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洲法语文学来说，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黑人性”（négritude）。20世纪30年代末，来自塞内加尔的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圭亚那的莱昂·达马（Léon Damas）以及马提尼克的埃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等青年学子齐聚巴黎，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和公开演讲等方式，不断锻造“黑人性”这一概念。
“黑人性”运动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运动，但它在伸张黑人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当时刚刚觉醒的反殖民意识的发展。这就使得“黑人性”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和文化层面的概念，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一方面，它将来自不同大陆的黑人法语写作聚合在一起，使非洲法语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得以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它在社会政治层面也发挥了重要影响。“黑人性”运动的领袖之一、诗人桑戈尔在1960年成为独立的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另一位“黑人性”领袖、诗人埃梅·塞泽尔则成为推动马提尼克获得自治权利的重要人物。然而，正如阿比奥拉·艾瑞尔（Abiola Irele）指出的那样，“在使用过程中，‘黑人性’一词的语义范围被延伸、扩展……该词的语义非常丰富，最终引发的社会反应意义非凡，却又形形色色”，以至于我们有可能忽略它最初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时，在非洲法语文学诞生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它对非洲法语文学发展走向的影响。因此，在非洲法语文学的研究目标之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进入这个概念的内部爬梳其发生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理解这种既非国家也非民族的“另一种”文学在近百年间的价值所在。
《渡过难关》德里克·亚当斯/绘
一､文本中的“黑人性”：文学概念还是政治概念？
学界普遍将“黑人性”这一概念的诞生归于埃梅·塞泽尔。确实，最早的使用实例出现在1935年5—6月号的《黑人大学生报》（L’Étudiant Noir）第3期《种族意识与社会革命》（Conscience raciale et révolution sociale）一文中，埃梅·塞泽尔写道：“我们想要充分挖掘自身的价值，了解自身的价值，通过亲身经历了解自身的力量，深入内心深处，挖掘作为普遍的人的源泉，摆脱种族的机械划分，撕裂肤浅的价值观，在内心深处直接把握住黑人，像种植一棵美丽的树一样种植我们的‘黑人性’，直到它结出最真实的果实。”
“黑人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时，并未引起太大反响。20世纪的上半叶本来就是纸媒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报纸、杂志是文学和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虽然《黑人大学生报》是主张黑人权益的报刊之一，但当时还有其他更为激进的杂志，如《黑鬼的声音》（La Voix des nègres）和《黑鬼的叫喊》(Le Cri des nègres)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黑鬼”（nègre）一词的反讽使用较为普遍。实际上，“黑人性”从词源上来说源于“黑鬼”，也是在西方语境下的一种反讽性使用。直到1939年，“黑人性”这个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埃梅·塞泽尔在他的代表作——更具文学性的长诗《还乡笔记》（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中多次提及“黑人性”，这棵“美丽的树”才终于生根发芽：
而我不竖藩篱的小岛，坦然无畏地立在这片岛屿末端，在它前方，沿着背线和我们同样苦难一分为二的瓜德罗普、海地，黑人性第一次站起来还说它相信自己人性的地方还有刚勒死一个黑鬼的佛罗里达滑稽的小尾巴，还有庞然虫蠕直至欧洲西班牙脚下的非洲，它毫无防备的身躯上死亡正大把收割。
就像埃梅·塞泽尔第一次使用“黑人性”概念时所模糊界定的那样，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具体的“黑人种族”或者“黑人”。这仿佛在传递某种信息，即“黑人性”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未来把“黑人性”看作他们统一的行动口号，但并不认为以此为核心的运动是政治性的，也并不认为要通过这一场运动来获取明确的政治权利。虽然《还乡笔记》深刻反映了美国当时盛行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占领独立海地的政治现实，但作者并没有因此放弃使用大量的超现实主义意象，以晦涩不明的方式隐喻美国、欧洲和安的列斯群岛。“黑人性”运动的明确目标在于敦促西方社会重新思考被他们视作“低级”文明的黑人文明。在塞泽尔看来，“黑鬼”面临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死亡，正因如此，才一定要站起来宣告“相信自己（的）人性”，而“自己（的）人性”就是他在四年前所宣称的“作为普遍的人的源泉”。在《还乡笔记》中，他还提醒道：“我的黑人性不是一块顽石……我的黑人性不是大地的死眼上一张死水的眼翳/我的黑人性不是高塔也不是教堂”，而是“扎根土壤鲜红的血肉里”，“扎根天空炙热的血肉中”。
几乎是在同时，作为一种呼应，塞泽尔的朋友桑戈尔也在他的《愿科拉琴和巴拉丰木琴为我伴奏》（Que m’accompagne kôras et balafong）一诗中提到了“黑人性”：
黑夜使我摆脱了理性沙龙诡辩，摆脱了见风使舵互相推诿，摆脱了日积月累的仇恨和声称文明的屠杀。
黑夜将我所有的矛盾、一切的挣扎都融化在你的黑人性的本原统一之中。
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文学是培育“黑人性”的第一片土壤。在最初的时刻，它更多地以意象形式出现，被抽象为“黑色的血液”，或被比喻为“黝黑的美人”，最多也只是被象征性地指向“冒着炸洋葱气味的黑鬼”所找回的“自由苦涩的滋味”。然而，正是这一模糊的文学表达使得“黑人性”的概念在引发了20世纪40年代的黑人文化运动之后备受争议。当时，法国的黑人大学生们提出“黑人性”，一方面是为了唤醒黑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调要毫不羞愧地为自己的文化本源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在反抗殖民压迫的同时，他们与当时被殖民地区的大部分精英一样，颇有对某些同胞——就是《还乡笔记》中塞泽尔明确批判的“当黑人就像做个二等职员：还可以更好还能爬得更高”的那些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在50年代风起云涌的非洲独立浪潮中，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再适合作为统一所有大陆黑人力量的政治旗帜。
事实上，“黑人性”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和价值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得到系统阐述。非洲大陆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基本告一段落，桑戈尔已经成为独立之后的塞内加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当初在巴黎走到一起的“黑人性”运动的领袖们早已分道扬镳，但桑戈尔仍然坚定不移地捍卫“黑人性”的概念，并将其明确表述为“黑人世界文化价值观的总和，是世界甚至宇宙之中某种积极的存在”。紧接着，他从人类学、哲学和社会政治的角度，对“黑人性”作为另一种文明精神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也就是说，“黑人性”究其根本，是另一种世界观，是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与欧洲人引以为豪的价值观相比并不落后。与这样的“黑人性”相对的并非“白人性”，而是欧洲精神：“本质上，欧洲传统哲学是静态的、客观的、二分的，建构了身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绝对对立……相反，非洲将世界的本质设想为流动且独特的现实，不断寻求整合与发展。”但是他很快又在《黑人性：20世纪的一种人文主义》（Negritude: A Humanis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文的结尾回归到艺术（特别是作为“当代艺术美学”之一的非洲美学）上。这种美学将符号与生命本质联系在一起，将存在与节奏感融汇到一起，从而凭借非洲艺术一贯的“渗透性”再现了“人与世界的深刻相似性”。
所以我们很难简单地将“黑人性”运动理解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虽然在运动开始之时，的确有反殖民运动为其背书，巴黎在当时也是泛非主义各种政治联盟的大本营；但是“黑人性”概念之所以兴起，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能够延续下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反而是“黑人性”运动的领袖在文学观念上保持一致。简单来说，塞泽尔也罢，桑戈尔也罢，他们来到巴黎并非因为政治运动或泛非主义组织的安排，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政治活动家。因此，“黑人性”首先是一个文学概念。
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 -2001
二､“黑人性”运动诞生的社会政治语境
既然“黑人性”首先是一个文学概念，那么“黑人性”运动会成为非洲法语文学的起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是不是意味着，在1935年“黑人性”这一说法第一次出现之前，与非洲相关或由非洲人或非洲黑人后裔创作的法语文学作品并不存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黑人性”运动之前，非洲法语文学的“先驱”就已经存在了。用殖民宗主国的语言写作，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因为非洲存在众多的口头语言，而书面语言相对较少。这意味着，非洲法语文学的诞生是以殖民地国家或地区法语教育的普及为前提的。如果涉及加勒比地区，则与欧洲殖民者大举进入非洲大陆前400年间的黑奴贸易相关。这也导致在非洲大陆的不同国家以及加勒比地区，黑人创作的法语文学作品在出现的时间、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19世纪初期，曾经在法国受过良好教育的菲利克斯·达富尔（Félix Darfour）已经在海地创办了法语报纸《海地侦察兵》（L’Eclaireur Haïtien，后更名为《海地警报》），其中既刊登政论文章，也刊登文学文章，主张维护黑人权益。而在非洲大陆，具有混血身份的布瓦拉神父（l’abbé Boilat）也于1853年完成了长达496页的“皇皇巨著”——《塞内加尔草图》（Les esquisses sélégalaises）。
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标志非洲法语文学的开端，其背后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首先一点在于，除了海地，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地区都还是法国的“海外省”。甚至在20世纪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独立浪潮中，马提尼克、瓜德鲁普和圭亚那也并没有选择独立。因而在“黑人性”运动之前，加勒比地区的法语写作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主题上，都不具备独立成为另一种文学的可能性。直到1958年，和埃梅·塞泽尔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作家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凭借其小说处女作《裂隙河》（La Lézarde）荣获法国的勒诺多文学奖。在法国电视台的采访中，他坚称自己是在“法国文化”和“法国文学”的影响下长大的，所创作的作品无疑也属于“法国作品”的范畴。因此，只有当来自非洲大陆的黑人写作者用同一种语言构建起一种共同的异质性时，非洲法语文学才是可以想象的，进而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领域。
“黑人性”运动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起点，正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非洲大陆，法语写作者们尚未真正成长起来。即使在日后桑戈尔那本闻名遐迩、由萨特作序的《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de langue française）中，真正出自非洲大陆黑人诗人之手的诗歌仍然寥寥无几。这一状况在“黑人性”运动之后才有所改变，也正是“黑人性”概念使得不同地区的黑人法语文学作品累积到一定数量之后汇聚在同一个标签下。这一带有地理、历史乃至意识形态色彩的标签，与其他文学运动的标签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是写作者无法回避的。
由于“黑人性”运动是非政治性的，且没有特定的政治事件作为起点，因此时间范围上是模糊的，甚至可以将“黑人性”这个词出现之前的作品也囊括进来。赫勒·马郎（René Maran，也译作“勒内·马朗”）出生于马提尼克，在法国完成学业后，他作为殖民行政管理官员前往非洲任职。他在1921年完成的作品《霸都亚纳》（Batouala，也译作“《巴图阿拉》”）被视作“黑人性”运动的先声。由于不满于此前有关非洲的小说，马郎给这部小说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一部真正的黑人小说”。不仅因为这是一部黑人书写的小说，而且因为作者摒弃了以往白人游记中常见的异国情调滤镜。与以往的黑人或者混血作家不同，他没有一味地模仿“法国文学”，也没有刻意剔除可能不为法国读者所接受的内容。无论是叙事方法还是语言风格，抑或对非洲正在遭受殖民者凌虐的写实描绘，马郎都没有刻意回避。最关键的是，在《霸都亚纳》中，马郎没有羞于展示黑人的“真正想法”。也就是说，他已经先于“黑人性”运动的领袖们，试图论证“黑人精神”的合法性。例如，在展现“霸都亚纳”并不惧怕劳动背后的哲学时，他批判道：“劳动是骇不着他（霸都亚纳——引者注）的。只是在白种人的语言中，劳动这个名词却罩上了一种惊人的意思。或训之为无急切成功的疲劳，或训之为隐忧，为愁苦，为烦恼，为健康的过用，为妄想的追随等等。”难怪在1939年，桑戈尔就将自己创作的关于“黑人性”的诗《愿科拉琴和巴拉丰木琴为我伴奏》献给了赫勒·马郎。
《霸都亚纳》于1921年获得龚古尔奖，赫勒·马郎成为首位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这一事件在巴黎引起轩然大波。在某种程度上，这很好地说明了“黑人性”在反殖民运动中的复杂角色。尽管“黑人性”难以单独成为反殖民运动的核心纲领，但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非洲法语文学，始终承载着既定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压力。持殖民立场的法国人当然认为马郎是恩将仇报，但马郎获奖恰恰是在部分法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下才得以成为一个文学现象。甚至连当时身在巴黎的海明威，也充满热情地报道了这件事，并将《霸都亚纳》的获奖视为一种新文学出现的符号。
20世纪初期，种族主义愈演愈烈，然而法国知识分子对于“黑人性”运动的支持并非仅仅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彼时的巴黎是一个各种先锋思想和艺术流派汇聚的大熔炉，除了超现实主义诗人，还有毕加索（Picasso）、德兰（Derain）等一众崇尚直觉和灵感的先锋艺术家。而人类学上的进展也为不再一味从“未开化”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来理解“黑人性”做好了铺垫，号召欧洲人以更加理性和历史的态度来看待非洲和非洲文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龚古尔奖颁给了《霸都亚纳》，随后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也在1927年用《刚果之行》（Voyage au Congo）重新书写了非洲，和马郎一样揭露了法国殖民者在非洲的残暴行径。尽管纪德的书写在今天看来也远未达到质疑法国殖民政策的地步，但仍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因此，“黑人性”运动与欧洲文学中的超现实主义以及哲学上对欧洲理性的反思建立了联系，并彼此投射。
“黑人性”运动发生在法国并且没有转向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原因之一是巴黎要选择另一条道路，至少要和种族主义蔓延的美国有所区分。事实也的确如此。“黑人性”运动领袖的政治觉悟与支持他们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是一致的。为发生在巴黎的“黑人性”运动背书的政治事件是：1915年7月，美国出兵占领海地。1919年11月，海地抵抗英雄查尔曼·佩拉特（Charlemagne Péralte）被刺杀，反抗美国的武装起义失败，一万多名海地人遭到逮捕和屠杀，引起了海地知识分子的群起反抗。这些包括“莱昂·拉洛（Léon Laleau）、让·普利斯-玛尔斯（Jean Price-Mars）在内的海地知识分子是这场斗争的主角，这场斗争建立在可以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相抗衡的法国文化之上，也建立在非洲血统在面对美国生活方式时的自豪感之上”。
如果我们相信，一种共同的目标是一种文学得以确立自身边界的必要条件，尽管这个目标本身可能并非文学的，那么可以说正在形成之中的非洲法语文学也正是在“黑人性”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获得了这种必要条件。来自世界各地，与非洲有着深厚历史渊源或紧密现实联系的写作者们相聚在巴黎，暂时搁置了彼此间所有可能的分歧，相信自己有责任通过文字来反抗殖民压迫，捍卫平等的权利。虽然必须使用殖民者的语言，甚至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殖民者的文化，但正因如此，才更有必要开拓新文学的疆域，确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边界。
三､“非洲风格”与另一种文学的可能
由“黑人性”运动开启的非洲法语文学一经出现就历经考验。作为黑奴贸易和殖民历史的产物，非洲法语文学受到“非正义的、不稳定的‘越界’政治行为”的影响，导致其边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随着战争的爆发，原本在“黑人性”概念下暂时达成的一致迅速瓦解，这使得法国原先在非洲殖民地所实施的经济、文化、教育政策都被迫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统治明显不可能永远在非洲保持相同的形式；亚洲已经支离破碎，非洲日趋不安。”在这种背景下，由“黑人性”运动揭开序幕的非洲法语文学似乎发生了方向的转变。就像在政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精英一样，那些“黑人性”运动的领袖和在“黑人性”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也在非洲独立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意味着非洲法语文学在非洲独立运动时期必须摆脱“黑人性”作为文学概念的种种限制，毫不犹豫地在“东西对抗”的框架内，继而在“南北对抗”的语境下，选择成为反殖民和反压迫的有力武器。
“黑人性”概念在战后饱受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国人始终是殖民者，而法语也始终是殖民者的语言。因此，“黑人性”运动是在用殖民者的语言反抗其对被殖民者文化的构建，是试图用殖民者的话语体系去说服殖民者本身。“有些人觉得，既然黑人性运动的提出者们都不用非洲语言写作，那么，他们所谓对非洲人的吸引力也就显得言不由衷了。”而最为致命的攻击来自新一代的非洲法语文学写作者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他在《黑皮肤，白面具》（Peau noire，masques blancs）的“开篇”写道：
这是事实：一些白人自认为比黑人高等。
这也是事实：一些黑人竭尽全力想向白人证明自己的思想丰富，自己的智力与白人一样发达。
他几乎用一句话就瓦解了构建“黑人性”的所有努力，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当然也包括文学的。
这种指责当然不仅限于“黑人性”这一概念。在“南北对抗”的后殖民语境下，对照亚非拉不同地区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是所有在殖民时代后期试图改变被殖民命运并试图启迪“民智”的一代人的共同命运。“以彼之矛攻子之盾”是一个近乎无解的悖论，正如法农所描述的“恶性循环”。然而，这也让我们意识到，非洲法语文学——当然，还有非洲英语文学或者德语文学——不同于以往任何的民族语文学或国家文学，无法用世界经典文学的逻辑来阐释。因此，一种移动的、杂糅的、反经典的文学出现了。这一悖论在法国文学中也有所体现：那些使用法语写成的文学作品，竟然可以以反抗法国（甚至是控诉法国）为目标，尽管它们可能并非反对法兰西文化本身。
这种新文学当然不能被简约成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相较于非洲英语文学，我们仍然能够从“黑人性”或曰“黑人精神”的文学概念中窥得些许端倪。在思想领域，柏格森（Henri Bergson）继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之后，反思所谓的理性，重估人类的传统价值，并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人类。这种全新的角度也被引入了文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超现实主义是反抗所谓二元对立的欧洲精神在文学上最典型的表现形式。“黑人性”在超现实主义的文学环境中得到孕育绝非偶然。在超现实主义诗人以及20世纪初来自世界各地的黑人诗人之前，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兰波（Arthur Rimbaud）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危机，并且意识到“黑人精神”有可能为欧洲文化尤其是欧洲诗歌带来新的灵感。兰波曾热烈地宣称：“我是头野兽，是个黑人。”而超现实主义的诗人则进一步将“本能的节奏”这一黑人艺术的本质特征吸收到自身的诗歌创作中，从而“调整了每个辅音的形态与运动”，创造出“所有感官都能够接受”的诗歌语言。换句话说，塞泽尔、达马与桑戈尔在超现实主义诗歌中找到了来自黑人记忆最深处的某种东西，并通过法语诗歌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而这种东西就是让他们暂时达成一致的“黑人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桑戈尔、塞泽尔等“黑人性”运动领袖通过他们的诗歌实践和文学批评，构建了能够成为非洲法语文学边界的“非洲风格”（le style africain），使得他们能够向着“黑人性”概念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正是这种“不设藩篱”的风格，让“乌木般的法语散发着如此弯曲的味道/踩着光彩夺目的铙钹的节奏”，让“黑人性”的“名字在整个空间中伸展”，让法语文学成为“一个复数的国度”。
弗朗茨·法农与《全世界受苦的人》
主题及其衍生出来的意象诚然是“非洲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所有典型的“非洲元素”以及这些元素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在《还乡笔记》中，或是在桑戈尔的诗集中，抑或是在马郎被誉为“真正的黑人小说”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到许多反复出现的意象。这些意象经过百年的沉淀，即便是在流散状态的非洲法语文学中，依然清晰可辨。例如，围绕着“祖先”的“母亲”“大地”“阳具”以及更频繁出现的“原初”“神话”“神”或者“巫师”；围绕着“流亡”出现的“出发”“苦难”“奴隶”“背井离乡”“回归”；围绕着与“白色”相对的“黑色”出现的“夜”“黑女人”“黑奴”“黑色的双手”；围绕着“非洲自然”出现的“波涛”“大海”“星辰”和猴面包树、凤凰木、金盏花等各种植物，或是狒狒、雄鹰、狼豹等各种诗人、小说家偏爱的动物；围绕着“身体”出现的“嘴唇”“乳房”“赤裸”；等等。当这些元素不再作为“异国情调”出现在法语文学中时，当符号摆脱了纯粹的抽象性，融入具象的、象征生命的意象中时，非洲法语文学才从法国文学——或者说是法国的法语文学——中真正分离出来，成为另一种文学，而不仅仅满足于成为“法国文学”或“法语文学”的一部分。
当然，仅有主题和意象是不够的，“黑人性”概念的缔造者们也是正在形成的“非洲风格”的锻造者。塞泽尔和桑戈尔都曾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凝练总结过将承载着特殊意象的词语连接在一起的“非洲”方式。米歇尔·奥赛尔（Michel Hausser）将这种独特的“非洲风格”修辞方式概括为“桑戈尔式七原则”，包括修辞手段的经济性原则、换喻及借代的优先使用、重复、拟声、命名、意象类比以及节奏。尤其是作为所有非洲文学艺术核心美学要素的节奏，它与非洲文学传统中的口语性相关，也与非洲其他艺术——如音乐和舞蹈——有着密切关联。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对于非洲文学来说，包括节奏在内的所有手段并非纯粹的修辞，而是与主题、与“非洲元素”、与文学歌咏的对象——物质和生命——相辅相成的，桑戈尔将其称为“我们黑非洲的人”始终保持的“言说的魔力”。
然而，在桑戈尔和塞泽尔等“黑人性”概念的创造者看来，这种“言说的魔力”必须是一种文明的传统经由另一种语言的通道才能产出的。这一过程类似于翻译，是异质不断抵抗和相融的结果。我们不仅可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论证“异质”的合法性，还可以从文学的角度体察到欧洲中心说的无理之处。事实上，“黑人性”之所以能够借助法语文学来表达，正是因为尽管两种文学在历史和地理意义上相去甚远，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一种趋同的“文学-世界观”。这样，“黑人性”背后的美学逻辑便十分明了：希腊文明和非洲文明并非互相对立的两种文明，而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早有交融，地中海的古老传统就带有这种古老文明交汇的印记。自文艺复兴才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国文化有其更早的源头；而“黑人性”是对古老记忆的找寻，它倡导的不是回到各自传统封闭状态的起点，而是希望在回溯至最原始源泉的过程中，释放那些近代以来为民族、种族、国家概念所限定的文明。尽管“黑人性”从地理的角度来说似乎是一种异质，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似乎是一种乡愁，但是其本质是一种对记忆的构建，它唤醒的是来自文明源头最深处的记忆。
在这个意义上，非洲法语文学得以通过强调“黑人性”来界定自身、实现兴起，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不断演变。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它走过了“一条整合—微调—流散的历史之线”，不断吸纳新的可能性，甚至发展成为“法语的世界文学”，“拥抱过去被界定为‘边缘’的复数性质的文学”，推翻在欧洲中心说之下的“文学-世界观”。因此，非洲法语文学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文学在语言、民族、国家分离时的另一种可能性。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世界文学发展趋势的确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当差异不再受到尊重时，我们需要一种哪怕是充满了痛苦和暴力的全新形式，来赋予差异以合理性，以重新唤醒文学与语言的魔力。
原刊《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24年第10期全文转载
【作者简介】
袁筱一，法语语言文学博士，主攻文学翻译及翻译理论。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法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等。1992年以小说《黄昏雨》获得法国青年作家大奖赛第一名。翻译法国文学作品30余部。在核心期刊、主流媒体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