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学作品中的同一人物呈现多元形象，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前代学者主要从历时性角度出发，梳理形象变迁，关注社会与审美等变化对人物形塑的影响。事实上，除时间线索之外，空间区域分布亦导致人物书写的差异。如朱元璋、张士诚等，在不同地域的文本中，形象迥然相异。苏州、松江等地对张士诚多有褒扬，而暗讽朱元璋。与之相似，对朱棣的描写，苏州文人笔记《震泽纪闻》对其有讽刺之意，而在长居京城的尹直笔下，则呈现开明君主的一面。因此，本文以明代苏州笔记小说对张士诚的形塑为例，分析地域文化对人物形象书写的多重影响。首先，文本具有特殊性，在区域性笔记小说中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元明之际战争及人物的材料较为少见。其次，学者主要关注历史话题，讨论元末政治；又如国外学者韩成贤等，从历时角度关注张氏在明清时期的形象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而未详细分析明代苏州笔记小说中的复杂书写。这一系列文本，通过空间书写、朱张对照、叙述小人物、女性及志怪故事等多重手法，记录政治事件和社会生活，具有史学与文学双重价值，并反映地域文化及文人创作的互动。
文学作品中失败君主的形象有其共性，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重美色、无远见，比如夏桀、商纣之暴虐，项羽之刚愎自用，唐玄宗之爱美色与无心国事，这成为一种叙述范式，而《明史》中的张士诚呈现负面形象，基本沿袭该传统。文本多使用“寇”“窜”“陷”“掠”等，将其定格为气量狭小、骄奢淫逸及无远谋的叛乱者，又有“士诚多奸谋，尚间谍，御众无纪律”，“张士诚殴民也”等负面评价。特别是“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渐奢纵，怠于政事”等语，成为对张士诚的定论。与之类似，苏州以外地区的相关记载，基本承袭正统论基调，如《七修类稿》《万历野获编》等，多书写张氏负面形象。有别于此，明代苏州笔记小说，包括《菽园杂记》《蓬轩吴记》《吴中故语》《客座新闻》《都公谭纂》等，描画他的平民出身和持重寡言等特质，叙述其家人活动，带有鲜活的现实色彩。张氏展现新面貌，包括温厚宽容、礼贤下士、爱护民众等正面形象。
以体裁而论，笔记小说长短不一，内容丰富，角度多元，更具趣味性，对比较为范式化的诗文而言，其所表达的主题和手法也多有新意。特别是苏州笔记小说基于地方文化中的独特政治立场以及博雅尚奇、重视历史书写、融通的性别观念等特质，建构了历史人物的复杂形象。并且，在描写上也拓展出了新模式，通过女性书写、人物对照等手段，融入悲情、志怪、日常生活等元素，有意突显地域多元审美趣尚。此外，以之为切入点，大量精英文人参与书写，呈现有别于正史的叙事话语，暗含政治倾向，共同营构地域历史叙述新方式。
一、曲笔与对照：张士诚多元形象的生成与怀想
苏州笔记小说中的张士诚与《元史》《明史》等正史有别，所呈现的正面形象居多，描述其柔远能迩、关爱民众等特质，并得众人怀念，且展现丰富的书写方式。
首先，从特殊空间入手，以舍己为城等事迹的渲染，营构人物正面形象。吴宫旧址作为张氏政权的地标，文人对其吟咏，多有追忆与慨叹。如王鏊作《吴子城赋》，感慨历史兴亡。他将吴城比作“倾宫、阿房”，痛惜吴城被焚，感伤张氏政权由盛转衰，痛斥其奢侈享乐。这种史家悼古的精神普遍出现在当时的文辞中，而笔记小说则在嬉笑谐谑中，以元末事件叙述为表，感慨昔盛今衰为里。通过城破和国初魏观事件书写，借助特定叙事空间，彰显复杂心绪。
先是通过对话与细节，描写张士诚舍己为城事迹。《蓬轩吴记》中描述张士诚痛心于苏州人高价以鼠为食，面对城破，自缚救民，慷慨就义的情节。
张士诚被困日久，城中食尽，一鼠售钱三百文。士诚乃集吴民告曰：“事势如此，吾无策矣，将自缚诣军门降，以救汝曹。若死守，则城破，无噍类矣。”民闻，伏地长号，有死守志。不听，遣嫔御悉自经于齐云楼下，竟钥户举火。须臾，烟焰涨空，娇娃艳魄，荡为灰烬。乃诣军门降，吴民哭声数十里。
同时，记录焚宫场景，将悲剧色彩推向高处。故事渲染民众伏地长号，哭声数十里的哀感场景，共同绘写张士诚的大义和苏人对张士诚的拥戴。《吴中故语》中有类似记载：“士诚闻城破，乃悉驱其骨肉登齐云楼，纵火焚之而已。独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缚。”“独不死”三字还原张氏慷慨激昂的语言和动作，以相对同情的角度，刻画其走投无路的心境，表达对张氏舍己保城的感激与崇敬。所描述吴人死守情节，亦暗示同情张氏的立场。
与之相关，作者绘写明初吴宫旧址重建事件，魏观因府衙狭小而重建旧宫作为府治，受朱元璋猜忌而被杀，牵连高启、王彝等，表明亲张反朱立场。《客座新闻·王宗常高季迪先兆》、《吴中故语·魏守改郡治》和《野记·魏守欲复府治》等多篇关注该事件，看似客观叙述中包含控诉。文中点明魏观迁修府衙和疏浚河道被治罪，这两项皆与张氏旧业相关。他被诬为“复宫开泾，心有异图”，并有“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疑。“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启、王彝等前朝旧人，一并遭难，“被截为八段”。之后，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牵连众人。《吴中故语》并有评论：“伪吴故基，独为耕牧之场。惟宫门巍然尚存，蒿艾满目，一望平原而已。”着笔吴宫旧址的荒凉，以悲景写悲情，并通过惨淡的旧址，民众风声鹤唳，“虽小民之家，无敢筑室其上者”，反衬张氏之怀柔。
其次，明代苏州笔记小说呈现独特切入点：将张士诚和朱元璋作为对照，在生活场景与人物故事铺叙中，暗含亲张贬朱立场。
笔记小说中讲述朱元璋微行事，借老妪之口，塑造张士诚有恩于苏州的枭雄形象。
高皇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问其姓氏而去。翌旦语朝臣云：“张士诚于苏人初无深仁厚德，昨见苏州一老妇，深感其恩。何京师千万人无此一妇也?”洪武二十四年后，填实京师，多起取苏松人者以此。”
文中“微行”举动和看似随意的提问，直指姑苏旧主；迁徙苏松民众入京城，或为借机惩治。元末江南多攻不下，朱元璋对此成见颇深，又担心江南势力过强，通过移民、重税等多重手段削弱。《续修盐城县志》记曰：“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上述正史与笔记所载时间线相合，看似虚构的故事，有史实作为依托，于一次平常对话场景中体现苏州民众对待朱、张的不同态度。《翦胜野闻》中亦有“太祖微行”事，其中朱元璋气愤于老妪以“老头儿”称呼自己和以“张王”敬称张士诚，并借描写徐达妻的恐慌，映衬其暴怒情态。而结局“籍没民家甚众”，抑扬倾向更为明确。作者发挥文学化叙事技巧，以虚构加深朱张对照与矛盾纠葛。
这一“太祖—老妪”叙述模式，借老妪之口，呈现明初政治生态，苏州民众对张士诚的拥戴，对朱元璋的审视甚至是仇视，而朱元璋出于复杂原因，加诸严厉政治举措。韩承贤注意到两则材料的书写，与官修历史记载有异：“这位老太太的版本重新调整了材料，让张士诚自愿投降，并强调他英勇的自我牺牲的人性：张投降，因为他想保护苏州人民。相比之下，官方历史表明，张在实力用尽后被击败了。他们没有提到张投降的意图，而是强调明太祖的人性。”笔记中亦描绘朱张对话场景，以朱氏之虚伪狡诈反衬张士诚作为乱世枭雄的大无畏态度。张士诚面对朱元璋，“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态度虽不恭敬，但承认“天日照尔”，然朱元璋未显示宽容之态，缢杀之。苏州笔记小说试图重构元末历史，所刻画的朱、张二人，与官修《明实录》差异颇大，政治立场相左，由此反映对二位君王的复杂态度。
将这两位政治人物放入对照组，多是苏州笔记小说的新创。文中将张、陈、方等多方势力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明朝正统的对立面。“高皇帝当定鼎之初，南有张士诚、方谷珍，西有陈友谅、陈友定，皆患在肘腋。”以史而论，朱元璋与陈友谅之战最为惊险，其意义也更为重大，如《明史·刘基传》记载朱元璋问计，刘基对答陈氏危大、张氏不足惧之言：“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将张士诚作为朱元璋强有力对手来刻画，也是源于苏州文人对张氏的崇敬与哀婉心态。这一或来自民间的街谈巷闻，经陆容、徐祯卿等人之手，以朱元璋和张士诚作为对照，透露万千思绪，成为一系列文本的特有刻画方式。
除以场景中各类细节对比以描写朱、张，表现爱憎，还有以某一人物为书写中心，通过其命运转变，体现时代变迁，暗含褒贬。《都公谭纂》中讲述元末泰州富商李凤鸣的传奇人生。
李凤鸣，字时可。高皇帝起兵，自瓜步渡江，道出马驮沙，时可以米二千斛、牛羊数百头犒师，上亲幸其家。及上旋师，手诏假米二万斛。时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赀，浮海而去。时可读书，工文词，以家赀埒封，颇事侈靡。
他在元末安逸豪奢，却受朱元璋威逼而捐赠，被迫逃离的情节，写出明王朝的苛政与凶残。故事中太祖渡江之役，当是他收复江南的第一站，粮草等装备不足。李凤鸣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他向朱元璋提供资助，缓解军队压力。而洪武帝凯旋后，再次借米，李家被迫上交１０倍于前的粮食，不得已带家人和家产远渡海外。作者宕开一笔，倒叙李氏在元末的奢侈生活，“所用皆碧玉器”，“一时豪丽，罕有其比”。李氏在元末通过经商，生活豪奢；而后资助明太祖，却被逼无止境捐献财物。类似故事在《沈氏客谭·富民知几》中亦有载录，讲述安亭富豪因洪武帝戏言而迁家湖湘的故事。这一情节在《客座新闻》中被设为沈万三事，且沈氏相关事件，多涉及被新朝摧残的情节。李凤鸣在史传中未见，极可能是另一个有意虚构的“沈万三”式人物。
这几则故事勾勒朱元璋忘恩负义和巧取豪夺的贪婪形象，无一字写张士诚，但朱元璋对江南富商的顾忌，背后多有张氏因素所在。而对他们不同时代命运的记载，展示了对明太祖江南政策的不满及怀念张氏政权的立场。
再次，文本侧重城破时与张氏相关的女性描写，以曲笔流露怀念和感伤的情绪。《吴中故语》《西樵野纪》等书中，状写城破时自焚齐云楼的皇后刘氏，以悲壮口吻感其贞烈，“当国破时，率姬女赴齐云楼焚死，可谓烈矣”，赋予人物以悲情色彩。与之相似，笔记小说花费众多笔墨，悼念因战争而自经的潘元绍七位姬妾。
其中记录七姬为国献身故事，一人与潘元绍对话，凸显舍命守贞的气概；另外六人一同赴死，以悲壮场景展现七姬的贞烈气节。
七姬皆良家子，为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绍侧室。当至正丁未七月五日，元绍临战归，召七姬谓曰：“我受国重寄，脱有不宿，诫若等可自引决，毋为人耻。”一姬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终无二心，请及君时死，毋令君疑也。”遂入室自经。六人亦皆相继经死。
论曰：“七姬抗情而并夭，皆宜践义途，非因教至，流声竹素，图像丹青。”
相较其他贞妇多因父兄迫胁，作者评价七姬行为是“义途”。七姬之死，值张氏政权颠覆前夕，殉情而死，亦殉国而亡，“激扬千载，齐风一时”。对她们的赞美和悼亡，流露出对该政权的怀念与感伤。
潘氏门客张羽为七姬撰写悼词，宋克抄录，熊庐作篆。七姬事迹和文艺作品相交织，将国破事件与女子命运相系连，形成“悼七姬”特色文化活动。吴中文人集体关注此事，对殉情情节多加赞赏，透露怀念张氏的情感立场。高启有《吊七姬家》(后一首为《治郡上梁》)、《多丽吊七姫》；叶盛《菉竹堂稿·七姐妹》赞曰“贞烈多应是七姬”；黄省曾有《七姬行》，“空使芳名千载传。清风谁可攀七姬?今日犹悲春草墓”；张凤翼《七姬墓》言其为“贞魂”。吴宽以及苏州太守胡缵宗等人，皆题词以褒扬。再到韩洽《寄庵诗存七姫庙诗和陈白华》中，将七姬和刘氏并举为节妇代表。且苏人立七姬祠、明王庙，将之作为苏州文化地标，并设有祭庙，每年五月二十一日祭祀。这一活动持续到清末，包括苏州望族顾氏、潘氏皆参与其中。
张羽等人的作品，自明初以来一直被追捧，在讨论艺术品的同时，收藏者亦关注其背后故事。杨士奇大赞七姬，“皆死于义，而张之文，宋、卢之书，皆精妙，其传远无疑”。吴宽提及张羽“试与七姬题墓石”事；王鏊在《姑苏志》中赞颂七姬之贞德；又有文徵明题词，叙述对元末历史的慨叹，称潘元绍虽“酗酒嗜杀”，“而特能礼下文士”。之后的王世贞等人高度评价这一作品，定义七姬自经事为奇事，多有称颂。且文人在《书画跋跋》《珊瑚网》《真迹日录》等艺术鉴藏著述中亦加载录关联性人物事迹及作品。可见，七姬故事及相关作品文化影响力颇重。
另外，苏州笔记小说不但记载张氏政治事迹，还将其融于志怪故事。奇事背后，展露形象的丰富面向，并与尚奇尚趣的审美风尚相应和。《蓬轩吴记·怪异》和《志怪录·鬼侮人》两篇，书写吴宫旧址遇鬼事件，抒发慨叹，并交代故事的几重传播对象。直接叙述者“予”虽未亲历，但姻亲刘镇和姻家“陆氏乳媪偕一女奴”皆经历吴宫旧址遇鬼事。接受者和传播者身份阶层各异，且故事在明初已传扬。黄暐、祝允明等对于这类故事的处理上，重在写鬼怪扰人之奇，将张士诚事件融于志怪，故事更为鲜活生动。全篇趣味性强，加入人鬼搏斗以及鬼惑人、捉奸、路人被袭等生活化情节。总体来看，志怪中融入张氏城破焚楼细节，在谐谑中以同情态度表达苏州人民对张氏的怀念。同时，以叙奇尚怪的方式叙述历史，体现人物书写的多面性。
不可否认，如《客座新闻·张明善善讽》《西樵野纪·黄蔡叶》《金姬传》等篇，亦记载张士诚骄奢淫逸、用人不当、胸无大志及治理有误等问题，但总体上感激其怜悯百姓，树立其作为乱世枭雄，体恤百姓而不善守成的形象。在批判与怀念中，一并融入易代之际的感伤之情，而不以官方“贼寇”立场书写。明代苏州笔记小说中将张氏塑造为令人称道的地方霸主，“士诚迟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誉，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通过吴宫故事，设立朱、张对比，虚构朱元璋微行、商贾远行，以及女性书写与志怪等手法，强化人物怀柔文士、舍己为城的形象，并表露暗讽朱氏、怀念张氏等多重态度。
二、地域文化与人物书写的互动
总体而言，除苏州地区外，文人对张士诚评价不高，多批判其偏安一隅、贪婪短视，这源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如杨慎站在明政权立场之上，搜集张士诚之过。《古今风谣》收入《元末苏州童谣》，批评张士诚用人不当；《升庵集·陈张二寇》赞朱元璋有刘邦之智，贬张士诚“狡而懦，其器小”。他对张士诚的批判于《跋七姬帖》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强调张氏政权的荒淫无道，“然其事则可疑，七姫之死，盖出于潘之逼，谓之不幸则可，非殉节也。潘之恶甚矣。元末士风类如此，上下荒淫，载胥及溺，欲不亡得乎?余旧料其情若此。近观高季迪《吊七姫多丽词》，其事情信无疑矣”。按杨慎所引高启词，本意是将七姬和潘元绍比作杨贵妃与唐明皇，表达对爱情悲剧的叹惋。高启又有“薄命艰危未负主”句，赞美其坚贞。杨慎则转变关注角度，重点讨论七姬死因受潘氏逼迫及士风不正问题，以此作为劝诫。南京陈霆于《渚山堂词话》中言：“张士诚据姑苏，凡高门大宅，悉为其权幸所占。计其一时歌钟甲第之富，舆马姬妾之盛，自谓安享乐成，永永无虑。孰知不五六年，烟灭云散。”又如江西郭子章《六语》记载苏州民谣中对张士诚用人不当的批判；贵阳陈田在《明诗纪事》中引杨维桢《金盘美人歌》，有意选取负面论述，强调潘氏之暴虐，为高启《吊七姬冢》作注，称周政权为“伪”。总之，非张士诚治下区域，文人以否定口吻描述其奸邪无能、短视、气量狭小等诸多问题。该类形象刻画属于同一种写作范式，与《元史》《明史》以及前代对失败君主的描写并无过多差异。而苏州笔记小说中张士诚独特形象的生成，主要基于以下四点地域文化特质：文化传承中多有对张氏的正面描述以及守成思想对理想君主的预设，强烈著史态度促成对元末历史的重构，博雅好奇审美情趣引发相关志怪书写，对女性的尊重及个性意识的觉醒，这共同激发文本对张氏多元形象的塑造。而这一文学书写，对地方文化的建构及审美趣味亦有所影响，并与之形成互动。
一是在地方众口交传的历史叙述中，张士诚招贤纳士，对元末苏州地区有重要意义。其形象的塑造，呈现文人的地域历史观念及政治倾向。同时，该观念通过笔记小说的集体书写被强化，形成一种共识。
元末生活在苏州的文人，包括陈惟允兄弟、饶介与高启等人，与张氏政权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濠诗话》《古今谭概》等亦有记载张士诚优待江南文士的情节，“张士诚有养士之誉，凡不得志于时者，争趋附之”，“张士诚据有吴中，东南名士多往依之”。张士诚设苏州为都城，礼贤下士，怀柔以待江南文人，治理长达十五年，对苏州具有特殊意义。元末苏州文人在张氏治下较为自由，而在明初，多被朱氏折辱，如高启、陈惟允等皆被处死。苏州笔记小说中对张士诚的记载较为正面，也基于这段历史。明中期以来，文人团体以沈周、文徵明为首，沈周师承杜琼、陈继，杜琼为陶宗仪之徒，而陈继父陈惟允为张氏左丞饶介幕僚，交好潘元绍。苏州文人重视传承，他们敬重乡贤，通过前代记载，对历史人物加以怀想歌颂。苏州地区“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从而“文献足征”。通过师承和联姻等多重社会关系的建立，以及文献和教学双向传承，文人形成了趣向相同、理念相近的文化团体。在苏州文人心中，张氏善待文士，相对洪武暴政，成为被追忆和怀念的对象。这一观念最早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体现，其记录张士诚全力救助松江事，暗含称颂之意。有鉴于此，苏州文人在书写开国故事时，结合口耳相传的逸闻，将吴地旧主形塑为正面形象。通过多位精英文人的集体书写，形成观念共识，并作为地域文化传承，影响后辈。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张氏所辖杭州、湖州等地文人对张士诚的描述则以负面居多，这不但是因为张士诚对苏、杭所做贡献有异，更缘于苏州文化中的守成心态。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收录大量相关材料，《元镇二香》《杭城来历》等条，塑造张士诚及其相关人物的反面形象，特别是强化张士诚弟张士信的粗暴，以“太祖因得而诛”一语带过朱元璋的酷行。并在《季迪二梦》中将高启被害案件消解为梦兆和命运的必然，淡化政治因素，也减弱对暴政的描述，总体上以亲朱贬张为叙述立场。特别是对张士诚修复杭州城池的描述，批评其格局小，未能修复尽善，以及评价刘氏忠贞殉国的行为过犹不及，“较李重光之柔懦，则过矣”。又《张士诚始末略》篇，文中数处“不报”情节，强化其疏忽形势，刚愎自用个性，并描画张士信在危难中举办游宴遭至流弹以及用人不当等行为。另外，文中又记载张士诚请和而扣留使节等行为，刻画其品性不端、出尔反尔之形象。“太祖初许之，后复书数其开衅、拘我使臣之罪，每岁要粮五十万，归使等事，士诚不报。浙省左丞达识则请命于朝，授士诚太尉，遣参政周伯琦招谕之，被其留吴。一日，士信张幕城上，踞银椅，与参政谢节等会食，左右方进桃，未及尝，忽飞炮碎其首。九月，城将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飞炮以击城外，虽多中伤，奈城中木石俱尽。舁至中省，竟自缢死。”文本试图以更为客观的态度评价张士诚，但总体上，站在明朝正统立场之上，淡化朱元璋负面形象，批判张氏诸如用人不当、短视、刚愎自用及品行不端等行为。同为杭州籍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录倪瓒被张士诚逼死之事，实则在《七修类稿》等材料的记载中，惩处倪瓒之人为朱元璋。这一改动讳饰了朱元璋的暴虐行为，而转为对张氏之批评。又有明末杭州陈师引刘伯温故事，借刘氏口评断张氏“贵不及封侯，何能久也”。湖州文人李乐《见闻杂记》中对张氏政权亦加以否定。又茅元仪于《暇老斋杂记》中引朱元璋语，批判张士诚“多奸而尚间谍”。上述材料或来自前代相关记载，但作者有意编选，整体上改订叙述重点，突出对张氏的贬斥，不难发现其与苏州文人观念、立场的差异。
张氏所辖杭州、吴兴地区的文人在作品中描画张士诚刚愎自用、不思进取、懦弱犹豫等特质，以表达不满。这源于张氏治下，杭州等地并未恢复前代繁荣之态。城墙修葺格局偏小，文化经济未能有所发展，如杨维桢等人，游寓至苏松。且与苏州相比，地位降落更为明显。这类文本多站在主流立场上，对张士诚持否定态度。
与之相比，苏州在元末被设为都城，人文活动兴盛，得到长足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张士诚保守、怀柔的政治策略，与吴文化相契合，也符合苏州文人多求安稳的守成心理。“吴地处太湖流域的平原上，农业生产发达，商品流通便利，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为‘典型的鱼米之乡’”，吴文化成熟后，“趋于典雅、精巧、藻丽和柔弱”，从而“派生出了吴人倾向于安定守成的心态”。笔记小说中所塑造的张士诚形象满足苏州文人对帝王的想象，宽容亲切，给予文人尊重，并由此怀想回归元末玉山雅集式的市隐及悠游状态。即便是在对张氏政权极具批判性的张士信鞭挞倪瓒的故事中，性格暴烈的张士信对待孤高狷介的倪瓒也颇多忍让。这则故事被反复书写，一方面，称赞倪瓒孤高傲世，不与世俗妥协，为人敬仰；另一方面，对待倪瓒怀柔宽容的张氏政权，亦是文人心中理想社会的寄托。元末明初苏州文人与张氏政权有密切联系，对张氏的褒扬在家族和师承等交往中，被延续下来。与此同时，张士诚护城与朱元璋实施严刑峻法的史实对照，强化了这一观念。而朱张对照的描写，正是这一政治立场的投射。
二是苏州文人重视“实录”，批判道统垄断下的理学化史学著述对张氏诸如“多疑”“阴险”等符号化论断，有着强烈的“疑史”与著史心态。他们关注历史的细节，希望通过详细记载，还原历史真相。特别是反思《元史》中以正统论为导向的书写立场，通过对张士诚形象的多元刻画，显露“实录”态度和重构历史叙述话语的心态。明初以来，政治加压，史学被正统论与理学所统摄，《实录》受政治影响，存在不实和篡改问题，所谓“十文九诬”，这被叶盛、王鏊、黄省曾、祝允明等人所批判。他们借助各类资料，重新撰写地方史，并从对历史人物的描述中，反拨史学的单一论断，并演进为一种新的历史话语表述。
如祝允明称“今世对古人予夺多误”，特别在《罪知录》中对人物多有翻案，有着“反传统的人物史论”。这种怀疑和批判精神具有思想解放的意味，与理学化史学相对。在疑史的基础上，强化著史立说的思想。黄省曾引用王鏊对当时史学书写批评的话语，以推崇“实录”和“信史”。他们将文章作为史之辅助，并通过纪实材料以证史实。与此同时，地域兴起“古文辞”运动，倡言“立功立言”与“实录”等精神。大量杂史和论史类书籍出现，试图重构地方历史体系。而“实录”精神促动笔记小说创作的兴盛，文人随手记录当下事件及掌故，将日常引入文学创作，学习班、马，著书立言。这促成了有关张士诚的各类传说进入文本，并重新定位其历史价值。与基于官方立场的《天潢玉牒》《平夏录》等著述显现尊朱贬张立场相异，苏州文人在笔记小说中，通过对地区人物和事件的追溯，包括帝王、女性及商人等各类人物的侧写，构筑地方文化史，描绘全新的张氏形象。特别是通过小人物的书写，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切面貌，以及对女性和朱张对照细节的铺叙，都是在力图还原真实场景，以“实录”的方式观照历史。
三是吴文化中博雅尚奇趣味引发张氏形象在志怪小说等文本中被建构，呈现丰富面貌。受地域文化的影响，笔记小说尚奇求新的趣味性不断增强，而张氏故事中参杂奇谈异闻，多与此相关。它们以“神怪”“谐谑”作为小说主要内容，“是编乃其札录之文，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证。旁及谈谐杂事，皆并列简编。说部之体如是也”。这类出自里巷街谈的谐谑、热闹及述奇之事，得文人随时记载，“凡闻时暇书之，有兴书之，事奇警热闹不落寞书之”，展现其丰富的精神世界。这种随“意”性，以意趣为重，是创作笔记小说的初衷。并且，吴中自古有“信鬼神，好淫祀”的民风，这对志怪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隆庆)长洲县志》记载地方祭祀活动，“明艳柔曼、奇巧怪异、眩视骇听、荡心褫魄”。且苏州士绅包容甚而提倡民间信仰，如《震泽纪闻》用神怪事叙述朝政人物。他们不排斥“怪力乱神”，以“尚奇”“尚趣”为审美旨趣，“做意好奇”。由此，大量志怪作品问世。祝允明《志怪录自序》中说：“语怪虽不若语常之为益，然幽诡之事，固宇宙之不能无。况恍语惚说，夺目警耳，又吾侪之所喜谈而乐闻之者也。”作家甚至痴迷于幽诡变异之事，“凡得于见闻者，辄随笔录之”。如陆采记录南京民众口中的张士诚遇异人事，描述其不得天意的地方枭雄形象，以及相关如吴宫旧址遇鬼、天降预警等神异事件，类似故事不断被传播。在严肃的政治事件书写中，通过志怪这一表现手法，显露多重审美趣味。
四是性别观念的融通以及个性意识的觉醒。苏州笔记小说在刻画人物时，注重关联性的女性书写，不但尊重女性，体现人道主义关怀，同时也呈现个性的觉醒。在前人的研究中，提及相关记载表现明代江南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在文学作品中，苏州女性的生存空间与自由度更大，如徐献忠《吴中白莲花赋有序》提及苏州白莲盛开，“诸女郎游冶其中”的盛况。随着知识的普及与经济社会发展，明代中期以来，苏州女性的自主性更强，能够自由在街头游玩赏景，多受文人尊重。比如文徵明《行书致妻札》中称妻子为“三姐”，语气以爱重居多。又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单列“闺秀志”，将女性画家作为独立个体记录在案，而非附属。由此可见，无论是文本记载还是文人的意识中，都已植入对女性的尊重和人道主义关怀。因此，文本中塑造与张士诚相关的女性，有血有肉，被歌颂赞美，甚而被视作信仰加以祭祀。进一步来看，其所描写的刘氏与七姬，主动选择殉国和殉城，具有自我意识与个性，一方面反映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个性的彰显，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亦是文人意识的自我投射，体现主观意志上的选择与坚守，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表达。
在同一时间段，苏州笔记小说主要以正面评价书写张士诚，与官方叙事及其他区域以正统论为宗尚，贬斥张氏政权的描写有别。这种差异性，已经不再是基于历史演变的立场，而更多体现在地域文化之别，包括历史传承、审美趣味及思想意识等方面。
三､政治人物的地方形象营构与文学思潮之变迁
笔记小说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一方面，作为文学题材，与学术思潮有一定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其曾是“正史之余”，为历史书写的组成部分，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文人的著史观念。明代苏州笔记小说对张士诚的书写，不但呈现文学书写与地域文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也展示地域史学思维观念的建构，体现文化的丰富性。
明中期以来，文学复古思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不但前后七子在诗文领域推尊宋以前作品，苏州地区也涌现出一批提倡“批宋以扫积弊”及慕古尚奇的文人，如王鏊、祝允明、都穆等，而他们同时又是笔记小说的作者。《寓圃杂记》中记载成化时期苏州文人“专尚古文”，“搜探于宋以前中国古代文化的广阔空间”。笔记小说归于子部，其文体形式亦属古文，与当下流行的科举时文迥然有别，对这一文体的集体书写，也与是时吴中地区兴盛的古文辞运动相应和，打破科举之弊。并由此破除明初以来的程朱理学和正统论束缚，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的文化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
苏州文人的博雅好古观念进一步显现为求索宋以前“奇书”，丰富地域文化审美意趣，并通过对笔记小说的敷演，利用多重叙述方式，推动张士诚丰富形象的生成。特别是对朱元璋和张士诚二人的对比描述，以老妪为直接叙述者，结合围观众人的反应以及对话等细节的重重铺陈，二位君主形象跃然纸上，暗示了政治倾向。这一思维方式，打破政治束缚与学术藩篱，展现新的思考路径和文化趣味。并且，苏州笔记小说不但写出了各阶层相关人物的多重形象特点，显现元末乃至当下社会的多样图景，对女性的书写，更体现现实主义关怀。对女性的尊重，视其为鲜活的个体，尊重个性特征，这本身就是对程朱理学的反拨。看似嬉笑怒骂的谐谑中，包含吴中精英文人的反思和试图破除积弊的努力。
当然，以艺术水准而论，通过志怪描写君王的叙述方式在前代也曾出现，明代的成就也未必超越唐传奇以及清代志怪，但以如此多样的笔法进行形象塑造，如人物对举、女性书写、场景细节营构等，对笔记小说体裁加以充分挖掘与发挥。从“奇”书中寻找和建构历史的真相，这种反叛的思维，上追元代的子部兴盛风潮，并与晚明思潮代表李贽及公安派文人等推崇的“奇书”之论形成共振，打破道统观念，体现“人与文的觉醒”。
从史学角度来看，明中期掀起著史风潮，尤以苏州地区为最。此时涌现出一批雄俊之士，既包括已成为文坛标杆的吴宽、王鏊与沈周等人，也有后起之秀都穆、祝允明和陆粲等，他们形成审美志趣相近的文化团体，勇于成为文化担当，对明初以来固有的以正统论为中心的著史思维提出挑战，试图通过复古以创新，打破旧制，创造新的文化阐释方式。以历史书写态度而论，明代苏州地区尊尚实录，希望重新书写元末地方史。在历史记忆的重塑中，建构了一位形象丰满、有血有肉的地方君王。其中载录正史背后鲜活、可读的事件，特别是小人物在两朝的命运沉浮与生活转变，表达与当时以程朱理学为导向的正统观念相异的政治立场与历史观念。
明代苏州笔记小说以同情的态度和多重视角塑造政治人物张士诚，多面向选择素材，阐发其功过，感慨历史兴亡，或表达对新朝政策的不满，丰富地方历史叙事，并对后代史传，特别是地方志的修纂，产生影响。《姑苏志·平乱》中状写张氏政权的兴衰，在官方话语体系下，尽管称其为“窃”“僭”，但也有所肯定，言其“初无异志”，被逼谋反，点出救危扶难，救助松江等壮举，并写出他失败后英勇赴死之态。同时，在地区历史撰述时，不忘强调张士诚对苏州城的建设，包括对苏州主城、嘉定县城及吴江县城的修建，还有对内巷土城的修筑，如“张士诚筑土城于此”等。并载录七姬及张母墓等与张氏密切相关的内容。王鏊、吴宽与祝允明等，同时参与地方志撰写，将多元理念与心态融入其中，“《姑苏志》所呈现出的历史，是与其书写者对自己时代和历史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成为地方知识系统中的集体认知。上述文史观念的变迁，皆与是时复古思潮相应和，并一定程度上启发晚明新思想，形成地域文化浪潮，促进笔记小说书写与多元形象的塑造。
苏州北塔报恩寺中的张士诚记功碑，由沈万三所置
余论
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性存在历时和共时两方面原因。从时间线索上看，社会变革带来包括社会环境、创作心态及接受审美等变化，人物形象书写随之有所演变；另一方面，共时环境下，地域文化特色，或者说文学地理分布，也会作用到人物的形塑。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有机互动，不但反映历史的多面性，同时丰富文本内容与层次，增加文学书写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总体而言，明代苏州笔记小说通过对特殊地标、女性、小人物与神异事件的书写，以及设置朱张对照模式，将张氏作为前朝旧主，多有褒扬，并表达怀旧与感伤的地方立场。尽管对张氏有所批判，但规避重大政治污点，就用人不明、胸无大志和骄奢等问题加以论述；而更多笔墨强调张士诚对文人、百姓的多重恩惠，特别是重点描述其舍己护民的大义行为。与此相对，其他如四川、浙江等地文本中则多呈现张氏负面形象，可见地域文化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意义，它能够促进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明代苏州笔记小说不但塑造了独特的张士诚形象，并有意借助人物形塑，构建地方历史及政治立场，传承文脉，生成文化传统与文学创作的有效互动。
与前代历史中的君主刻画相比，苏州笔记小说对人物异于常人的“天子”“神性”形象较少描述，而更重视其“人性”的刻画，无论是出身贫苦，被文人顶撞而“嘿然无言”，还是在与朱元璋相对时的鲜活表现，以及围城时的凛然赴死，都带有真实性，令人读到现实的生动，这对后来的人物书写有一定的启示。尽管从唐宋以来，人物形象的刻画已然十分丰富，但对帝王的塑造，往往带有模式性，而在苏州笔记小说中，一地之主，依旧显现生活中的“人”的一面，且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张士诚作为盐贩的出身和李凤鸣等人海上贸易活动等细节，即便在虚构的情节中，也依然折射出现实社会情状，特别是苏州商业活动以及经济的发展面貌。这无疑开拓了写作思路，为后续小说人物形象及场景的书写，提供更为丰富的地域文学的构思路径。明代苏州笔记小说的兴盛，有其重要意义，该文体成为精英文人共同展现地方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独特性的渠道；且文本引发众多读者的抄录与传扬，后续产生诸多仿作，如《双槐岁抄》《四友斋丛说》等，进一步激发全国性笔记小说书写浪潮，促进文言小说的发展。同时，它展现地域学术思潮和学风转变的一个侧面，也对后来的笔记小说乃至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无论是人物书写的多样化，还是提倡复古并尊重个性、重视女性的立场表达，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文原刊《明清小说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吴晗，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与文献、社会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研究。
主编：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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