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在上海市第十七届（2022-2023）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入选“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目前正在公示期。爰此推送，以广传布。
如果说“以非洲大陆的人文与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非洲学已经早非洲文学研究一步，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那块距离我们有些遥远的大陆的神秘面纱，那么除了少数凭借西方主导的文学奖项进入“文学世界共和国”的非洲文学作者和他们的少部分作品，我们对非洲文学可能还知之甚少，对非洲法语文学就更加陌生。在文学这个向来依赖读者认知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领域，我们缺少谈论非洲法语文学的语境，而且谈论非洲法语文学就像谈论非洲英语文学一样，似乎也是一件很容易受到质疑的事情：因为离开西方文学批评的视野、范式甚或概念去谈论非洲法语文学举步维艰。
进入新世纪之后，非洲文学“大放光彩”。毫无疑问，2021年可以被称为文学的“非洲年”，许多西方文学的重要奖项都颁给了与非洲相关的作品。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同年的布克奖同样由非洲作家戴蒙·加尔古特获得，虽然这是位白人作家，但他的获奖作品《诺言》是关于南非的。同时，非裔或是非洲移民作家占据了法语文学的半壁江山：2021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就给了非裔作家萨尔的《人类最秘密的回忆》。非洲法语文学在新世纪到来后的第三个十年伊始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在西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奖项中进入文学竞争的空间，卡萨诺瓦所定义的“文学世界空间”的“持久的结构”应该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自此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体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边缘成为中心，中心移向边缘，长期处在被控制和依附地位的民族文学不仅获得了解放，更是反过来控制了长期位于中心的文学。既然世界文学“并不是全世界文学生产的总和，而是文学在其中得以生产和流通的世界—体系”，那么我们更关心的是非洲文学——本文的出发点当然是非洲法语文学——的形成、发展，关心的是它如何进入世界文学体系，如何在一个民族文学对峙博弈的时代以其有别于民族文学的独特性质确立自身的存在和边界，又是如何推动了世界文学图景发生变化。
一、非洲法语文学的边界与历史
在勾勒非洲法语文学的历史之前，我们需要先定义非洲法语文学本身。和我们更熟悉的民族—国家—语言相统一的文学不同，非洲法语文学是殖民史的产物。殖民是一种非正义的、不稳定的“越界”政治行为，作为其产物的非洲法语文学的边界也由此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为缺少更加简洁而又全面的名称，被我们称为“非洲法语文学”的这一文学样态看上去包含两个维度：首先是地理维度的“非洲”，其次是语言维度的“法语”。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方法就是将之视作在非洲生产出来的法语文学，它包含非洲的法语作家，在非洲产出的法语作品以及在非洲发生的法语文学事件、运动等等。
但是这种简单的定义方式并非没有问题，因为殖民主义早已让非洲本身也失去了稳定的边界，使之从地理的自然边界内的区域转为地缘政治概念。就像塞拉利昂的外交官D.A.尼科尔在诗中所云：“非洲，你不是一个国家，/你是一种观念，/形成于我们的思想，相互印证，/掩藏我们各自的恐惧，/憧憬我们各自的梦想。”地理上同属非洲的法语国家与地区未必在法语文学的书写上具有同步性；反之，由于肇始于十五世纪的殖民活动与长达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地理上不属于非洲的某些加勒比地区则在法语文学的书写上与非洲成为一体。如果我们仍然用地理维度和语言维度来定义非洲法语文学，那么“非洲的”应该解释为与非洲相关的作家、作品或是文学事件、文化运动；而“法语的”同样也应该解释为与法语相关的，亦即多种法语，或是多种源出法语的语言。法语作家的流散使得在此定义之下的非洲法语文学地图几乎成了一张世界地图。
既然非洲法语文学不是从一个民族—国家—语言的共同体里自然产生的，我们就有必要明确其写作主体的形成及其变化的过程。在1930年代的“黑人性”运动之前，非洲大陆和加勒比海沿岸就已经涌现出了黑人或是混血的法语作家。1921年，马提尼克的法语作家勒内·马朗凭借“第一部真正的黑人小说”《巴图阿拉》成为第一个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非洲大陆和加勒比海岸的法语写作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正式告别了此前由殖民宗主国移民创作的“异国情调”小说，而转向本土作家创作的反压迫反殖民主题；彼时身处巴黎的运动领袖们凭借“黑人性”运动获取了一部分欧洲知识分子的支持，从而以确定的黑人法语作家的身份闯入了“文学世界共和国”。因此，旨在弘扬“黑人世界文化价值观”的“黑人性”运动成为非洲法语文学的发端。如果说马朗的获奖只是个人的成就，那么到了“黑人性”运动时期，欧洲评论界终于意识到一个特殊的写作群体诞生了：他们都拒绝在“法语作家”与“黑人”之间做出选择，并且通过高扬“黑人”的旗帜来质疑被西方文化所认定的唯一合理的文化价值。
René Maran （1887 –1960）
从“黑人性”运动到非洲独立运动再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非洲法语文学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条整合—微调—流散的历史之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美国“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启发，高扬黑人文化价值的“黑人性”运动为非洲法语文学划定了基本的主题范围，即与白人文化——在殖民时期被视作唯一合理、合法和所谓“进步”的、代表人类未来方向的文化——相对的黑人文化。正是这样一面旗帜将以塞内加尔的桑戈尔、马提尼克的艾梅·塞泽尔、法属圭亚那的达马斯为代表的非洲法语文学的第一代写作者们聚集了起来。
“黑人性”运动也试图将其影响范围扩展至北非三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但是，虽然北非三国也试图告别欧洲人的“异国情调”文学，1935年，阿尔及利亚甚至还冒出过名曰“阿尔及尔流派”的文学运动，但北非文化经过长期的阿拉伯化，彼时它所面临的问题与非洲大部分殖民地的问题已有极大的不同。北非三国在“黑人性”运动中的缺席直到非洲独立运动时期才得到解决，文艺上的“黑人性”在非洲独立运动时期让步于由反殖民的独立解放诉求而将版图进一步扩大的“非洲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重组，非洲独立运动高涨，明显镶嵌在西方文艺批评体系和话语里的“黑人性”运动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已经时过境迁。新环境孕育了新矛盾，而世界包括非洲的时局变化也为非洲法语文学的走向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或使之回归到我们在其他文学中已经习惯的民族—国家的边界内，或随着“黑人性”概念的消亡而消亡。今天看来，回归到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并没有实现；当然，消亡也没有发生，因为在“黑人性”概念之后，同时也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之后，非洲法语文学从“黑白对抗”转向了更加广泛的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对抗“北”与“南”的对抗，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对抗。于是，在这一阶段，非洲法语文学的创作形式从发端期的诗歌转向了能够更好地记录社会现实的小说，在地域上缺乏统一性的非洲法语文学也得到了重组：北非三国因为受到独立运动的影响，也加入了非洲法语文学这一阶段反殖民、反压迫的运动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八万非洲士兵参与了对德作战，其中有近三万黑人士兵在法国和北非作战，但德国的战败并没有结束包括北非在内的非洲被统治、被殖民的命运，这也是导致二战后非洲独立运动情绪高涨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依次爆发了独立运动，它们的法语文学也致力于揭露殖民者的暴力行径，颂扬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精神等。
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
与此相反，虽然也处在与战后非洲相似的社会现实中，加勒比地区的法语文学却展现出了不同的面向。一方面“文学上的诉求在1960年代伴随着政治、文化和单纯、简单的独立诉求达到了高峰”。约瑟夫·左贝尔、拉法埃尔·塔尔东等小说家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揭露了安德烈斯群岛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及黑人被边缘化的命运。法农致力于揭露黑人因为遭逢殖民主义而在精神和文化认同上出现的异化，毫不留情地批评塞泽尔那样的第一代写作者“觉得欧洲是自由的呼唤”，“黑人在宣布自己即将进入法国的时候，就好像过去人们要宣布‘进入上流社会’一样，他是多么快乐，他要改变自己”。另一方面，除海地外，最终没有获得独立、仍然维持法国“海外省”属性的加勒比地区在经受了几个世纪的漫长殖民之后，文化较之非洲大陆的法语地区更加复杂。如果说，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从来都是“黑白分明”的，那么加勒比的法语文学面向的则是一种杂糅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它试图从理论的层面为这种杂糅的语言和文化建构合法性。
二十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期间的两极对立逐渐转化为多极势力的拉扯，非洲的动乱不仅没有随着殖民地各国的独立而平息，反而有了加剧之势。在某种程度上，非洲各国尚未经历持续的现代化建设，就已经不得不承受后现代之痛。后现代文化的标签，如流散、不确定与杂糅等现象在非洲法语文学中一一得到体现。正如霍米·巴巴在《民族和叙述》中所说的那样“具有民族集体性和一致性的语言”身处“危机之中”，法国与其旧时殖民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法语文化在整个世界文化体系与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新一代非洲法语文学的写作者们不再被既定的空间所规定，他们的写作也不再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产物。虽然写作者携带着家族或者个人的历史记忆，但是他们的经验已经是世界性的了。于是，与非洲相关的三个地域的边界被打破，写作者们不仅从非洲前往法国，甚至有可能生活在世界各地，其世界之旅并不遵循相同的路径：例如从瓜德鲁普抵达法国、继而去往美国和非洲、最终回到加勒比的玛丽丝·孔戴，或是拥有刚果（布）和法国双重国籍、任教于美国的阿兰·玛邦库，再或者是出生于法国、现居德国的玛丽·恩迪亚耶等人，他们都在世界各地游走定居。虽然法国依旧是非洲法语文学的汇聚地，甚至这一代写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出生在法国的“法国人”，但他们也成了“世界人”。民族—国家的边界已然模糊。殖民者给非洲留下的创伤成了全世界的创伤，继而成为新世纪非洲法语文学的主题。
二、非洲法语文学的事实与法语“世界”文学的概念
歌德在1827年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时，还梦想着能够借助德国之外的、不为欧洲人所了解的“外国文学”的给养，形成一种超乎一切具体语言文学之上的、具有某种“普世意义”的文学范式，批评家的任务就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经典“发现”它的存在。对于歌德来说，不断发现遥远的、尚不为己所知的他者文学，是接近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学范式的唯一途径。这种世界文学的概念几经讨论，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其本质主义的性质才遭到瓦解。阐释新的世界文学概念当然有诸多切入口，例如达姆罗什的阅读模式假说、莫莱蒂依赖进化论和系统论而提出的“世界文学体系”之说、卡萨诺瓦所看到的在众多非文学因素作用下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比克罗夫特的民族语言文学等等，但是不同的理论却在同一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即世界文学既不是超乎所有语言文学之上的抽象范式，也不可能构成平等并置的世界文学地图，它是充满了竞争与角逐的关系、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一个结构。
这意味着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学是地理范畴的，而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则是历史范畴的。前者是民族—国家的文学并置，语言成为不同文学之间的边界；对于后者来说，语言边界被打破直接导致原本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学也失去了确定性。十九世纪之前的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学之间的彼此发现是一个独立个体对另一独立个体的发现，尽管其中多少包含着民族中心主义的意味；但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已经无法完全由民族文学之间的平面关系来定义了。在比克罗夫特看来，民族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学不同，前者和“泛城邦文学”类似“允许文学在一系列有共同的民族语言的政治实体（但是可能不具有同一种政治制度）中流通”，而“当某个民族语的历史及其当时的实践状况与特定政治国家的历史和当时状况呈映射关系时，这种民族语的文学就转化成了民族文学”。于是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见到了从民族语言文学到民族文学的过渡。而一百年之后，经历了全球文学的发展，加勒比兴起的“克里奥尔性”似乎又带来了新的“民族语言文学”的模式。当然，正如比克罗夫特所说的那样“民族语的文学与民族文学间的界限模糊而难以界定”，世界文学原来看似一目了然的聚合关系也因民族语言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时存在变得尤为复杂。因为在今天，民族语言文学并不包含民族文学，而是对民族文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法国文学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法语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共时存在关系，这为二十世纪之后的世界文学提出了边界问题。类似的，非洲法语文学的存在及其百年历史的延续也对重新定义世界文学的概念提出了直接要求。反过来，法国文学及其他国别文学也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边界，从而维持新的开放模式。“法语文学”就是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途径。在概念层面上，从法语文学到法语“世界文学”的变化恰恰就揭示了非洲法语文学的事实对“世界文学”的概念造成的冲击。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大家都能普遍认同“世界文学”无法再被抽象地定义为歌德所谓的文学之未来，那么非洲法语文学的崛起则是对“世界文学”“超越旧有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表达一种可能的、或许最好称之为‘世界文学’的文学样式”提出了质疑。“法语区”（Francophonie）和它的形容词“法语的”（francophone）是由“法国”（France）一词派生出来的。二十世纪，当“法语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被使用时，就已经不再只是单纯地用来指称所有讲法语的国家和地区的集合。比利时、瑞士、卢森堡，甚至加拿大都是泛指意义上的“法语区”，但它们并不需要一个集合体的指称；而非洲“法语区”是因为那里大量“讲法语的人”（francophone）才被作为一种战略目标而提出。与语言使用密切相关的文学，即法语文学，也是如此。从文学地理的层面来看，比利时或瑞士等“北半球的”法语文学都属于“法语文学”的范畴，但在“非洲法语文学”被提出以前，它们就只是比利时法语文学、瑞士法语文学或魁北克法语文学。法国文学“吞噬”了“北半球”法语文学，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卢梭来自日内瓦，昆德拉来自捷克，诺冬来自比利时，甚至会忘记程抱一来自中国。这也就意味着真正诞生于二十世纪的非洲法语文学，相较于其他“北半球的法语文学”而言，更是“对世界主义文学语言的霸权的反动”。
非洲法语文学是将一切“法语的”文学纳入法国的民族—国家边界的绊脚石，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对“法语文学”这一看似事实性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例如维罗妮可·波拉认为：“所谓的法语文学大多来自在法国殖民（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比利时殖民地）扩张不同阶段被统治的或曾经被统治的地区，这些地区出现的法语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与延续至今的政治、文化斗争相关的紧张关系的制约。”而在所谓的非洲法语文学与法国文学之间，不平等依然存在。虽然来自非洲的法语作家频繁获奖，但是批评界仍然存在不同的声音，认为“不是法国的”仍然是这些作家获得各种法语文学大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国官方记忆对法国在非洲殖民历史的噤声是造成非洲法语文学处于“法语文学”生态链底端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的“法语文化”或者“法语文学”并不能掩盖非洲法语文学因其寄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而与法国文学极端不平等的事实，因此“法语文学”的概念几乎还未得到普遍使用就立刻唤起了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警觉。二十世纪后半叶，擅长自省与自我抨击的法国人第一时间对用“法语文学”置换“法国文学”，从而扩大法国文学的内涵，以保证法国文学作为中心文学的影响力表达了怀疑。1985年《文学双周刊》在巴黎书展上推出了一期主题为“书写复数的语言”的特刊。该杂志主编、批评家莫里斯·纳铎就明确拒绝使用“法语区”这个概念，认为“法语区”或是“法语文学”这类术语“在某些人听来有些刺耳。它们带有幸而已经过去的殖民历史的回音”，“本着更为公正和更符合事实的态度，我们应当将这一期[杂志]称为‘多元法语’文学专刊”。如果说“法语文学”已然成为事实，尤其在被翻译成汉语的时候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译法，那么非洲法语文学所包含的这一悖论却提醒我们：法语文学远非使用法语的国家的文学或民族文学的简单总和。
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法语作家和评论家们都在寻找另一个更准确并且更符合当今世界文学体系的指称来回应非洲法语文学的问题。2007年，来自不同地区的法语作家联名签署了《为了一种世界文学》的宣言，正式宣告至少在文学领域里不再承认作为单数的、整体的“法语文学”的存在。在宣言上签名的作家号称这是一场文学的“哥白尼革命”，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事实，一个文学界早就知道却拒不接受的事实：
中心，那个假设在这个点上艳光四射的法国—法语文学已经不再是中心。中心，那个迄今为止还一直具有某种吸引力——虽然越来越小——的中心，要求来自其他地方的作者放下自己的行李，彻底融入它的语言和民族的历史中：今年秋天的诸多文学奖项告诉我们，这个中心从今而后是在世界各地。“法语区”结束了。法语的世界文学就此诞生。
2007年3月15日，《Le Monde》“Le Monde des livres”专栏头版发表《为了一种世界文学》宣言（Pour une littérature-monde en français）
所以，法语的世界文学被定义为一种“外在的识别码，旨在从其运动之中，从其普遍性之中，从其裹挟的力量之中抽取出它的特点”。简言之，新的法语世界文学的主张，既非过去意义的法语文学，也拒斥将世界文学视作一种可以期待的范式的概念，与其说它是理想，毋宁说它是一种行动，试图拥抱过去被界定为“边缘”的复数性质的文学，重写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并且假设所有用法语写成的文学都是平等的。
但“法语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归根到底是一种假设，并未能引起期待中的反响，相反，它还招致了一些批评。有观点认为，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虽处在“边缘地位”，但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进驻中心。他们在法国或者欧洲的主流出版社出版作品，甚至已经得到包括龚古尔文学奖在内的各种重要文学奖项。而且，他们的异质性不仅没有使得他们遭到边缘化，甚或已经成为他们成功的密钥。这种批评既可能来自“中心”，也可能来自非洲本土。但是无论如何“法语的世界文学”概念或许比“法语文学”更加适合包容处于当今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充满异质性的非洲法语文学。甚至它的提出本身就是世界文学在包括非洲法语文学在内的新文学不断冲击下的结果。今天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固然还不能摆脱中心—边缘的层级，但是它已经在向着异质性共存的模式前进。事实上，非洲法语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即表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角逐已经由过去的一种民族文学挑战另一种民族文学，转向了新的民族语言文学或者全球文学向民族文学的挑战。正是因为两者存在着众多重叠部分，最终民族语言文学不会将民族文学逐出中心取而代之，只会不断改变后者的边界，使其因为流散而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
三、后殖民时代的地方性生产：流散与杂糅
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非洲法语文学从法语文学的边缘转而成为法语世界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非洲法语文学和世界文学，与文学关联的世界本身也处在全球化进程当中。当这一进程带来空间的分享和重组时，依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世界的社会结构已经“溶解为‘流’——人流，信息流，资产流以及特殊符号和文化象征流”。全球化导致了空间的重新分配，以往清晰的边界在来来去去的旅行中消失了。地方性从一种事实变成一种生产，正如阿杜帕莱在其《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中所说的那样“流离者的流动”与“民族国家”“新电子媒体”一并成为“影响地方性生产的三大因素”，更重要的是“领土、主体性和集体社会运动之间越来越脱钩”，从而使得地方性变得格外脆弱。所谓地方性的生产或许给了我们两种提示：一是在非洲法语文学中“非洲”并不是作为天然的地理概念而存在的，而是一种后天生产出来的所谓“地方性”；第二，这种“地方性”——它曾经依次被定义为“黑人性”“非洲性”，甚至是着重强调多种文化融合的“克里奥尔性”——是脆弱的，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正是因为非洲法语文学充分再现了二十世纪以来因为战乱、饥饿、灾荒或是想象中的寻金而进行的各种迁徙，它才在今天的世界文学体系中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非洲法语文学诞生于因为殖民主义而产生的流散之中，是离开故土之后对故土的再定义所催生的文学现象。相较于传统的民族文学，非洲法语文学必然成为新的“世界化空间”的象征。流散既是写作者的流散，也是作者笔下人物的流散。它根植于想象层面的“返乡”与现实层面的“去领土化”之间的矛盾，是第一代写作者站在巴黎回望“回不去”的故乡，也是百年后今天的写作者以个人记忆的名义一路追寻家族迁移的历史，从而试图建构也许并不存在的黑人的集体记忆。因而，塞泽尔在《返乡笔记》里记录下的是比照记忆中的“天堂”而被陌生化了的“家园”，是“饥饿的”、“长满了梅毒小斑点的”、“被酒精炸毁了的”安德烈斯群岛；而在将近一百年过去后，蕾拉·斯利玛尼的叙事者立场同样是回望，但回望与构建的却是关于祖辈的记忆。但哪怕是在地理意义上的自己的“家园”，其中殖民所带来的冲突依然剧烈：
有时，他感觉到一种强烈而残忍的需要，想要回到自己的文化中，一心一意地爱他自己的神，爱他的语言和他的土地，但是玛蒂尔德的不理解让他发疯。他想要一个和母亲一样的妻子，话说到一半就能够明白；耐心，有这个民族的女性特有的克己品质，少说话，多干活。一个在晚上默默地、忠心地等他回来的妻子，看着他吃饭，觉得自己的幸福和光荣就在这里。玛蒂尔德让他变成了一个叛徒，一个异端分子。有时他真想展开拜毯，将额头贴在地上，聆听从内心和孩子们的嘴里冒出来的祖先的语言。
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无论是否愿意接受后殖民的批判路径，记忆或者身份毫无悬念地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非洲法语文学的重要主题，而记忆又几乎毫无例外地展开于旅行之中。正是这种基于想象的记忆重新塑造了非洲的，或者黑人的概念。一百年前的写作者是殖民时期的亲历者，对已经模糊了的故土的哀悼或许并不凸显记忆的意味，身份也还确定；而在后殖民时代，记忆已成为对或者遥远（例如加勒比的黑奴贸易），或者并不遥远的祖辈所遭受不幸的想象。非洲法语文学诞生一百年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蓬勃发展，其动力正在于这种重塑非洲文化和非洲记忆的愿望。正如爱德华·布拉斯华特所说的：“承认与土著文化有种族渊源，就需要艺术家和参与者旅行至过去和深入腹地，这个旅程同时也是通往现在和未来的拥有过程。通过这个拥有过程，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造物主，为事物命名，为名称赋予形象。”
后殖民时代还生产另一种“地方性”，那就是杂糅。非洲法语文学的一个典型指征，就是用加勒比的“克里奥尔性”代替原来理想状态的、并不与某一个固定地域相关联的“黑人性”。尽管“克里奥尔性”看似只与加勒比相关，因为加勒比是“最广泛、最具挑战性的后现代理论的熔炉”；但实际上“克里奥尔性”将新世纪的非洲法语文学带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不再只是追求现实意义的地理宽度，而是将目光投射在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纵深上。1989年，包括让·贝尔纳贝、帕特里克·夏穆瓦佐和拉斐尔·康菲恩特等在内的几位马提尼克作家在《克里奥尔颂》里第一次提出“克里奥尔性”。此后，出生于马提尼克的法国学者格里桑在1990年代的《关系诗学》等一系列作品中，延伸了“克里奥尔性”的内涵。在他看来，加勒比作为整个美洲的一小部分，其文化活力恰恰来自与异质文化的相遇。所以混血与“克里奥尔化”是不同的，混血只是殖民时代的惶恐、疑惑和不知何去何从的痛苦，被殖民者对混血的态度是拒绝或者接受；但克里奥尔化则是“无限的混血”，是一种主动拥抱差异和异质的过程，尽管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由此，格里桑进一步借助德勒兹的“块茎理论”，在克里奥尔化的实践中凝练出了他的“块茎身份”理论，将今天的文化文学定义为“从根到块茎的扩展”，从而“开启关系（诗学）”。也就是说，作品、作者甚或语言的身份是在“关系”而非在传承中得以确定的。相对于我们此前在谈论文化传承时比较执着的、更加强调“血统”“代际传承”的根源身份而言，克里奥尔化直接以文化杂糅为对象，这一充满活力的文化也在关系原则、异质性原则（不再只是容忍异质，而是创造异质）和多元原则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格里桑试图借助“全世界”（tout-monde）这一概念，真正超越殖民理论没能跳脱的二元对立关系（例如萨义德的东-西方）。从小说《裂隙河》到《第四世纪》，格里桑将这种“全世界”的概念形象地衍生为对一个全新“民族”的创造。克里奥尔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非洲法语文学的范围，却又象征性地表征了其与“黑人性”与“非洲性”的“块茎关系”；而“全世界”、全新的“民族”，又何尝不是在抽象表征未来的人类文化呢？
在后殖民时代，面对流散和杂糅的事实，叙事于是成为去殖民化和重新定义身份、生产和维系“地方性”的一种手段，而兼容看似矛盾的第一人称叙事与不在场叙事的叙事方式则尤其令人玩味。时至今日，作为流散文学的非洲法语写作已经摆脱了第一代写作者对于整体性、统一性和规律的诉求，从而也摆脱了曾经风靡世界的集体叙事。浪漫主义曾经的路径是将个人的变为集体的，非洲法语文学曾将自身记忆里所塑造的“黑人性”变成被迫流散者的救赎。但今天的非洲法语文学即便仍然处于历史写作的框架内，也仍然在对白人进行控诉，其叙事却已经不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用自己去代表一个民族或者更大的种族，因为身份问题只有通过个体叙事才能完成。不过，个体叙事不仅止于个人，也要通过个人的记忆连接上集体的记忆，从而完成对所谓西方经典文学的反动——如果我们把这种“反动”当作一种继承的方式。当经典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已经被运作成集体和普遍的代名词，最好的“反动”方式就是让被经典室灭的声音发声，因为它破除了经典可以成为唯一普遍性的神话。这种个体叙事使得写作的使命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写作的使命而言，叙述历史的权力不再只属于西方世界；从写作的形式而言，这一类的写作——例如家族史的虚构——也直接改变了叙事的语言与方式。有别于罗兰·巴特所定义的小说的格式化写作——简单过去时、第三人称分割了虚构与现实，从而将小说写作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谎言的世界，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法语写作显然更青睐依靠口语化与碎片化的表述形式而与真实世界发生联结。或者说，在认清叙事的真实取代了所谓现实世界的真实的前提下，和所有此前被剥夺了叙事权的“属民”一样，非洲法语写作试图通过夺回叙事权来废黜权威叙事。在此基础上，身份认同也不再是一种身份对另一种身份的挑战，或是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亚群体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将杂糅视作一种普遍现象，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仅是以往受压迫、被殖民的民族和种族，谁都无法避免杂糅的处境。或许，今天文学的使命就在于揭示这种杂糅的身份，阐释具有这种身份的文化归属，因为它是“所有人”，也是“全世界”。
非洲法语文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
结语
一百年来，非洲法语文学早已融入了世界文学体系之中。它不仅形成了自身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这一百年来基于历史维度与地理维度的世界文学体系的面貌。非洲法语文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地方文学，它既是文学世界化的产物，也是文学世界化的表征，从其产生之初到现在，它越来越表现为世界的现象。依照卡萨诺瓦的说法，我们熟悉的世界文学图景奠定于十六世纪，在此后的四个世纪中，“文学被当成一种斗争的工具，从此不断扩大并蔓延开来”；到十九世纪，殖民和全球化进程推动了“文学资本”的运作，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国家、政治、经济共同体，但又与之不无关系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可以说，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文学世界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比较稳定的。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即便抛开非洲文学，到二十一世纪前后，这个“文学世界共和国”都已不再是不同地域文学的拼凑，而是彼此的共生共融：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层级、没有异质性，而是充满了“局部战争”的痛苦，布满了“局部战争”遗留下来的碎片，进而接受了这种碎片性。倘若世界文学的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并没有被彻底颠覆，世界文学体系的运作却已经成为一个循环，位于中心地位的民族文学或民族语言文学也必然受到其他类型文学的牵制。在非洲法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中，非洲法语文学（或者非洲其他语言的文学）当然离所谓的中心还远，但在非洲法语文学的冲击下，边缘与中心的边界却已经模糊。进入后殖民时代，中心的逐步消解、对经典运作权的争夺所导致的碎片化和祛魅、对主流文学模式的摧毁，这一切既是非洲（法语）文学的，也是当今世界文学体系所面临的现状。
（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
袁筱一，法语语言文学博士，主攻文学翻译及翻译理论。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法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等。1992年以小说《黄昏雨》获得法国青年作家大奖赛第一名。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三十余部。在SSCI、A&HCI、CSSCI等索引期刊及国内其他核心期刊、主流媒体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