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火了。面对AI的冲击，最近常看到此类说法：“文学（或某艺术）是人类最后的堡垒。”但老实说，我们能以很“异化”的方式搞文学，也能以很“人文”的方式搞技术。艺术不一定是人类最后的堡垒，技术也可以是人文精神的容器。“技术”和“人文”这两个东西，并非泾渭分明。要说清这重关系，可以有很多维度。今天我只想聊聊DeepSeek和开源文化。我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DeepSeek能横空出世，绝不只是个技术问题。“DeepSeek们”若想长期发展下去，人文精神的土壤是个巨大问题。
一、开源之起：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
DeepSeek之所以这么有影响力，除了性能好、成本低，更重要的是——开源。什么是开源？你有没有想过，你喝的可乐瓶子上竟然印着可乐配方？开源软件就是这样一种“可乐”，它的“配方”（即软件源代码）在不同程度上向社区公开，但恰恰是如此违反“商业直觉”的做法，通向了“开源”这一独特的软件生态和文化形态。DeepSeek就生长在这样的生态中，也继承了这个生态的气质与文化。
图1 DeepSeek的“开源周”公告
2025年2月21日，DeepSeek发布公告：接下来的一周，将陆续放出5个核心功能模块的源代码。公告结尾处写道：“这里没有象牙塔，只有纯粹的车库能量和社区驱动的创业精神。”这个帖子从内容到风格，都呼应着开源文化史中的很多时刻。
首先是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在GNU官网上的公告。20世纪80年代，软件产业渐成气候。以Unix为代表的一批曾经公开的软件代码走向封闭，像可乐配方那样受到保护。面对代码“私有”之势，信奉代码应该能自由访问的黑客斯托曼辞掉麻省理工学院AI实验室的工作，于1985年建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他一边开发被称为GNU的类Unix系统，许诺GNU不仅能实现Unix的全部功能，代码还将继续保持开放；一边建立被称作Copyleft的自由软件机制。Copyleft的核心是一种名为“普通公共证书”（General Public License，后称GPL）的协约。作为一种受Copyright保护的授权证书，GPL赋予人们使用、修改和二次开发代码的自由，同时要求任何使用GPL代码开发的代码也必须使用GPL。在介绍Copyleft的帖子中，斯托曼开宗明义：
我投身自由软件，皆因一种理想：传播自由与合作。我要助推自由软件的传播，用它来取代禁止人们合作的私有软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现在看来，斯托曼的天才在于，在Copyright的框架下，以Copyleft的方式为自由软件找到了法律保障。问题在于，他一直没有捣鼓出GNU最重要的内核，用GNU替代Unix的计划一拖再拖。直到1991年，另一名天才黑客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在刚诞生不久的互联网上传了他后来命名为Linux的类Unix操作系统内核代码，在公告中他有些随便地写道：
我正在编写一个（免费的）能用在386（486）AT机上的操作系统（纯个人爱好不是像GNU那样的大型专业系统）。从四月份起，我就开始捣鼓这个系统了，现在火候感觉快到了……我希望能得到一些你们的反馈，有什么地方满意或者不满意，都欢迎给我写信……
林纳斯发布的这一万行代码是如此漂亮，如此漂亮的代码又能这样公开！此举迅速得到全世界程序员的响应。在共同努力下，Linux 1.0于1994年发布，一个完整的类Unix操作系统在上千名志愿者的网络协作中诞生。Linux采用的正是斯托曼发明的GPL系证书，GNU/Linux由此成为开源软件的第一棵大树。1999年，两家为Linux提供周边服务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纽约时报》以《反叛的代码》为题报道了Linux的故事。Linux的成功带动了Apache（Web服务器软件）、MySQL（数据库软件）、PHP（编程语言）、Firefox和Chrome（浏览器）、Kubernetes（云计算平台）、Tensor Flow（机器学习框架）等众多软件，效仿Linux以社区协作的方式生产和传播。今天，开源软件已经占据软件市场的半壁江山，发展势头只增不减，有人这样感叹：“软件吞噬世界，开源吞噬软件。”
马克斯·韦伯有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资本主义的形成不只是政治经济的事，也少不了新教伦理的促进。派卡·海曼（PekkaHimanen）效仿韦伯，写下《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讲信息时代的形成不只是技术的事，也少不了黑客伦理的促进。这里的“黑客”并非网络犯罪分子，而是一群反对资本主义、厌恶等级制度，相信各种信息应该被自由访问、代码应该透明公开的技术高手。不夸张地说，正是黑客点燃了“共建共享”的火种，构筑了信息时代的独特文化景观。
斯托曼和林纳斯就是这样的黑客。在公告结尾宣扬“车库能量和社区驱动的创造力”的DeepSeek所继承的，也正是从这样的“黑客伦理”发展出来的信息时代精神。但必须承认，虽然“开源”的发生少不了“黑客伦理”，但开源的胜利却并非因为“黑客伦理”。林纳斯有句名言：“空谈无用，放码过来。”（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s）用在这里也合适。开源之所以后来能有那么好的发展，绝非因为信奉“自由与合作”，而是因为在生产代码这件事上，自由与合作确实具备不少优势。
二、开源之成：教堂与集市
开源之所以可能，首先根植于代码的特性。你把我的奶酪拿走，我就没奶酪了，但你把我的代码复制走，我依旧有一份。代码的复制、储存和传输不像原子实体那样“排他”和“费事”，因此网络协作才有发生的基础。其次，网络协作之所以流行，源于代码生产本身的需要。开源圈有句名言，“眼睛足够多，bug无处躲”（With enough eyes, allbugs are shallow）。对于复杂的软件，查找bug、修补漏洞极为费力；同时，一款软件经常要在不同环境运行，解决兼容和系统拓展问题都需要额外调整代码。开放源代码，一方面可以调动整个社区之力优化软件；另一方面，大家把成果都发布出来，也避免了闭门造车、重复开发。最后，开源方便大家多下载、多使用，有助于技术的扩散和传播。毕竟，一项技术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它有没有被“用”起来。尤其是对于软件这种重在“生态”而非“个体”的技术，更是“大家用才是真的用”。安卓就是借助开源构筑“安卓生态”，发展为移动操作系统的“事实标准”，从而身价倍增的。
1997年，黑客雷蒙德（Eric Raymond）在《大教堂与集市》（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s）中断言：“开源软件之所以能胜利，最终不是因为‘合作是道德的’或‘闭源是不道德的’，而仅仅是由于闭源世界不能赢得与开源社区间不断演化的军备竞赛。”他以教堂和集市为喻，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如果以微软为代表的闭源软件开发需要的是层级式的管理、规范化的流程，风格有些像壁垒森严的“教堂”；那么开源软件开发则需要社区自治、集体合作和可以让社区成员随时访问、调用和修改的源代码/数据库，风格有些像来去自由、结构扁平的“集市”。这也意味着，开源和闭源之别，并非如“正规部队”和“业余选手”那样在于水平上的高低，而是如“教堂”和“集市”，在于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开源社区并非乱哄哄的“游击队”，它在各方面都不缺乏秩序，只不过不同于“教堂”而已（参见图2）。
图2 闭源和开源软件生产模式比较
但其实，比教堂和集市的差异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大范围开展共同行动，创造复杂产出？如果曾经解决该问题惯用的方式是层级式的生产和管控系统，那么当新技术提供了新的沟通条件，一种异于层级的大规模网状合作模式也就随之产生了。这也意味着，开源不仅是一种软件开发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新型治理方式。或者说，是互联网提供的沟通便利，激活了文化和社会中既有的对话精神和协商精神，并借助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让“集市”式的生产成为可能。而这又进一步意味着，开源是否能健康发展，有赖于开源社区是否有肥沃的文化土壤，这个土壤中“社会”的自治水平越高、民众的对话协商能力越高，开源的文化土壤就越肥沃，开源就能被滋养得越繁茂。虽然在开源的发展中，决定其成败的不再是其起源阶段的“黑客伦理”，但依旧需要对话精神、自治精神、契约精神等与现代民主密切相关的文化基因做支撑。
三､开源之兴：企业战略和全民生产
上文说了那么多，一言以蔽之，就是开源体现的生产方式，更能释放信息时代的生产力。因此，开源虽然最初颇有“亚文化”的味道，但必然会发展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开源”的命名就体现了这一点。1998年4月，在一次开源会议上，大家决定避开使用斯托曼的“自由”软件，以减少立场色彩，让聚焦点更多落在生产方式本身。从此“开源”才替代“自由”软件成为上述软件生态及其生产方式的正式命名。相应的，在GPL这一Copyleft型证书外，人们也发明了MIT、Apache等宽松型证书。DeepSeek使用的MIT证书，就是一种只保留版权、对代码的使用无任何限制的宽松型证书。相对于GPL这种规定“你使用了我的开源代码，你的代码就也得开源”的证书，宽松型证书对开发者的多样使用乃至商业化使用更为友好。
事实证明，开源并非与现代商业不兼容，众多开源公司通过多样的商业化方式，一样实现了盈利甚至上市。对于整个软件生态更重要的是，很多大公司也开始把开源当作“企业战略”。大公司拥抱开源，当然不是为了做公益；还是因为开源能给公司带来好处。包括能给企业带来更好的名声，能调动更多脑力优化代码，能在贡献者中发现优秀人才，最终能降低产品使用门槛并提高市场占有率。比如，IBM于2000年宣布将Linux纳入企业发展核心策略，其多年来一直是贡献代码最多的Linux支持者。谷歌的安卓系统从2008年诞生到2013年市场占有率近八成，赶超塞班、苹果等闭源操作系统，仅用了5年。华为也借助“开源鸿蒙”战略，于2024年6月首次超过苹果IOS，成为中国第二大移动操作系统。而Open AI则是以开源（GPT1、GPT2）汇聚、做强生态，以闭源（GPT3）抢占市场的典型案例。今天，开源不只是企业战略，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被上升到了“科技战略”的高度。在我国，出于“自主可控”“可信人工智能”等战略考虑，开源被写进“十四五规划”等一系列文件。从此，我们就开始了以国家之力推动开源发展的进程，尤其自DeepSeek出圈以来，更是加大了对开源的宣传和扶持力度，也常常见到“开源中国”之类的修辞。这下，开源不仅在商业领域实现了开源和大公司的结合，也在组织上实现了自组织与组织的结合。开源的强大结合能力还体现在与内容生产活动的结合。
其中的代表就是维基百科（Wikipedia）。维基百科的内容版权使用的是GNU自由文档证书（GNU Free Document License）。GNU与维基百科的联合并非偶然。简单来说，作为“自由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生产方式几乎就是开源/自由软件的“百科”版本。但从维基“集市式”的开放协作中，并非就不能诞生质量堪比《大英百科全书》（“教堂式”百科的代表）的人类智慧结晶。2004年，开源文化的推广者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在《什么是web 2.0》一文中，从开源社区和维基百科等新兴网络服务的实践中，总结了被称作web 2.0的生产模式，提出“把用户作为共同开发者来信任”等新的内容生产特征，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用户生产内容（UGC）。虽然这种模式在中国曾被质疑“水土不服”，但最终还是在各种网络平台成功扎根：一方面，在互联网激发的全民创造中，生产出中文互联网的绝大多数数据；另一方面，也在曾经各领域的“教堂”外，建出了同样有影响力的“集市”——严肃文学外有了网络文学；期刊评论外有了豆瓣评论；新闻议题外有了微博话题；学院知识生产外，有了“知乎式”的知识生产。
虽然这种极具包容性的“结合”对开源不无好处，但为此，开源也付出了代价：开源的文化属性被剥离，伦理立场被遗忘，仅仅被当作一种中性的、工具性的生产方式来看待，似乎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随时拿来使用，又随时弃之不用。甚至有权威人士提出：“开源模式与闭源模式的本质差异不在于软件源代码是否开源，而在于软件需求是否明确，以及由此导致的软件开发者的群体智能如何发挥。闭源模式关注的问题是：在需求（规范表达）确定的前提下，如何高效汇聚开发团队的智力资源，以高质量达成目标，实现商业闭环……开源模式关注的问题是：在软件需求不明确的情况下，如何高效激发社会群体，自主探索更多可能性，分散开发成本和风险，接受市场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开源，也没有绝对的闭源。开源还是闭源，何时开源，开源什么，开源给谁，已经成为信息技术发展应对时代挑战、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战略。”
但开源，真的只是一种工具性的生产方式吗？开源真的能像工具一样，被毫不“违和”地随意取用吗？开源的健康生长，真的能脱离相应文化土壤的孕育吗？
四、开源之痛：文化土壤和文化适应
最近，开源在国内明显升温，一个重要原因是DeepSeek。说DeepSeek是“开源的孩子”，一点也不夸张。在算法上，它公开了核心功能模块的代码；在数据上，它使用的海量训练数据，绝大部分来自网络社区20余年来的“集市式”生产；在生态上，它正在成为各种智能应用的基座，至少在国产智能软件服务领域，大有成为“事实标准”的趋势。于是，人们欢呼，DeepSeek降低了开发AI的门槛，“腰斩”了使用AI的价格，倒逼其他模型开源，甚至搞得硅谷的大佬们也开始怀疑：自己那“非大算力/大资本不可为也”的技术路径，是否真的是必要的？当我们为DeepSeek和“开源中国”振奋的时候，不能忽视的是开源的文化土壤。换言之，如何让DeepSeek和“开源中国”可持续地健康发展？支撑开源生长的底层认知和价值观必须发挥作用。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华为首席开源联络官任旭东的一段反思开始：
类似于“沙漠种大树”的逻辑，目前国内开源界普遍存在一种“愿景号召式”的开源运动。这种运动常常通过大量资本投入来建设生态，或通过各种奖励激励开发者进行开源贡献。虽然资本的投入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也可能违背了开源本身具有的自然生长原则的客观性……最终，即使项目本身看似繁荣，也只能成为盆景，没有激发生态的自发内生力量……面对这些困境，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更符合开源本质的文化和生态呢？与沙漠治理不同，开源参与者的思想属性要求我们在生态建设之前，必须考虑到“人”的因素。早期的开源文化起源于“自由软件运动”，RichardStallman作为创始人引领了这一运动。LinusTorvalds在自由精神的感召下对Linux内核进行了开源。因此，从开源文化形成之初，自由就是其核心。
任旭东：《开源心法》，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5年
开源如果要在中国根深叶茂，就不能只有几个天才“极客”和几家民族企业的单方面“灌溉”。沙漠无法种大树。而使得沙漠成为沃土的，正是作为“养分”的伦理价值和文化精神。在其高级状态中，这是一种追求自由、乐于奉献的理想信念；在其一般要求中，这是一种公开透明、平等对话的自治文化；在其底线素养中，这是一种遵守约定、维护秩序的契约精神。虽然比起作为技术、产业、组织、政治的开源，上述因素常常是无形的，但文化却在开源的最深处，发挥着最根本、最持久的作用。
如果缺失这些人文精神，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这里只举一例。2022年初，著名的开源项目faker.js和colors.js被作者本人（Marak Squires）“删库跑路”（这两个项目使用的是宽松型开源证书MIT，对代码使用者几乎没有任何要求）。此前他曾在社区发帖：“我不想再用我的免费工作来支持财富500强（和其他小型公司）。”如果开源社区只有一味“搭便车”和“薅羊毛”的人，甚至把别人免费贡献出来的代码包装一下就拿来卖钱，那么随着核心贡献者的伤心出走，社区发展肯定难以为继。
涵养开源生态，文化起着关键作用。虽然在开源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曾经为了让它走出小圈子而有意淡化其底层价值，使其变得更中性、包容，但到头来，还是要面对开源固有的文化属性。此时，我们不妨再来反观，为了让更多的华为和DeepSeek不要总是面对“沙漠种大树”的困境，自由、奉献、平等、对话、诚信，我们的文化土壤还缺什么？这里的问题，并非技术的归技术、人文的归人文，人文和技术本就可以相互滋养。很多时候，人文价值借技术发明方能落地，而技术有了人文精神的支撑和引领，才能在造福于人的同时，繁茂生长。
五、结语：AI时代，人文何为？
最后，让我们直面一个最近很火的问题：AI时代，人文何为？一百多年前，我们发现，仅仅学习别人的技术和制度，是不行的。技术和制度，需要有配套的文化支撑，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时过境迁，我们虽然已从“师夷长技”走向“伟大复兴”，但前人的教训不能忘记。技术、制度、文化并不是孤立的三个板块。很多时候，技术、制度、文化指向的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层面。开源牛，牛在技术，更牛在制度与文化。开源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兼具技术、制度和文化维度的混合体。
AI时代，人文的价值绝非像很多公众号宣扬的那样，成为“未来的非遗”，或守护“美好的缺陷”。人文发挥作用，也并非一定要成为懂技术的“新文科”。即便只是为了技术能够健康发展，人文也必须始终在场。但这样的人文，或许不只是学科化、项目化的人文，也绝不会是被异化、工具化的人文。它应该成为一种滋养技术和社会的文化土壤，一种兼具日常性和国民性的“人文素养”。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发展的“长期主义”。但我想补充的是，真正的长期主义，不是技术上的长期主义，而是文化上的长期主义。因此，今天所有为了科技竞争而忽视人文教育的做法，都是短视的。当然，人文从业者也要反思，近年来究竟做了些什么，把自己局限在学科和项目的狭小空间，是否对得起“文以化人”这一“文化”在其命名中写入的使命。
【作者简介】
秦兰珺，女，1986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介文艺、软件研究。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5年第6期
专 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上海文化
徐清泉 白羽弘 海派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及其创新实践
专 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高 雅 黄意明节日舞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之路
访 谈
单世联 李舒涵“做”文化理论
理 论
唐祺林 艺术现象的发生学奠基——论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感性学”方案
文 学
薛展鸿 知识分子在90年代——对“人文精神讨论”的主体探讨
郑 琴 新时期地方文艺期刊与文学主潮——以1985年前后的《上海文学》为中心
张 曼 重塑上海文化审美共同体的期刊路径——以《上海文学》（1992—2008）为中心的考察
文 化
专题：DeepSeek与人工智能的迭代时刻
秦兰珺 真正的长期主义是文化的长期主义——DeepSeek和人文精神
郝煜东 机械缪斯的困境：DeepSeek会让互联网文化生产进入新纪元么？
曹 钺 接入DeepSeek：微短剧生产的后人类时刻
赵屹然 我们与机器共生的距离还有多远？——AI的兴起和后人类文化的伦理思考
文 艺
周珉佳 审美日常生活与隐性秩序外显——谈近年来新海派电影中的人民性表达内驱力
齐 伟 石应鑫 新时代上海题材电影：故事“新篇”与气氛美学
熊成帅 因父慈而子孝：《哪吒之魔童闹海》中的家庭想象与“幼者本位”伦理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碧初《北海公园》
封三 新书推荐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高渊
主编：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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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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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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