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民俗学一直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乡土社会，随着都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美国、日本等国先后开始研究都市中的民俗，并逐渐开拓出都市民俗学这一研究领域。中国民俗学对都市民俗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因其独特的城市特征和学术土壤，成为中国都市民俗研究的重地，研究对象涉及多个领域，而且不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之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通过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可以管窥现代社会问题，探索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梳理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反思其中的学理问题，探索民俗学的转型之路，对于推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作为都市民俗研究样本的上海
上海在近代的城市发展历程，使其生发出独特的城市文化，因其独特性和代表性而逐渐成为都市民俗研究的样本。
首先，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城市，自开埠以来，中西文化交融，现代性的城市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在上海扎根发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上海也成为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迁和中国城市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样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恢复之初，就有学者对都市民俗的研究提出倡议。1982年11月，钟敬文先生就指出：上海可以把都市民俗研究作为重点。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他再次强调：“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这一倡议，建立在其对上海都市民俗特殊性的认识之上，代表了民俗学者对上海都市民俗研究之路的肯定。
其次，作为都市民俗研究的样本，上海都市民俗的发展与变迁，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前，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民俗在现代化语境下的传承与发展遭遇前所未有之变局。上海的城镇人口和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度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种外来文化的涌入，使上海的民俗文化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年节礼俗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对于其他地区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上海都市民俗研究的繁荣发展，首先就在于学科点的重视。上海多个民俗学学科点，都将都市民俗学作为重要的学科建设方向。一些高校也会组织都市民俗研究的学术会议。如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自2013年起，连续九年主办了“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主题涵盖了都市民俗文化、非遗生产性保护、都市文化产业等方面。在首届论坛上，乌丙安等学者还围绕都市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为都市民俗研究提出了许多前瞻性思路。此外，还有多个与都市民俗相关的会议，如2017年的“城市化进程与文化多样性”学术研讨会，2019年的第十届城市国际论坛民俗学分论坛。这些学术活动推动了都市民俗学的发展，一些学者深入思考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相关的理论问题，为中国民俗学的转型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首届“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官网）
二、上海都市民俗研究的不同面向
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既有立足于整体的宏观考察，也有对具体民俗事象的个案分析。按照研究取向及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都市民俗志与都市民俗史：都市民俗的整体关照与“回望式”研究路径
民俗志是民俗学记录民俗事象的重要方法，它脱胎于传统志书的编纂模式，将民俗事象分类罗列记载于册。许多传统的地方志，都有相关的民俗志章节。在现代学科的发展中，民俗学传承传统民俗志的编纂体例和模式，又采用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形成具有民俗学特色的民俗志。
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首先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上海都市民俗事象的记录。2001年，蔡丰明的《上海都市民俗》出版，分别介绍了上海的饮食、服饰、居行、岁时、礼仪、语言等九大方面的民俗，还介绍了当代上海的一些新民俗。
蔡丰明：《上海都市民俗》，学林出版社，2001
一些学者不仅从整体上把握上海的都市民俗，而且还分析概括了上海民众独特的“市民性特征”。仲富兰的《上海街头弄口》从“衣食风尚”“弄堂风景”“马路风气”“都市风尘”四个部分入手，通过日常生活民俗，来映射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其《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不仅分析了上海民俗的文化内涵和特征，还探讨了上海民俗如何影响了上海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世理念。
都市民俗史是都市民俗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蔡丰明、程洁、毕旭玲的《上海城市民俗史》就是对上海城市民俗史系统梳理的著作，此书通过对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民俗风气、典型民俗事象及其历史地位等内容的阐述，勾勒了上海民俗由“乡村—城镇型”形态向“现代都市型”形态发展演变的运行轨迹，揭示出上海城市民众通过其民俗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人格精神。
蔡丰明、程洁、毕旭玲：《上海城市民俗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徐赣丽对上海近代的文明化进行了考察，指出其是新生活运动、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华洋混居带来的慕洋生活方式、知识界的宣传教化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塑造的（《建构城市生活方式：上海近代文明化及其动因》）。徐佳仪通过研究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新民俗对人民的影响以及其背后的意义，考察了上海都市新民俗的形成、发展及特点（《上海三十年代都市新民俗研究》）。潘倩菲则通过特定时期上海民俗戏曲在上海都市民俗生态中的生成、发展和繁荣，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上海民俗戏曲达到鼎盛的原因（《都市民俗生态和民俗戏曲——都市民俗学视野下的上海民俗戏曲研究》）。刘迎曦也从都市民俗学的视角，对民国至抗战前夕的上海月份牌进行了研究（《都市民俗学视野下的上海月份牌研究——以民国至抗战前夕为例》）。此外，一些学者还通过民国时期的报刊、小说等文本研究了上海的都市民俗，如谢忠强以《申报》在民国上海改历进程中的助推作用为例，探讨了新闻媒介在民俗变革中的重要影响（《报纸与都市民俗鼎革——以〈申报〉在民国上海改历进程中的助推作用为中心》）。查菲以《图画日报》所呈现的上海都市商业民俗图文为个案，系统探讨了清末上海都市商业民俗（《〈图画日报〉中的清末上海都市商业民俗研究》）。
总体说来，都市民俗志与都市民俗史的研究多从宏观入手，对上海都市民俗事象进行总体的分析概括，几部著作描述细致，呈现出了上海的繁华景象与市井百态。研究者以蔡丰明、仲富兰等上海本土民俗学者为代表，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情感，又有着语言和民俗心理上的研究优势，从小积累的亲身体验的身心感受，也为这类研究打下了基础。所以其又有着家乡民俗学的特点，有着经验式的体悟与总结。这类研究采用朝向过去的“回望式”研究路径，注重历史角度的文献梳理，具有重要的资料学意义，为后人在学理性的反思方面打下了基础。
（二）都市民俗学：从都市中的民俗到都市化的民俗
上海都市民俗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陈勤建主编了《当代中国民俗学》一书，其中乌丙安、陈勤建合撰的《我国都市民俗研究的新课题》，指出了开辟都市民俗研究新领域的理论意义，并探讨了都市民俗的原型和都市化过程的民俗研究。
90年代初，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民间文化》系统收录了多篇都市民俗研究的文章。1991年《中国民间文化》第三集开辟了“上海民俗研究”专号，涉及上海民俗的形成及特点、上海初民的古俗、上海人的择偶习俗、生日习俗、年节习俗等，可以说是都市民俗研究的重要尝试，但研究的大多是上海的传统民俗。1992年《中国民间文化》又推出“都市民俗学发凡”专辑，涉及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的都市民俗。虽然研究的地域、视角和方法都呈现出多样化，但研究的仍主要是各个城市的传统民俗。
进入21世纪，随着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许多新民俗也在都市涌现。对于这些新民俗，徐华龙将其称之为“泛民俗”（《现代都市泛民俗化问题》），在其专著《泛民俗学》中，他指出都市的民俗文化由两种基本的形态组成，即原民俗与泛民俗。毕旭玲则梳理了“新民俗”“泛民俗”和“伪民俗”的关系及其循环过程，认为“泛民俗”由新的文化元素自发形成或来自于传统民俗的自然变化（《流动的日常生活——“新民俗”“泛民俗”和“伪民俗”的关系及其循环过程》）。此外，她还关注了21世纪初上海城市民俗文化的新发展，探讨了外来移民文化、城市创意文化与城市大众文化对上海城市民俗文化的影响（《21世纪初上海城市民俗文化的新发展》）。
作为城市的肌理，建筑空间的改变是都市民俗变迁最显著的表现。石库门作为近代以来上海城区分布最广、体量最大、居住人口最多的民居形式，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突出的商品化特征，而且伦理性、宗教性淡化，商业色彩浓郁”（《城市化背景下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的特质》）。赵李娜对石库门的文化功能与精神内核进行了研究，指出“对于‘人’即居民的关注应成为石库门保护与空间活化的第一要义”（《当代上海石库门的文化功能与精神内核》）。
城市空间多样混杂的样态，为都市民俗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观察样本，在当代社会，城市空间也在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蔡丰明对当代上海城市中依然存在的传统民俗文化空间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已经是一种再生产的结果，但仍然具有延续文化传统、保持生态平衡、调整文化心态等意义（《上海城市传统民俗文化空间》）。徐赣丽以上海田子坊为例，对当代都市消费空间中的民俗主义进行了研究（《当代都市消费空间中的民俗主义——以上海田子坊为例》）。她的学生秦娇娇则从都市空间的消费文化角度，研究了都市空间下的民俗文化生产过程（《都市空间下的民俗文化生产——以上海田子坊为例》）。此外，徐赣丽还从城市空间的混杂性来进一步分析田子坊，指出应用混杂性的理论去分析全球化的结果，同时还应看到城市空间混杂性所带来的正面价值（《当代城市空间的混杂性——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庙会作为城市中的独特文化空间，也受到许多关注。蔡丰明认为城市庙会是民间信仰在城市社会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代表了一种具有现代城市文明特点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诉求，体现了人性本质的释放和张扬（《城市庙会：人性本质的释放与张扬》）。陈勤建则指出作为一种综合性文化空间，庙会的保护和传承及其在当代语境下的重构都应从非遗保护整体性原则出发（《当代语境下庙会文化空间整体保护及重构——以上海龙华庙会及宁波梁祝庙会等为研究对象》）。张海岚分析了都市传统庙会市场空间的变迁及当下的困境，提出应该恢复“平台思维”，积极营造适合当代的庙会市场空间并可以探索互联网庙会的新形态（《民俗经济视角下都市传统庙会市场空间变迁研究——以上海龙华庙会为例》）。
民间文学一直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以往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乡土社会和民族村寨，对都市中的民间文学讲述活动关注不足。郑土有探讨了都市民间文学的新业态（《都市民间文学的新业态——关于“上海故事汇”》）。除了面对面的讲述活动，民间文学也常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在受众群体间传播，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都市传说。如魏泉指出都市传说是考察上海文化模式变迁、承继与特征的重要视角（《裂变中的传承：上海都市传说》）。黄景春则探讨了都市传说中的文化记忆及其意义建构（《都市传说中的文化记忆及其意义建构——以上海龙柱传说为例》）。李玉涵以“上海吸血鬼”的传说为例，研究了都市传说的叙事建构与传播机制（《当代“都市传说”的叙事建构与传播机制》）。
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一些诞生于乡村社会的民俗事象也随之发生变迁和再造，上海的农民画就是典型的例子。方云从城市文化空间的四个维度，探讨了农民画于城市文化空间构建的可能性与适用性（《城镇化中的农民画与城市文化空间——以上海地区农民画为例》）。李明洁指出其作为城镇化转型的记忆样本，是“西郊人的记忆连续统”（《非遗保护的伦理性记忆价值——以作为城镇化记忆样本的上海西郊农民画为例》）。而李柯则考察了西郊农民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认同性积淀及其认同性在当下消费市场中的内涵表现，提出了其产业化发展的三种可能（《上海西郊农民画产业化发展的可能性——基于经济民俗学认同性经济的理论探究》）。
西郊农民画
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民间信仰的变迁、复兴、再造等问题也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田兆元认为提高民间信仰对于城市文化建设功能的认识、保护民间信仰的物理空间、保护拆迁居民的社区结构，是保护城市民间信仰、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城市化过程中的民间信仰遗产保护研究》）。此外，他还从仪式美术的视角切入，对上海都市面具表演的变迁进行了研究（《作为仪式美术的面具：上海都市面具表演的变迁》）。仲富兰、张治中梳理了上海城隍信仰的发展演变，指出城市信仰源于城隍信仰，是城隍信仰的伴生物（《上海古河道与城市信仰——当代城市信仰的民俗学诠释》）。徐蒙蒙则以三林镇城隍出巡仪式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被重建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原因（《都市化语境下传统民俗的重建——浦东三林镇西城隍庙城隍出巡仪式调查》）。
无论是诞生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节日，还是源起于西方的节日，在上海都有着生存发展的土壤。同时，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口大规模流动，移民日益增加，上海的都市节俗也在发生着变迁与涵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饶明华就指出传统的岁时节日的风俗日趋淡化，而外国的岁时节日风俗日渐引进（《上海都市岁时节日风俗的演变趋向》）。琚利芬梳理了圣诞节、情人节和万圣节在上海的传播背景及发展轨迹，分析了“洋节热”产生的原因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呼吁人们客观辩证地看待洋节在城市的盛行之风（《洋节在上海发展转型的民俗学思考》）。王均霞则立足于现代化的都市语境，在动态历史进程中考察了上海清明节节俗实践的传承与变迁（《传统的固守与变迁：上海清明节祭扫习俗的都市化进程》）。吕树明考察了都市化语境下上海立春节俗的节庆意识淡薄、节庆群体老龄化、节俗仪式单一弱化等困顿局面（《都市化语境下上海立春节俗的存续现状考察——兼论立春食品春卷的日常化演进路径》）。徐赣丽通过对单位、大学与旅游景区等多种场域中传统节日的传承变异形态的考察，探讨了在当代都市语境中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变异（《当代城市空间中的民俗变异：以传统节日为对象》）。其中她所谈到的节日校园传承的案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田兆元、游红霞指出，民俗学学科在推进校园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实现了传统民俗学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高校社区节日文化的建构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的传统节日传承为例》）。
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变迁，也催生了中产阶级这一特殊的群体，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引发学者关注。徐赣丽认为“定位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民俗学研究，或有建构新的都市民俗学的可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她与学生围绕中产阶级的文化消费等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如徐赣丽、刘言通过红木家具消费者消费动机的变化，反映了新中产人群在中国特殊语境下对中式生活方式的继承和演绎（《新中产人群消费行为的文化回归与文化自信——基于红木家具消费者的访谈》）。马伊超、徐赣丽则通过考察上海市中产阶级的鲜切花消费，分析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品味生活：上海市中产阶级的鲜切花消费》）。徐赣丽、刘言分析网易严选产品文案文本，探讨了中产阶层消费品味的制造（《当代中产阶层消费品味的制造——基于网易严选文案的文本分析》）。此外，有些学者还对生活在上海的某些特殊群体及个体进行了研究。如胡玉福对上海市一名街头歌手的街头生活以及适应这种街头生活的知识的描述和分析，提供了关注和讨论生活在都市中的群体的实例（《都市民俗学对都市个体及其创造性知识的关注——以一位上海市街头歌手为例》）。
总体说来，这些个案研究包含了上海的建筑空间、岁时节日、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信仰等多个领域，从不同视角关涉到都市民俗的传承、发展和变迁。研究方法上更为倚重田野调查。一些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可以为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如缺乏系统性，许多研究是学者的偶然之作，缺少持续深入的挖掘。对学术史不够重视，存在同质化重复研究的问题，有些研究甚至对前人的成果视而不见。对于同一研究对象，学界同仁的交流对话较少，不同视角的研究自说自话，没有形成研究的合力，导致研究的碎片化，呈现出“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成果。此外，大多数个案研究更多的是消费验证已有的理论，而没能推动其向前发展，未来还需进一步从个案中提炼发展相关理论。
（三）从都市民俗学到现代民俗学：都市民俗研究的理论探索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许多学者努力耕耘，不仅在上海都市民俗研究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而且勤于理论思考，对民俗学的理论发展和现代转型进行了探索。
1. 都市民俗研究的理论探索
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民间文化逐渐朝向大众文化发展。徐赣丽指出中国民俗学应调整研究对象，从琐细的、单项的、平面的、静止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城市化背景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同时，还需要调整操作方法，改变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从城市的特征出发，充分发挥城市资源优势；结合城市“民”的特点和新时期民俗学的研究任务，从注重底层转向注重身边的“我群”，从注重血缘和地缘转向注重趣缘，并运用个人生活史和“考现学”的方法来关注当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从乡村到城市：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转向》）。程洁认为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在城市民俗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作为城市社会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产物，体现了城市民俗自身的一种独特结构与模式，彰显了城市民俗研究的一种新颖的“空间”视野（《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城市民俗：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一书涵盖了理论视野、实践研究、上海经验和全球前沿四个部分，探讨了城市民俗学的研究理论、研究方式、研究主题及研究经验等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非遗研究室：《城市民俗：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
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
在都市传说和谣言研究方面，张敦福翻译了布鲁范德的《都市传说的研究方法》，对都市传说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随后又发表了《都市传说初探》《消失的搭车客：中西都市传说的一个类型》等文章，对都市传说的定义、类型、结构、母题、社会文化背景、本源和传播渠道等进行了研究。并且还与魏泉梳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都市传说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并归纳为意义的追寻、形式与结构的分析和实证的探索三大类（《解析都市传说的理论视角》）。魏泉聚焦网络时代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体”，对具有典型表征的“求转发体”“拟名人体”“微信体”等常见的网络谣言文章用语进行了考察（《网络时代的“谣言体”——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另外，她还把“文化网络”概念置于理解历次恐慌事件的核心，进行跨时段、跨事件的比较分析（《谣言与恐慌中的文化网络变迁》）。
一些学者梳理分析了他国的都市民俗研究，为中国都市民俗学的发展提供参考。程鹏梳理了美国和日本的都市民俗研究史，指出都市民俗学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它是对民俗学作为“现代之学”的肯定与实践，是取空间上的都市化与时间上的现代化的并集（《都市民俗学与民俗学的现代化指向》）。中村贵则梳理了日本都市民俗学的兴衰历程，提出应通过讨论民俗学式的都市研究，超越以往研究范式并探寻新的范式、理论与方法，从而探讨现代民俗学的方向及其问题（《通往“新都市民俗学”之路——从日本都市民俗学及其问题谈起》）。
虽然这些理论探讨对于都市民俗学乃至民俗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也有局限之处。理论需要不断的修订和完善，由学科共同体给予确认。理论的发展需要学界同仁的回应和使用，经过不断的对话探讨和大量的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然而目前的理论探索，无论是译介，还是新创，都缺少回应。学术对话不足，应用到具体研究的个案例证也不多，探索出的新理论逐渐归于沉寂。
2. 从都市民俗学到现代民俗学
在很长一段时间，民俗学都被认为是研究遗留之物的过去之学，而这种过去之学的研究对象自然被定格于落后的乡村地区。这种观念是将落后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和乡村与都市相对应，认为民俗是乡村生活的产物，文明是都市生活的产物，民俗与现代文明截然对立。早期的都市民俗学只是将研究对象从乡村扩展到都市，作为区域民俗学的一类而与乡村民俗学相对应，在理论方法上并没有多少创新。对当下都市实有的生活样态与习惯、都市对乡村的巨大影响和日常生活整体上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也较少关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日益都市化，乡村与都市的差距逐渐缩小，界限越来越模糊，现代化、多媒体、网络等对都市和乡村都有巨大影响，而且伴随着人口流动和市民化的进程，民俗的传承者“民”的范围在扩大，传统观念中的“俗”在减少。此时，都市民俗学的研究转向对都市化及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民俗事像的考察，由关注传统民俗转为更加贴近当代社会生活，它已经超越了都市的空间范围，还包含了现代化、城市化影响下村落地区的民俗变迁的研究。前后两种研究类型相对应的是两种学术指向：一种是研究都市中的民俗，将都市民俗学作为区域民俗学的一类而成立，对应于乡村民俗学；另一种则是研究都市化的民俗，将都市民俗学与现代化的诉求相联系，对应于传统民俗学。两种研究指向前后相继，反映了民俗学从过去之学向现代之学的转变。
在日本，都市民俗学因为缺乏独特的理论方法而逐渐沉寂，学者们发现用原有研究乡村的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在都市中的问题，而高度的城市化使得都市与乡村的界限日益模糊，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已经解体，传统民俗日渐消失而民俗学科也出现衰退之势。有学者建议用现代民俗学代替都市民俗学，积极推动学科转型。现代民俗学引进现代性概，指引民俗学朝向以现代性为特征的都市社会，直面都市化、现代化、全球化所带来的生活革命、民俗变迁、文化交融等现代性问题。
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也经历了从都市民俗学到现代民俗学的发展道路。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最初主要聚焦于传统民俗，探寻其起源及变迁轨迹。即使探讨新兴民俗，也总试着为其寻根溯源。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日本等国都市民俗学转型发展的影响，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也逐渐进入现代民俗学时期，开始反思传统民俗学的局限和不足。
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世界民俗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现代民俗学的课题与方向”国际会议，从现代性与都市民俗学、中国民俗学的转型等视角探讨了现代民俗学的可能性及其研究课题和方向。徐赣丽、周星的《探索迈向现代民俗学之路》提出探索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路径，通过对新现象、新问题的关照来超越传统民俗学，实现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以更好地为人民生活幸福和国家公共文化的成长作出贡献。对于现代民俗学的发展路径，周星在将现代民俗学与传统民俗学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基本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其应该超越家乡民俗学，把“乡愁”与“本真性”对象化（《现代民俗学应该把乡愁与本真性对象化》）。徐赣丽则指出对充满现代性的都市社会以及其中新生群体的研究是探索现代民俗学的可能路径之一（《现代民俗学如何可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除了研究对象和视角的转向，还需要重新审视民俗学既有的学科概念、理论与方法，从跨学科的视角拓宽眼界、更新学术观念。李向振就指出面向现代性的民俗学，需要对“传统”“城市化”“互联网技术”“全球化”“日常生活”等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学术关键词进行重新解读，并以此重新确定现代民俗学的总体性问题意识（《转向现代性的民俗学的几个关键词》）。
作为现代民俗学的倡导者与先锋学者，徐赣丽多年来聚焦都市文化研究，积极探索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其《迈向现代民俗学：都市文化研究的新路径》汇集了多年来的个案研究和理论思考，表达了其面向现代民俗学的学术追求和尝试：面对都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和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活革命、民俗变迁、文化多元等问题，中国民俗学应超越乡村或乡土文化研究，关注都市、关注都市中的民俗和占据主流的大众文化、关注中产阶级，进行新的理论和方法建设。
实际上，无论是都市民俗学还是现代民俗学，都并非一个学科领域，而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指向。以时间、空间的界限来界定现代民俗学、都市民俗学，是对二者的误解，也是对民俗学的限制与束缚。民俗学不是过去之学，而是通过分析当代生活文化、揭示当代生活中产生的问题的现代之学。面对都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民俗学需要由强调传统、农民的乡土民俗学向强调现代、公民的都市民俗学转型。这种转型不是要抛弃传统乡民的日常生活，而是将现代性、都市化、公民的日常生活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此意义上，未来都市民俗学或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视野将不只局限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而是延伸到所有涉及城市化与现代化等问题的地域，为解决当代社会的普遍问题而努力，并且积极参与新时代的公共话语建构和幸福美好生活建设。
三、反思与展望
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起步较早，发展迅速。这一方面得益于众多上海本土学者研究家乡民俗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上海自由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上海的本土民俗学者，有着语言与民俗心理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对家乡民俗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他们很早就将目光聚焦于上海本地的民俗文化，并密切关注着都市化进程中上海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随着外地民俗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特点。这种特征反映在学术上，便催生出自由创新的学术环境。在这种学术氛围下，相关学术研究的选题都较为新颖，尤其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近年来更是呈现出聚焦都市、关注当下的趋向。
从本土学者描述分析民俗事象的家乡民俗学，到研究都市中的新旧民俗的都市民俗学，再到朝向当下、直面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的现代民俗学，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发展轨迹是中国都市民俗学发展的缩影，不仅记录了中国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的努力实践，也为其未来发展作了重要的探索。上海作为都市民俗研究的一个观察点，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许多研究范式，可以为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在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越来越趋于同质化，这种趋势客观上为地区间的学术对话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提炼发展具有普遍性的理论。
当然，不足之处亦很明显，正视并反思这些问题，对于未来民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仍以个案研究为主，虽然在“量”上有了一定的积累，但在理论建构等方面还没有“质”的飞跃。有些研究的田野调查不够细致，有些研究则只停留在浅层的民俗事象描述和分析上，对于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没能从个案研究中提炼出相关理论。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个案积累，并且努力由地方性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理论建构。
其次，许多研究都是学者偶然的兴趣所致，真正专注于此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现代民俗学需要超越传统人文学科囿于个人研究兴趣的特点，自觉成为积极参加国家文化建设、具有社会使命感的学术，因此，需要对当下社会现实保持高度敏感。
再次，还缺乏跨学科的视角和交流合作，不仅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优势没有得到较好的利用，各高校、学者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合作。在当前多学科交汇融通的局面下，要进一步加强与相邻学科的对话互动，在互动中努力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学者之间也应进一步加强学术对话和交流合作，摆脱自说自话的问题，以推动同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
梳理上海的都市民俗研究史，除了关注已有的研究，还可以反思有哪些应该研究但尚未研究的问题。聚焦于城市中产阶级之外，也应关注一下居住在老破小的居民、群租的外卖快递小哥。这些边缘群体所处的困境，是城市发展的短板，除了行政力量的帮扶救助，也需要人文关怀和学理性的研究。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照护等问题，以及丁克、少子化对“养儿防老”等传统民俗观念和行为的挑战，都在呼唤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有借助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而快速传播的谣言，也需要民俗学的关注。在当前信息化飞速发展的网络社会，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章，或者直接撰写科普文章，不仅贴合民俗学现实关怀的本意，而且可以进一步提升民俗学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民俗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学科进步有着重要意义。未来，民俗学需要直面社会问题、关注民众的生活文化，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现实问题的研究。民俗学在引导健康的民俗生活理念，培养基层工作者的民俗学素养，在今后的防疫抗灾、移风易俗、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方面都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本文原刊于《上海文化》2025年2月号）
【作者简介】
程鹏，山东泰安人，民俗学博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民间文学、旅游民俗、非遗保护。曾参与十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系统性保护视角下中国饮食类非遗图谱的编制与研究 ”、上海市哲社规划一般项目“上海‘非遗在社区’保护模式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贵州民俗地图集》编纂与研究”，出版专著《嫘祖创世神话图像谱系》，译著（主译）《民俗学的宏大理论》。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5年第2期
专 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上海文化
孙 超 中西现代性的协商—竞争：近代小说转变的重要驱动
专 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田兆元 张 哲 从舶来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的艺术涵化转向
访 谈
安靖如 吕剑兰 中国哲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
理 论
路 程 论埃里希·奥尔巴赫与历史主义传统
文 学
孙立武 从《高兴》到《河山传》：城乡书写的内在伦理与美学新变
汪一辰 城乡叙事视野下的“城市时空体”——《人生》影视改编中的“上海”及其诗学阐释
徐雪涛 新世纪城乡叙事中的“离去与再归来”——以孙频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文 化
杨诗影 刘 舸 生活在别处：“风景的发现”与旅游景观的文化重塑
韩江枫 景观化演讲的文化逻辑与美学反思
孔德罡 想象和象征的景观：电子游戏城市空间的视差性批判
文 艺
黄一迁 从安于接受到相生相长——观众文化自觉、自信和海派艺术展览生态
张桂丹 风景的“未思”——朱利安风景画与山水画对比研究
笔 记
程 鹏 从都市民俗学到现代民俗学：上海都市民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碧初《古镇水乡》
封三 新书推荐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郑崇选
副主编：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贾艳艳、金方廷、孙页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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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00235
电话：021-64280382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