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动的状态，这一时期的变革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急剧变化。“人文精神讨论”最初是知识分子针对90年代的文学危机和社会现实问题发起的思想论辩，可以视为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试图重新审视自身角色和使命，并通过文学领域应对社会变革的尝试。这场讨论很快超越了文学范畴，转而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和责任的深刻反思。然而，尽管“人文精神讨论”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参与，但无论是参与其中的亲历者还是后来者，对讨论的结果似乎都感到不尽如人意。这些问题“在这个十年里，非但没有消失，我甚至觉得它们还在日长夜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直至今日，当年为讨论者所困惑、争议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甚至隐隐有扩大化之虞；因此，“人文精神讨论”仍有必要被重新梳理、重新阐释。
尽管从时间来看，“人文精神讨论”从发端到尾声仅持续了三年时间，学界对其反思却一直未曾中断，大多数研究采取的是“接着说”的策略，即对此次讨论未能完成的命题进行进一步阐释，主要包括对“人文精神”概念的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主要指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等话题的思考。由于90年代的特定文化环境及多重因素的影响，“人文精神讨论”呈现出不完整和未完成的特征。正如许多参与者后来指出的，这场讨论总体上缺乏深度，主要停留在问题的提出阶段，而未能深入挖掘和系统分析。此外，讨论过程中的主题频繁转向，范围不断扩大，导致内容的分散性增加。后来研究者如果仅仅关注已有的论争文章进行表面分析，很可能会陷入历史的陷阱，成为一名单纯的“记录者”，而难以透视这些文字背后的深层历史意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变革中的关键参与者，在90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社会价值观的重构，如何承担起社会责任，是值得研究的关键问题，这一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这场讨论的意义和影响。
一、“继续启蒙”与“告别革命”：知识分子的阵营分化
如果我们将论争置于90年代的时代背景中加以系统考察，分析其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发挥的功能及意义，可能会获得相对更全面的理解。事实上，所谓“人文精神”在当时并不属于新潮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场众所瞩目的“大讨论”，在于其恰恰切中了中国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过渡到90年代的精神焦虑。因此，在探讨“人文精神”的演变和影响前，仍有必要重回90年代的历史现场，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及思想状况。
那么，如何从历史角度理解“90年代”？以线性角度看，90年代自然应当是80年代的“延续”。文学史多用“启蒙”一词描述80年代的思想状况，具体到文学创作而言，则多涉及“人的解放”问题，如戴厚英在该时期发表的小说《人啊，人》，就提出了“要把人当人”的命题。在她的作品中，“人”有两种意义：一是代表思想解放的大写的“人”，另一是指欲望解放的小写的“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放人的个性，肯定正当的世俗性欲望（即小写的“人”的需求），成了社会大众的主流思潮。以上种种使我们回想起五四传统。事实上80年代也一直被视为“新启蒙”时期，所谓“新”与“旧”的对应关系，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处的历史逻辑是，既然80年代（以及随后的90年代）属于“五四的复现”，那么知识分子便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再一次充当中国思想界的“先锋”角色，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共识。贺桂梅指出：“人们总是倾向于把80年代视为精英知识群体的‘黄金时代’和‘理想主义’文化盛行的启蒙时代，一个更关注精神而非物质、更关注理想而非现实的浪漫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英雄’居于社会中心位置的时代……80年代也因此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时代’，一个超越了自身历史限定的提供着普世价值的精神时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毫无疑问地担当了“文化英雄”的中心角色，并将对历史的期待投入到90年代之中。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就不难理解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状况所发出的近乎神经过敏的激烈批评和不合时宜的担忧了：“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讨论者认为，社会大众对文学的冷落实质上反映了社会整体精神结构的困境，因而在讨论中使用了“人文精神危机”这一醒目的表述，意在强调这种危机涉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层面。这场讨论的目的也在于引起人们对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关注，促使社会反思并重视人文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显然，“人文精神讨论”在发轫之初就被知识分子寄予厚望，他们希冀能够如五四先辈一般，从思想角度达到“唤醒”民众，甚至“拯救”民众的效果，这种代际传承的“启蒙情结”始终萦绕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之中。
戴厚英：《人啊，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然而，历史毕竟不会再次重复。与80年代相比较而言，90年代更多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加速阶段。在此背景下，社会逐渐从以往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冻，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活力，世俗化的加速使得消费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历史的进步反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无所适从和不安，他们并没有感受到80年代所憧憬的乌托邦理想即将实现的满足感和激动，而是被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所笼罩，这种焦虑主要来自他们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的深刻洞察。在商品经济的强势冲击下，大众日益被物质生活所吸引，精神追求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被抛弃。而更加令知识分子担忧的是，部分曾经以倡导精神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逐渐淡化了对思想文化的探究和反思。这种现象不仅是对80年代启蒙理想的背离，也预示着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转型。如何在物质繁荣与精神追求之间重新找到平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时代命题。如王一川指出：“在我们看来，90年代人文精神的迫切问题，不是‘失落’后的‘继承’，而是‘衰落’中的‘转化’。过去的人文精神已经衰落了，而新的人文精神还没有生成。”为此，他们积极寻求能够重新唤起社会对精神价值重视的方法，以应对物质主义对文化和思想的潜在侵蚀。这种思考和反省不仅涉及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也牵动着文化重塑和社会责任的重大议题。
90年代初期普遍存在的“失语”感和阻塞感，很大程度上源于80年代结束时的创伤和现实的不确定性，这种创伤体验导致了以往经验和语言的失效和破碎，使得人们不得不以另一种形式诉诸政治理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文化想象依然以富裕、自由和人权为核心，李泽厚提出的“告别革命”便颇具代表性，他主张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通过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逐步实现社会的转型和进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李泽厚提出：“我并不赞成再搞什么启蒙运动（这种运动仍然是内容第一，破坏性的），而是主张要逐步建立各种形式，各种程序、法规、章程、制度。这种“告别革命”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西方思想界提出的“乌托邦的终结”不谋而合，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以悲观的笔调描写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末“从乌托邦走向鼠目寸光”，这是因为“乌托邦理想的命运是同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假如乌托邦曾经发现过一个家的话，那么这个家就存在于独立的思想家和咖啡屋的常客之间。因为这些人都已经不复存在，乌托邦的理想也就失去了吸引力”。然而，“告别革命”的论调所谈论的重点，其本质与“继续启蒙”无二，两者都有意无意地避开（或忽略）了市场、拜金主义和欲望等议题。因此，当1992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次加速，社会开始坦率承认市场化和金钱运作的“真相”时，中国思想界所经历的依然是面临“陌生”现实和无力阐释的困境。
本文无意参与进“继续启蒙”抑或“告别革命”的论争之中，事实上，这不过是当时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不同两面罢了。正如戴锦华所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精神’论争的双方之分歧所在，关乎于对90年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认识：究竟是面对前现代的中国仍须高举启蒙主义旗帜，还是大众社会正在瓦解旧有的社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系统？它潜在地包含了另一命题：90年代的中国是不是80年代的逻辑延伸，或者已然发生了深刻断裂？它同样潜在地关涉如何对待80年代及其精神遗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定位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功能（鲁迅还是王朔？）。”在“延续”与“断裂”的时代张力之间，知识分子试图运用“人文精神”这样的含混概念弥合两者之间的话语裂缝，显示出其内部阵营的分歧，同时也预示了这场讨论注定成为未竟的语词救赎的命运。
90年代的深圳特区
二、“人文精神”的话语分歧
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最关键的核心概念无疑便是“人文精神”。再次回到《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我们能发现，讨论者其实意在说明两种危机——“文学危机”和“人文精神危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在讨论者的表述中，“文学危机”是前因，并最终导致了“人文精神危机”这一后果：纯文学杂志阵地的减退与读者的日渐减少，进一步压缩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发展空间；随着文学地位的下降，人们对深层次文化和精神价值的追求也显得不再重要，社会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忽视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和发展，并最终导致社会文化素养的整体下降。因此，为了解决“人文精神危机”，《上海文学》编辑周介人说：“我们发出珍视文学的‘精神价值’——当时无以名之，姑且用‘人文精神’来命名——的提醒。我们的初衷是浅显而又明白的。”可见在发起者眼中，“人文精神”是一个无须自证的浅显概念，其“历史出场”似乎带有不言而喻的意味。这也使得“人文精神讨论”本身并未在“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及价值依归等方面达成明确共识，进而形成一种吊诡的局面：知识分子试图将“人文精神”建构为具有救赎性质的超验符号，通过自我指涉的批判路径实现主体的再生与价值重构；然而，被视作“灵丹妙药”的“人文精神”由于缺乏本体论维度的追问，也使得这味灵药始终游移在概念模糊性与功能实用性的困境之间。
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
这种做法很快招致了质疑者的批评，其中王蒙就坚决反对“人文精神失落”的说法，他尖锐地反诘：“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么？领引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在文中，王蒙始终对这种“人文精神”保持警惕，并有意识地将之与计划经济时代重理想、轻人欲的特点联系起来。至少在王蒙看来，90年代倡导的“人文精神”并非新鲜事物，甚至是披上了西方理论外衣的旧故，声称人文精神正在衰落的说法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相较于过去，现在的社会充满了丰富多样的人文元素和更加广泛的自由。既然“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关注和关怀，那么这种关注和关怀对象就应当同时包含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的物质层面等多个维度。王朔更是直截了当地反击道：“有些人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哪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
针对“人文精神”概念的含混不清，这场讨论的参与者们也在努力从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理论中寻求“名正以言顺”。不少学者就试图回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将“人文”一词与《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相联系，以此证明“人文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契合性。然而，此处所提及的“人文”含义与处于讨论话语中心的“人文精神”意义毕竟有着一定出入，朱维铮就认为所谓“人文精神”其实就是来自西方的“人文主义”，在梳理一番“人文”和“精神”两个词语在中国传统中的源头、人文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和在现代中国的传入过程后，朱维铮指出：“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的‘人文精神’进行‘寻踪’，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连概念也还处在混乱之中，多年来被左改右改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实相仍没有‘走出混沌’，便奢谈什么‘需要人文精神的高扬’，岂非戏谈？”在多层次的阐释中，“人文精神”这个概念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加清晰，反而显得更加复杂和模糊。诚然，人文精神涉及领域之广泛，确实很难以三言两语概况，但多元化的观点可能导致其核心价值和意义被稀释，反而使其本质变得更加难以把握。这也使得王晓明在整理“人文精神讨论”的成果时，依旧采用一种“宽松的”，或者说“讨巧”的方式来加以定义：“讨论者们愿意来提倡一种精神，一种关怀人在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人文精神’。”
对“人文精神”不同的解读和错位使用，反映了参与者们在知识背景、文化传统和成长经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他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往往产生误解和错位，造成各自表述，甚至答非所问的局面。因此，这场讨论既是对人文精神的探讨，背后更是知识分子不同个体间深层次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折射。90年代的知识分子难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造成了人文知识分子地位的失落，新的文化旗手（如王朔等人）不再是身怀启蒙使命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如陶东风指出：“精英知识分子在80年代为了文化的独立、为文化与政治的民主化而呐喊呼号、身先士卒。这个时候，像王朔那样的今日文化的受益者、弄潮儿在哪里……由市场化所推动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利益）的重新分配，似乎忘记了当年的文化功臣与文化斗士。这的确不公平，他们由此产生的心态的不平衡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人文精神讨论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精神空虚的反思与努力修复，以应对当下的精神危机。这次讨论也代表着他们试图重新认知和定义自身身份的尝试，以及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寻找新的立足点，这一过程充满了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特有焦虑和困惑，反映了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内心挣扎与希望。对于他们而言，“人文精神”更像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一个能指不断滑动的概念，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概念寻求共识，从而实现身份认同的目的，却在话语实践中不自觉地滑向符号的自我增殖，其批判锋芒往往沦为西西弗斯式的精神苦役。
三､“相信未来”：知识分子的“对话”姿态
从历史角度总结，讨论阵营的自我分化、讨论中心的概念含混使得“人文精神讨论”很难被称得上为一场“成功”的讨论。有人曾作出初步总结，“人文精神讨论”涉及的议题包括“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回顾与反省、对知识分子自我责任担当的警醒与讨论夹杂着对文学理想的召唤、对人生意义的寻思，甚至激化为对道德宽容的探讨”。这些议题互相交错、互相影响，并以“借题发挥”的形式扩展到对整个社会层面的批判中，使这场讨论从“众声喧哗”的状态而渐渐走向“无疾而终”。
在失去了统一制定的标准后，知识分子面临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所遭遇的“阐释失效”局面时，只能以“喋喋不休”的方式将关注的触角伸至社会思想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而使得“人文精神讨论”呈现出混乱无序的面貌。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知识界的思想贫困——其中固然有着来自外部意识形态的压制与桎梏，但更多则是在特定时代中的表达乏力。“90年代具备‘终结’与‘起源’的双重属性。所谓‘终结’，是指它处于革命世纪的尾声……所谓‘起源’，则是指90年代所奠立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制度与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日，不啻为理解当代状况的起源时刻……这意味着历史已行进至一个时空高度压缩与剧烈转型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空高度压缩与剧烈转型的阶段”，显然单纯地寻求传统或西方话语资源的做法都未能奏效，而对“理论”的过度痴迷则容易陷入某种无休止的、“为批判而批判”的话语迷宫之中。朱学勤曾指出：“海外学者这样谈，那样谈，无可厚非，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处境。令人失望的是，大陆学人跟风搭车，纷纷奔离脚下这块‘万有引力世界’，非要把一部充满形而下因素的社会变迁史，解释成一部貌似深刻的形而上的思想史……这样的人文学术，不接地气，当失底气，内在生命力萎缩，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这样的讨论中，中国的鲜活社会现实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成一个个空洞的文化符号，成为各种理论的注脚，而对外延性话题讨论的同时，“人文精神”本身的思想意义反而被淹没了，论者自然也就无法进行足够深入的探讨，只能对当下的思想文化现状反复进行批评，在涉及外部世界的评判中寻找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定位。于是，文学杂志的转向、作家对市场的迎合都成了“文学危机”“人文精神危机”的表征。作为人文精神讨论的亲历者，郜元宝在当时就提出：“1994年一部分学者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不是厚积而发的一次学术成果的展示，而是当代学术在不断下滑的过程中一次诚实的自责与坦白。”时隔20年后，当再次回顾这场讨论之时，他的反思可谓更为深刻：“所以要说那场讨论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我以为还是真实的个人和个性的缺席。说了一大堆学问，主张，主义，搬弄了许多连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名词术语，甚至因此把母语也糟蹋得半通不通，而结果只造成更加严实厚重的帷幕，把个人的真心牢牢遮蔽了。”因此，这场讨论与其说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倒不如将其定义为“以人文精神为观照的思想讨论”。
然而，倘若只是简单地计较“人文精神讨论”的成功与否，统计其讨论了几个问题、得出了哪些结论，则抹杀了这场讨论的时代意义和思想价值。在回顾“人文精神讨论”十周年时，王晓明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这场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动荡、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说是知识界第一次重新大声说话。正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许多人都会加入，因此，客观上就成为一个标志，一个知识界恢复思想活力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精神讨论”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真诚气质——它并没有放弃对社会现实、价值意义的整体性关怀，并始终将之作为应对时代浪潮变化而安身立命的根基，以及一种自我反思、自我要求，“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情怀，是这个阶层的精神特征。不具有这种精神特征的人，哪怕知识再渊博，也不能算作合格的知识分子”。值得说明的是，“这个阶层”的说法并不是精英意识的自我标榜，它将关注点放在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上，涉及的还是知识分子的主体世界、精神世界，这是一种积极介入现实的姿态，同时摒弃了过去印象中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身份。按照陈思和的说法，“此番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从根本上说是非政治功利性的……其标志之一，就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非广场型的，是用民间的讨论方式来思考如何将人文精神同知识分子本身的工作岗位结合起来”。
在陈思和的描述中，“人文精神讨论”是“非广场型的”，是一种“民间的讨论方式”，显然，这种姿态展现出与他们的五四先辈们的迥异一面—— 一种放弃从上而下进行“说教”的、平等的对话姿态。顾名思义，“人文精神讨论”是需要具备“讨论”的对话性质的，这也使得与之相关的大量文章都以“多人对谈”的形式进行，呈现出“对话体”的文体色彩。仅以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为例，里面就收录了相关的22篇“对话体”文章，这种对话形式不仅为讨论注入了多元视角，更有助于展现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使得人文精神的讨论不再是单向的观点输出，而是通过辩论和交流来加深理解和拓宽视野，进而促使人们在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视野下进行深度思考，推动人文精神的发展。因此，尽管在讨论过程中仍有零星的唇枪舌剑甚至谩骂，但这种“对话色彩”的讨论方式总体上还是使得各方观点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与碰撞。这种开放和多元的讨论形式，恰恰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在“多声部”中强调共同探讨、发现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性，为我们留下一个宝贵的文化史案例，也能为今日倡导公共讨论、建立公共话语空间提供独特启示。
因此，与其纠结于“人文精神讨论”的成败得失，倒不如采取一种“相信未来”的策略，将其依然视为“未定”的、仍需回答的时代命题，这种心态可以激励更多人参与到人文精神的探索中，鼓励大家以开放的态度和创新的思维去探寻新的可能性。通过不断的对话与交流，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环境，让人文精神在多元视角中得以发展。如王干强调：“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叙事人预设人文价值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是否定性的、批判性的。人文精神不是指导性的，它是无实施性的。如果把人文精神变成一种可以实施的蓝图或章程，那么人文精神就贬值了。”将人文精神视为一个“未定”的命题，意味着它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这样的视角使我们在面对时代挑战时可以保持灵活性，允许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我们总会遇到或熟悉或陌生的事物和问题，通过人文精神的不断讨论和实践，我们可以为未来构建一个更具人性化和可持续的社会，继续探讨如何在技术迅猛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中保持人性的价值和尊严。相信未来，意味着相信我们在面对复杂和未知时具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引用诗人食指的诗歌：“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四、结语
作为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事件，“人文精神讨论”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具体论争本身。30年来，“人文精神讨论”被不断重提，学术阐释在持续重构中不断被赋予新的诠释维度，更在技术异化加剧、价值虚无蔓延的当下，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思想枢纽。如今，人文精神的溃败早已从文学的危机转化为社会的整体性价值虚无，当人工智能开始解构人类思维的独特性，元宇宙正在重塑存在的基本形态，人文精神讨论未完成的命题——如何在技术宰制时代守护人的主体性尊严，如何在价值虚无中重建意义世界——反而具有了更迫切的现实意义。“应该怎样来理解‘人’？这恐怕是今天最深刻的一个文化新变与困境。它让我们重新意识到30年前用‘人文精神’一词来指称的那种对于社会进步来说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面对转变，知识分子可以做些什么？会做些什么？能够做出些什么？一系列的追问提示着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需要从90年代那种悲情的价值坚守转向更具建设性的文明对话，并在数字人文与伦理重构的交叉地带中重新确证人文精神的当代形态。
（本文刊于《上海文化》2025年6月号）
【作者简介】
薛展鸿，1994年生，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乌托邦思想与知识分子群体。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5年第6期
专 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上海文化
王徐清泉 白羽弘 海派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及其创新实践
专 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高 雅 黄意明节日舞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之路
访 谈
单世联 李舒涵“做”文化理论
理 论
唐祺林 艺术现象的发生学奠基——论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感性学”方案
文 学
薛展鸿 知识分子在90年代——对“人文精神讨论”的主体探讨
郑 琴 新时期地方文艺期刊与文学主潮——以1985年前后的《上海文学》为中心
张 曼 重塑上海文化审美共同体的期刊路径——以《上海文学》（1992—2008）为中心的考察
文 化
专题：DeepSeek与人工智能的迭代时刻
秦兰珺 真正的长期主义是文化的长期主义——DeepSeek和人文精神
郝煜东 机械缪斯的困境：DeepSeek会让互联网文化生产进入新纪元么？
曹 钺 接入DeepSeek：微短剧生产的后人类时刻
赵屹然 我们与机器共生的距离还有多远？——AI的兴起和后人类文化的伦理思考
文 艺
周珉佳 审美日常生活与隐性秩序外显——谈近年来新海派电影中的人民性表达内驱力
齐 伟 石应鑫 新时代上海题材电影：故事“新篇”与气氛美学
熊成帅 因父慈而子孝：《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家庭想象与“幼者本位”伦理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碧初《北海公园》
封三 新书推荐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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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社长：高渊
主编：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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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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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双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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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