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叙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承载着对城乡关系复杂性与深刻性持续探讨的重任。路遥的经典中篇小说《人生》无疑是这一叙事范式的代表作，借助主人公高加林“进城—返乡”的曲折经历，文本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关系中矛盾与张力的深层次交织。然而，小说《人生》最终在“并非结局”这一结尾中戛然而止，为读者留下某种未竟的历史思考。2023年播出的电视剧《人生之路》作为对《人生》的一次影视改编，在其叙事框架中大胆地将“上海”作为新的时空场域引入，并通过对故事后半段的续写为小说《人生》提供了一个较为圆融的收尾，因而有评论者极为敏锐地将《人生之路》定位为“中国式成长叙事的上海方案”。
为什么高加林们的故事可以继续在上海演绎？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当然是《人生之路》的续写内在地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正如程光炜指出，高加林是“当代农民进城史的先驱者之一”，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就是“要摆脱中国农业化社会改造的困局，把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将中国建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但是，从美学的观点看，《人生之路》能够“接着说”很大程度得益于“上海”的介入。通过“上海”，高加林们的故事在城乡关系的张力中得以继续展开，并形成了一个从陕北农村到上海城市极富包容性的叙事空间。可以说，“上海”已经作为一个叙事要素融入《人生之路》，它既是一个内容上的文学社会学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故事本身的诗学逻辑问题。带着这一问题审视近年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相关影视剧，不难发现主人公们的行为和生活都是在城市中展开，他们在城市中相遇、打拼、成长和收获，近年来热播的《大江大河》（第一部）、《山海情》等影视剧均是如此，这恰恰说明这类影视剧中存在着共通性的美学密码，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上海”何以解释：《人生之路》抛出的问题
从城乡叙事的角度上说，《人生之路》其实可以视为“进城”的故事。但是，在这种阐释框架之中，可以怎样对所进之“城”进行理论化言说，以进一步打开其意义空间？基于这一问题意识，除了空间上的地名实指，本文均对“上海”加上了引号，这样做首先就是对其进行悬置，即将其视为在《人生之路》这一视觉文本中尚待认识的诗学因素，从而避免简单地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空间，进而以“城市意象”“城市诗学”等视角展开研究。从诗学层面出发，或许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能够打开关于“上海”的言说空间，“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时空体理论内在地展现了巴赫金的对话原则，时间是特定空间里的时间，空间也是承载了时间的空间，只有在时间和空间共同交织的网络中才能深入透视艺术文本中主人公的形象和存在境遇，进而提炼该文本的社会文化意义。在此启发下，可以发现《人生之路》中的“上海”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其中同时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间和青年成长的个人时间的统一。但是巴赫金创构的诸多时空体类型却很难对《人生之路》中关于“上海”的此种时空体类型进行命名。因为巴赫金理论谱系中的诸种时空体类型命名是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小说发展史中提炼而来的，故而它之于中国故事的阐释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概念化的困境恰恰显示出新的理论生产的可能性。那么，《人生之路》中关于“上海”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可以怎样命名？命名后的概念在一定范围的文本类型中是否具有相应的解释力？
首先不妨看看在巴赫金已经阐述了的时空体类型中，能否寻得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有相关启发的理论资源。最引人眼球的，莫过于他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的结论中简单提及的“小省城时空体”。巴赫金指出，在“小省城”这个情节地点中时间与空间交汇，因而它及其相关变体经常成为小说家喜用的一个元素。巴赫金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案例展开了分析，“这样的小城，是圆周式日常生活的地点。这里没有事件，而只有反复的‘出现’。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向前的历史进程”，这一时间所对应的空间，则是受到日常生活局限的事物，“小城里的小屋和小房间，昏沉的市街，尘土和苍蝇，俱乐部，弹子房等等”。这一借助时空体从形式入手的精彩分析，对于理解《包法利夫人》及其蕴含的文化意义有着极大的促进，但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小省城时空体”之于本文要解释的“上海”可谓差异极大。我们或许可以从巴赫金提出的另一个概念，即“道路时空体”中受益更多。“道路时空体”是巴赫金在考察古希腊罗马传奇世俗小说中发现的一种影响深远的时空体形式，其依附的叙事模式是“过错—惩罚—赎罪—幸福”，在此过程中主人公发生蜕变。因为在“过错—惩罚—赎罪—幸福”的故事进程中，情节多为主人公生命中的转折点和危急时刻，因此“道路时空体”中的“道路”便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物理道路，它也兼具了“人生道路”的隐喻意义。巴赫金指出，“道路时空体”极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人的生活道路（指其基本的转折关头）同他实际的空间旅程即他的流浪，融合到了一起”。《人生之路》中“路”的隐喻与“道路时空体”不正有一定的契合性？我认为，“道路时空体”基本可以解释《人生之路》中高加林的行为逻辑。从经历系列的遭遇（高考顶替、没有得到公立教师资格、在县里工作被举报）到克服种种困境，高加林实现了从心高气傲到沉稳踏实的性格蜕变，上海成为他最终事业的落脚点，这大致是符合“过错—惩罚—赎罪—幸福”（尽管这里用“惩罚”“赎罪”的语词并不完全贴合）的故事逻辑的。因此，从叙事的完整性上看，高加林的“上海”经历应该是要予以呈现的。更为重要的是，巴赫金进一步对“道路时空体”总结道：“在道路（‘大道’）中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点上，有许多各色人物的空间路途和时间进程交错相遇……人们命运和生活的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带着复杂而具体的社会性隔阂，不同一般地结合起来；社会性隔阂在这里得到了克服。”以“上海”为表征的中国城市精神所展现的包容性，不正契合了巴赫金这里的论述？这为我们理解故事的其他主人公如刘巧珍、高双星乃至小勇来到“上海”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一方面，巴赫金没有对“道路时空体”内在的时间、空间及其叙事机制展开深入分析；另一方面，“道路时空体”尽管部分有益于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但是这样的命名对于《人生之路》中的“上海”却为不妥，更不要说对背后蕴含的中国经验的揭示。
在正式进入本文所欲论述的时空体之前，还应该从文本的实际经验层面对“上海”怎样介入《人生之路》的叙事展开必要的分析。尽管小说《人生》中也提及了“上海”，但是原文中的“上海”只是高加林关于大都市想象的符号，“上海”融入《人生之路》的叙事是对小说《人生》一次系统性的创意改编。首先，是“点”的撬动。这一“点”，就是《人生之路》中对黄亚萍家乡的改写。在原著中，黄亚萍是南京人，其父转业后也是回到南京，但是在电视剧里此地点被改为上海。从表面上看，这一修改是为主人公之一的黄亚萍在新的故事线中回到上海创造了推力，但是从小说内部逻辑上看，这一修改对于整个故事中的“上海”介入非常重要。正是因为黄亚萍的故乡是在上海，所以在《人生之路》最初高加林填志愿会考虑“西安”或者“上海”两个城市。高加林生长在黄土高原，“西安”之于他的意义不言自明，“上海”的凸显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高加林和黄亚萍爱情线埋了伏笔。更进一步，正是因为黄亚萍父亲对上海的熟悉，所以在电视剧第二集填报志愿的过程中，他向高加林推荐了“浦江学院”，这又为通过顶替读大学的高双星故事线作了铺垫。在第七集中，成为乡村教师的高加林向孩子们介绍着中国的城市，在讲述完西安、北京之后，便是上海。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介绍上海这一幕，编剧没有给高加林配置台词。此幕中的高加林站在山顶眺望远方，镜头沿着高加林的视角不断放远，然后切换成上海外滩。这一由“乡”入“城”的视觉转场，完全可以理解为高加林发自内心的“上海想象”，在更深层次上，基本可以视为高加林那一代人的“现代化想象”。对个人的成长向往与对中国现代化的向往在“上海”这一点得到了汇通，“上海想象”背后蕴含的自强不息精神与家国情怀，或许才是支撑着农村小伙高加林走向城市的内在动力。其次，是“线”的展开。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点”的修改，高双星和黄亚萍的故事线在上海的展开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刘巧珍因为追求医疗资源（为女儿看病）来到上海，高加林通过文学获奖、考入《大众晚报》而扎根上海。这些主要故事线，驱动着主人公们在上海相会，由此编织了《人生之路》在上海的“故事面”。
二、“城市时空体”：《人生之路》中“上海”的涵义
正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学作品的相关时空体中，时间是占主导因素的，而空间则是次要的。但是伴随着媒介之变，可以说在视觉性文本的时空体里，空间的呈现则较为容易，时间的意义则较难直接言说。上文我们已经对“上海”怎样介入《人生》的扩容展开了相关的分析，但是这种分析更多是空间性的，即侧重说明主人公是怎么“‘去’上海”，以及他们“‘在’上海”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种分析呈现出的一点不足是，将人与城市的关系简单化了，即人只是“在城市”中进行物理性活动的一分子。然而事实并不是仅止于此，高加林、刘巧珍这些主人公，他们最终是“融入了上海”，城市之于他们是一种情感性存在。城市的包容与机遇成就了他们，他们也在用自身的行为诠释、创造着城市的精神。所以，纯粹从空间意义去解释“上海”是单调的，将时间问题纳入问题域是必要的，因为具体的、真实的人一定是在时间和空间的二维中生存的。基于此，对于《人生之路》中的“上海”，不妨将其称为“城市时空体”，这一时空体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历史时间里复数主体成长的情感空间。下文拟以关键词的形式，对“城市时空体”的涵义展开分析。
首先，是“历史时间”。呈现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影视很大程度上内在时间都具有历史性，而非如传奇小说那样是抽象时间里的游戏。尽管如此，小说《人生》文本中的时间性其实还不是特别明显，虽然有评论者指出《人生》展示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交叉的社会矛盾”，但这更多是评论者基于历史语境的阐释。造成此问题的原因，可能和中篇小说本身的体量有关系，有限的篇幅使得作者需要集中笔力完成特定时间单位内情节的延展和故事的讲述，因此它不可能如长篇小说一般进行跨多个历史时间单位的呈现。《人生之路》作为有一定体量的电视连续剧，无疑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单位呈现的容量。但是，《人生之路》中时间的显示不是直接的年份提示，而是借助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的时间性符号，如开篇1984年的高考，特别是在“上海”这个空间内社会放开户口可以使得青年人“凭本事”报考单位、上海老城区拆迁与改造以及互联网介入社会生活，等等。使用时间性符号比直接的年份标识有两个好处。其一，时间性符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时间提示的功能，而且由此形成的时间呈现出社会日新月异的变迁与发展，如果说巴赫金指出以《包法利夫人》为代表的“小省城时空体”是一种周而复始、百无聊赖的时间，那么本文所提出的“城市时空体”中的时间则是一种向前的、发展的、呈现活力的时间。其二，时间性符号其实是故事主人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事件，这形成了人在历史中且与历史互动的关系，即历史时间是内在于故事主人公们的日常生活的。如是观之，“上海”的空间里承载的时间其实是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时间与主人公本身的日常时间的统一，这是“城市时空体”中最为显著也最具中国特色的时间标识。
其次，是“复数主体”。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不是纯粹的形式分析，其最根本的立足点，还是在于对主人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的理解，此一人本主义指向弥足珍贵。例如，面对古希腊罗马时代传奇教喻小说中的时空体问题，巴赫金指出其中的时间特征是“超时间”，空间特征是“他人世界”，因此其中的人是消极不变的，但是这依然传递出“相信人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同一切非人力量的斗争中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所以，考虑“城市时空体”不能不考虑文本中人的问题。“城市时空体”中的主人公，已经不是聚焦式地展现“这一个”，而是以多线条的方式书写着“这一群”，这不妨称之为“复数主体”。尽管小说《人生》中塑造了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三个典型形象，但是不可否认，《人生》主要还是围绕高加林这一典型人物在城乡之间的进退展开的。然而，在《人生之路》中，已经不止高加林这一条故事线了，在“上海”的空间载体里，主人公们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如果说高加林是“知识改变命运”，那么对于“没有念过书”的巧珍、小勇而言，他们就是通过自身的善良和勤劳搭上了市场经济的顺风车。对于高双星而言，哪怕是高考顶替事件被揭发，他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但是出狱之后依旧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继续生活，他不再如当年的高加林一般，县宣传干事工作被人举报是“凭关系”当上而撤职后，只有回农村“当农民”这一条出路。“复数主人公”的形成固然有长篇小说（电视剧）讲述技巧不断进步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间中，更多青年走向城市成为大趋势，城市空间蕴含着多种机遇，也呈现出更多的包容性，这是中国城市“空间正义”追求的文学体现。这或许是当代中国城市精神最为生动的写照，它不是为某一类青年量体裁衣的特定场域，它接纳各式各样的青年，这些青年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即“奋斗者”。
第三，是“成长的情感空间”。《人生之路》首先是将“上海”作为一个物理性的地域，在这个维度上剧中呈现的“生煎包”“阳春面”“老弄堂”和陈秀礼母亲的上海话，成为上海的地方性符号。但是，剧中的“上海”超越了简单的物理维度，而显示出与主体相关的情感维度。情感与经验、理性一样，它所指向的对象是具有实在性的，“情感指向一个对象，并带领人的生存趋向这个对象，因此，情感会改变人的生存方式”。“上海”就是这样一个情感空间，而这一情感结构的生成，则是主人公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上海”，由此完成阅历和性格上的成长。到了上海之后的高加林性格上由之前的心高气傲转变为低调务实，报社的工作让他认识到之前在县里的宣传经验已无法继续支持他的记者工作，故此，他一方面从基础的编校工作开始干起，一方面积极地上夜校以提升自己。也是在上海这座城市，高加林迅速地感受到互联网的潜力，由此创办起他的网络文学平台。初到上海的巧珍勉强维持生计、依靠他人帮助，但是她始终怀着奋进之心、善良之心、感恩之心，哪怕丈夫马栓因意外车祸去世，她依旧努力带着女儿在上海打拼，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人（帮助小勇找工作、把上海婆婆给她的房子用于慈善事业、帮助妹妹巧玲走出婚姻的束缚等）。她在上海从保姆工作开始干起，思路一点一点打开，从自己开面馆到承包食堂，几经转折，最终成立中央厨房有限公司。巧珍的“上海经历”使得她更为独立、自信与坚毅，她成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代女性的缩影。高双星的“上海成长”则更为漫长，他的学业、爱情和事业全部是在上海展开，因为“顶替上大学”事件，“上海”之于高双星的情感结构更为复杂，由此呈现出“融入—拒斥”的博弈心理。其实在小说《人生》中，路遥本人对于“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纠结情感，这集中体现在德顺老汉对高加林一心进城而作的“豆芽菜之喻”中：“归根到底，你是咱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上海”的介入其实在一定程度对路遥的纠结进行了回复，或许可以说，在“扎根”选项中农村与城市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心灵的扎根”，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正如张高领所论，“上海成就了高加林，同时也约束了乃至终结了他躁动不安的灵魂”。因此，“成长的情感空间”中的“成长”并不仅仅是指一种心智状态的成熟，我更愿意将“成长”视为一种具有未完成性的动态过程，它意味着主体与城市之间发生的种种经验性关系，由此生成的情感是对城市文明与城市文化的信仰与追求。
三､“上海”作为方法：“城市时空体”的阐释效度
通过时空体分析《人生之路》中的“上海”，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迅速捕捉到剧中“上海”的独特内涵，进而将其与文学史上《子夜》里的“上海”、《上海的早晨》里的“上海”、《长恨歌》里的“上海”等进行区分。然而，问题不能仅仅局限在《人生之路》这一个文本中。回到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不能忘记此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标题，即“历史诗学概述”。由此可见，巴赫金之所以提出“时空体”不是简单地发明一个概念去展开文学批评，他的期待是以此为焦点展开一种文学史叙事的可能性。换言之，一种时空体的提出必然在文学史诸多文本中呈现出一些共性规律。“以上海为方法，并非用上海概括或等同中国、世界，或者用中国、世界去硬套上海，而是去充分展示‘中国模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深刻揭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借鉴这一思路，经由《人生之路》中以“‘上海’作为方法”提出“城市时空体”，其根本目的在于回应当代中国文艺问题。基于这一方法立场，本文试图用“城市时空体”来特指当代中国关于改革开放文学书写中的一种特殊时空结构，它最为核心的判定标准就是“历史时间里复数主体成长的情感空间”。这样看来，并非所有艺术文本里的“上海”，都可以命名为“城市时空体”。哪怕是前些年的热播剧《欢乐颂》尽管是以四位女性（“复数主体”）在“上海”成长经历为叙事主线，但是该剧的时间多聚焦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此“私人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的抽象性也偏离了“历史时间”的规定，因此《欢乐颂》中的“上海”也不是“城市时空体”的表征。当然，“城市时空体”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有学者就试图以此为切入口来观察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题材小说，指出这种时空体“多以城市生活的苦闷‘现在’作为叙事时间的中心”、呈现出“逼仄彷徨的城市异托邦的时空书写”。这里虽然重名，但是背后涵义呈现出的差异性并不妨碍本文对此概念进行再阐释。还需要专门强调的一点是，本文所提出的“城市时空体”所欲解释的文本类型是关于改革开放的文学书写，这是概念使用的大前提。
当然，将“上海”作为方法，并不意味着《人生之路》中的“上海”穷尽了“都市时空体”展现的可能性，现实生活永远比艺术文本精彩。“上海”可以作为方法，最重要的还是《人生之路》中时空转换的典型性，特别是从陕北“宽州”到东部“上海”的大空间迁移，为“城市时空体”的分析提供了可能性。相较之下，其他一些关于改革开放文学书写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中更多是从农村到“县城”的转换，但“县城”的情节也呈现出“城市时空体”的诗学特征。2003年播出的反映农村改革的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在故事的后半程也隐约地出现了“城市时空体”。“花木村”致富带头人张菊香在“清泉县”，从农民转变为企业家，通过发展水貂养殖业，她走上了致富道路。张菊香的三弟也顺利地进城读了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北京高校的研究生。特别是对于主人公张菊香而言，正是在“清泉县”这个时空体里，“承包”“股份制”“企业”“企业家”“资金”“技术”“销售”“外贸”等新词汇进入她的日常生活，由此实现自身成长与国家发展（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步。相对于“清泉县”，2018年热播的电视剧《大江大河》（第一部）中的“金州”，“城市时空体”特征更为明显。主人公宋运辉在金州国企化工厂中勤学苦练、奉献自我，在复杂的职场关系中宋运辉不忘初心、坚守技术立场，最终完成了从不善言辞、认死理到获得友情、爱情以及事业上的进步；代表个体经济的杨巡在金州的市场打拼中从一个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个体户成长为诚信经营的扬子江电器市场老板；雷东宝带领的小雷家集体经济也是在与“金州”的接触中不断发展壮大。“金州”构成这些复数主体成长的情感空间。《山海情》中的“闽宁镇”虽然是经过移民而新建的县城，但是它是中国东西互补脱贫模式的缩影，见证了剧中基层干部马德福的成长，也为涌泉村的青年们提供了发展事业的平台。负责推进易地扶贫的马德福的下面这段话，充分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城市之间情感性关系的形成：“乡亲们，我们搬出去，不是为了断根，我们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是为了搭上易地扶贫这班车，是为了得到教育的机会、医疗的机会，得到就业的机会。”尽管电视剧《山海情》和小说《人生》形成的历史语境不同，但是马德福的“根喻”无形中与上文提及的德顺老汉“豆芽菜之喻”形成了一种对话性的关系，马德福的“根喻”是一种观念的文艺缩影，它预示在经历四十年的发展之后一种新观念的形成：在城市中也可以生根、扎根。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可以说是对“城市时空体”最为明了易懂的诠释。城市，不仅仅是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它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关乎人的生存与存在。归根到底，“城市时空体”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一代人与城之间的情感联系，“复杂主体”在酸甜苦辣中“进城”“融城”与“创城”，此过程虽筚路蓝缕，但是他们的奋斗不再如民国时期进城者祥子一般付诸东流而以悲剧结尾。这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是奋斗者们与城市的共同成长，也是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电视剧《人生之路》将“上海”设定为叙事的新篇章，实质上是对中国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化社会的广阔历史背景的一种呼应。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地，上海代表了现代化的典范与憧憬，为农村青年搭建起追寻梦想的重要舞台。这或许是“城市时空体”最为核心的文化意义。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即“城市时空体”中蕴含的“返乡”行为。在《人生之路》最后，高加林和高双星从上海回到了陕北，他们在黄土塬上和解、再出发。无独有偶，在《当家的女人》最后，张菊香准备和研究生三弟李三柱一起“回到土地”，种植绿色植物、建设绿色食品基地。相似地，在《山海情》的最后，也是马德福等主人公回到了涌泉村，全剧在主人公们对乡土的深情凝望中结束。这一“返乡”行为展示了“城市时空体”与农村（以及“乡村”）之间的密切联系，它反映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情感结构。“返乡”已超越了简单回归原点的意义，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深植于心的“乡土情怀”的精神寄托，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深化后，对“城—乡”关系更为深刻的洞察。一个充分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是否能够超越“乡土/城市”“落后/先进”等二元对立的观念？至少从这些“返乡”的文学书写中，我们似乎捕捉到了一种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信号。这恰恰体现了一种更为成熟且辩证的“城乡”观念的形成。
原刊《上海文化》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汪一辰，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晨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在CSSCI和A&HCI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5年第2期
专 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上海文化
孙 超 中西现代性的协商—竞争：近代小说转变的重要驱动
专 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田兆元 张 哲 从舶来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的艺术涵化转向
访 谈
安靖如 吕剑兰 中国哲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
理 论
路 程 论埃里希·奥尔巴赫与历史主义传统
文 学
孙立武 从《高兴》到《河山传》：城乡书写的内在伦理与美学新变
汪一辰 城乡叙事视野下的“城市时空体”——《人生》影视改编中的“上海”及其诗学阐释
徐雪涛 新世纪城乡叙事中的“离去与再归来”——以孙频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文 化
杨诗影 刘 舸 生活在别处：“风景的发现”与旅游景观的文化重塑
韩江枫 景观化演讲的文化逻辑与美学反思
孔德罡 想象和象征的景观：电子游戏城市空间的视差性批判
文 艺
黄一迁 从安于接受到相生相长——观众文化自觉、自信和海派艺术展览生态
张桂丹 风景的“未思”——朱利安风景画与山水画对比研究
笔 记
程 鹏 从都市民俗学到现代民俗学：上海都市民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碧初《古镇水乡》
封三 新书推荐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郑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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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贾艳艳、王韧、金方廷、孙页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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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