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霞：我们注意到您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大致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前期集中在城市物理空间，后来则比较关注人文社会空间，用您自己的话说就是从“肌理”到“机理”。如何理解这个“机理”的具体内涵？
万勇：城市“肌理”与“机理”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表与里的关系、外在与内在的关系、有形与无形的关系。“肌理”体 现物质的构成、布局和形态，即城市、街区或建筑“长成什么样子”，我们认识它，即“知其然”；而“机理”揭示物态背后的原理、逻辑和规律，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分析、了解它，即“知其所以然”。
我本科、硕士、博士阶段，都是工科的城市规划专业，侧重于城市物理空间的规划和设计；又先后在高校城市规划院系、建设管理委、规划土地局、规划院从事空间规划相关工作，物理空间的形态、布局、风格、风貌等是关注重点，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是经常使用的专业语言。可以说，这些工作多围绕城市外在“肌理”开展。
2010年后，我又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展历史地理学和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后工作，并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城市更新相关领域访学，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开展城市研究，尝试在关注有形物质之余，探讨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具体就是努力理解人、产权、利益，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人文精神，向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学习，思考城市变迁的规律、物理空间的“密码”、“有形”与“无形”之间的逻辑，试图做到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找到连通过去、现在、未来时空的规律，探求建筑与人、物质与精神、规划与文化的内在关系。
如果说我前一阶段的工作主要针对城市的“肌理”，即城市的物理空间，那么后一阶段便是努力探寻物理空间背后的“机理”，即内在逻辑和规律。而这两个阶段又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前面积累的空间表达技能和形象思维能力，就不会有后面开展的各类相关分析。
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我先后收集到大量珍贵的历史地图，组织进行了扫描、拼合、清绘等基础性工作，继而开展了图形分析、数据提取、场景再现等较为系统的工作。包括复原了上海不同历史时期主要城区（或重点地区）的总平面图、建筑功能图、土地利用图乃至效果图、动画等，以及道路、建筑等的建设时序图，并借此生成不同类型房屋和不同功能建筑的空间分布图。通过对近代上海空间形态、土地利用、功能布局、道路水系、基础设施等进行比较直观的研究，力求实现“时—空”的交互和统览，努力结合城市史、历史城市地理等历史人文学科与城市规划、建筑学等应用学科，尝试从“想象历史”到“直观历史”，探索实现“看得见的城市史”，努力站在历史的高度，解析空间生产的内在机理，思考未来城市空间发展和功能塑造的内在演化趋势，形成一些基本结论，提出一些工作建议。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发现很多深藏在物质空间背后的逻辑，如：近代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多位于外滩第一界面，发展中的内资银行多位于外滩背后的第二界面（江西中路中北段一带），而钱庄多位于“后马路”街区（宁波路、天津路等）的大型里弄内，后经查阅相关历史文献，方才发现近代上海金融业设施空间分布的内在逻辑。又如，福州路作为大马路，中段沿线分布了很多大中型书局、书店、出版社，而与福州路垂直的小马路山东中路沿线则分布了很多相关的小型印刷所、印刷行，附近的昭通路沿线分布一定规模的旧书业和包装业，而报馆则更多接近信息源，从而形成传媒业内多功能相互咬合的空间特征。再如，福州路中西段地区菜馆、旅馆云集，菜馆一般沿福州路街面布局，而旅馆内置于街坊纵深且仅有门头朝向马路，还有浴池、娱乐（包括跑马场）等穿插其间，体现了近代上海相关服务业的产业生态关系。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这些都是在详细的空间分析后，结合历史文献得出的一些认识。
1939 年上海市区城市风貌意向图
陈云霞：接着刚才的话题，您认为这种跨学科的转向与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有怎样的关系？尤其是您认为精准、精细的图形分析对于城市研究特别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万勇：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存在多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倡导人民城市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因此需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更加关心人的需求。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成为城市管理、服务的重要评判标准。
二是逐渐进入存量时代。过去，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驱动下，一些城市经历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式的迅猛发展。如今，城市运行的底层逻辑悄然变化，需要打破过去的增量拓展、大拆大建等路径依赖，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在此背景下，城市更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倡导小规模、渐进式发展，注重高质量、可持续、精细化、轻扰动。同时，由于城市更新工作主要针对存量空间、既有建筑、建成环境，而这些对象往往经历过较长历史进程，人文积淀丰厚，因此需要更加关心人文挖掘和保护传承。
三是逐步迈入智能时代。通过融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城市管理、公共服务、产业生态等都面临系统性升级。然而，城市不是冰冷的增长机器，需要人文的润泽。城市中的人作为个体，有社会需要和精神追求；而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也有其特色、品格和精神。因此，需要通过将科技与文化结合起来，促进形式与内容、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使城市成为富有想象力、美学追求、人性光芒与精神境界的空间。
所有这些时代特征，都需要在开展物质建设的同时，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社会需求和发展需求，在规划建设中注入文化基因，在科技创新中融合人文精神。这些都需要打破专业、行业藩篱，开展跨学科、跨行业合作，真正实现“无界融合”。可以说，新时期的跨学科合作是城市研究的“蓝海”，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我本人也在跨学科研究中取得了些许进展，先后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应用研究中，尝试加入历史人文挖掘、萃取、植入和呈现，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运用一些城市规划的形态表达和空间分析方法，在人文遗产研究中，结合一些基于空间的数据提取和统计分析方法，等等。
例如，图形分析方法的运用，对传统城市史研究而言，往往大有裨益：
第一，当下的快餐文化催生了读图时代的到来。在一个推崇速度和效率的时代，读图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具有主导性、覆盖性的文化景观之一。为因势利导地对城市历史进行研究与呈现，有必要结合文、图、数等多种形式，实现优势互补。
第二，图形是一种很好的记录城市的工具。再严谨的文字、再精确的数字，都不如把图形呈现在人们眼前来得更加直观，方位、大小、布局、形态等空间认知因为有了图形而清晰。地图、绘画、影像、木刻、碑刻、遗址等，都属于直接的图形表达，可以让历史景物一目了然，让城市记忆犹在眼前。
第三，图形是蕴含大量数据信息的载体。以往形成并留下的空间信息，若没有经过特殊的加工和处理，很难直接成为可利用的规范数据。因此，收集与整理这些历史图形数据非常重要。特别是矢量化后的图形，可以深刻揭示城市发展的内在机理。
第四，日益成熟的科学技术为可视化地记录、呈现、体验城市提供了便利。扫描仪、电脑和各种软件，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人工智能等各类技术手段，可以整理、记录城市影像，分析、处理空间数据，复原、再现历史场景，甚至实现走进记忆、触摸历史、穿越时空的效果。
第五，图形可以用于汲取历史智慧、规划未来空间。那些潜藏在图形背后的无形空间“密码”，绘制了每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DNA”，有必要通过对图形的解读、挖掘，给后来者以启示。如此，才谈得上对现状的改造、更新，对未来的谋划、布局。
陈云霞：在您转型后的研究中，开始关注城市史和建筑史。请问您怎样看待城市形态演进脉络对未来城市空间形态发展及丰富城市历史人文内涵的意义？
万勇：城市形态综合反映了城市集聚地的产生、成长、更新、形式、结构和功能。城市形态的演进，往往与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交通区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乃至军事防卫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座城市所呈现的所有现状和表象，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例如上海，在上千年时空演进中，作为有机生命体，经历了类似从胚胎到襁褓、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成年的长周期成长进程。如今，这座都市渐渐成熟，并从过去“长块头”逐渐过渡到“长心智”，通过城市更新、转型升级、“产城融合”、保护传承等一系列途径，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逐渐建设成为一座既物质富足又精神饱满、既成熟又卓越的全球城市。因此，研究城市形态演进，往往具有基础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我开展城市形态演进研究，先后经历了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最初，依托历史地理学博士后研究和写作专著《近代上海都市之心》，通过对重点历史街区（上海外滩区域）进行细致的空间解析，厘清城市中微观尺度的空间演进，期间得到葛剑雄教授指导。其后，依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上海通史》之“时空演进卷”的编撰和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有关展示模块设计等项目，对近代上海城市功能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并初步厘清了中观、宏观尺度的上海城市空间生产和总体时空演进，过程中得到伍江教授和熊月之研究员的指导。再后，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沿海口岸城市功能区时空演进研究（1840年至今）》，尝试利用之前的城市研究方法，开展沿海第一界面城市的时空演进研究，总体上引入“时区”“时效”“时态”等概念，分别论述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特定空间生产区域及其规律，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城市功能效应、空间效应和人文效应，从特定时点和视角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城市人文遗产保护等，以此梳理沿海城市时空演进中的共性规律和个性特征。这些工作，使我渐渐看清城市的成长过程，领悟城市一路走来的空间逻辑，并尝试思考未来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使命与依循。
其中，我在开展上海城市时空演进时，通过对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的比较分析，将1843— 1949年间上海城市形态演进划分为六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内外城、新旧城、带状城、三向城、块状城、主副城。另外，还阐释了上海时空演进的几个鲜明特征，可归结为：江河主轴、一路向海；圈层发展、走向开放；多元融合、异质交织。厘清这些脉络和特征，有助于把握未来城市形态演进、空间结构优化的方向和主线。
左图为1860-1861年间城乡形态示意图 右图为1862年上海城乡形态示意图
综合来看，一座城市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建设，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加以审视、揣度，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少留遗憾，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规划师在开展城市规划特别是名城保护、城市更新等专项规划时，设计师在进行建筑、环境、公共艺术等各类设计时，如果都能够更多地学习、消化城市历史和人文知识，系统整理、提炼、吸收历年的城市研究文献，将无形的历史文化作为规划编制的依据、设计思想的基础和创作灵感的源泉，从而植入有形的物理空间，营造有底蕴、有品位、有温情的城市环境，进而以这样的环境影响人的行为、提升人的素养、培育人的精神，那么将对“人文之城”建设和城市软实力提升大有裨益。这样将既转化人文社科界的研究成果，提升规划设计的水平与品味，还有利于增强规划建设的开放态度、人文意识和科学精神。
陈云霞：请问您如何看待人文性在城市更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多元目标导向中的位置？这种人文性与上面所说的历史人文内涵有怎样的关系？
万勇：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古人讲，“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而文化便是城市之根。
城市更新工作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旧城复兴的重要载体，是落实城市规划、推动城市转型、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抓手。过程中，不仅要实现空间环境的改善，还要兼顾社会、经济、治理、文化等多重目标，达到“见物见人见精神”的综合效果：“惠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才能在城市更新中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发展”，通过城市更新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创新消费场景，为城市注入更多活力；“优治理”，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注重在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外，在前述工作的同时，还要“彰人文”，在城市更新中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文化遗存，更好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以上海愚园路街区更新工作为例，该项目通过持续8年的城市更新行动，在同一个街区实现了多元目标。在民生上，开展了172个卫生设施改造等“补短板”工作，解决了长期困扰沿线老旧小区居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在经济上，实现了沿街商业和居住的有效融合，改善了潮牌、西餐、咖啡、柴米油盐、修补匠等100多家个性化小店的经营状况。在治理上，广泛调动沿线居民和商家参与社区营造和微更新计划，倡导对街区工作“指手画脚”。与此同时，该项目还在文化上串联了百年马路上的丰富人文资源，打造了教育基地、历史名人墙、“故事商店”和公共市集，同时以“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实现“烟火气”与“文艺范”的混搭，“有温度”的更新和改造让街道空间充满活力和人性关怀。
可见，人文是城市更新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以人文赋能城市更新，通过充分挖掘和植入人文元素，坚守街区人文底色和调性，体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品味，可以帮助形成新功能、新业态、新场景，产生溢出价值，凸显文化软实力。一些城市更新项目在称谓上就很好地借了人文的力，比如：因位于中共一大会址周边，由“一+大”联想成“天”，进而诞生“新天地”地名；因位于外滩（The Bund）沿黄浦江向西的延伸方位，由“West Bund”翻译而成的清新脱俗的地标地段“西岸”（即徐汇滨江地区），如今也蜚声沪上。其他还有外滩源、田子坊、思南公馆等一系列项目称谓，都蕴涵人文的影子、人文的力量、人文的价值。
可以说，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更新人文向度的重要基础。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历史地名、历史事件、历史文化名人、传统民俗等，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深厚的积淀和丰富的素材，是塑造城市特色、展现城市魅力的基石。同时，历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价值观、精神信仰等，经过长期沉淀，成为城市的精神象征，影响着居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城市更新注入了内在的精神动力，有助于形成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城市人文环境。
与此同时，人文往往成为城市更新项目中最深沉、最有长期价值的力量，既能让市民更好地了解和认同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增强归属感和自豪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又能推动经济发展，吸引更多人前来旅游、投资、居住，带动文化产业、旅游业等的发展，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还能提升环境品质，通过巧妙植入历史人文元素，营造温馨、舒适、宜人的建筑、空间和景观，提升城市环境的整体品质。
陈云霞：那么，怎样看待文化在城市发展、更新中的角色以及文化与城市空间的关系？
万勇：一座城市面对时空演变，要努力实现城市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其中，有两个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城市发展中尤其重要。
第一个关系，是城市物质的相对改变与城市精神的相对不变。
在我国物质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文化建设如何同步推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命题。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因资讯发达和科技进步，呈现高能爆发与快速迭代之势。在如此快速的扩张与变化之中，需要找到恒久不变的“文化之锚”，营造市民的精神家园，形成归属感和自豪感。而这个“文化之锚”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便来自历史文化，即基于城市本源的认知与记忆，以此树立一座城市特有的文化自信。如果从这个视角理解了城市的变与不变，就很容易理解历史文化对于城市的重要价值。
如何将一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丰富而又庞大的历史人文元素体系分门别类地融入城市规划与建设，是新时期人文城市建设的应有之义。要建设城市市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之锚”，就需要保护与传承历史文化。在当前大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的进程中，作为既有环境和存量空间的历史人文积淀比新建环境和增量空间要深厚得多，其人文元素显性化日益重要，是一座城市彰显自信、锻造品格、塑造特色的重要手段，是以文化精神的“不变”应物质空间的“万变”的重要手段。
第二个关系，是城市生活的相对改变与城市物质的相对不变。
城市不变，建筑在变；建筑不变，人在变；人不变，生活在变。一座建筑一旦建成，一般能够矗立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而建筑所承载的人、功能、产权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可能会快速变化和迭代。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在科技高速发展的驱动下，如何以相对稳定的物质空间，承载日新月异的生活、生产需求，是绕不开的时代命题。
这也是城市有机更新的目的所在，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更新，以轻资产、轻扰动、微改造、微治理的方式，在不进行建设性破坏（大拆大建）的情况下，让相对稳定的物质空间去适应流变中的人及其生活，即以物质空间的不变，应生活方式的万变。从这个视角理解了城市的变与不变，就很容易理解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理解从大拆大建过渡到有机更新的重要价值。
陈云霞：城市人文遗产保护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其中城市历史建筑及空间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都是需要考量的要素。您在研究中提到城市人文遗产对城市发展具有正向作用和战略意义，请问如何理解这种正向作用和战略意义？
万勇：上海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拥有丰富的人文遗产。保护这些人文遗产，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我的理解，至少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文化价值。保护好文化遗产，守住城市的记忆，告诉人们我们从哪里来，是对历史的责任。外滩老建筑、石库门里弄、工人新村、工业遗存等，承载着城市的记忆，是上海历史的生动写照，能够让人们了解和感受城市的发展脉络。众多的城市人文遗产也为上海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使其成为一个底蕴深厚、富有魅力的城市。文化遗产具有稀缺性甚至唯一性，承载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是世世代代的城市建设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二是社会价值。文化遗产具有城市认知意义、宣传教育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精神财富和社会价值。保护城市人文遗产能够让城市居民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有更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与城市的情感纽带，进而激发居民建设和爱护城市的热情。人文遗产保护项目又往往需要社区居民的参与，这有助于促进社区凝聚力的提升，增进居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社会和谐。
三是经济价值。城市人文景观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带动了酒店、餐饮、购物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人文遗产保护还能带动文化创意产业、艺术产业等的发展，一些项目形成集艺术创作、展示、交易为一体的文创园区，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可以说，文化遗产是历久弥珍的，从而与一般现代建筑存在相反的价值趋向。一般现代建筑随着时间推移而在价值上有所减损，而文化遗产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醇厚、珍贵，可以为未来守护本源、累积资源、蓄积能量。
四是形象价值。上海独特的人文遗产使它在全球城市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外滩、石库门里弄等标志性景观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成为上海的城市名片，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人才和各类资源。同时，保护人文遗产有助于塑造上海“历史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并存”的城市品牌形象。这种独特形象使上海在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因此，人文遗产具有综合价值。在城市更新中，既要看人文遗产的显性价值，即作为房地产标的物的直接价值、物质价值、自身价值、短期价值、有形资产，也要看其所蕴藏的隐性价值，即作为人文遗产的间接价值、精神价值、附加价值、长期价值、无形资产。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在城市更新理念、模式、策略得当的情况下，隐性价值可能转化为显性价值，甚至远远超越显性价值。因此，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定量定性相结合的人文遗产价值评价标准和评估体系，综合审视人文遗产的多维价值。
左图为1997 年上海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右图为2010 年上海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陈云霞：近年来，上海老城厢更新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您如何看待上海老城厢的地域特色及其更新路径的选择？这当中应如何体现人文性？
万勇：上海老城厢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江南沿海传统城市在特殊时空背景下进行现代化的缩影和折射。一方面，老城厢与江南地区其他城市有一定的共性，在上海开埠前，都具有江南传统市镇发展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老城厢由于自身区位条件，逐渐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上海开埠至今已有180余年，随着沿海港口贸易城市（南北文化融合）、国际港口贸易城市（中西文化融合）、传统江南商贸城市（区域文化融合）属性的不断加强，老城厢历经风雨沧桑，形成自身独有的特质，既不同于传统市镇的古香古色，又不同于租界地区的“中西合璧”。总而言之，如果说上海是具有江南文化底蕴的“江南的都市”，那么老城厢就是“都市里的江南”，是难得的城市标本。老城厢城市形态的变迁，是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相互影响下持续内生和外化的结果，有着与众不同的空间特质。
一是老城厢的街巷体系是传统农业社会和江南水网城市自然衍生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出于改善交通和市政的需要，老城厢区域开展了“填浜筑路”工程，因水系线形丰富多变而导致街巷自由伸展，造就移步换景、景随步移的效果。这些街巷体系，是老城厢的“毛细血管”，也是老城厢区别于其他现代城区的最大特质之一。
二是蛛网式空间的曲径通幽。如果说原租界地区和现代新建城区的道路体系是格网式的，那么老城厢的街巷体系则具有明显的蛛网式特征，弯弯曲曲、宽宽窄窄、凹凹凸凸、折来折去，形成曲径通幽的空间效果，是江南传统空间肌理的原真体现，很多路口呈现错位、丁字、L型等形式，形成全步行交通体系。
三是具有江南民居建筑特征。原租界区域建设的里弄，往往是一间一间组成一排、一排一排组成一个地块乃至街坊，从而很难从根本上拆解为一个个产权单位。同时，其布局有较强的连续性、韵律感和节奏感，“重复”是里弄的显著特征。而江南民居建筑则不然，这些建筑并非规划而成，也非通过有组织的房地产开发而统一建设，而是在零星土地自然交易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自然、自发、自组织的状态，呈现碎片化特征。这些建筑区别于里弄，可根据地籍线来肢解、龟裂为建筑单体或小规模建筑群组合，从而可拆解为一个个产权单位。同时，由于这些建筑因地制宜，所以很少有完全相同的民居和宅院。
基于上述特征，我于2020年在《文汇报》撰文建议探索两个更新路径：一是探索老城厢小微地块出让机制，出让地块的面积规模可慎设下限，而上限是不超过原有地籍单元面积，特殊情况才整合相邻地丘。如此，方可因地制宜地引导分散化的小微地块的更新方式，甚至鼓励“原子化”的有机更新。拼在一起解决不了的问题，拆开了、化整为零了，也许办法会多一些。二是探索微更新机制，不对道路、建筑采取简单粗暴的“拉拉直、放放宽、排排坐”等做法，而是努力开展“针灸式”的“微雕”“微创”，倡导单体建筑的自我修复、完善、提升与小幅度改建，从“大破大立”走向“微破微立”。倡导多元化的实施主体、多样化的模式创新、灵活高效的组织机制，并明确相应的政策机制和技术规范。
在有机更新中，倡导对典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历史活动、历史民俗、历史地名等历史人文元素进行空间定位、形象抽取、风貌提炼，并成为规划和设计创作的主题依托、灵感源泉。如上海天灯弄的天灯意象、梦花街的人文精神等，这种具象或抽象的物理形象呈现，对于后人理解历史文化大有帮助。类似的还有红栏杆桥、金家旗杆街、花园街、香花桥、竹林庵、柿子园、梧桐弄、花草弄、登云楼、黄泥墙桃园等画面感很强的历史地名，都可能为环境营造提供灵感。又如历史时期曾有的水系，以及附着于水系的桥、船、帆、石阶、驳岸、栏杆、码头、渡口等历史物质元素，可巧妙融合其物理形象和文化意象，结合历史水系沿线（现多为道路）的环境设计，在道路铺砌、景观小品、街道家具、植物造景、灯光广告、业态主题、店招店牌、建筑形式等各方面，加以自然引入，彰显老城厢作为曾经的江南水乡城市的独特风格和基本调性。
本文由陈云霞访谈、整理，经万勇教授审定，刊于《上海文化》2025年第8期
文中图片源自万勇教授论文《上海的长成：上海城市形态演进的十个阶段》
【作者简介】
万勇，男，1972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上海城市记忆空间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城市规划、城市更新等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
陈云霞，女，1984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城市文化。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