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时特别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文明因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有学者指出：“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的核心特质，关涉文化发展的全方位、全领域和全过程……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完成离不开文化主体性的培育。”这些认识与“第二个结合”所主张的唯物史观高度契合。显然，党的“第二个结合”科学论断的提出，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文化主体性、对文化主体性与中国式现代化之关系，甚至对文化主体性与地域文化及特色文化等之关系的研究关注热情。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区域性重要组成部分，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海派文化”，就存在着不少可供新时代以“两创”方式加以传承弘扬的精华，其有关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实践及精神风范，值得我们挖掘探究。
一、海派文化以文化主体性建构助力上海文化发展
“海派”这个说法则出现于1917年，在其百年传播史上，历经了由“贬义”到“中性”、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以“褒义”与“文化”组合成“海派文化”这一演变过程；及至城市化及文化建设大举成势的今天，尚未出现具有说服力的有关“海派文化”之概念、内涵、本质等科学论证的观点和成果。尽管如此，海派文化在百余年演进发展过程中，还是经历了一个以“海派”意涵为闪光点和独创点，逐渐体现出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及自为性特征的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有学者指出：“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建立的，是历史的存在；同时文化主体性具有动态发展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状态，又是具体的存在。”“文化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表征，也是文化生命体的本质属性，表现为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和自为性，构成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近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围绕海派文化的研究探讨之风徐徐不断，近些年来官方文件甚至直接提出了创新发展海派文化的政策倡议。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历经百余年的峥嵘岁月，海派文化呈现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主、文化自为甚至文化自信，已然成为一个显见的事实。
上海一百多年来的海派文化实践，积淀留存下了海量的具有鲜明海派特征的文化成果。如海派文学、海派绘画、海派书法、海派戏剧、海派歌曲、海派建筑、海派菜肴、海派服饰、海派家具、海派娱乐、海派时尚及海派消费，等等。无疑，这林林总总的海派文化原创，均得力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大量中外移民带来的文化交汇交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移民带着本乡本土的地域文化来到上海，经过不同的工作实践，一边不断吸收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一边不断提升自身的主体文化，集体把上海打造成一个海纳百川、中西交流、融汇各地文化优势、勇于开拓创新、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场域。这一种文化，才是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海派文化”。如果抛开当时海派文化客观存在的一些缺点乃至糟粕暂且不论，而主要审视其优长之处的话，可以发现——开放性、先锋性、国际性、商业性、灵活性及务实性等，恰是海派文化显现出的不同于既有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的文化主体性特点。论者指出：“海派是一种含有先锋意识的文化现象。一旦这种文化意识与新兴现代的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它会产生一股势不可挡的锐利的力量。”海派文化中那些经由中外若干代移民带来的，来自国内中原传统文化、江南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及西方工商业文化的母体基因，饱受大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和“冒险家乐园”的多元文化冲击洗礼，虽然已经消蚀掉了大多数原生要素品格，但却保留下了足以支撑海派文化成型成势的文化主体性关键要素品格。有学者指出：“文化主体性只有在多元文化交往中才能显现。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没有文化交往的对象即客体，就不会有文化交往的主体和主体性。”可以说，是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结合，共同建构了既往上海文化的主体性。江南文化为上海文化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海派文化则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先进元素，展现了上海文化的现代性和创新性。红色文化则为上海文化注入了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使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精神内涵。
海派文化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淬炼一直延续至当代，既领受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余年的发展，又领受了新时代以来十余年拼搏奋进。在此过程中，它历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检视和审思，还经历过多次影响很大的事关海派文化主体性价值评估及未来发展谋划的大讨论。从讨论结果来看，可以说人们普遍认可海派文化百余年来在助力和促成上海文化发展、在彰显文化主体性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同时期的海派文化虽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不同阶段上海文化的全部，但它对于塑造和成就上海文化的地域特色和个性风范，却是发挥了画龙点睛的显著效能，而这些“地域特色”和“个性风范”，恰恰体现出了上海文化在近现代以来区别于国内外其他地域文化的主体性价值。
二、海派文化的主体性价值重在其精神意涵和特色风范
由于文化主体性建构关乎一个具体文化是否“立得住、行得远”，是否“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因而以文化主体性来衡量具体文化就成了必然。更为关键的是，“文化主体性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人的本质规定性，也是文化的本质规定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并且“在唯物史观视野中，文化主体性本质上是一定文化力量的集合，是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辐射力、生产力、创造力的核心标识”。有基于此，检视海派文化的主体性价值，就成为新时代创新发展上海文化的必备程序之一。
海派文化涉及主体性价值的相关讨论热潮，最早起自海派文化概念面世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虽然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在沿用“海派”之名的前提下创新发展海派文化，但是也有少数学者一方面主张废弃海派之名、另一方面强调弘扬海派文化精神风范，而更为偏激的看法则是主张完全抛弃海派文化。显然，此种几近全盘否定海派文化的看法，与“第二个结合”用唯物史观看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相违背的。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及先行先试地区，她在新时代肩负着努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主动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重大历史使命。事实上，还在《上海市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行动方案》颁布之前，上海就制定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这份《意见》指出：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做强“码头”、激活“源头”、勇立“潮头”中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使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交相辉映中激发创造活力，在世界文化交融激荡中绽放独特光彩，打造更富独特魅力的人文之城，让世人更好地感知中国风、东方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化在主体性价值方面透显出的先锋性，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化骨干们的先进性。“从上海文化的源头来说，海派文化基因来自移民（新市民）文化，逐渐成为上海的文化主流；红色文化基因来自海派文化内部的左翼文化，江南文化基因则隐含在上海本土的传统文化中。”如果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上海实践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酝酿诞生联系起来看的话，则可以发现：生活在上海的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民国知识分子，和一批批甘愿舍身为民请命及为国救亡图存的志士仁人，不仅承接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熏陶影响，领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灵魂冲击，而且还巧妙借重了当时已然成势的海派文化释放出的先锋、开放、包容、创新等社会氛围的影响，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诞生并走上革命舞台中央创造了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有学者在分析研究中共党史时就特别指出：“中西交融、南北汇聚、变化更新的文化基因，不只是孕育了上海作为时尚之都的摩登，更是培育了上海作为红色之都的精神源头。”
不言而喻，海派文化历经一百多年发展所留存下来的文化物象成果固然重要且具有文明文化价值，但是其一百多年社会实践所彰显出的文化主体性特征，也即别样的精神意涵和特色风范，可能更是海派文化绵延传承一代又一代并始终被人惦记、评说、留恋、审视和承续的原由所在。概言之，海派文化最大的主体性价值一定就是其“别样的精神意涵和特色风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市委主要领导在2025年2月召开的上海市文代会及作代会上也明确强调，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文化主体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挖掘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时代内涵，深化文艺和技术的融合。提升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能力，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中呈现中国审美、传播中国价值、塑造中国形象”。海派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在新时代的主体性建构，就是要将其体现出的开放包容、敢为人先、创新求变、精致细腻、务实进取等正向性精神风范适时用活用好。
假如我们将海派文化主体性所展示出的精神风范，与上海城市精神和上海城市品格联系起来看的话，可以发现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既科学传承了海派文化主体性价值的某些精神风范，又对其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创新超越。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这样说——设若没有对海派文化及其海派主体性风范的传承创新，可能真的就没有今天这个海派特色鲜明、魔都风采毕现的上海。
1930年代的外滩
三､新时代为创新发展海派文化奠定了主体性建构基础
就新时代上海文化的创新发展而言，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及江南文化，都是可资发掘利用并力求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两创”）的文化传统资源。审思上海今后的文化创新发展则可以发现：海派文化传统一方面是上海今后文化创新发展的“既定前提”之一，另一方面也是借以创造“新的文化要素”及“超越性”的重要资源之一。而在对海派文化传统力求实现“两创”的实践中，其文化主体性建构既体现在过程中，更主要表现在结果上。联系前文的分析则可以断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主及文化自为的有无尤其是强弱与否，是衡量具体文化包括海派文化是否建构起和凸显其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标志，而文化自强则成为这些文化期望最终达成的奋斗愿景目标。从新时代以来国家推进改革创新及转型发展在全国落地的实际情况来看，上海文化的改革创新及转型发展也借此东风，早已启动了从新千年前后二十余年间的讲速度、重数量、粗放型发展状态，逐渐向十八大以来的重效益、高质量、精细化发展状态升级过渡。与之相适应的是，上海在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及江南文化方面，围绕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主及文化自为四大标志要件，日渐体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和强度。这就无形中为上海文化在新时代继续建构创新包含海派文化精神风范在内的文化主体性，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对此我们可以从上述四大标志要件视角来略作审思。
在我们看来，文化自觉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对自身文化具备十分清醒清晰的认知和理性批判的反思，科学客观地审视自身文化的优势与局限，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明确自身文化的历史方位和客观定位；而文化自信则是立足于对自身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具备的文明价值等充满信心、信任及自豪，并能适时从自身文化传统资源成果中获得启发、滋养及动能；相形之下，文化自主强调的是在多元文化互动中，注重捍卫自身文化主权、保障自身文化安全，它反对文化霸权和文化依附，对自身文化发展及自身文化资源取舍等保持决定权；与文化自主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文化自为，它表现为具备基于自身文化而主动作为的文化实践意识，善于借助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传播革新等手段来推动自身文化发展，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价值最大化。基于上述认识来检视审思海派文化则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对海派文化的“初步自觉”源起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掀起的浦东开放开发热潮，以及新千年后全国启动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试点等，这些直接促发了业界学界对海派文化形制内涵、历史评价、发展规律及未来发展等诸多话题议题的多次大讨论；而及至进入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新时代，上海市对待海派文化传统资源，不再仅仅停留在以往的会议研讨阶段，而是以统一认识、制定规划、确定政策的方式进入了任务落实阶段。这象征着上海对海派文化不仅实现了“充分自觉”，甚至已经达成了“充分自信”，并确证实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化“自主”和“自为”。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的提出，“开放、创新、包容”的上海城市品格的明确倡导，以及海派文化精神风范的“两创”提升表明，当今上海对海派文化的“充分自信”已经基本达成。就上海对海派文化确立的“文化自主”和“文化自为”而言，这方面的例证就更是数不胜数。单从新时代以来历任市委和市政府制定发布并推动落实的有关创新发展海派文化的政策文件就可见一斑。如2015年12月市委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这是上海首次将传承用好海派文化资源要素，纳入城市文化发展顶层设计的官方文件中；又如2018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将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并列为上海三大文化品牌，而2021年发布的《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彰显海派文化特质”；再如2021年6月市委发布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于2022年6月中共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通过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报告；此外，上海市委还于2024年特别制定出台了《上海市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行动方案》。这后几份文件更是提出要推动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融合发展；打造一批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海派文化品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具体文化包括海派文化在文化的自觉、自信、自主、自为及自强方面存在着如下逻辑关系：即文化自觉是起点（如海派文化提出概念并开展研讨），文化自信是动力（如吸收并转化海派文化的精神风范），文化自主是保障（如将海派文化确定为上海三大传统文化品牌之一），文化自为是路径（如将海派文化纳入创新发展的政策实施序列），文化自强是目标（如以海派文化助力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等）。无疑，对海派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创新而言，新时代为其创设并确立了由文化自觉、自信、自主及自为走向文化自强的基础条件，这足以为海派文化助力上海搞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以及助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提供天时、地利及人和的保障。
谈及“人和”也即人的主体性作用，就需要我们关注到人在既往海派文化发展及今后海派文化创新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特别强调“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还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其审思海派文化过往的发展规律可以看出，“源发于人民、由人民创造、为人民共享”是其最显著的特征。正因为始终未离开广大“人民”（包括中外移民）一代接一代的接续拼搏和努力，海派文化才能够绵延一个多世纪而文脉不断、气韵不绝。这似乎也在昭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创新发展海派文化，固然离不开文化建设主管部门的“官方倡导推动”，但是“人民”，包括生活在上海这片城市热土上的中外移民，才是可供依靠且最具潜能的海派文化创新发展主力军。
除了关注人的因素外，确保文化发展活力的文化生态也不容忽视。对此，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也在数十年改革开放中总结出了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基本经验，即主张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倡导不同文明和谐共生”。这一点与历史上海派文化始终保持对外开放、在中西交融中调整创新的发展规律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为历史上的海派文化，正是在百余年间的对外开放、中西交融、五方杂处、创新求变、多元包容中才获得生发动力和成长滋养的。可以说，“改革开放、对外开放”“文明互鉴”实际就体现了上述发展规律。今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海实践的过程中，海派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势必始终不能缺失长期的“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及“文明互鉴”这一基本原则，其中的“开放”不仅包含了对国外海外的开放，也包括了国内不同省市间甚至城市内打破区域壁垒、行政壁垒、体制壁垒、行业壁垒、条线壁垒及所有制壁垒的“开放”。
四、海派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需有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上海实践
确立将海派文化主体性建构有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上海实践的谋略，并非是主观臆断的结果。依照一些学者的看法，“主体性是一个与人类现代化相伴而生的哲学问题，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由此赋予了主体性问题以文化的向度……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培育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是同步的，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与必然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在唯物史观语境中，关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叙事内在地关联于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这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巩固和发展，必须紧紧围绕、依托、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也就是说，“文化主体性的建设、巩固、发展是文化问题，但又不完全是文化（自身）问题。文化主体性建设和发展既要做好文化本身的小文章，又要做好社会有机体建设的大文章”。以此来审视新时代海派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就可以断定它必须有机融入正在全面推开的中国式现代化上海实践。显然，实践在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充当着不容缺失的实存角色。正像有学者论证的那样：在马克思看来，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实践存在物，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感性物质活动，实践过程中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意识的三重关系与矛盾，因此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文化活动，是创造文化的活动，也是文化创造的活动。人与文化存在着本然的关系，人通过实践创造文化，文化通过实践塑造人。
有鉴于上述认识，上海要想在新时代通过“将海派文化主体性建构有机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上海实践”，来助力上海文化实现事业产业齐头并进和跨越式发展，来助推上海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硬实力实现能级能效的跨代际提升，就必须以“第二个结合”作为方法论遵循，努力发挥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行先试地区的政策优惠禀赋优势，主动在挖掘盘活海派文化传统资源的过程中，力争对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即“两创”。无疑，针对海派文化传统资源开展的文化实践工作，必然会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上海实践的过程中，也必然会成为今后推动整个“上海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抓手之一。需要强调的是，“两创”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两创”的客体肯定是百余年来海派文化的“存量”资源、要素、成果、品牌、标识、神韵及风范，等等，“两创”的愿景实现则应当是新时代“增量”的海派文化新成果和新辉煌，以及在此基础上彰显出来的文化主体性。
今后，上海需要充分借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动能动势，在科学把握当今全球化曲折演进、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迅猛发展、移动互联网快速迭代等时代趋势的前提下，结合新时代以来上海陆续提出的打造演艺之都、电影之都、设计之都、电竞之都、会展之都、品牌之都及时尚之都等文化创新发展具体目标，协调动员体制内外多元主体力量，同心协力共同推动对海派文化传统资源要素的整理挖掘、提炼概括、转化创新。
如在“创造性转化”方面，一是可以推进“数字化转化”，利用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海派文化的传统元素数字化，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重现诸如外滩、大世界、石库门、旗袍等历史场景和标志要素，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海派文化意象。二是着力抓好“海派文化IP开发”，将海派文化中诸如音乐、歌舞、戏剧、电影、服饰、时尚、招贴、广告、游乐等方面的传统经典符号转化为当代文化IP，借助于短视频等新媒体、新业态平台传播，吸引主力消费群体投入。三是推动“方言艺术现代化”，将沪语、评弹、昆曲、越剧、滑稽剧等传统艺术形式，与当代多媒体艺术、数字容装艺术、数字光影艺术及数字声效艺术等相结合，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取向的作品，力求实现线下现场演艺及线上互联网全媒体矩阵传播。
以“一大”元素为核心的海派红色文创产品
而在“创新性发展”方面，一是可以开发“海派文化智能服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云端云服务技术，为受众提供基于海派文化主题的个性化订制服务。例如，开发智能导览系统，帮助游客深入了解海派文化打卡点和消费图，或通过AI推荐系统，为市民和游客推送符合其海派热点亮点寻踪的兴趣文化活动。二是做强“海派文化国际传播”，借助大屏小屏、两微N端等全媒体矩阵，并用好媒体机构在海外顶流社交平台账号，为外籍网红博主游上海看上海提供更多的便利，欢迎他们用洋腔洋声客观展示“鲜活状的上海、烟火气的上海、魔都样的上海”，将上海“最海派、最文化、最魔都、最烟火”的音频、视频、图像、气息等传向世界。三是推进“海派文化社区共建”，无论是在既往的海派文化发展史上，还是在今后的海派文化创生过程中，海派文化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肯定是在民间、在社区，因此要大力鼓励市民参与、融入海派文化的传承创新，努力挖掘激活社区海派文化资源要素，引领生活工作在上海众多社区中的中外人士，成为海派文化新辉煌的亲历者、建设者和共享者。
应当看到，“第二个结合”科学论断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远景赋予了以强化中国特色来彰显文化主体性的实践重任。对上海而言，就是要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充分呈现上海样本特色，也就是要呈现上海的文化主体性风采。目前上海文化建设必须尽快谋划统筹调动能够投身创新发展新时代海派文化的体制内外多元多样主体力量，审时度势摸清并驾驭AI数字时代/全球化时代/移动互联时代的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演进规律，力争为海派文化创新发展并彰显以海派风范为特色之一的上海文化主体性，率先创设出比既往更加开放、民主、自由、法治、宽容、多元、多样、务实、亲民的文化生态氛围，进而为上海文化在此氛围中塑造新时代更具魅力的文化生命体作出积极的贡献。
本文刊于《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5年6月号
【作者简介】
徐清泉，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白羽弘，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讲师。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