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娇娇：作为北大中文系首届博士研究生，您的学术成长与1980年代这个思想激荡的特殊时期紧密相连。我们注意到，您曾借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在混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气”来捕捉那个年代的气质，这是否也影响了您个人学术研究风格的形成？在中国人文思想界重新出发的关键时刻，1980年代的“元气淋漓”具体表现为何？以及您如何看待“1980年代”的历史延续性——它是否仅仅属于那个特定的启蒙时代，还是以某种形式持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脉络？
陈平原：我在好多公开场合谈论1980年代，也推荐了若干关于80年代的著述，但总的印象是：“80年代文化热的亲历者，至今只有零星回忆，没能真正完成身份转化与自我定位。因此，当下关于80年代的描述，温馨怀旧多，而严峻的历史书写少。”我自己的《遥望八十年代—— 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也不例外，全文分“从何说起”“上课去”“开会啦”“办杂志”“出丛书”以及“自我定位”等6节，也只是提供了若干历史片段，讲我所经历过、观察到、认知了的80年代，希望兼及追怀与思考、感性与理性，琐琐碎碎中见精神。
谈及80年代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我以为还是引进西学：“80年代的偏重西学，尤其是引进西方现代哲学，意义很大。当事人偶尔口出狂言，很快就会自我调整的。比照五四的历史经验，胡适强调‘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茅盾则用‘尼罗河泛滥’来比喻五四新文学——尼罗河泛滥，自然是泥沙俱下，当时很不好看，但给下游送去了广袤的沃土，是日后丰收的根本保证。胡、沈的说法很有道理，我也曾用3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而80年代也当作如是观。”我自己不作西学译介与研究，但深受其益。不能想象没有那么一场“尼罗河泛滥”般的西学译介，以及众人如痴似醉的学习，会有今天中国学术及思想的局面。当然，一旦成为运动，必定会有矫枉过正的时候，90年代以后的回调，基本在合理范围内。在我看来，一直到今天，当代中国主流思想及学术，还是在80年代的延长线上。
关于80年代中国文化的“元气淋漓”，有很多报道、追忆、评析与研究著作，不待我赘言。暂时搁置各专业领域得失成败的评判，我更想引述自家上述文章中的一段话：“今天有兴致、有机会、且有能力谈论‘80年代’的，虽不一定是当年的弄潮儿，但起码是获益者。几年前，我曾在深圳做过关于80年代的专题演讲，在答问环节，提及今天公开怀念80年代的，都是时代的受益者，故其论述有局限性。任何一次大的时代转折，犹如列车急拐弯，都会甩出去一大批人，那些人便是这个时代的牺牲者。谈论作为‘黄金时代’的80年代，不能过分美化，须记得太阳底下也有阴影。”
马娇娇：您在学术史研究中曾敏锐地指出“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转向：前者是充满激情与想象的变革时代，允许“跑野马”式的思想探索；后者则更需要学术规范的建立，通过程序化操作将“思想火花”转化为扎实的“学术成果”。我们特别关注“1990年代”这一学术转型期的关键特征——在您亲历的学术实践中，这一人文研究的转型面临哪些根本性挑战？比如，在从“思想”到“学术”的转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创新性与规范性的张力？
陈平原：如何看待“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学术转向，我最早比较系统的陈述，是2005年1月3日在京接受作家查建英的专访，该长文收入她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以及我的《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因查书传播很广，我的相关说法常被学者引述。
关于学术规范建设，以及如何处理创新性与规范性的张力，其实我在1991年《学人》创刊号上的《学术史研究随想》，以及1992年《读书》上的《史家的位置》（第7期）、《理论整合》（第9期）、《独上高楼》（第11期）、《超越规则》（第12期），都已作了陈述。从亲历的学术实践，到多年后的追忆与辨析，2005年的专访，真正值得推荐的，是以下这两段话。第一段是：“当我们批评当下学术风气败坏时，往往举出80年代作为对比，不知不觉中，将其理想化了。作为过来人，我很欣赏80年代的生气淋漓；但我必须承认，80年代的专业著述，大都激情有余，功力不足。这也是我常跟学生说的，80年代出道的人，学养不够，但机遇很好，发挥得相当出色。我想套用胡适谈新诗的一句话，来描述我们这代人的工作，那就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第二段是：“90年代的学术转型，跟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有关。以前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90年代，一度被扼杀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重新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这跟以前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包打天下，大不相同。”
我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经历这40年当代中国学界的潮起潮落，并多有记录、辨析与反省。去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24卷《陈平原文集》，我在《总序》中称：“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们这代人的普遍状态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劳作勤奋，成绩有限。恰逢连续急转弯的大时代，个人无法遗世独立，文革中的蹉跎岁月，80年代的艰难崛起 90年代的勇猛精进，以及新世纪的拓展与抗争，都只是努力顺应时势。静夜沉思，常觉扪心有愧。”
我明白，时至今日，自己的学术理念与追求，依然蕴涵着80年代的理想与激情，以及90年代学问与政治的张力，跟今天已经充分专业化、学科化、工程化的主流学术，其实颇有差距。所有这一切的一切，根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政治/文化/学术转型。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我那时撰写的关于章太炎、胡适之的几篇专业论文，以及《学者的人间情怀》《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等文化评论。
马娇娇：您在第四届思勉原创奖的演说中，将近20年来人文学术的发展定义为“常规建设期”，同时又以“左冲右突”“四处出击”形容自己的治学方式。能否请您谈谈，面对新世纪以来学术环境的变化，您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与方向的？您曾提到“学问的领域、技术与境界日新月异”、但“个人特立独行的空间越来越小”，在学科规范日益强化的今天，请问您如何看待个人治学与学术体制之间的关系？
陈平原：在第四届思勉原创奖颁奖典礼上，我的发言题为“在范式转移与常规研究之间”，此文初刊《上海书评》2017年12月28日（网络版）及《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那个奖项是颁给我出版于1988年的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因此就从上世纪80年代我喜欢读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说起。库恩谈的是科学史及科学哲学问题，可我以为对于人文学者同样有启示。库恩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前范式科学—常规科学—革命科学—新常规科学。一旦旧范式解决不了新问题，科学家们必定锐意创新，经由多年努力，若在理论、观念及方法上有大调整，且成果明显，那就标志着科学革命已经发生，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在我看来，人文学的变革不像自然科学那么激烈，往往是新的已来，而旧的不去，是一种重叠与更生的关系，而非绝然的对立与断裂。回到80年代的语境，我们自信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已经或即将发生，自己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努力促成这一范式转移，而不是修修补补。
90年代中期以后，我之所以不再从事小说研究，源于一个基本判断：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常规建设，很长时间内只是学术积累，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而我需要更具挑战性的领域及话题。这一判断不一定准确，我的选择也不一定精彩，但当初确实是这么想的。进入新世纪，一方面好手如林，学问的领域、技术与境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课题优先，数字为王，个人特立独行的空间越来越小。至于我自己，因成名早，选择的空间较大，在学术革命的时代保持对于传统的极大敬意，而在常规建设时期又老是突发奇想，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学术积累。这种学术上的冒险性格，可以说是80年代的精神遗存。
北大风气历来比较宽松，可以说学科规范化对我来说没什么冲击。进入常规建设，我必须调整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书斋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学界开始分化，有人埋头学问，不问窗外的风声雨声；有人进入大众传媒，逐渐远离传统意义上的书斋。我自己的选择是：早年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年谈论“压在纸背的心情”，近年则发挥“两耳闻窗外事，一心读圣贤书”。
马娇娇：您的学术研究以“大学、都市、图像、声音”为纲，构建了一个极具开放性与解释力的现代中国研究范式。其中，您将“大学”提炼为第一个关键词。从早期的“小说史”研究，到后来的“学术史”探索，再到“大学史”的阐述，这一系列学术转向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体现了您治学路径中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自觉，即始终关注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制度化过程——“大学”正是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制度载体。能否请您谈谈，您当初选择“大学”研究的学术考量，以及压在纸背的心情？
陈平原：18年前，我完成了《书里书外话“大学”》，讲述自己从事大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这篇初刊2007年10月28日《出版商务周报》第22、23版的长篇答问，日后改题《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作为《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香港：三联书店，2009）和《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修订版〕2016）的“代自序”。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及自己并非教育学专家，探讨大学问题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若干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反过来，教育史的思考与撰述，对我从事文学史或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一番“游历”，在我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书里，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还有一点，我多次谈及自己努力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经由一番摸索，我找到了一个观察社会、介入现实，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特殊窗口，那就是大学史与大学研究。自1998年以降，先后出版《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大学小言》《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文学如何教育》等图书，都是兼及学问与文章、历史与现实、批判与建设，在教育界及大众中有很好的口碑。
近期，我删繁就简，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成一册《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实践》，在附录《我的教育理念及实践》中，提到有两种谈论大学的立场与姿态，一侧重人文，一归属社科——前者倾向于理想，擅长历史研究，注重文化与精神；后者立足于现实，强调社会调查，突出制度与实践，二者目前各行其是，但最好能合而观之。我之所以跨越学科边界，将“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仔细地阅读、欣赏、品味、质疑，其实是别有幽怀：“正是这种参与感与忧患意识，这种兼及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大思路，使得我在谈论大学时，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专家，也不同于充满道德诉求的‘愤青’。或许不够专业，但很可能元气淋漓。”（《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
马娇娇：第二个关键词：“都市”。关于都市研究，您曾提出一个精妙的“四分法”：有用权力刻画的“政治城市”，用石头垒筑的“建筑城市”，用资本堆砌的“经济城市”，以及用文字描绘的“文学城市”。作为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开拓者，您关注过北京、香港、西安、开封等地，能否请您谈谈对上海这座城市及其海派文化的理解？我们是否有可能“跳出上海看上海”？
陈平原：虽然此前也偶尔涉及，但真正将城市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投入一定的精力，是从2001年秋天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才开始的。那篇根据这门课的“开场白”整理而成的《“五方杂处”说北京》，初刊《书城》2002年第3期及台湾《联合文学》2003年第4期，反响很不错；而2003年10月与王德威合作，在北大召开“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算是拉开了架势，好像真要大干一场的样子。遗憾的是，因兴趣广泛，加上能力有限，这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只做了4次（北京、西安、开封、香港），便难以为继了。也正因此，原计划撰写现代文人与都市记忆的系列论文，也就显得有头无尾。至于想借助“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来揭示“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那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唯一聊以自慰的是，我的城市研究，虽“创造无力”，却“提倡有心”。具体说来，就是《“北京研究”的可能性》（2015）中提及的10篇博士论文、5场学术会议以及4轮专题课。尤其是与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合作主持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界影响颇为深远。
在《“城市”怎样“阅读”—— 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与困惑》（2013）中，我谈及：“只要用功，我们谈古代城市，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而一旦涉及当下的中国城市，则很可能捉襟见肘。有幸（或者说不幸）经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高歌猛进’因而也最容易‘百弊丛生’的时代，像我这样既非身负重任，也非学有专长的人文学者，做不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三立诗），那就只能写点针砭时弊的杂文随笔，为大时代留点印记。说到这里，我终于想清楚了，自己之所以作城市研究而不够专注，著述体例芜杂只是表象，关键是内心深处一直徘徊在书斋生活与社会关怀之间。之所以采用两套笔墨，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路：在与学界对话的专著之外，选择了杂感，也就选择了公民的立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当初长枪短棒一起上，以为还能“闯出一番新天地”；最终结果，不说落荒而逃，起码也是志大才疏，除了若干单篇论文，仅收获了2020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的《记忆北京》与《想象都市》两册小书。
2024年11月8日我在上海“文明互鉴与城市中国”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为何以及如何谈论城市》（《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作为“举例说明”，谈了自己探讨北京、深圳与潮州这三座城市的心得——此三城的历史、体量及重要性明显迥异，如此新旧杂陈、大小并举，除了有压在纸背的个人情感因素，更希望从中透露出某种眼光、趣味与方法。现场发言时，我谈及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谈论城市时，除了坚实的学理、开阔的视野、独立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跳出北京谈北京”“跳出上海看上海”，避免成为单纯的政策说明。具体到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我只有零碎的阅读与感受，寥寥几篇文章，根本拿不出手，因而不想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马娇娇：第三个关键词：“图像”。您深耕图像研究，已出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等12种包含图像资料的书籍。但您一再强调：在图与文的博弈中，文字具有“不可替代性”，“视觉文化霸权”只是一种假象。请问您如何看待图像媒介的独特性？又该如何平衡“文本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关系？
陈平原：我确实出版了不少使用图像资料的书籍，但不见得都有学术价值，有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图文书”。“左图右史”的说法古已有之，而“读图时代”则属于当代人的发明。强调图像作为传递知识的重要途径，这点没错，只是不宜无限扩张。20年前，我曾发表《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学术界》2004年第3期），辨析国人对于“读图时代”的理解以及图像使用的利弊，强调“文字魅力的保持”十分必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
除了作为资料准备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和《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我真正下功夫的是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从1996年起笔，到2017年夏天收工，前后折腾了21年。当然，中间穿插好多别的著作。此书出版后，获得深圳读书节“2018年度十大好书”之首，以及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24），不仅如此，该书市场反应也很好。以我的固执与笨拙，难得有如此两头兼顾的“好书”。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第一章末尾，有这么一段话：“在近代中国知识更新与社会转型的大潮中，不同媒介发挥不同的功用。不曾‘独唱’或‘领唱’的晚清画报，其积极配合演出，使得此‘时代交响乐’更为雄壮与浑厚。尤其是时过境迁，其在启蒙、娱乐与审美之间挣扎与徘徊的楚楚身影，让无数读书人怦然心动；其以平常语调描述主潮、旋涡与潜流，促使史学家思考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其对于风俗习惯、社会场景以及日常生活的精细观察与呈现，则给研究者进入历史、体会沉浮、采撷花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这个意义上，既非先锋，也不顽固，更多体现中间立场、关注都市风情、市民趣味与平常时光、执意于‘低调启蒙’的晚清画报，值得我们追怀与品鉴。”
关于此书的创新之处，众多书评集中在以下三点。首先是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既往的画报研究大都依赖新闻史与艺术史路径的做法，将之放在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下（当然也包括对于传媒制度与技术手段的关注）进行综合研究，使得晚清画报不仅作为一种佐证材料，更成为文学史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这种方法上的创新直接带来了研究思路的打开，增进了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转型的更为丰富与复杂的认识和理解。其次，由此生成的本书的第二方面创新，是更新了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范式，即将图像研究内在于文学研究，并且特别关注图文之间的缝隙。正是这些缝隙，让我们对于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而借助图文互动，以及考察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之间的差异，则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更为多元的参照，并且深化从“叙事”角度处理图文材料的能力。“现代文学”也由此从一个学科扩大为一种方法与一重视野。最后，本书的理论贡献还指向“低调启蒙”的命题。比起或深奥或漂浮的文字来，图像在传递知识与表达立场时，更为直观、生动、表象、浅俗。从政治史看，除《时事画报》外，晚清画报全都太过温和，很少留下值得追怀的慷慨悲歌。这些平实且世俗的画家们，不怎么强调“文以载道”，而是兼及新旧与雅俗，突出可视性与趣味性。如此文化立场，正是“低调启蒙”迥异于改良派或革命派虽路径不同，却都喜欢指点江山的“高调启蒙”。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高度自觉，不仅上下求索、广采博收，而且追求“法从例出”：对于时事，需要保有敏感，但又要重视画报独到的立场与特征；借力史学训练，但又不被既定结论收编；对于知识，需要有从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处理的能力，但又要细腻区分与体贴“低调启蒙”与“高调启蒙”的差异；对于趣味，需要通过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眼光加以彰显，但同时也需要将之与大的历史框架与历史命题相互碰撞。
同样关注图像的生成与传播，本书与一般美术史著不同，除了大的历史视野，更有对于图像的解读、对于形式的敏锐，以及对于文体的关注，尤其关注图像与文字的博弈。与其说是成功的“视觉文化研究”，不如说更多体现文学史面向不同学科的开放性。我多次谈及，作为传递知识及情感的重要工具，文字越来越面临图像以及声音的挑战。中文系的学生或许应该打开视野，不仅仅满足于“说文解字”，还得学会理解声音的魅力以及图像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多起来了，但路该怎么走，因人而异，我只是作了初步尝试。
马娇娇：第四个关键词：“声音”。您在《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等著述中，曾反复申明“声音”对于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社会动员、文化传播、学术普及的重要作用。能否请您谈谈，听觉文化研究如何促成传统文学研究的媒介转向？特别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声音档案的发掘与阐释可能打开哪些新的面向？
陈平原：最近20年，谈现代中国的思想、教育、文化、文学等时，我特别关注“声音的中国”和“文字的中国”两者之间如何互相补充，交替阐释。最容易进入这个话题的切入口，便是演说，因其可大可小、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可以是日常生活，也可以是家国大事。
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6）、《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2020）三书中，我先后讨论了“演说”与现代中国的白话学术、文学课堂、文章风格的关系；而在《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2023）中，则是从文章与学问扩展到政治与美学，比如演说的引进与传播、演说的技术与训练、无边的国事和有声的文学、演说和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等。
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演说本身并不透明与自足，而是严重受限于外在的政治思潮及社会氛围，“说”什么，以及如何“演”，与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比如，晚清的文化启蒙，五四的政治抗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动员，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教育，“文革”期间的大批判运动，80年代的思想解放，90年代以后的政治宣传与学术普及，以及新世纪的文化传播等，即便“即兴演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别青睐的主题，以及特殊的表达方式。当然，也都有身不由己的内外限制——包括立场、姿态以及声调。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
在某次座谈会上，有后学直言不讳，说我作的不是真正的“声音研究”，我赶紧承认自家用心/用情不专，表面上谈“声音”，骨子里关注的却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及精神。也就是书中第一章“演说之于现代中国”谈及的，对“何为声音”以及“听觉文化”未曾仔细分辨，而是基于文学史立场，关注学界谈论学堂乐歌、国语运动、读诗会、口传性与书写性的张力、白话写作与“心声”的关系等，还有晚清唱片业及速记法的传入、无锡国专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20世纪30年代朗诵诗运动的兴起、抗战中笳吹弦诵遍神州的大学校歌、“文革”中遍及城乡的高音喇叭、90年代的古诗文诵读工程、世纪末崛起的未名湖诗歌节等具体而微的兼及制度/思潮/技术及审美的“声音”。换句话说，对近年西方传入的较为时尚的“听觉文化研究”以及“声音政治批评”，我缺乏理解与响应。
将论题集中在近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特别在意“声音的中国”与“文字的中国”二者之间巨大的张力，这是我治学的特点——量力而行，知所进退，不会贸然闯入完全陌生的领域。当然，这么一来，必定与很多极具魅力且有理论深度的论题擦身而过。而在北京大学（第一届）、河南大学（第二届）、中山大学（第三届）召开“有声的中国”系列工作坊，其实是明白自己的局限性，希望引入更多可作为后援的生力军，从跨学科、跨媒介、长时段的视野，共同探索声音研究的多重可能性。
第一届工作坊上，我的主旨发言题为“人文史及声音研究”，更多属于报幕性质，只是介绍自家思路及会议缘起，并无实质性推进。第二届我发表《有线广播及大喇叭的政治/文化功能——1970年代粤东山村的声音记忆》，初刊《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4期，将国家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的琐碎记忆相勾连，描述“文革”期间中国乡村的信息传播、政治动员与文化生活，自以为写得不错。第三届我准备提供《讲台上的国语、方言与乡音——兼及王瑶先生与我的故事》，单看题目，就知道不纯粹是“声音”或“现代文学”问题，依旧偏于思想史及文化史思路，且兼及史实考辨与怀旧追忆。另外，还有三篇正处在资料准备与思路磨合的阶段。与其说在为“听觉文化研究”探路，不如说是逐步完善自家的《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马娇娇：我们注意到，您最近正在关注“AI时代的人文教育”这一命题。在人工智能深刻变革人类认知范式的今天，一方面是时有出现的“文科无用论”，另一方面是“提示词工程”等技术崇拜，在此背景下，您认为传统人文教育该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价值与使命？
陈平原：新年头四个月，我突发奇想，做了件自认为很有意义的事——那就是立足本身工作，回应时代话题，谈论迅速崛起的AI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先是在元旦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短文《人文学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战的准备》，后又在2025年2月12日《中华读书报》发表《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引起广泛关注。接下来兵分两路，一是应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策划《AI时代的文学教育》书稿；一是在北京大学主办的“AI挑战下的人文学术”以及河南大学主办的“AI时代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上做主旨演说，谈论《人文学者：怎样与AI共舞》，以及《AI时代的教育理念与方法》。6月25日《中华读书报》刊发的《人工智能四重奏》，乃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的《AI时代的文学教育》一书的序言，因全书分“AI与人类命运”“AI与诗文写作”“AI与人文教育”以及“AI与课程教学”四辑，故有此题。
在约稿函中，我写下这么一段话：“世界史上，每次特别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伴随一定的价值重组、社会动荡，以及知识结构的变迁。这回自然也不例外。若干年后，震荡期过去了，回头看，今天的好多想法与论述，很可能显得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寻路的迷茫、痛苦与挣扎，值得尊重与保存。今天的所有思考与表达，都当作如是观。”无论是集体编撰的书稿，还是我的几篇相关文章，其实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AI时代的教育理念与方法》第三节“文科前途与为己之学”，我谈及自己对人文学的前景，依旧保留谨慎的乐观。就说招生规模吧，接受专访时，记者让我预测2050年中国大学的招生情况。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我不仅不认为到那时候文科生的比例会进一步下跌，甚至认定度过这个阵痛期，人文教育将触底反弹。与其说我太乐观，不如说我很保守。因为，我之所以认定未来中国大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文科招生数量，那是因为理工科解决外在问题，一旦实现，可以迅速推广，若走不到最前沿，很容易被覆盖。人文学面对个体的生活经验与心灵问题，更多考虑精神及文化需求。因此，大学里的人文教育有很好的退路，那就是回到传统读书人的传道授业解惑，以及注重修身养性。
传统中国教育看重的是文化传承，当老师的，完全可以“述而不作”；现代教育注重创新，大学教师“不发表就死亡”。我们已经习惯于自我吹嘘或恭维他人在不断地“填补空白”、有许多“创新之处”。可严格意义上的“创新”，谈何容易。AI迅速迭代更新，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创新”的门槛。原先那些花了不少力气的“突破”，在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面前，很可能变得不值一提。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与动力吭哧吭哧地攀登吗？想想也是挺残酷的，当有一天你发现无论怎么卷，都卷不过AI时，何处是归途？
第一流的文人、学者、科学家永远需要，也永远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至于社会底层的努力，同样不可或缺。关键是中间这一大块，面对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很可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需重新调整心态与位置。恕我直言，随着AI的不断进步，不少昔日花了很多心血完成的论著与科研成果，不再值得夸耀。
在去年年底完成的《读书的“阴晴圆缺”》（《中华读书报》2025年1月1日）中，我解释自己为何一再宣扬古老的“为己之学”，乃基于正反两方面的考虑：“积极且正面的，那就是沿袭我一贯的思路，强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注重读书的自我修养与提升；消极且反面的，那就是意识到科技迅猛发展，普通人根本竞争不过AI，怎么办？选择为自己而读书，也挺好的。”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人类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寿命明显延长，因而闲暇时间增加。有时间、有心情、有金钱，但不见得就有能力从事创造性劳作。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永远属于少数人。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努力，都竞争不过AI。这样一来，带有自娱性质的传承文化与修身养性，很可能成为教育的主要功能。也正是基于此判断，我才会再三提倡“为己之学”。
与此相关，中等及以下水平的大学，与其努力提高专业性与创新水平，不如强调通识性与适应能力，培养有（专业）知识、有（文化）修养、有（艺术）趣味、能思考、善交流、身心健康的大写的“人”。夸张点说，今天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开放大学与老年大学，其提倡终身学习、凭兴趣读书、跨学科修课，而不强调“创新”与“突破”，反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若此说成立，放宽视野，大学里的人文学科，不仅不会缩减规模，而且还可能扩大招生——在我看来，这将是大概率的事。
（本文由马娇娇访谈、整理，经陈平原教授审定，原刊《上海文化》2025年10月号。）
【作者简介】
陈平原，1954年生，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至善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有声的中国》等著作四十余种。
马娇娇，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解放区文艺研究等。
主编：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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