绒绣技艺曾为“宫廷技艺”，叙述路易十四等皇室贵族对绒绣艺术的喜爱，彰显绒绣艺术的高贵典雅。另一方面，历数上海绒绣参与国家外交与重大活动的相关经历，上海绒绣成为展现中国形象和中华文化兼容并蓄与极强创造力的、备受赞誉的“东方油画”。
“上海制”彰显上海绒绣的本土文化属性。在技术层面，上海绒绣技艺是上海绒绣艺术家吸收中国传统刺绣技艺进行改造并发扬的本土技术；在历史文化层面，上海绒绣既是长期出口创汇，对国家与地方发展有突出贡献的重要产业，又是上海都市发展变迁的重要见证，更是富有历史价值的海派文化遗产。
图2 《梦想之城》（2019），高桥绒绣馆藏
（二）当代上海绒绣的景观叙事建构
景观叙事即运用景观要素来讲故事，是一种认知、表达、塑造景观及其文化意义的方法。借助博物馆的建筑空间、藏品展陈以及辅助情景，“物”成为可以“讲故事”的叙事景观，在游览中，观众既能够重新感受静态展陈中非遗之“物”所呈现的“物之生命史”，也可以将无形感知（历史事件、时间、经历、记忆等）与地方历史、集体记忆等有机串联。在笔者的调查中，知名历史建筑成为上海绒绣的重要展陈空间，在富有地方感的特色建筑空间与主题展陈双重作用下，上海绒绣成功构筑起与地方历史文化的联结。
以浦东新区高桥绒绣馆为例，该馆坐落于区级文保单位“黄氏民宅”内，是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街区高桥老街的核心景观之一，宅内二层砖木结构楼房为上海绒绣展厅。在展陈布局上，依照上海绒绣技艺的发展脉络，展馆一层回溯上海绒绣起源，展品包括以世界名画与自然风光为主题的经典上海绒绣艺术欣赏品，以及出口海外的绒绣客厅家装产品等。展馆二层注重上海绒绣的本土改造，展品涵盖上海绒绣艺术品创作的各类主要题材，全面反映出绒绣技艺传入上海后的飞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展厅以《梦想之城》《仰贤堂》《水乡古镇》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作品为展陈核心，在突出上海绒绣作为“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将上海绒绣与高桥镇紧密捆绑，建构起高桥“绒绣之乡”的地方形象。
（三）当代上海绒绣的图像叙事建构
图像叙事包含单幅图像叙事与系列图像叙事两种类型。图像所具有的去语境化与非连续性导致不同主体对同一图像的不同解读，但这种“歧义”也造就了图像叙事的无限可能。个体可以在自己的语境中为图像赋予新的内涵，重构围绕图像的新的叙事。由于上海绒绣暂无原创图像，那些被选择性地用于制作绒绣艺术欣赏品的图像便成为分析其图像叙事表达的重要路径。基于特定场景（如展览）下有意识的系列展陈，上海绒绣深度融入国家与地方发展，运用图像叙事手段将自身塑造成为展现国家形象与地方文化的中华民族艺术瑰宝，在超越艺术涵化的基础上朝向“民族化”方向发展。
具体而言，上海绒绣的图像叙事路径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系列呈现中国代表性景观与经典文化元素，在展现国家形象的同时强化其“中国非遗”身份。以《世界遗产在中国》系列上海绒绣艺术作品为例。该系列于2004年开始制作，以“向世界展现中国”为核心叙事主题，系列38幅作品集中呈现了截至2009年中国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35处景观。二者既是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更共同展现出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其二，以上海代表性景观及海派文化元素为主题的绒绣艺术作品与绒绣文创产品创作，旨在塑造上海绒绣的海派文化特质。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以上海外滩及浦东陆家嘴为创作主题的上海绒绣作品占比极高，几乎涵盖改革开放以来浦江两岸的发展全貌。这些绒绣作品不仅集中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面貌的快速变迁，是上海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更体现出上海绒绣艺人对绒绣技艺的传承、改造与发扬，彰显上海绒绣艺术的本土化特征。
《世界遗产在中国》系列绒绣作品之《龙门石窟》
上海绒绣洋泾保护传承基地·上海黎辉绒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藏
四、结语
作为节目中唯一登场的刺绣类非遗项目，上海绒绣被称赞为“细腻工艺与上海城市气质的融合”。从“舶来品”到“新兴艺术”再到“民族艺术”，在民俗叙事体系的灵活建构与适时调整下，上海绒绣的身份不断转变，其本土化发展历程亦是上海绒绣实现艺术涵化的具体路径。而当代非遗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又推动上海绒绣超越艺术涵化并朝向“民族化”深入发展，上海绒绣已成为展现地方特色与国家形象的民族文化遗产。
以“国家级非遗·上海绒绣”为核心的新民俗叙事体系为上海绒绣当代再发展赋予动力：一方面，上海绒绣积极发挥文化纽带作用，自2018年第一届上海进博会起连续七届登台展览，并成为代表上海城市特色，蕴含海派文化的“上海礼物”面向世界游客展示销售；上海绒绣还多次海外参展，向世界展现中国非遗技艺与海派文化魅力。另一方面，上海绒绣正在走入生活。部分绒绣厂的退休职工以志愿者、培训师的身份投身于上海绒绣技艺的传承保护工作，而通过非遗手工坊、社区传习班、大学选修课等方式，以绒绣为共同爱好的趣缘群体逐渐形成。他们不仅促进了绒绣技艺的弥散性传承，上海绒绣也成为他们诠释生活、抒发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非遗的上海绒绣正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与无限可能。
原刊《上海文化》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神话与中国社会》《中华创世神话六讲》《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上海匠心》等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神话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华文化传统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张哲，男，1998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传说。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5年第2期
专 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上海文化
孙 超 中西现代性的协商—竞争：近代小说转变的重要驱动
专 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田兆元 张 哲 从舶来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的艺术涵化转向
访 谈
安靖如 吕剑兰 中国哲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
理 论
路 程 论埃里希·奥尔巴赫与历史主义传统
文 学
孙立武 从《高兴》到《河山传》：城乡书写的内在伦理与美学新变
汪一辰 城乡叙事视野下的“城市时空体”——《人生》影视改编中的“上海”及其诗学阐释
徐雪涛 新世纪城乡叙事中的“离去与再归来”——以孙频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文 化
杨诗影 刘 舸 生活在别处：“风景的发现”与旅游景观的文化重塑
韩江枫 景观化演讲的文化逻辑与美学反思
孔德罡 想象和象征的景观：电子游戏城市空间的视差性批判
文 艺
黄一迁 从安于接受到相生相长——观众文化自觉、自信和海派艺术展览生态
张桂丹 风景的“未思”——朱利安风景画与山水画对比研究
笔 记
程 鹏 从都市民俗学到现代民俗学：上海都市民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碧初《古镇水乡》
封三 新书推荐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郑崇选
副主编：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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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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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