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译介目的：传播中国智慧
吕剑兰：安靖如教授，您好！据我了解，您会说流利的普通话，能阅读古汉语书籍，且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典籍的译介。请问您何时、因何而被中国哲学所吸引？
安靖如：在耶鲁大学的第一年，我便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并选修了史景迁教授（Jonathan Spence）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史景迁教授的课程激发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因此第二年我开始学习中文。我还选修了余英时教授的中国传统史课程，在他的课堂上第一次接触中国哲学。后来，我继续在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课程，但是哲学系没有开设中国哲学课程。大学第三年时，我决定要去成为研究生，获取博士学位，最后成为一名学者。当时我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是学习中国思想史还是中国哲学，最后我选择了中国哲学。我很喜欢所选修过的哲学课，因为它们将哲学问题视为现实的、我们需要理解的问题，而且理解这些哲学问题不仅是为了理解过去，也是因为它们与现实密切相关。在这些哲学课上，我学会了像以前的思想家一样进行批判性思考，我尝试找出他们的论点的优势和劣势，并思考怎样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去挑战他们的立场。随着我对中国及中国哲学传统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开始用与研究西方哲学相同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哲学。于是，我考入密歇根大学的哲学系，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吕剑兰：您出版、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和文章，请问翻译是不是您的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将中国哲学典籍翻译成英文的动机是什么？
安靖如：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中国人权读本》。我与瑞典学者史雯（Marina Svensson）选择了约六十篇20世纪与人权观念相关的中文文章、演讲和其他文献。这些文献有些支持人权，有些对人权持批判的态度。我们翻译了这些文献，并为它们写了简短的介绍，说明了它们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开展这个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向英语世界的学生呈现现代中国思想的复杂性，让他们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讨论人权的一些引人入胜的观点。我认为翻译的重要性在于能使英语读者以更直接的方式理解中国哲学，而不仅仅是在教科书中阅读有关哲学家观点的摘要。尽管《中国人权读本》是我唯一完全致力于翻译的书，但翻译也是我其他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我与田史丹（Justin Tiwald）合著的《新儒学：哲学导读》包含许多新儒家哲学著作的译文。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将一些关键术语翻译成英文。我们都认为，尽管翻译中总会丢失一些东西，但也会有所收获。我的意思是，当人们用中文讨论这些术语时，并不需要翻译，也就很容易对这个术语的真正含义缺乏认真的思考。在中文当中，人们可以只说“礼”而不赘述其具体含义，而当翻译成英语时，译者必须解释其含义，这对试图理解这些哲学家的真正思想的学生可能非常有帮助。
Stephen C. Angle，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Reader: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00—2000
吕剑兰：您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译介和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请问您为何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传播？中国哲学包括诸多学派、诸多哲学家的思想，请问您为何专注于儒学和新儒学的译介和研究？
安靖如：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发现中国哲学思想极具吸引力，尤其儒家思想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多年学习和教授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哲学的智慧和洞见适用于中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当代生活。我在很多学生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反应，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比我更喜欢道家或墨家思想。我专注于儒学和新儒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大学开始到研究生阶段，我一直对宋明理学以及后来儒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批判方式着迷。当然，我也研究过先秦儒家和当时的其他哲学流派，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儒家悠久的、持续发展的传统。我不否认，道家、墨家、法家在某些方面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影响，而且其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不管中国哲学其他学派的思想对当今社会有怎样的实际影响，它们都拥有各自独特的哲学魅力。但就我个人而言，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引人入胜的一种哲学。
吕剑兰：您与田史丹合编的《新儒学：哲学导读》中几乎没有提及王夫之，请问这是为什么？您认为王夫之的著作为何很少被译成英文？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认为应该选择翻译对普通读者来说有趣且比较容易理解的著作，请问您怎么看？
安靖如：你发现了我们这本书的一个缺陷，这也是刘纪璐（JeeLoo Liu）的《新儒学：形而上学、心性和道德》（Neo-Confucianism: Metaphysics, Mind and Morality）的优势，因为它非常强调王夫之。毫无疑问，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但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勾勒出从内部塑造新儒学的关键争论。我们认为连程颐、朱熹、王阳明这样的核心人物也没有被英语读者完全理解，所以我们在书中尽量阐明他们的地位和观点。我们倾向于关注戴震等哲学家，以引出清代思想家对宋明主流哲学的批评。书中的部分内容，确实可以通过更多关于王夫之的论述得到有益的补充。《新儒学：哲学导读》中确实缺少对王夫之著作的翻译，但我认为还有很多新儒家著作没有得到足够的翻译，所以这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不过，我同意你的看法，即王夫之的作品比较难以理解，部分原因是其历史背景的深度和复杂性。翻译哲学文本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难以理解的哲学文本也可能会被翻译。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夫之的重要作品选集能被翻译英文。
Stephen C. Angle ,Justin Tiwald, Neo-Confucianism: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二、译介模式：编译与释译结合
吕剑兰：对您而言，什么样的中国哲学译本是好的译本？请问您最喜欢的中国哲学英译本有哪些？
安靖如：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哲学译本，但我认为并没有“完美”的译本，因为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受众和不同的目标。有些译本的目标读者是专业人士，有些译本的目标读者是学生。有些译者注重译本的准确性，有些译者则注重可读性。而且译者始终都是依靠其对文本的理解进行翻译，然而文本常常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因此，同一文本需要多个不同的译本。不过，确实有一些中国哲学英译本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认为丹尼尔·加德纳（Daniel Gardner）对朱熹《朱子语类》中“学习”一章即“学做圣人”（Learning to Be a Sage）的翻译非常出色，他以一种学生认同的方式，帮助他们理解宋明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目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正在“学习”的学生。
吕剑兰：请问您认为中国哲学典籍最好由谁来翻译？是汉学家、中国学者，还是两类译者合作？
安靖如：一般来说，我认为最好由汉学家来翻译，当然，如果汉学家和中国学者能进行合作则会更好。我很喜欢的另一个中国哲学英译本是《四七之辩》（The Four-Seven Debate），它以现代英语呈现了著名的朝鲜新儒家辩论，该辩论最初是用古汉语写的。这个译本由迈克尔·卡尔顿（MichaelKalton）和他的合作者共同完成，这个学者团队翻译出了既准确、又极具可读性的《四七之辩》英译本。
The Four-Seven Debat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Most Famous Controversy in Korean Neo-Confucian Thought
吕剑兰：请问您认为就哲学术语而言，最合适的翻译方法是什么？您是否认为“异化”（与“归化”相对）可以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
安靖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答案很复杂，但我可以作如下概括。哲学术语的翻译必须至少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哲学术语的翻译必须充分表述哲学术语的基本含义。如果无法符合这一标准，那最好不做任何翻译，而用罗马字符替代。哲学术语翻译应该帮助读者掌握此哲学术语，让读者能理解，甚至能在新的语境中使用它。用读者过于熟悉的词语来翻译哲学术语通常是错误的，因为这可能会误导读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此术语，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哲学术语翻译不能仅仅是一个标签，因为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标签，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术语的罗马字符版本。同时，我们不应期望翻译和术语之间完全匹配，不应认为术语与翻译对所有读者一样具有确切的含义。其次，一个哲学术语的翻译需要符合的第二个标准是，值得选择的翻译必须比其他翻译更好。如果一种翻译已经被普遍使用，那么用来替代它的翻译必须更好，以证明虽然使用新的翻译会引起一定的混淆，但却是合理的。
吕剑兰：您在编译了《中国人权读本》之后又出版了译述本《人权与中国思想》，请问您这样做的原因何在？您觉得这两部著作存在什么区别？
安靖如：《人权与中国思想》既是一本近代哲学史作品，也是一部探讨不同文化的哲学话语如何相遇、互动的著作。在此书中，我讲述的历史故事着眼于儒家思想和其他哲学思想在中国人权话语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提出相较以往更具理论性的论点，即虽然各派的哲学观念彼此不同，但仍可以跨越这些差异进行交流。我和史雯在《中国人权读本》中翻译的许多文本都是中国人权思想的来源，但此书的目的是让学生对中国知识分子辩论人权的方式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完全依赖作为中介者的我或其他学者的结论。
吕剑兰：您和田史丹合编的《新儒学：哲学导读》的内容是按主题进行编排的，请问您为何这样做？为什么没有按思想家或者时间编排？
安靖如：我认为内容按主题进行编排是这本书最重要的特点，原因是我们想强调处于新儒学核心的哲学辩论，而不是每个哲学家的传记或历史细节。我和田史丹都非常关心历史背景，但我们更想展示新儒家所努力解决的独特哲学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看到不同的立场，例如“理”与“气”之间的关系或“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之间的关系。只有按主题编排，才能真正地把这些差异凸显出来。我还发现，以这种方式教授新儒学，对学生来说更容易理解，因为这样更便于他们看到辩论中的利害关系。
吕剑兰：请问您认为林语堂的著作《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和《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zi）是否准确地传播了中国哲学思想？您的新书《道德养成：儒家人生指南》是您第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著作，请问它和您之前面向专业读者的著作有什么区别？读者反响如何？
安靖如：我相信，向广大受众有力地、成功地介绍任何哲学，都必须关注所处时代。林语堂的作品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与时代对话的方式，但我认为它们与当今社会的关联性可能有所降低。我的新书《道德养成：儒家人生指南》的所有章节都借鉴了我和许多其他人的最新学术成果，以呈现我对儒家观点的最佳提炼，即“为什么我们应该遵循礼仪”“为什么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方式阅读”“为什么我们应该参与社会活动”等。另外，《道德养成：儒家人生指南》扩展了我定义的“进步儒学”，表明现代儒学不仅涉及社会政治主题（如我在《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走向进步儒学》中所讨论的），还涉及与个人道德、家庭伦理、道德发展相关的问题。对儒家哲学著作进行简短摘录和翻译，是这本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我必须明确指出，儒家著作，即使是许多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仍然具有相关性和可读性。据我所知，这本书拥有比我以前的任何一本书都更广泛的读者群，这非常令人兴奋。
Stephen C. Angle，Growing Moral: A Confucian Guide to Life (Guides to the Good Life)
三、传播现状：亟需加大力度
吕剑兰：请问据您所知，美国哪些出版社大量出版过中国哲学译本？美国政府或非政府学术组织有支持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和传播的相关政策吗？
安靖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出版了许多出色的中国哲学译本，哈克特（Hackett）出版公司最近也出版了相当多的译本。耶鲁大学出版社开展“翻译中的世界思想”系列活动，该系列已经发布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选题，其他几家大学出版社也正在计划类似的活动。美国有几个推介中国哲学的学术团体，包括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亚洲与比较哲学学会（Society for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美国中国哲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ers in America）和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吕剑兰：在美国，您认为哪些人组成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的读者群体？您认为他们对这些翻译有什么期望？
安靖如：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有很多不同的读者群，最小的读者群是学者和研究生，较大的读者群是大学生，最大的读者群是普通读者。他们的期望各不相同，如学者和研究生可能希望在译本中能有双语对照，而普通读者则希望译本的可读性越强越好。
吕剑兰：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在美国的传播现状？您认为中国哲学对美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有影响吗？
安靖如：在美国，佛教是被广泛研究和实践的东亚思想，美国人也认为道家思想是很有启发性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儒家思想在美国的影响力最小。前些天，我去了西雅图一家很好的书店，店里有一个专门的“东方思想”区，但是其中佛教相关书籍占90％（包括许多译本），道家相关书籍占9％（大部分是《道德经》的译本），儒学相关书籍只占1％，只有两本书，即刘殿爵（D. C. Lau）的《论语》英译本，以及约瑟夫·阿德勒（Joseph Adler）的有关朱熹对周敦颐的解读的书。有一些道家思想方面的书籍，如《小熊维尼的道》（The Tao of Pooh）在美国很受欢迎，但儒家思想的相关书籍并没有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许多美国人信仰不同形式的佛教，大约1％的美国人，也就是有三百万甚至更多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但认为自己是道家信徒的美国人很少，而认为自己是儒家弟子的美国人则更少。
The Tao of Pooh
吕剑兰：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的《孟子》英译本获得了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的资助，刘纪璐的“儒家机器人伦理”研究获得卡内基学者奖（Carnegie Fellows），请问美国还有哪些基金项目在对中国哲学研究进行资助？
安靖如：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支持了一些中国哲学方面的工作，尽管目前它主要是通过支持其中国中心（位于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中国哲学家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他公共和私人基金偶尔也会支持或促进中国哲学的工作，例如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资助了我几年前举办的为期六周的“美德伦理与儒家思想”夏季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向十五位美国大学教授介绍了儒家思想，他们是美德伦理方面的专家，但没有儒家思想背景。
吕剑兰：2020年，美国大峡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倪培民的《论语》新译本（Understand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New Translation of Lunyu with Annotation）获得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颁发的“史嘉林图书奖”（The Scaglione Prize）。请问您对作者利用“功夫”来阐释中国哲学有什么看法？
安靖如：这是我最喜欢的《论语》译本之一。倪培民努力在其译本中反映原文的深意，他的评论很好地为善于思考的读者打开了文本。我也喜欢他采用的“功夫路径”，它强调我们不仅应该阅读、研究《论语》（以及更普遍的儒家思想），更应该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四、传播策略：多渠道发力
吕剑兰：请问你认为翻译是传播中国哲学最有效的方法吗？在您看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交流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安靖如：翻译至关重要。我认为美国人学习汉语和其他外语也很重要。翻译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翻译能提供对原文的详细解读；其次，不同类型的翻译能使不同的人群有机会接触中国哲学这些人群包括受过教育的其他行业的人，也包括学习或研究其他哲学传统的学生和学者。没有翻译，这些人根本接触不到中国哲学。我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交流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这就是翻译如此重要的原因。让美国人同时学习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也很重要。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障碍，但语言是障碍的根源。
吕剑兰：你为何参与举办罗格斯中国哲学研讨会（Rutgers Workshop on Chinese Philosophy）？您认为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您的目标？
安靖如：罗格斯中国哲学研讨会主要是罗格斯大学宗教与哲学系蒋韬教授努力的结果，没有他，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想推动两件事：第一，中国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间的对话；第二，学界对罗格斯大学中国哲学研究的关注。罗格斯大学哲学系比较小，但是实力很强。蒋韬请我帮他实现这两个目标，而这两个目标我本身也很支持，于是我便和他共同举办罗格斯中国哲学研讨会。我们通过各种形式，让致力于这两种不同传统的哲学家们进行实质性对话。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活动还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有些中国哲学学术活动参加人数众多，且有很优秀的个人论文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关注中国哲学的分析哲学家要更多，但人数仍然很少。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
吕剑兰：您创建了名为“经纬道”（Warp,Weft, and Way）的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网站。请问您认为这对中国哲学在美国的传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安靖如：我认为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将学者、学生和对哲学感兴趣的公众联系在一起。“经纬道”网站在创建至今的几年里，就做到了这一点。它是在互联网上了解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学术机会和学术发展的绝佳场所，因此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社区”，即使我们在地理上非常分散。该网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虽然它的内容主要是学术性的，但其受众不仅限于学者，我们的许多读者（有时是我们的评论员）都是非专业人士。
吕剑兰：请问在美国除了《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和《中国哲学季刊》（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之外，还有其他译介中国哲学的学术期刊吗？您认为这些期刊对中国哲学的传播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
安靖如：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期刊，有些刚刚创刊，有些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最重要的是由香港中文大学黄勇主编的《道：比较哲学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这本期刊发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的高质量文章，而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除了英文书评外，它还定期发表中文书评，这在跨越语言鸿沟、促进相互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本重要期刊是《今日中国文学与思想》（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ought Today），它是期刊《当代中国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的延续。这两本期刊都专注于用英文介绍中国哲学。比如几年前我编辑的一期《当代中国思想》，刊登了几位“大陆新儒家”哲学家的代表作，就是在回应李明辉挑衅性的“‘大陆新儒家’对儒学的发展没有帮助”的说法。这样的期刊对于促进必要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
吕剑兰：请问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有没有与中国哲学相关的栏目和节目？这些媒体有没有对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英译本进行过评论或推介？
安靖如：美国主流媒体不报道中国哲学，至少不经常报道。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你需要求助于播客（podcasts）等新媒体。像在“寻找智慧”（InSearch of Wisdom）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这样的播客中，除了更为常见的西方哲学讨论之外，也有几集专门介绍中国哲学，而且得到了观众的积极响应。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美国媒体关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哲学。
吕剑兰：有中国学者认为应该针对不同的读者，出版难度分级且生动有趣的中国文学英译绘本和漫画，采用多模态的传播方式，拍摄影视剧、纪录片、采访影片等，以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请问在美国有没有中国哲学相关的英文绘本、漫画、电视剧或纪录片呢？您对中国哲学的传播有什么建议？
安靖如：我同意这是传播儒家故事和价值观的一种有前景的方式。但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子是柏啸虎（Brian Bruya）翻译的蔡志忠漫画，如《漫画论语》（The Analects: An Illustrated Edition）和《孟子说》（Mencius Speaks: The Cure for Chaos）。就中国哲学的传播而言，我认为翻译作品多多益善。我相信，人们对中国哲学了解越多，就会对它越感兴趣。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为我所提到的各类读者提供高质量的翻译，并在传播过程中弘扬这样一种观念：儒学等中国哲学思想是富有生机的、发展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传统。
【作者简介】
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汉学家，主要研究儒学、新儒学和比较哲学，曾任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主席，现为美国卫斯理大学哲学和东亚研究教授。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的译介和传播，出版有关中国哲学的编译本主要有《中国人权读本》（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Reader: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1900—2000）和《新儒学：哲学导读》（Neo-Confucianism: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释译本有《人权与中国思想：一种跨文化的探索》（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 A Cross-Cultural Inquiry）、《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道德伦理与儒家思想》（VirtueEthics and Confucianism）、《道德养成：儒家人生指南》（Growing Moral: A Confucian Guide to Life）等。
吕剑兰，女，1982年生，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典籍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研究。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