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谢有顺 | 生命实感、抒情声音,以及重建总体性的一种可能——论魏微长篇小说《烟霞里》

发布者:高赟斐发布时间:2026-05-20浏览次数:13


《烟霞里》发表于2022年底,此时距魏微发表上一部作品已经有十个年头。魏微的作品不多,但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这些作品为魏微积攒起了她的文学声誉。即便十年没有发表,也没有被遗忘,而且还有人在期待着她,这足以证明,魏微是一个重要的作家。《烟霞里》没有让那些喜爱她的读者失望,小说再一次显示了魏微作为一个小说家所具有的不凡才华。《烟霞里》中有故乡、小城、亲情、友情、爱情等魏微以往小说中常见的题材,也有全新叙事元素的加入。这部小说涉及如何在小说中处理自我的生命经验,在反抒情的时代如何抒情,以及如何在一个去政治化的个人时代重建总体性等当下文学重要的议题,面对这些难题,魏微在《烟霞里》中给出了一份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答案。


一、同情心、理解力与生命感

魏微的小说有一个特点,不是以情节或观念为中心,而是以人物为中心,小说中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即便有冲突,也是由人物的性格差异造成的冲突。魏微曾说过,她信奉“小说家的最大道德是塑造人物”。她笔下的人物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更像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有生活的质感,有温度,有人之常情,有喜怒哀乐,活在人际关系里,也活在时代关系里。



《烟霞里》也是如此。作者有足够的耐心去交代人物性格的来历,让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有迹可循,小说中的人物也因此让人信任。孙月华是不讨喜的一个人物,虚荣、要强、性子急,到老了还要各种折腾,这样的性格也不是天生的。父亲国民党的身份,让孙月华在成长过程中自觉低人一等,受尽歧视,自卑、敏感、争强好胜的性格是从这样的经历中慢慢生长出来的。人物让人信任,除了性格要有来历,转变也要有坚实的理由。田家明年轻时是江城一中的优等生,充满朝气的有志青年,来到李庄短短几年,就完全没有了那股气。小说写田家明结婚后,为了养家糊口,整个人被生活填满,被他的小家庭填满,虽然当初下乡时带来几箱书,但后来身边再没有人看书,自己看就显得奇怪。几年时间,他没有改变李庄半点,而李庄却彻底改变了他。

魏微小说中的人物写得好,更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对人有同情和怜悯。魏微是一个内心有善意的写作者,有评论家指出魏微是一个容易“感情用事”的作家,魏微的自我理解是:“是非观不明,道德的界限感不强。”道德的界限感不强,就不会轻易对人下判断,不容易有偏见。“我很喜欢看到人身上的缺点,因为那些缺点在我看来,它不是缺点而是弱点。”能同情、体谅人的弱点,也就容易宽容、理解人世间的种种破碎和不堪。关于同情,陈培浩在《魏微论》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同情不是简单的怜悯,同情的背后是对世界非凡的洞察、对人心充分的体谅和对命运辗转的叹息。同情并不像我们日常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同情总是被限制于种种世俗的偏见和道德的壁垒之中。凡人绝少能将同情普遍地施与他人,凡人总是站在自身的经历、体验、地位等变量铸就的价值观底座上理直气壮地臧否他人。甚至也不乏坚定的偏见,这就产生了深情的无情。对自己小世界的无限自信总不免于对另外世界的隔膜和指责。因此,同情就隐匿了。”陈培浩提醒我们,同情并不是一种廉价的自我感动,而是一种超越自身局限的非凡理解力。杰出的小说家大抵都拥有这样一种理解力。张新颖读完魏微早年写的长篇《流年》后说,“我喜欢这部作品还因为它明白人情物理。明白了,就能接受,能容得下世界,能产生感情,能爱,甚至能怜悯”,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魏微的小说能打动人,不仅因为小说家对她笔下的人物有同情,对人的复杂和丰富有充分的理解,还因为小说中有“生命感”。关于“生命感”,魏微在早年一个创作谈中谈到过:“我们评论一篇小说时,常常会用到‘生命感’这个词。我们会说,这篇小说写得好,因为这篇小说里有生命,那么什么是生命呢,不过是活生生的人的痛苦、欢乐、屈辱、血泪。这是每个作家都珍视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有的小说使我们看到了生命,而有的小说,我们却看不到呢?我想这里的关键,就是看作者是不是在他的小说里。有一次和几个朋友聊天,就觉得我们写作,每次必须放点血才行。”谈到小说的写法,她再次提到:“小说也是如此,说着说着就开始情真意切,简直是在跟人掏心窝子。这小说就算是写活了。”所谓“放点血”“跟人掏心窝子”,就是把自己完全放进小说中去,把自己最深刻的生命体验写进去,真情实感、真心实意地写。韩少功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这个‘血’是指货真价实的体验,包括鲜活的形象,刻骨的记忆,直指人心的看破和逼问”,他把这一点看作文学的血脉,“没有这个东西,小说就是放水,放口水,再炫目的技巧,再火爆或者再精巧的情节,都可能是花拳绣腿”。真诚、郑重、不油滑,不游戏,投注饱满的感情,这是一部作品有生命感的前提,也是能打动人心的前提。

在《烟霞里》中,字里行间有生命的温度,有触目惊心的疼痛感,尤其是在写田庄小时候渴求家庭中的温暖和爱而不得的委屈、失落、反叛,写田庄中年后父母各种折腾而又不忍心撒手不管,要去帮忙收烂摊子的疲累、无奈时。小说中情感浓度最高的部分是孙月华和田庄的母女关系,孙月华是一个不懂得怎么去爱子女的母亲,尽管也有爱,但她专制、暴力,在家庭关系里也要争强好胜,这些都给童年和青春期的田庄带来深深的伤害,魏微早年在一篇散文中也写到了母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暴力,写到这种暴力给自己留下的伤痛。田庄进入了青春期,外貌开始蜕变,一天一家人在吃饭,孙月华发现了田庄的变化,脱口而出:“怎么越长越丑了?”田庄听完,把筷子放下低头就哭了,这一个场景,魏微在散文《丑小鸭》中也写到过;不仅田庄身上有魏微的影子,孙月华身上有魏微母亲的影子,田家明、田地、田禾、外公徐志海等都能在魏微的一些散文中找到他们的影子。并不是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作时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诚意将自己内心里最深的生命经验暴露出来。

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放进小说中,不是魏微一开始写作时就作出的选择。初学写作时,和很多人一样,她刻意去写那些离自己很远的人和事,刻意回避个人经验,里面只有文学经验,这些文学经验来自她读过的那些外国名著——“那些名著比较有现代意识,因为喜欢,我就生硬地把它嫁接到自己的小说里,而全然不顾中国这样一个现实是否能消受它。”美国作家亨利·米勒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他说到,在《北回归线》之前他是一个没有任何独特性的作家,从喜欢的每个作家那里抄一点,作品的腔调和色调都是别人的,“那时候我很在意故事讲得好不好,有没有包袱可以抖。那时我更关心结构和叙述风格,而不是真正重要的、本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走到写作道路的中途,亨利·米勒才发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和感受,这些才是重要的、有生命力的东西。

钱穆在谈艺术时有一个观点:没有生命感的艺术,不能称之为艺术。哪怕是学拉一张琴,学绘一幅画,也要“把自己生命放进去”,“因为它是艺术,需要从人的心灵里面再发现”。这并不是多么艰深的写作理论,不过是一个朴素的常识。反



观当代小说,太过耽溺于想象和虚构,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抽离出去,未必是一件好事。


二、反讽时代的抒情

在以往关于魏微的评论中,抒情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语,抒情似乎已经成了魏微身上的一个标签。回顾魏微那些名篇,《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乡村、穷亲戚与爱情》《一个人的微湖闸》等,也会发现,它们都具有当下小说所不常见的以情动人的力量。《烟霞里》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魏微一贯的抒情风格。



中国古典诗学中,论及抒情,以情景交融为上,如王夫之论诗:“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魏微的写作某种意义上承续了这一抒情美学。小说开头,田庄出生,田家明第一次当父亲,魏微没有直接写他内心的激动、喜悦、感动,而是写了一场大雪,写田家明在雪地中看雪,“他抬头看天,雪花绵密,且柔且劲。雪花落在他的口唇里、眼镜上,口唇滋润,眼前模糊成一片”,大雪纷纷扬扬,天地苍茫,雪景圣洁,写的是田家明的内心;新中国成立后,田庄爷爷田英俊成了当地区委书记,返乡与儿时东家的小少爷在路上相遇,两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怎么写此时两人百感交集的内心世界呢?魏微宕开一笔:“天很冷,暮色更深了一层,田野昏昏沉沉,一只孤鸟飞在半空中,叫得嘎嘎的,声音凄厉。那一刻,田书记眼前突然现出两个小孩的身形,一个飞扬,一个寒缩,坐在生着小火炉的课室里,听塾师摇头晃脑讲《幼学诗》,一样不知世事,一样的懵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说,“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魏微能把人心中那些幽微的情感写得如此细腻,除了能理解和同情,或许也还在于她善于“以写景之心理言情”。

小说也不单通过写风景来抒情,有时还插入一个场景的描写,把情感具象化,通过一个具体的、充满细节的场景来抒情。田庄小时候两头跑,在爷爷奶奶家和爸妈家两边住,在爷爷奶奶家住的时候想家,小说是这样写她的想念的:“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弟弟,还有她家的小院子,堂屋、锅屋、灶台、豁嘴碗,拉风箱的声音,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有炸裂声。父亲劈柴的声音。母亲呵呵笑。院门口的小园地里,种着青椒、西红柿、青菜、萝卜、黄瓜。还有清晨和傍晚。点灯时分她最高兴,煤油灯的气味好闻极了,常常她会深呼吸。”还有夜晚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的场景:“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天,她和弟弟躺在小凉床上找牛郎织女星,找了半天,也没耐心,就互挠脚底板玩儿,笑得要命。她妈大喝一声:‘吵死了!’姐弟俩这才静了静,突然听见蛙声一片,父母继续聊天,母亲笑得咯咯的。”各种声音、颜色、味道,作者把小田庄对家的思念融入到了这一个个细节中。

《烟霞里》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抒情方式,把时间拉长,把当下的感受绵延到数年后来写,也就是通过写人物的记忆来抒情。比如写田庄对家人的爱:“很多年后,她都记得她在自家的院子里,看弟弟打陀螺,心里想,真好啊!时间你不要走,让这一刻永停留。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说笑的时候,或者一家人走在路上,父母低声说话,弟弟蹦蹦跶跶,这一幕幕都让她感动,希望每时每刻都停留。”写孙月亮对儿子的爱:“很多年后,孙月亮都记得那年春天的晚霞,那等艳丽、绚烂,像小狗、山峰,像浪涛起、波澜惊,人人都在霞光里,她抱着儿子很安心。她也记得她跟在婆婆身后,慢慢家去的情景;走到十字路口,跟女工们告别,看她们的影子落在身后长长的。她把宝宝递给婆婆,到对面的熟食店去买馒头、卤菜,一边回头看儿子,奶孙俩的影子落在地上长长的。”长久停留在记忆中的情感体验最为深刻,在回忆中抒情,情感也变得更加厚实、绵长。

以景抒情、情感具象化、把时间拉长,这些抒情都让小说的节奏得到了舒缓,在某一刻让时间停顿下来,让情绪充分展开,将人生中那些美好、温暖、暧昧、幽深的瞬间放大,小说也由此从密不透风的现实中挣脱出来,获得了一种轻盈的诗性。以上抒情的部分,熟悉魏微小说的读者都不会陌生,但在《烟霞里》中,抒情之外,还多了不少戏谑、讽刺,有些地方甚至是激烈的否定。从20世纪90年代田庄来到广州之后,小说的笔调开始转变,作者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庸俗、虚伪、油腻、空虚,不遗余力地进行嘲讽。小说写田庄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感到难为情,每次别人介绍她是作家时,她就脸红,要是把她介绍成家庭主妇,她要高兴得多;写文研院内部为了蝇头小利斗得鸡飞狗跳,写男男女女都不再相信爱情,各种不忠、出轨、调情,等等。下面这段话最能体现这种叙事腔调:

再别扯什么理想、伟大、情怀之类,文字就是个行当,跟打铁铺、豆腐坊没什么两样。首先,活儿要漂亮,精雕细刻,平时要琢磨琢磨,肯吃苦,要有工匠精神。她的同行中有几个做到了?全在混,满脸的功名利禄,还拿文化说事,还装!是这个让田庄吃不消,动辄脸红。她的意思是,钱可以挣,明着挣,别当婊子又立牌坊;差不多就行了,别吃相太难看,什么都要!怎么胃口就那么好?怎么不怕撑死?

为何同一部小说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叙事腔调,又该如何理解《烟霞里》中的抒情和讽刺呢?陈培浩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是魏微面对变化的经验内容作出的自觉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广州商业浪潮滚滚,世俗化、物质主义、反崇高,时代的气质牵制了写作的语言。魏微自己的解释是,读《围城》读多了,受其影响,另外,人到中年,“没法假装自己是个傻白甜,看一切都温情脉脉,不是这样的。人间从来就有恶意,既然有,那就写出来”。时代气息、阅读经验可能会对小说的语言有一定的影响,但对魏微这种感性型作家来说,生命经验的影响或许更为深刻。作家在写作时对语言的选择不一定全都是自觉的,魏微35岁来到广州,小说中的田庄是24岁,无论是魏微还是田庄,最深刻的生命经验和记忆都不是广州给予的,她们心心念念的是自己的小城,那些童年、青春的记忆,是生命中最深刻、最有感情的体验,而成年后,或者说精神成人之后来到的广州,都只是生命外部的经历,很难再投注真正的感情。前面提到,魏微是一个在写作时写着写着就容易掏心掏肺起来,完全投入进去的作家,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在写到童年、故乡、亲人时,感情是那样饱满,语言之中充满爱意,而到了广州,时代气息在躁动,心境早已和年轻时不一样了,叙事腔调发生变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烟霞里》写得更好,也更具价值的还是抒情的部分。近二三十年来的当代小说,反讽、戏谑、嘲弄、虚无、犬儒,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无论是一流作家还是三流‘段子手’,无论是长篇小说、综艺节目还是手机之中的一则笑话,幽默、俏皮、戏谑、调侃——反讽的庞大家族——成为语言修辞共同追求的风格”。而那些有耐心的、带着感情的风景描写,充分展开感官所感受到的声音、味道、色彩,丰富的心灵世界,则少之又少。当代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出于求新求变的冲动,不少作家都在迷恋、迷信智性的写作,着迷于形式的先锋和语言的游戏,追求冰冷的叙事,文学中的情感越来越稀薄。魏微笔下却保留了难得的抒情,节制、精微、幽深、饱满,既能入乎其内,深入人物主体进行深切的体察和同情,又能出乎其外,对情感进行冷静的审视。魏微小说中的抒情接续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又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在当下这个反讽美学当道的时代,尤为可贵。


三、重建总体性的一种可能

魏微以往的小说大多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生活,集中在个体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上,到了《烟霞里》,在保留上述题材的同时,还出现了以往小说中较少出现的宏大叙事。不少论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点,阎晶明认为在《烟霞里》中魏微不仅试图写下一个小人物的编年史,更在尝试为一个时代作记录,“《烟霞里》由两个文本构成,一是田庄从出生到成长,从求学、入职到迁徙、成家的自述”, “一是田庄出生、成长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重大的变革”;王威廉也认为,“这部作品对于文化与时代的直接描述,所用篇幅是极大的。这跟魏微早期关注个体情感与心灵的中短篇小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还指出魏微对于个人之外的“庞然大物”警觉的变化其实在早些年的《沿河村纪事》和《胡文青传》中已经初露端倪。小说写到田庄20岁时,对田庄有一段分析:“旁观者、局外人,不是冷漠的,而是带一点温情,游走于边际状态。很少为激情所驱使,也很少为时潮所动,哪怕是改革开放,因为她父辈曾身陷‘文革’的时潮。去政治化,如果不能说是她这一代人的追求,至少是她个人的追求,做一个生活中的人,保有日常化;简单说,就是做一个平常的人。一个小人物。”这段话可以看成是作者这一代70后生人的自我画像。不再关注时代、社会、国家这些外在于自我的声音,专注于一己的世界,成了绝大多数人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生于70年代,长于抒情和个人叙事的魏微何以会在《烟霞里》中开始转向所谓的宏大叙事?魏微笔下的宏大叙事又有何独特的创造?

对于有志气的作家,尤其是魏微这种对自我有要求的作家,写到一定阶段,总会寻求新的变化,寻求新的挑战。在一次对谈中,魏微谈到了她对“宏大叙事”的关注和理解,她提到年龄的增长使她开始关注自身之外的一些事物,阅读集中在历史、宗教、哲学上,“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人阅世就会有一个新的角度,就是把具体的人和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考量,这个时空背景,我认为就是以前我避而不谈的‘宏大叙事’”。《烟霞里》出版后,在与舒晋瑜的对谈中,魏微具体谈到了读梁启超《李鸿章传》的感受:“那文章写的!天才文字,情绪饱满,知人论世,笔力纵横,大开大阖,把晚清几十年的政治、军事、外交、人物全给端了,费字五六万而已。貌似写李鸿章,又不全是李鸿章,然而这才是最真实的李鸿章。”读了《李鸿章传》,魏微又去找来梁启超其他著作读,阅读过程中又遇上了梁启超的朋友圈,顺带读了不少学人的传记、年谱。这样的阅读体验,给魏微提供了写小说上的启发,即“注重总体性、整体性”,“写人状物,必得游离出去,将人事置于环境里来打量,方能看得清大略”。

小说加入宏大叙事,不仅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的命运变化,同时还是在提醒我们记住那些重要的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关注那些看似与自己无关的世界的变化:“人们的忘性太大了,如果不是写《烟霞里》,很多事我也忘了。‘9·11’忘了,中国加入WTO忘了,汶川地震忘了,北京奥运会忘了……全忘了。昨天山呼海啸,今天太阳照常升起,昨天的一切就等同于没发生。我写大事件,是为了提醒读者,我们曾生活在怎样的时代里,时而痛苦,时而欢欣,时而有荣光,时代的光照亮了每个人。那远在天边的,都有可能是你的,会跟你发生关系,哪怕是隐秘的关系;那边蝴蝶拍翅膀,这边会刮起龙卷风。世界万物均为一体,均有关联。区别在于,有些是直接关联,像改革开放;有些是间接关联,像‘9·11’。”《烟霞里》中的宏大叙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将人物命运的变化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也就是魏微所说的,将人物处境的变化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考量。如小说写到21世纪的前十年,地方政府大搞发展,一切以GDP为中心,不甘落后的孙月华夫妇参与进清浦县轰轰烈烈的“筑巢引凤”计划,最后赔尽家产,还欠下上千万的高利贷,田庄亦受其拖累。第二类,把公共事件融入个人日常生活中叙述,从个人的视角出发来讲述时代发生的变化。如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大陆开始逐步实行与台湾地区的通邮通航,小说从孙月华的生父给大陆写信一事写来。又如,八九十年代的广东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小说怎么写呢?1988年,田庄高考填报志愿,第一志愿填的是广州的中山大学。“为什么是中大?因为广东时髦呀:广州、深圳、粤语歌……全国万众一心,好比红星照耀中国。光是‘珠三角’三字,就令她心浮气躁,有大汗淋漓的感觉。”第三类,不是通过人物命运或日常生活来写,而是通过不同代人的代际变化来折射价值观念的变迁。小说中“一代”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作者试图通过捕捉不同代际的特征来展开宏大叙事。小说写了田家明这一代有理想的知青,写魏微这一代追求“去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通过田家明之口写两代人的对比:“你说幻觉也好,虚妄也罢,在我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凡事愿意相信,有劲儿。你们呢?活出劲儿没有?衣食富足,我就问你,带不带劲儿?瞧你们都活出什么样儿了?疲沓沓的!”

不难发现,魏微的宏大叙事并不像革命历史小说那样,“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它不着力于追求历史理性和本质,没有高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魏微的宏大叙事是有细节、有人的体温的,它融于小说人物的命运之中,日常生活之中,虽然不乏理性化的整体概括和评论,但最终还是从个人出发,以个体的经验为凭依。魏微很好地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结合在了一起,“她似乎在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来去自如,毫无障碍,我发现,她的方法其实也蛮简单,就是以一个女人家长里短的方式,把大事变成了小事,把外部变成了内部,把严肃的评论变成了轻松的闲聊”。魏微在《烟霞里》中展示的宏大叙事不是为了“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而是试图在个人命运的流转中把握中国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时代的气质和精神。这样的尝试在当下的文学中并不多见。

进入80年代,尤其是在“小说革命”之后,宏大叙事在当代文学中逐渐销声匿迹,个人叙事、日常书写、身体叙事等开始流行。“9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场域被各式各样的话语碎片所覆盖,个人‘力比多’开始起到更有效的推动作用,没有历史感和深度性的文本构筑成众声喧哗的当代现场。”刻意回避历史和现实中那些“宏大”事物的存在,作家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也变得空疏和单一。或许是时候重申宏大叙事了——这里所说的宏大叙事,不是要在宏观上把握社会和历史的走向,而是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提供一种对于个体处境的新理解。如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所说:“‘宏大叙事’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批判并没有使它成为一种过时之物,而是使叙述变得更有意识。”新的语境下,宏大叙事也要做出调整,在重视整体性的同时也要有鲜明的个体意识,同时吸纳80年代以来艺术探索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建立一种个人与世界的辩证法,“世界’是‘我’的世界,‘我’也应是‘世界’中的‘我’”。

宏大叙事的加入让《烟霞里》展示出当下文学少见的一种“总体性”。按照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的说法,“史诗可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小说则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建构隐蔽的生活总体”,“小说创作就是把异质的和离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种一再被宣布废除的有机关系”。詹姆逊对卢卡奇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这种作品可以使生活和经验被视为一个总体:它的所有事件,所有部分事实和要素,都作为一个总体过程的部分而得到直接把握。”回到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如李敬泽所指出:“一种中国之为‘中国’的总体性、‘中国故事’的总体性,一种中国1840年以来现代性进程之中的总体性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面对都要回应的。而对这个总体性的把握,或者说,在这个新时代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总体性视野,这是对这个时代文学的根本考验。”在《烟霞里》中,我们可以看到魏微作为一个小说家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所抱有的总体性焦虑,也可以看到她超克自身的限制,突破“狭窄的、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传统文人的话语全面占领而沾沾自喜的世界观”,“揭示并建构隐蔽的生活总体”的努力及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微的《烟霞里》也为当下的纯文学写作提供了一种重建总体性的可能。

 

四、余论

如果把小说分为经验型小说和知识型小说,魏微的写作无疑属于典型的经验型小说。经验型小说高度依赖写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多有自叙传的色彩。相比以书本和想象为写作资源的知识型小说,以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为素材的经验型小说大多更具情动的力量。当下文学现场,经验型小说正在逐渐减少,知识型小说越来越为新一代作家的偏爱。技术与资本使得现代生活趋向严重的同质化,现实似乎乏善可陈,面对相似的生活经验,想象力成了年轻写作者最为倚重的写作才能。只是,真正有创造力的想象又是多么稀少,更多时候,通过所谓的想象抵达的只是虚假的真实。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就会看到表面相似的生活背后有着全然不同的肌理,关键在于,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是不是有足够的尊重,我们的感觉是不是足够敏感。

真正贫乏的也许不是生活经验,而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对变化的生活熟视无睹,对内心深处那些微妙的情感体验淡漠,对时代所起的波动无感,这才是写作最大的敌人。与此同时,无所不在的外界信息也在冲刷着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经验,套用本雅明的话,“随着技术的巨大进步,一种全新的贫乏降临到了人类头上”。二手经验、虚假经验大行其道,在这种时刻,我们更要捍卫和守护那些珍贵的个体经验,我们不应轻易放弃那些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低水平的想象容易雷同,真正的个人经验才是独特的。所谓捍卫和守护,不是要迷信、沉迷于个人经验,而是要关注到时代巨变下个体真正的疼痛与欢欣。如果我们还相信“小说是迄今为止人类拥有的最高表达形式”,我们就应该面对真实的内心和真正的生活写作,这或许才是现代小说的意义所在。

 

原刊《上海文化》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李浩,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谢有顺,1972年生,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等。



【新刊目录】《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5年第4



专  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上海文化 

王启元 华洋杂处与文明汇通:上海近代城市的生长线索

专  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刘 轶 欧阳端萍小道亦可观:再议文化小传统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访  谈 

曾 军 金方廷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艺学:媒介、技术与文化生产的重构

理  论

袁 青 由“趣味”到“现象中的自由”——论席勒对“美的艺术”根基的构筑与转换

文  学

 莫雨曦 “新人”的塑造及其困境——王蒙《青春万岁》的个人想象与集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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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勇 重新回到人本身——评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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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登峰 触屏、“数字手势”及其空间逻辑:对手机界面的批判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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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高 洋 “魔力圈”的“内”与“外”:具身性视域下沉浸戏剧与遍浸游戏的假定性的比较研究

周志博 王玉玮 身临其境的具身想象:身体与影像交互的触感连接

韦拴喜 罗香杰 身韵、气氛与中和:国风舞剧身体审美的三重向度

笔  记

张 治 钱锺书中西文读书笔记系年相关证据考略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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